• <table id="zigek"></table>
  • <acronym id="zigek"></acronym>
    <big id="zigek"></big>
    <tr id="zigek"><s id="zigek"></s></tr>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政治論文 > 政治學論文

    和平學學科研究與發展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014字

      一
      
      和平學(Peace Studies)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 、和平教育( Peace Education) 與和平活動(Peace Activism)。和平研究集中于知識分子和學術的層面。和平研究包括所有相關學科,比如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地理學、心理學、生物學、醫學、宗教研究、法學、經濟學等,和平是所有研究的價值導向。和平教育主要是各類學校基于和平研究的和平課程,其目的是獲得如何通過非暴力實踐實現和平的知識和技能。和平活動包括維護婦女或兒童的權利,防止性暴力,抗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反對種族歧視的解決運動,甚至包括動物保護。和平活動的實施主體可以是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可以是某個社會倡議活動或和平運動。和平學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一個更加公正與和平的世界,重點是探究如何用和平方式實現和平。

      和平學的學科基礎是成立于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和平研究機構,其中奧斯陸的“和平研究所”,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和平與沖突研究系”,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和平研究所”最具代表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改變對戰爭態度的轉折點,大戰促使他們思考未來安全的新方案,和平學由此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聯合國的建立,進一步推動了和平學的創建,很多高校開設圍繞和平問題(常常涉及戰爭)設計課程。

      在 1963 年,沃爾特·艾薩德等人在瑞典創辦了“和平研究協會”,主要成員包括肯尼斯·博爾丁和阿納托爾·拉波波特。1973 年,該組織改名為“和平學協會”(Peace Science Society)。該協會組織世界性的年會,創辦了《沖突化解雜志》和《沖突管理與和平學》兩本雜志。1964 在瑞士成立的“國際和平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PeaceResearch Association) 是和平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它不同于“和平學協會”的定量分析,而是關注制度和歷史的視角。之后,一些隸屬于“國際和平研究協會”的區域性組織也紛紛建立,比如,“亞太和平研究協會”、“和平與正義研究協會”(北美地區)。

      20 世紀 80 年代,由于對核戰爭的擔憂,和平學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冷戰后,和平學的課程從關注國際沖突,轉向更加復雜的問題,諸如政治暴力、人類安全、民主化、人權、社會正義、福利、發展等,目的是探討可持續的和平形式,并得到一些國際組織的支持,比如聯合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盟、世界銀行和國際危機組織。

      和平學可以與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社會學甚至商學院等隸屬于同一個學院。隨著學科的擴展,許多世界知名學府都投入更多資源于和平學的研究,比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英國布萊福德大學(培養和平學專業的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等。目前,全世界大約有 400 所高校設有和平學機構,其中一些機構具有和平學研究生學位的授予權。作為一個只有 50 年歷史的學術領域,和平學已經形成了包括文獻(書籍和期刊)、學術群體、課程體系、教學傳統(包括課堂教學、體驗式學習、實習、國際研究)在內的學科體系。

      絕對的和平主義者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軍事力量,但多數和平學者并不持有同樣的觀點,比如他們贊同正義戰爭的合理性。和平學者的紐帶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致力于發現基于正義的和平解決方案,創建某種有助于實現和平的知識和實踐體系,這些在歷史上卻一直被有關的戰爭研究與實踐所忽視。和平學并不反“軍隊”,許多和平學者與軍人展開對話,很多軍人也是和平學的支持者。但是,西方有人卻指責和平學具有意識形態背景,認為和平學是一種左派的政策。比如,他們說,和平學之父加爾通就贊賞菲德爾·卡斯特羅,也贊揚毛澤東在中國的徹底解放運動,并認為美國是一種“新法西斯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平沖突研究》是世界上最暢銷的和平學教科書,該書作者在書中稱贊列寧,因為列寧堅持只有革命而不是改革,才能夠阻止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發展。該作者因而被指責為含蓄地支持社會主義,甚至有學者得出結論,美國高校從事和平學的學者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或極左翼的教授。

      和平學有三大特點:跨學科與跨文化研究、理論聯系實踐、多緯度分析層面。在當今世界,和平涉及的問題,通過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單一學科已經很難做出滿意的解釋。比如,國際關系研究是以國家為中心,關注焦點是“國家利益”和政治精英,即力量均衡、權威、外交、戰略和政策的制訂。國際社會中的其他角色,諸如,個人、團體、運動、非政府組織等沒有被考慮在內。和平學將全球作為研究對象,同時關注民族國家內部不同層面間的相互作用。它關心從人際關系到國際關系的所有層次上的相互作用,它的價值基礎和行動目的都是為了替代暴力。和平學通過所有學科忽視或潛在的觀點開展研究,鼓勵任何一門學科為和平學的理論和實踐做出貢獻。跨文化是和平學的一種范式,但由于和平學的機構主要是在西方國家,跨文化特點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這一狀況的改變有待于中國等東方和平學者的努力,將東方傳統文化整合其中,推動和平學的發展。

