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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美國政黨認同理論的發展梳理

    時間:2015-03-31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719字
    論文摘要

      政黨認同是政黨政治中永恒的話題,不同學科的學者從自己的學科視角對于政黨認同的概念、來源和變化因素進行了分析。本文擬對美國政黨認同的理論進行梳理,并配以美國國家選舉研究(ANES)針對2012 年大選的數據分析予以佐證。

      一、美國政黨認同的概念和來源

      在美國,以密歇根大學為首的社會心理學派認為,政黨認同是對政黨相對穩定的心理忠誠感,來源于青少年時期的政治社會化。而以安東尼·當斯(AnthonyDowns)為首的經濟學派認為,政黨認同是選民根據意識形態和議題評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沒有穩定的心理忠誠感。

      1.政黨認同是政治社會化的結果

      政黨認同由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學者安古斯·坎貝爾(AngusCampbell)等人在1957年的《選民決定》和1960年《美國選民》兩本經典著作中提出,認為政黨認同是個人在心理層面上的對政黨的忠誠感[1(]P67)。政黨認同不要求選民具有黨員身份或者是政黨中的活躍分子,也不要求選民一直為同一個政黨投票。《美國選民》提出了投票選擇的“因果模型漏斗”,認為影響投票的有長期和短期因素,距離投票的時間由遠及近,依次是社會人口學因素、政黨認同、議題態度和候選人偏好。社會人口學因素是外在因素難以影響的,如種族、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會階級和所在地區等。政黨認同也是長期因素,它來自于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政治社會化,與家庭、學校、工作環境相關,具有相對穩定性。議題和候選人是短期因素,每次選舉都在變化。該書和美國國家選舉研究中,政黨認同測量的方法是自我歸類,回答“一般而言,你認為自己屬于民主黨、共和黨、中立者還是其他?”對于回答中立的人,追問是否對某黨有一定的傾向,對于回答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追問政黨認同強烈還是較弱,從而把政黨認同分為民主黨認同強、民主黨認同弱、偏向民主黨、政黨中立、偏向共和黨、共和黨認同弱、共和黨認同強這七類。

      密歇根學派認為,給特定的黨派投票越多,政黨認同越強烈。因為人們會尋求心理和行為的一致性,當一個人多次為同一個政黨投票或者為其輔選助選后,其心理認同會隨行為得到強化。并且,隨著政黨認同的建立,政黨會成為其成員獲得政治信息的重要來源,而政黨會選擇性呈現對自己有利的簡化信息。當人們從某個政黨的視角去看待候選人、議題和政績時,會在潛移默化之中受到政黨的影響,從而對本黨的印象更加正面,與政黨的觀點更加接近,政黨認同更加穩定。

      2.政黨認同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經濟學派認為,政黨認同是人們根據自身偏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政黨認同的持續來自于政黨意識形態和政策的相對穩定性,而并非人們對政黨的心理歸屬感。經濟學者安東尼·當斯在 1957 年提出了“空間模型”,認為人們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傾向于選擇意識形態或者政見與自己最為接近的候選人。選民們把自己和候選人的意識形態(左與右)光譜上進行定位,然后選出相對距離最短的候選人來代表自己的利益。按照“空間模型”理論,在美國兩黨制的政黨制度之下,當一個政黨候選人意識形態走向極端時,另外一個政黨的候選人應該走到中間,以獲得最多的支持群體。

      但是,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了政黨極化現象。伴隨著“里根主義”重塑保守主義價值觀,共和黨精英越來越站在保守主義立場上,而民主黨精英的觀點越來越符合自由主義。兩黨的意識形態同時兩極化,與“空間模型”的理性假設并不相符。于是,喬治·拉比諾維茨(GeorgeRabinowitz)和斯圖爾特·麥克唐納(Stuart Macdonald)在 1989 年提出了投票選擇的“方向理論”,認為美國有大量的選民對于意識形態和議題政策并不精通,他們并不會把諸多議題一一排列出來進行比較,而是只需要明確在自己感興趣的議題上,哪個候選人與自己認同的方向一致即可[2]。相對極端的觀點比中立觀點具有明確性,可以吸引這些對于選舉關注度不高、政治知識不豐富的選民的選票。但是,“方向理論”也受到了批評,認為其實證研究不能直接證明模型,或者統計結果并不顯著。

