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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辨別萊比塘事件背后的含義

    時間:2015-03-25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7068字
    論文摘要

      從2012年年末起,中緬關系一直受到一個名為“萊比塘”的緬甸小鎮的影響。

      2012年11月29日,由中方的萬寶礦產有限公司(中國北方工業公司的全資二級子公司)和緬甸國有大型企業緬甸聯邦經濟控股有限公司(UMEHL)合作,主要由中方投資興建的位于緬甸實皆省蒙育瓦地區的萊比塘銅礦項目(Letpadaung Copper Mine),遭受一些緬甸民眾抗議和沖擊,緬甸地方政府隨后出動警察驅散抗議者。之后,在緬甸的大城市如仰光和曼德勒等地先后多次發生抗議中國企業和緬甸政府的游行示威。

      萊比塘事件反映了緬甸各方政治力量圍繞2015年大選的激烈布局與博弈,也反映了以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各種政治力量和思潮搶占威權政治撤離后的空間所進行的競爭,更反映了國家轉型過程中政治風險的呈現與作用方式。梳理辨別萊比塘事件背后的含義,對我國警惕防范國家轉型中和社會轉型期的政治風險具有積極意義。

      一、概念解釋

      轉型是指漫長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某一特殊加速發展階段,是指一個制度系統與另一個制度系統之間的過渡期[1]5,或者一種制度系統向另一種制度系統轉變的過程,轉型的一個特色是政治規則在當下具有相當不確定性。國家轉型對政治發展具有潛在消極影響:轉型失敗可能導致政治系統崩潰重建。民主轉型是國家轉型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內容,包括全能(極權)政體、威權政體與民主政體三者間的轉化,成功的民主轉型指從全能(或威權)向威權(或民主)政體的轉變[2]5-6。

      政治風險泛指對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起負面作用的政治因素,是構成政治系統的要素之一,是政治行為發生的情境因素,不能消除,只能規制。國家和社會轉型對政治穩定具有副作用:

      膨脹人們的民主期望;增加社會(橫向和縱向)流動機會,加劇民主風險;削弱政治制度強度。國家轉型過程同時也是政治風險多發的過程,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政治風險具有潛在性、多發性、復雜性的特點。國家轉型過程最大的風險是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最突出的是民主風險。

      國家轉型必然伴隨民主擴大和鞏固,但是民主政治的建立、民主轉型與鞏固都需要一定條件。林茨和斯泰潘總結民主轉型和鞏固需要5個條件:自由和活躍的公民社會;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會①;法治;國家機器處于有效運轉狀態;市場經濟體制[2]7-15。奧唐納將轉型過程分為“自由化”和“民主化”階段,認為個人權利的擴大僅僅是自由化,只有當公民權利達到可以民主決定重大政治政策和人選時,才是民主化階段。僅僅有自由化,而沒有經歷民主化階段,并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轉型[1]6-9。當民主轉型與鞏固的條件不具備時,當民主政治系統的建立缺乏必要基礎時,民主面具之下所隱藏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幽靈就會異常活躍,并經常在轉型所造成的價值失范與制度失效中以“民主”的面貌出現,對政治穩定造成負面影響,而如何規避控制轉型中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風險,以便建立鞏固的民主政治也就成了各轉型國家所應該優先予以考慮的問題。

      二、民主改革的亂象:萊比塘事件及其背后政治力量博弈

      意大利學者比爾多說:“民主在今天是一種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宗教,是一種政府形式。”[3]無論什么政體,什么政治制度,它們都有個共同點:至少口頭上宣揚民主,推崇民主。

      在現代政治中,民主是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來源,民意是一切權力最堂皇的裝飾,任何真正強大和穩定的政治形態都必須顯示(盡管可能僅僅是擺出姿態)對民主的尊重與敬畏。一個真正穩定的政治系統至少是建立在民眾對權利讓渡的容忍上的,否則權力將失去權利的能量供給,不得不訴諸暴力和欺詐,從而導致全面的合法性危機。