      和平學有很強的應用性,研究目的在于維護和平和防止戰爭。比如,和平學也研究國際軍備控制和核裁軍問題,這也是國家安全或戰爭研究的研究主題,但它們的研究目的是不同的。和平學探求的是戰爭原因與獲得和平的條件,而不是贏得戰爭的軍事策略。很多和平學者長期參加和平組織的活動或和平項目的工作,將貧窮和疾病等現實問題作為關注的議題。和平學者大多在以下領域開展工作:軍事區、外交政策、人權、社會和經濟公正、環保、法律、新聞業、政府、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和平組織、私人國際志愿組織。很多人執教于有和平學專業的院校,或在中小學、培訓機構講課。和平學課程內容與現實主題緊密相關:

      比如,和平教育、非暴力教育、暴力防御和沖突化解等課程,它們有助于處理校園暴力問題。教學課堂體現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是一種實驗室,集思廣益,為和平建設提供最佳的方案與政策。

      和平學將和平與暴力問題分成四個分析層面:個人層面、國家層面、國際層面和生態系統層面。個人層面主要集中于人類本性和政治領袖對戰爭的影響,認為社會轉變源于個人的動機和價值體系,和平意味著人在精神上的寧靜,威嚇感覺來自于主觀恐懼和客觀標準的缺失。在國家層面的分析認為,許多民族國家是多文化國家,建立在部落、民族主義、種族、語言和宗教基礎上的歧視,都與國家內部的沖突有關,不同社會集團間的競爭也是沖突的緣由。在國際層面上,國際事務決定權的分配存在不平等的現象,權力分配影響到國家間政治和經濟關系的性質。和平學考察國際合作是為了提高個人和團體的利益,但人的利益又受到環境污染和氣候變暖問題的影響,這些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加以治理①。

      二

      在和平學范疇內,沒有戰爭只是一種消極和平。和平學特別關注另一種和平———積極和平的構建,其內涵超越了傳統和平的定義。積極意味著消除了饑餓、暴力、踐踏人權、難民、環境污染等問題,它意味著創建了一種社會環境,人們可以在其中富裕生活和體面生存。和平學提出了積極和平的概念。積極和平包括獲取食物和干凈的飲用水,婦女和兒童的教育權,既有身體傷害的安全,又有其他的不可侵犯的人權,“公正的和平”是唯一的可持續的和平形式。積極和平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自然和平:物種之間的合作而不是斗爭。

      二是直接的積極和平:由言辭和物質上的仁愛組成,有益于自我和他人的身體、思想和心靈,關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愛是它的縮影,即身體、思想和心靈的交融。三是結構的積極和平:以自由取代壓制,以平等取代剝削。完成這種取代的方式是,對話而不是滲透,整合而不是分割,團結而不是孤立,參與而不是邊緣化。四是文化的積極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識形態、語言、藝術和科學內,在學校、大學和媒體中,建立一種積極的和平文化。它意味著打開而不是抑制人們的不同傾向和才能②。

      積極和平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加爾通教授提出的結構暴力、文化暴力的概念。1969 年,加爾通發表了題為“暴力、和平與和平研究”的論文,第一次將結構暴力納入和平研究的范疇。人們過去關于暴力概念的定義,只是根據人們身體或健康方面遭到的傷害,而且是故意行為所致。如果這是暴力的全部,那些完全不公正的社會體系將依然與所謂和平并存。為此,加爾通認為,暴力定義主要體現在“現實的”和“潛在的”這兩個單詞上,暴力可以定義為“潛在的”與“現實的”之間差距的原因,即人們應該得到與實際得到之間差距的原因。暴力可以增加潛在與現實之間差距,也可以阻止兩者差距的減少。很明顯,加爾通擴大了暴力的內涵。在能夠避免的情況下,如果潛在的依然高于現實的,暴力就是一種存在。結構暴力通常表現為:人的重要權利被否認,比如人的經濟滿足、社會、政治和性別的平等權利。當人們食不果腹甚至因貧窮而死的時候,暴力就發生了。同樣,當人們遭受能夠預防疾病的痛苦,當應有的教育、住房、工作的機會被剝奪,暴力也發生了。暴力不一定伴隨炸彈和槍炮。文化暴力則被認為是其他暴力形式的源泉,它肯定直接暴力和文化暴力的合理性。文化暴力存在于宗教、法律、意識形態、語言、藝術、經驗性科學、宇宙論(cosmology)中,并通過學校、大學和媒體進行傳送。文化暴力產生了社會中的憎恨、恐懼和猜疑。宗教將人群分成不同的種類,激進的民族主義可以導致戰爭。