      以上兩個理論,均建立于選民和候選人在議題上有不同的偏好。與此不同,唐納德·斯托克斯(DonaldStokes)在 1966 年提出了“價值理論”,認為大眾具有一些廣泛認同的目標,政黨競爭的關鍵在于,誰可以更好地實現這些價值[3] (P419)。比如,大眾都追求經濟繁榮、和平,反對腐敗和犯罪,兩黨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和目標相同,而實現途徑或者解決方法不同。

      二、美國民眾政黨選擇的三種角度

      面對大量的政治信息,人們會挑選出自己關注的信息進行政黨評估。人們習慣于用過去的知識結構來幫助分析新的信息,而結構之外的信息經常被忽略,這種大腦的認知習慣又被稱為“圖式”。比如,以意識形態選擇政黨的人,政黨價值觀念的轉變會改變其政黨認同,而政黨執政業績不佳可能沒有重要影響;以執政業績選擇政黨的人,對政黨理念并不在意,他們更關注經濟的起落和自己的生活質量。當然,意識形態、群體利益和政績又是相互聯系的,有的選民會綜合考慮這三個因素。

      1.選擇與自己意識形態接近的政黨

      美國有兩大主流意識形態:偏右的保守主義和偏左的自由主義。在經濟方面,美國保守派思想與經典自由主義非常相似,主張小政府,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而當前的自由主義又被稱為進步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幫助弱勢群體。在社會方面,保守主義支持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和基督教道德,反對墮胎和同性戀,認為移民對美國價值觀有不良影響;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社會,在墮胎、同性戀和移民問題上相對寬容。美國共和黨人大多數支持保守主義,民主黨人大多數支持自由主義。

      美國兩黨由于支持不同的意識形態,會有主張不同的政策政見。很多共和黨人相信,給富人減稅可以產生“涓滴效應”,讓企業蓬勃發展,進而帶動整體經濟增長,增加社會財富,促進就業,從而惠及窮人。而大量福利會削弱自立自強的精神,養懶人。面對財政赤字,共和黨通常反對增稅,主張縮減政府規模,減少社會福利。在社會方面,共和黨反對同性戀婚姻,在墮胎問題上更重視腹中孩子的生命權,對移民的限制措施比較嚴格。與之相反,很多民主黨人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加公平的環境和更多的機會,但是反對政府限制公民自由,對社會多樣性持寬容態度和政策。美國總統奧巴馬是民主黨人,他主張醫保改革,讓醫保覆蓋更多的美國人;主張提高美國的最低工資,從每小時7.25 美元上漲到10.10美元,以改善底層勞工的生活;主張同工同酬,抵制男女薪資不平等。

      因此,意識形態是政黨選擇的重要因素,意識形態越強烈的人,越傾向于選擇與自己意識形態類似的政黨。但是,由于不是每個人都有成熟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也不是政黨選擇的唯一原因,所以意識形態和政黨認同的關系不是絕對的。對美國國家選舉研究中心2012 年大選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自由主義者有 81.3%選擇民主黨,14.74%選擇中間派,僅有2.85%選擇共和黨;而保守主義者有 64.79%選擇共和黨,21.83%選擇中間派,10.87%選擇民主黨。

      2.選擇代表本群體利益的政黨

      在美國,不是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和政黨的意識形態。因此,很多人把政黨看作是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根據群體利益來選擇支持的政黨。他們知道自己屬于什么群體,喜歡或者討厭什么群體,而這些群體通常會支持哪個政黨。比如,黑人、拉丁裔美國人和工會成員傾向于支持民主黨,大工商業者、大商人和白人男性新教徒更支持共和黨。如果選民對某個群體有強烈的歸屬感,而某政黨持續維護該群體的利益,則該選民很可能會對該黨產生政黨認同。選民要按照群體利益選擇政黨,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從個人和群體的關系上來說,個人對群體的認同越深,則越有可能接受群體的規范。如果個體不認為自己屬于某一群體,則不可能從群體利益的角度考量。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工人階級要有力量,首先要有階級意識。從美國國家選舉研究 2012 年大選的網絡數據部分可以看出,有 30%的民眾不認為自己屬于任何階級(41%的民眾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27%屬于工薪階級)。有趣的是,主觀的階級歸類與客觀的經濟收入并不一致,在 2011 年家庭稅前收入 5000 美元以下到 17.5 萬美金以上的 19 個等級,中產和工薪階級都有人選擇。收入越處于中間,選擇兩個階層的比例越接近,第十個等級(3.5 萬到 3.99 萬美金)的人選擇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比例基本一致。