      然而,民主政治同樣蘊藏危險,解決不好會對政治穩定造成極大負面影響,這就是民主風險。民主風險是指對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有負面影響的潛在或顯在的、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思想理念或者政治行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基礎與具體國情之上,既不能將其視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禍亂來源,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能將其虛空設置,放在一種元理論、元信仰的高度,而是做到有所取舍,尋求一種學理與現實之間的平衡。萊比塘事件反映了緬甸在相關程序設計與相關條件并不完備情況下,以民主化為重要內容的轉型的亂象,實質是緬國內各方政治力量在民主制度化程度不高、民主運作經驗欠缺情況下權力競爭的結果。

      萊比塘銅礦是中緬兩國合資的重點項目,從一開始就有部分緬甸民眾出于環保、拆遷補償問題反對該項目,并進行抗議,以至于項目進展緩慢。

      2012年11月19日后,抗議的人越來越多,最多時超過700人(包括部分僧侶),嚴重影響工程進展,因此,緬甸當地警方要求人群停止抗議。

      2012年11月29日,抗議升級,并有個別人沖擊項目駐地,在最后通牒無效的情況下,當地警方使用包括催淚瓦斯和高壓水槍在內武器強行驅散抗議民眾,造成數十名抗議者受傷。緊接著,在緬甸許多城市多次爆發針對萊比塘銅礦事件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抗議者將矛頭指向緬甸政府,甚至中國。面對這種情勢,總統吳登盛 (UThein Sein)于12月1日任命由昂山素季(AungSan Suu Kyi)領銜的包含多方人員的30人調查委員 會,但 一 天 后 就 因 為 “88代 學 生 運 動 (88Generation Students Group)”領袖明顧能(MinKo Niang)和哥哥基(Ko Ko Gyi)等人不愿參加而將委員會重組為16人。委員會的調查內容是“銅礦是否符合國際標準采用恰當環保技術、對社會和 自 然 環 境 的 影 響、是 否 對 國 家 人 民 有利”[4]。2013年3月12日,先后多次推延公布日期的萊比塘銅礦事件調查報告最終出臺,最終結果也不出乎多數人意料:中國萬寶礦業投資的萊比塘銅礦項目應該繼續實施,但需要采取必要改進措 施[5]。 剛 剛 在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NationalLeague for Democracy,簡稱民盟,NLD)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黨主席連任的昂山素季則親赴萊比塘礦區,向抗議者解釋報告內容,并號召大家停止抗議。

      2013年,關于萊比塘銅礦的新合同簽署:在新合同中,緬甸政府控股51%,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占30%,萬寶股份降至19%。10月,該銅礦重新開工,之后緬甸各地又先后爆發多次抗議。

      萊比塘事件并非簡單的偶然事件,而是與緬甸國內各方政治力量圍繞2015大選的角力密切相關。自1962年奈溫(U Ne Win)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吳努(U Nu)政府以來,緬甸政府一直都是典型的軍事威權政權。威權統治的結果引發經濟惡化和民眾不滿,導致兩次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分別在1988年和2007年爆發,并直接帶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緬甸的全方位制裁。緬甸軍政府在整個威權政治陷入千瘡百孔的僵局后,著手實 行 保 留 軍 隊 巨 大 權 力 的 憲 政 民 主 改 革。

      2010年,根據新憲法進行的大選結果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領導的反對派民盟缺席的情況下揭曉,出身軍政府的吳登盛當選總統,他帶領 軍 方 支 持 的 聯 邦 鞏 固 與 發 展 黨 (Union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簡稱鞏發黨,USDP)獲得議會選舉壓倒性勝利。登盛政府成立后,著手進行民主轉型。釋放政治犯,解除黨禁。

      2012年議會補選,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大獲全勝,獲得全部45個席位中的43席,昂山素季也順利當選下院人民院議員[6-7]。轉型帶來政治系統的急速變化,且遠未成型,威權撤離后也釋放出大量權力空間。緬甸各方政治勢力的意圖與計劃在萊比塘事件中都有或明或暗的顯現。