      有些結構性暴力(如歧視)就是建立在性別和種族的文化標準上的,由于階級或職業不同,人也因此被劃分為更有價值或不重要。

      ③非暴力是和平學的核心概念,也是和平學者倡導的實現和平的重要手段。圣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實踐者。

      非暴力與道德和宗教傳統有關,特別是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和平派。在實現和平的斗爭中,非暴力已經超越了宗教的概念,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試圖達到建立積極和平和避免戰爭的目標。

      在非暴力政治的范疇內,信念和責任是共生的。

      這里的非暴力不是純粹的說服,而是管理沖突的一種力量,它通過非暴力方式調節人們共同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非暴力行動是一種行動,甚至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行動。在積極的非暴力中,信念和責任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在一個社會中,我們可能做到既承擔責任又遠離暴力。非暴力可能是一種戰術武器,用來戰勝某個人或實現特定的目標。例如,非暴力可以利用社會心理機制,以狡猾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意愿并反對其他人的意愿。從這個角度來看,非暴力成為了一種政治手段,與其他的政治手段一樣。但這種非暴力不是和平學倡導的非暴力。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傳統思想中,非暴力不是實現特定利益的一種方法,而是開啟一個尋找沖突化解的進程,其基礎是沖突雙方共同管理沖突并實現沖突轉化。非暴力不是手段而是框架,一個解決方案可能會在其中被發現。在這個意義上,非暴力疏通了道路,促進了沖突化解。

      在實踐中,人們有時會低估非暴力的力量,甘地最注重的 Satyagraha 概念常常被翻譯為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這就如同將善定義為“邪惡的缺失”一樣,忽略了其積極的力量。甘地認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 Satyagraha,他們只有具備了 ahimsa(非暴力的愛)才能擁有這種精神力量或心靈坦白。非暴力行動不是為了實現自己利益,而是實現雙方將來都可以在其中滿意的生活的沖突化解④。因此,非暴力行動要保持整個過程中的無暴力,即使在對手想采取暴力行動時也是如此。暴力是可行解決方案的主要敵人。暴力方式的結果總是單方感到滿意,因此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非暴力原則基于這樣一個信念,即在非暴力的空間,一個促使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的進程正在發生之中。正如甘地所言:通過非暴力“可以發現并觸及真理”。

      ⑤和平學范疇內的沖突化解過程就是消除直接暴力和結構暴力的過程,強調的是用非暴力方式來處理爭執的技巧⑥。它試圖避免沖突談判中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勢或壓迫,盡力滿足各方的需要,培育沖突中所有人的安全、身份、自立和生活質量⑦。和解只能在非暴力沖突化解基礎上才能實現。和解是一個進程,是沖突各方通過共同努力,創造性地實現沖突的轉換。沖突的結束和停戰協議的簽訂不是和平努力的結束,而是和平與和解進程的開始。和解是一種空間,沖突各方在那里相會,關注雙方的關系,交流雙方的感知和經驗,并創建新的感知和分享新的經驗。因此,和解是一種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

      歷史表明,戰爭的發動比戰后的和解要容易,在很多情況下,和解甚至很難走向一個可持續的結果。在內戰的情況下(如敘利亞),戰爭創傷特別難以痊愈。過去和睦相處的朋友成為敵人,有時還不斷發生暴力沖突(如在巴爾干戰爭)。即使沒有相互殺戮,他們也會由于種族、民族或宗教團體(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穆斯林)而相互對立。這些人的戰爭創傷的愈合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盡管如此,戰后的和解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戰爭結束后的生活依然需要繼續,整個社會或特定人群(政治家、宗教領袖、歷史學家、記者、教師等)有責任積極尋找和解方案。有的和解是在經歷了長期停滯后才真正開始,比如德國與波蘭戰后多年才真正開啟了幾十年的和解行動。當然,有些和解進程遍及整個社會生活,沖突雙方往往非理性地長期保持仇恨,和解進程也隨之非常漫長。