      第二,從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差異來說,成員要意識到本群體具有特殊的共同利益。如果一個群體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就沒有自己的集體訴求,難以團結群體成員一起發聲。而個人如果沒有意識到集體利益的存在,也就不會按照群體利益選擇政黨和候選人。

      第三,從群體和政治的關系來說,如果成員認為該群體應該在政治上發揮作用,則較可能按照群體利益參與政治。相反,如果成員認為該群體不應該或者不能夠在政治上發揮作用,則不會在政黨認同和大選投票等問題上,從群體中尋找參考因素。如同馬克思關于“工人階級要從自發的經濟斗爭到自覺的政治斗爭”的論述,如果工人們認為自己只應該爭取經濟利益,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的話,工人階級就不會有政治力量。

      3.選擇政績良好或有潛力的政黨

      有的選民并不在乎政黨的意識形態,只在意政黨能否帶來好的生活。對于政黨執政能力的評估,分為回顧型和前瞻型兩類。回顧型選民重視的是執政黨過去的表現,前瞻型選民思考的是未來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性方案。

      回顧型評估的代表是凱伊(V·O·Key)在1968年提出“獎勵懲罰模型”。他認為選民們會根據現任政府的執政業績,尤其是經濟情況來投票。在經濟繁榮,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下滑的時候,很多選民會因為“好時候”獎勵執政黨,不支持在野黨。在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上升的時期,很多選民認為執政黨表現差強人意,會因為“壞時候”懲罰執政黨,支持反對黨[5(]P24)。不過,執政業績既是一個客觀問題(比如經濟增長率),又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比如民眾的生活水平)。執政績效可以分為經濟、社會和外交等多個方面,不同人對于這些問題重要性的排序不盡相同。即便是同一問題,人們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當選民判斷執政黨運行經濟的能力時,有人根據全國的經濟形勢來評判,有人根據自己及家人的經濟情況變化來判斷。

      前瞻型選民則把重點放在對未來的展望,而不是對過去的評估上。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說,前瞻性選民可能更加理性。雖然說,過去的政績是判斷未來成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但是,執政成績的影響因素并非只有執政黨能力,外在因素也經常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如國際形勢、國家經濟發展階段、自然情況等。

      在此情況下,歸因就變得十分重要,會決定選民是否會懲罰執政黨。在美國,一個選民面臨薪資下降的經濟困境,可能會認為責任在自己、在執政黨或是在反對黨。

      據此,伊恩·巴奇(IanBudge)和丹尼斯·法利(Dennis-Farlie)在 1983 提出了“優勢議題模型”,認為不良執政結果不一定會給執政黨帶來懲罰,兩個政黨都具有自己的優勢議題,誰可以將本黨的優勢提議轉變為大選中的重要議題,就可以占據優勢。比如,當醫療服務變差、失業率上升的時候,選民不一定會責怪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相對偏左,在重視醫療保險和勞工權益上有良好的名聲,人們可能會把這些方面的困難歸咎于“現在的形勢不好,沒有其他辦法”。

      三、美國政黨認同變遷的一般規律

      美國政黨認同在歷屆大選中不斷變化。其改變與生命周期理論的影響有關。生命周期理論從個人出發,認為人生階段和境遇的變化會改變政黨認同;重大事件理論從社會出發,認為重要歷史事件或政黨變化可能導致政黨與不同團體重新結盟;代際理論認為,政黨認同變化可能是由于選民群體的更替,政黨認同不同的年輕代際替換了年老的選民。

      1.生命周期理論:人生境遇改變政黨認同

      個人隨著人生階段、經濟狀況、所屬群體和家庭朋友的變化,會接觸到新的思想,其個人利益和價值觀念可能會發生改變。從經濟角度來說,人們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可能會從政府福利項目的受益人轉變為買單者,從而觀念由自由變得保守。低薪的年輕人支持民主黨的福利政策,希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增加個人收入;而到中年成為企業主之后,則希望降低職員工資,降低稅收以擴大利潤,轉而支持共和黨。以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為例,里根年輕時是一個認同民主黨的演員。但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南希家境富裕,南希全家都是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對于里根轉向共和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從社會觀念的角度來說,年輕人思想開放活躍,觀念可能比較自由新潮;而中老年人面對社會中出現的新思潮,要改變自己堅持了幾十年來的觀念較為不易,可能會成為保守派。當前,民主黨的支持者比共和黨的支持者,平均年齡要小。對于違背傳統基督教道德的觀念,比如同性戀婚姻和墮胎,年輕人比中老年人接受度高,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接受比例高。