      三、民粹主義的外衣:從萊比塘事件看緬甸轉型的政治風險呈現之一
      
      民粹主義,又稱“民眾主義”或“平民主義”,其核心是強調普通民眾的價值,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依靠普通民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并把普通群眾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此外,還通過強調諸如平民的統一、全民公決、人民的創制權等民粹主義價值,對平民大眾從整體上實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縱;民粹主義依靠道德感召和精神動員來促使民眾參與政治進程[8]。從心理上講,民粹主義是一種群體性情緒的表達,它是出于對正義、平等、參與和簡單樸素等人類之愛的極度渴望而表現出對現狀、現體制的反叛與狂躁[9]。美國學者希爾斯(Edward Shills)認為,民粹主義具有鮮明的反體制性,基本上不信任那些充斥于這些機構中的所謂精英人物,認為他們不僅腐敗,而且缺乏智慧,而相反的是,人們擁有智慧和信仰,現存機制只有建立在人民認同上才具有合法性[10]。在轉型期,舊的制度逐漸失范,而新的秩序尚未完全確立,各種政治力量激烈博弈,為了吸引民眾,獲得支持,在權力競爭中脫穎而出,民粹作為有效工具就成為不掌握政權的體制內外反對派力量的一個天然選擇。

      就萊比塘事件而言,較大規模的多次抗議以及抗議的口號均帶有明顯的民粹特征,主要體現了以民盟為代表的體制內反對派和以“88代學生運動”為代表的體制外反對派動員民眾,以便在2015年大選中獲得最佳結果的意圖。體制內反對派以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為代表,因為不掌握政權,加之向來受到民眾歡迎,因此民粹意味較濃。選舉政治意味著選民的選票才是決定性資源,而占族群、宗教等重要群體分類多數的選民自然也就會左右選舉的結果。另外在選舉政治中政黨的執政能力和經驗也至關重要,而這恰恰是民盟的軟肋。對昂山素季和民盟而言,他們的劣勢在于領導層年齡普遍偏大,黨的組織結構松散,基層組織尤其不完善。由于多年被監禁在獄中,民盟高層領導缺乏執政經驗,對于改革時期緬甸復雜的政治社會狀況很難提出好的對策。

      而民盟的優勢在于長久以來替普通民眾爭取權利的“民主反對派”的良好形象,以及昂山素季“民主斗士”、“戰斗孔雀”的巨大聲望,所以民盟希望借助轉型契機,以清廉民主的形象獲得支持,動員民眾。然而作為最有希望取代鞏發黨的政黨,從體制外到體制內的變化,使得民盟對民眾動員和民粹傾向持一種比以前更復雜的態度,這在萊比塘事件上有明顯體現。一方面他們希望鞏發黨在萊比塘事件上政治上失分,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萊比塘背后還有“88代學生運動”等勢力參與,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反對黨絕對不能完全倒向民粹一方。所以,昂山領銜的萊比塘調查委員會一直非常謹慎,多次推遲最終報告公布日期。可以說,萊比塘調查報告的公布,標志著昂山素季所領導的民盟已經由街頭抗議型的政治派別,蛻變為真正具有宏大政治抱負的政黨。

      體制外反對派以“88代學生運動”為代表,他們也是民粹主義最濃厚的政治力量。目前緬甸正在進行轉型,各方政治力量對比變化迅速,政治真空和機會經常呈現,對于“88代學生運動”來說是實現理想獲得政權的大好機會,但是他們執政資源上不如鞏發黨,民眾聲望上比不過民盟,加之多年的監禁流放生活使得他們對現代政治比較陌生,所以他們只能將自己定位于體制外反對派,不得不轉向民粹主義,希望利用民眾累積的不滿情緒,依賴體制外力量來開展活動。在萊比塘事件發生后,抗議群眾中經常可見“88代學生運動”的旗幟;甚至在整個萊比塘事件中,背后也很有可能存在88代的策劃;作為88代代表人物的明顧能和哥哥基也第一時間拒絕了參加萊比塘調查委員會。萊比塘既挑起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也把矛頭指向了中國,這對登盛和昂山素季來說都是“負分”,自然最大獲利者就是88代。當然,88代也在積極尋求改變,利用2013年的“88年大抗議”25周年紀念活動改善與政府關系,并通過邀請昂山素季親自到場參加紀念活動的方式進一步拉近與民盟的關系,此外他們還通過訪問中國等方式力求改善國際形象。