      三

      在 2001 年,也就是聯合國將 9 月 21 日確定國際和平日的同一年,聯合國開始實施“世界兒童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十年計劃(Culture of Peaceand Non - Violence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有人認為,這個計劃的標題中將和平與非暴力并列是沒有必要的,在語言修辭上甚至是一種錯誤,因為和平與非暴力意思相似,和平文化也只能通過非暴力才能實現。然而,在人類歷史上,暴力往往成為實現和平的重要手段,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動力。世界未來是孩子們的,聯合國的十年計劃就是希望未來的和平締造者們知道,和平的文化只能與非暴力相連。換句話說,目的與手段必須一致,除了和平方式之外,沒有其他路可以通向和平。在 2001 年到 2010 年期間,這項任務得到了持續和深入的發展,特別體現在和平研究、和平教育與和平行動為主要內容的和平學的發展。通過這些活動,和平倡議已經內在化,人們對和平的理解也在發展。按照聯合國的觀點,和平只能采取非暴力方式才能實現。很明顯,聯合國認為有必要確信,未來的和平只能理解為非暴力,所有為了全球“和平文化”的行動都必須認識到這一點。聯合國對和平的闡述具有很高的道德標準,但卻基于我們的愿望與能力,特別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非暴力經歷,它實際上是現實主義的。

      關于全球化問題的討論業已很多。但是,我們對于和平研究與和平建設的思考,主要是尋找全球化的機遇和積極的可能性。我們認識到,這種全球性思考和行動的機遇是全球意識、責任和團結的結果。相互依附和緊密聯系的經濟網絡也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撕破全球網絡的冒險行動。國際互聯網發展背景下的一個穩定而強大的經濟網將有效地阻止戰爭。國家互聯網的活動,特別是青少年的活動將帶來一種全球性的跨文化、跨宗教和跨國家的網絡,這是人類期盼已久的夢想。和平是人類的夢想,每個人都有責任。和平不僅是沒有戰爭,而且意味著消除饑餓、難民、污染、歧視等問題,從而創建一種和諧共生的全球環境。這樣的和平目標是人類社會最偉大也是最有挑戰的工程,需要大家的持久努力和不懈探索。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中所言:“通過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動,讓和平理念的種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發芽,讓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星球生長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⑧。

      需要指出,戰爭的循環發展最終只能致使地球的毀滅。正如愛因斯坦所言,我們必須進行一種新的思考,戰爭不能再作為人類的一種手段,否則人類消亡的日子將很快降臨。這個新的思考,應該是一種創造性的思維方式,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實現沖突轉化,實現世界的和平⑨。在一個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具備了激發這種人類潛能的條件,特別是青年人,無論來自哪個國家,他們的共同性越來越多,共同的夢想,共同的時尚,共同的挑戰。暴力傷害我們人類自己,在今天看起來比過去更加沒有意義。宗教試圖通過團結民眾創建更好的世界,但宗教沒有實現社會網絡正在實現的東西:世界可持續的全球化以及通過國際互聯網實現世界文化的統一性。這一媒介蘊含著和平的潛力,它們存在于年輕人喜愛使用的百度、Skype、QQ、優酷網、臉譜網、谷歌、微信中。青年人通過手機短消息系統,甚至通過發送幾個符號就可以相互交流。人們可以使用互聯網搜索引擎,獲取各地源源不斷的信息。當然,很多傳統的東西依然存在,但我們的地球正在成長為一個統一性的世界。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最近出現的新情況,也是和平建設的新機會。我們正在意識到,我們的世界是一個超越的世界,它是包容全部的一種結構,也是一種穿越全球的運動。我們生活在一個超越的世界里,意味著合打一把傘,同在一個屋檐下。

      歷史學家約翰·R 麥克尼爾和威廉·H. 麥克尼爾在《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書中展現了世界歷史的輝煌全景,其內容架構就是以人類聯系網絡為主題。隨著語音、遷移和原始農業團體的興起,我們祖先形成了第一個人類網絡。大都市網開始整合到古老的世界網絡中,并與歐亞大陸和北美連接起來。在上個世紀,地方和區域網合并為一個日益緊密的世界網絡。在探求效率和利益的驅動下,人類設計出日益復雜的社會組織,創造了財富和權力,同時也有不平等和社會的對立。麥克尼爾闡述了人類之網的構建與擴大或相互聯合,從而促使文化和文明更緊密的結合起來。

      網絡社會的出現是通過交通、通信、經濟、政治以及與環境的互動而實現的。文化的全球趨同性是和平建設唯一的結構要素,而結構的變化是個人變化的結果,也是其條件⑩。

      在全球化和網絡化背景下,各國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的特性依然存在。文化、宗教和民族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模型。第一種是“自我”(Ego)模型,即我的文化、宗教和民族是最好的和更高的。在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認識里,所有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不能與我自己的相提并論。然而,現在同意這種古老觀念的人越來越少,特別是青年人。第二種是“多樣性”(Multi)模型,它是一種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之間相互共存的生活世界。第三種是由不同元素組成的互動性(Inter)模型,它表明我們的文化、宗教和民族就是通過相互作用、交流與合作而存在發展的。“融合”(Trans)是最高層次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我們的感覺是坐在同一條船上,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有相同的經驗、相同的愿望和相同的麻煩(例如生態問題),所有人在一個全球社會網絡中結為一個整體。