      另外,政黨認同不僅會在方向上變化(如民主黨轉為共和黨),也會在強度上變化。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人們的政治社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隨著年齡的增加和投票的增多,人們政黨傾向的強度可能會上升,政黨的歸屬感和忠誠度會增加,改變政黨傾向的可能性會減弱。在實際生活中的表現是,如果某人多次投票給同一個政黨,則對該政黨的認同和忠誠度也會增加。

      總體而言,年輕人的投票率比中老年人低,年輕人政黨認同的變動會比中老年人多[7(]P145)。

      2.重大事件理論:社會事件引發政黨支持者重組

      重大事件理論認為,經濟危機、社會運動、戰爭、重大政治事件或政黨變化,可能會對人們的觀念和政黨選擇造成影響。政黨的意識形態、政策導向的改變可能引發政黨認同的變化,并使得政黨的群眾基礎進行重組,導致重新結盟。在美國歷史上,有三次群體性政黨認同的大轉變。

      第一次是由是否要廢除奴隸制度引起的。美國北方為了發展工商業,希望廢除黑人奴隸制度;而南方為了維持種植園經濟,反對廢奴,從而引發了 1861 到1865年的美國內戰。戰后,美國南方人普遍支持民主黨,而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等主張廢奴的地區普遍支持共和黨。第二次是由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引發的。在經濟危機之前,共和黨人擔任總統并掌握國會,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對于經濟復蘇無能為力。民主黨總統羅斯福繼任后推行新政,國家投資新建基礎設施以促進就業,并規范銀行業,建立社會保障,保護工會。這使得美國人根據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政黨認同重新定位,工人階級和窮人大量支持民主黨,工商業主和大商人支持共和黨。第三次是由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等社會議題引發的。因為民主黨支持給予黑人平等投票權,在墮胎、同性戀等社會議題上持有相對寬容的觀念,大量南部保守派的白人逐漸轉向支持共和黨。可見,重大歷史事件可能會使得政黨認同發生群體性變化,民眾原有的政治態度對于政黨認同的消長和改變具有反作用。

      3.代際因素理論:政黨認同存在“代溝”

      代際理論認為,出生于同一時代的人們,在其成長的重要時期面對了相同的事件、運動和領導人,因此,他們可能會有獨特而持續的代際特點。歷次大選中政黨認同的變化是因為一個年輕的新代際進入了投票體系,而一個老的代際退出了投票體系。兩個代際的政黨傾向不同,導致了政黨傾向明顯的變化。最初,美國政黨認同的代際研究,針對的是羅斯福新政前后的代際變化。以 4 年為一個小代際,配合每 4 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數據,觀察不同代際人群政黨認同的差異和變化。研究發現,新政前代際、新政代際和新政后代際的經濟觀點具有差異性,新政后代際偏向經濟自由主義,更支持政府的福利政策和社會保障。

      當前,美國主要有四個代際:沉默一代、嬰兒潮一代、X一代和千禧一代。沉默一代出生于 1928 至 1945年,他們出生時美國正經歷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多人兒時生活在條件艱苦的環境之中。嬰兒潮一代出生于 1946 至 1964 年,1946 年之前美國經歷了二戰,1964 年之后美國家庭開始大量使用避孕藥,因而在此之間美國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前后兩個時期。

      X 一代出生于 1965 至 1980 年。千禧一代出生于 1980年之后,結束的時間學術界暫時沒有統一的界定。他們是 2000 千禧年成熟起來的第一代人,與中國的 80后和成年的 90 后屬于同一代人。最近的代際研究認為,美國千禧一代在意識形態上自由主義傾向高于中老年代際,政黨中立比例更高,更傾向于認同民主黨。

      [參考文獻]

      [1]Angus Campbell,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Don-ald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M]. John Wiley& Sons,INC, 1964.

      [2]George Rabinowitz, Stuart Macdonald.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9.

      [3]Michael S. Lewis-Beck, William G. Jacoby, Helmut Nor-poth, Herbert F. Weisberg. The American voter revisited[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4]Michael S. Lewis-Beck, William G. Jacoby, Helmut Nor-poth, Herbert F. Weisberg. The American voter revisited[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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