      此外,萊比塘事件雖然與民族地方武裝(簡稱民地武)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對民地武來說,任何給中央政府造成打擊的行為幾乎都是他們歡迎的。一些民地武甚至認為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軍政府的支持者,對民地武的困境要負間接責任,因此他們樂于(至少不反對)看到萊比塘事件既打擊 了 政 府,又 在 國 內 煽 動 了 對 中 國 負 面情緒。

      四、民族整合的工具:從萊比塘事件看緬甸轉型的政治風險呈現之二

      相對于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定義則要更加復雜和多樣。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基于(廣義)利益的矛盾與競爭構成了人類分群的基礎,也為人類發展提供了動力。民族是最重要的認同身份和群體分類之一。習慣、文化、語言文字、生理特征的近似、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經濟生活等都對民族的形成有建構作用,同時,近代國家的產生和國家觀念對民族的形成也意義巨大。民族主義包含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等多個層面,表現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它通過情感整合、思維建構與意識形態引導來塑造民族認同,并帶來巨大政治效應。盡管民族主義屬于政治觀念,但在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層面缺乏核心理論體系,所以在政治現實中更多地以政治策略和動員手段的面貌呈現,從而成為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萊比塘事件中,通過民族情緒渲染與動員,在政治議題上為自己加分,也是各派政治力量的目的。尤其對于軍方背景改革派和軍方背景保守派兩派力量來說,以民族主義情緒抵消被反對派激發的民粹情緒,將萊比塘事件對自己的沖擊降至最低,是其選擇。

      軍方背景改革派在緬甸政治格局中以總統登盛所率領的鞏發黨執政力量為代表。包括登盛本人在內的現政府很多官員都是退役甚至現役軍人,軍方色彩濃厚,緬甸民眾也把鞏發黨視為軍隊代表。鞏發黨的優勢在實際掌握政權,具有執政經驗,背后有軍方撐腰。面對日益被動員起來的社會和日益活躍的對手,利用執政優勢,對內迅速完成國家整合,對外提升緬甸國際地位,是改革派的不二選擇。但是無論國內和平,還是被國際社會接納,緬甸都離不開中國。對于登盛等改革實權派來說他們十分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一方面,傳統上中國對緬甸幫助援助很多,尤其是在緬甸遭受西方長達20多年的制裁時,中國幾乎是緬甸惟一可以依賴的大國;另一方面,當前改革的成功也缺少不了中國的幫助,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①。因此,萊比塘事件發生后,政府并未把之視為重大事件,只是在很多城市爆發針對政府和中國的抗議事件后,登盛認識到絕不能使萊比塘事件成為聚合反對派能量的一次機會,才組建了包含各方人員的調查委員會。政府任命昂山素季領銜萊比塘事件調查,也有一石二鳥之意:調查結果對政府有利,則會部分瓦解昂山素季“民主斗士”形象;如果對政府不利,則會使得昂山素季擔負阻礙外資的罪名,并使她失去中國等國際支持。總而言之,盡管登盛不想中國對緬影響力過大,但至少目前這個時期他是 不希 望 萊 比 塘 事 件 的 發 生 影 響 中 緬 關系的。