      當然,每個人因為自己的喜好緣由與價值取向,而具有與其他人不同的特性,這是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事實。但現在應該更多地關注統一性、普遍性和融合性,因為差異性的永久性討論會形成某種錯誤觀點,即認為差異性是主要的現實存在。

      差異性不是不重要,但這些差異性在我們的主要社會現實中只占次要的位置。特別是密集的經濟網絡和數字通信,它們標志著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這個世界的特征是跨文化、跨宗教和跨民族。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以及社會網絡活動,都展示了過去不曾有過的人與人的聯合。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情況,采取一種新的方式去探討和平建設的可能性,特別是探究社會化網絡框架內的和平潛力。當然,在由共同的生活方式、密切的經濟紐帶和數字連接的統一的世界里,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基本現象將會繼續存在并發揮作用。

      遺憾的是,目前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生活是由國際政治沖突(或隱含其中的經濟沖突)主宰的。

      所以,我們生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沖突的解決。政治的本質是沖突政治,政治無時不在,未來也是這樣。沖突總是存在,我們需要通過政治行動來實現政治力量的平衡。但未來地球的命運不能再依賴于政治或經濟力量的肆意主宰,而是需要一個溫和而有效的全球管理。地球首先需要一種高度專業和功能完善的管理,來解決生活中的經濟和生態問題。人類社會未來的重點是管理而不是政治。在此基礎上,政治必須為一種面向共同性、全球性和聯邦化的行政管理服務,而且只可以作為一種內部政策。在全球化氛圍下,政治行為和管理措施面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挑戰,主要通過人際交往的共同文化來決定如何去做。全球管理負責處理非暴力沖突轉化的問題,工作和消費的問題,教育和學習的問題,音樂和運動的問題。而且,全球青年其實已經連為一體,不僅由于相同的時尚和品味,而且源于同樣的政治疏遠和文化取向。

      遺憾的是,戰爭與暴力沖突依然是人類的主要威脅。但眾所周知,太陽圍繞地球轉,婦女沒有選舉權,決斗都曾經是人類的發明,人類總是用新的更符合科學和人類發展的發明取代過去的發明。戰爭也只是人類過去的一種發明,如果人們對戰爭這種根深蒂固的習慣感到絕望的時候,那么就應該用一種新的發明去取代它。因此,我們應該用非暴力取代暴力,用和平文化來取代暴力文化。暴力特別是戰爭正在開始成為一種過時的東西,我們已經有足夠的智慧去尋找其他解決沖突的方式。在全球化網絡化世界里,我們可以也必須創造持續的需求,它們不是暴力的政治對抗,而是非暴力的共同管理。

      和平學需要探求我們現實生活和世界歷史中的非暴力的資源、行動與原則。現代人也需要學習掌握不同文化中的和平與化解沖突的方法。比如,西方人應該更多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平思想;中國人應該了解更多關于和平的現代理論以及甘地、馬丁·路德·金等遺產。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千年開始之際,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學科與英國考文垂大學和平與和解中心建立了合作關系,目的是在中國高校建立和平學中心。十多年來,南京大學出版和平學著(譯)作 20 余部,其中包括中國第一部和平學高校課本《和平學》,第一套中小學和平學讀本《和平成長叢書》,第一套中國傳統和平思想著作,第一部和平學譯著《暴力之后的正義與和解》;南京大學在國內最早開設和平學課程,最早培養和平學方向的研究生,最早召開和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華東地區、西北地區、東北地區、西南地區),幫助其他高校開設和平學課程。和平學的價值取向就是“和平”,這種價值體現為追求目標與實踐手段的統一。南京是中國的和平學研究中心,戰爭遺產是南京的一個現實問題,促進和平可以是另一種的紀念。我們主張在中國大力開展和平研究,大力推廣和平教育。我們要讓全世界真正明白,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而一個大國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戰爭時代的來臨。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自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傳統和平思想的大國,中國理應引領世界向著一個真正和平的方向前進。和平學是面向未來的倡導和平的學科,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與世界和平共存的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范式與實踐路徑。因此,無論是和平學的學科建設,還是和平建設的社會功能,都值得我們去大力推廣和平學。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159彩票{{转码主词}官网{{转码主词}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