      在緬甸各方政治力量中,軍方背景保守派是最不愿意看到民粹勢力占上風的一派,也是民族主義情緒最強烈的一派。根據2008年憲法建立的緬甸政治權力格局中,軍隊是具有最大話語權的一方。隨著改革深入,越來越觸及軍方核心利益,軍方對改革的支持程度將具有決定作用。在最近的修憲問題上,總司令敏昂來大將的表態就普遍被認為是關于下次大選規則的風向標。對于保守派來說,由于軍方當政期間,西方對其進行了嚴厲制裁,而且按照西方民主的標準,軍隊在政權中的地位將越來越低,所以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實際利害上,他們都比較排斥西方。而中國向來遵守的互不干涉內政外交政策,以及在西方制裁緬甸期間對緬甸的巨大幫助,使得他們與中國關系良好。緬甸開始改革后,出于歷史原因與對中國的信任,中緬簽署了一系列大型合作項目,很多大型項目的緬甸合作方背后往往是軍隊所掌握的國有企業,這種合作將使緬甸軍方獲利。就萊比塘銅礦項目而言,緬方合作者緬甸聯邦經濟控股公司就是于1992年成立的軍方企業集團,所以,保守派是最歡迎中國對緬投資和最不希望萊比塘項目出問題的一方,他們也是緬族民族(族群)情緒最明顯,主張對民地武應堅決武力打擊的一方。

      盡管緬甸改革后,自由度相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整體而言,緬甸仍屬世界最貧困國家之列,國內腐敗等現象仍比較嚴重,這些被反政府派別渲染后,都被歸為軍隊仍在緬甸政治中有過高影響。這樣,通過萊比塘事件抗議軍隊和外國對緬甸政治的影響,似乎就成了普通民眾發泄不滿的途徑。【1】

    論文摘要

      
      五、轉型的條件與路徑:從萊比塘事件

      吸取國家轉型的政治風險防控經驗“政治秩序混亂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現代性,而在于為實現現代性所進行的努力。”[11]政治風險的防范與規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既涉及公共權力,也涉及一般民眾,需要全社會共同動員來應付。具體來說政治風險防范與規制應從民主、民族和民粹三個方面吸取以下經驗:

      第一,民主轉型期維持政治穩定的前提是:轉型方向、方式和路徑必須獲得全民基本共識,警惕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分化加深[12];轉型順序應該是先國家層面后地方層面,這樣可以避免以民族或宗教為聚合焦點的亞國家層面群體破壞國家整合,造成社會分裂;主導政治力量具有政治控制力,政治制度兼具穩固度與彈性。緬甸轉型的問題之一就是由于之前矛盾太深,在轉型方向與路徑等方面沒有達成很好共識。

      第二,政治上對國家認同的優先性是國家轉型成功的重要條件。應區分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nation),弱化淡化文化特征更濃的次級民族(族群)概念,使得對國家的認同作為最大政治認同。將民族平等作為政府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在承認文化多元的前提下,處理政治和社會問題時突出公民屬性而忽略弱化民族屬性,對弱勢群體的認定上以經濟和個人取代民族和地域作為標準,削弱制度性社會屏蔽,且將屏蔽準則定為個體排他,而非集體排他,都是增強國家認同的好辦法。

      第三,轉型期在動員民眾以汲取轉型動力,獲得轉型合法性支持的同時,一定要注意防治民粹主義的泛濫,尤其要防范反政府勢力依托民粹破壞政治穩定,影響轉型。政府主導的轉型應重視民生,重視落實民眾政治權利[13],打擊當權者在轉型混亂期的腐敗行為。轉型過程中,社會橫向(地域)與縱向(地位)流動性與政治穩定成正比,應增加并制度化社會流動;社會結構呈紡錘形,中產階級占主體的社會轉型成功可能性相對較大;同時應逐步消除基于地域、城鄉等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不平等特權;尊重公民表達自由,鼓勵社會及媒體在揭露腐敗、監督權力方面發揮作用。

      [參 考 文 獻]

      [1][美]奧唐納,[意]施密特.威權政治的轉型:關于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2][美]林茨和斯泰潘.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歐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意]馬斯泰羅內.歐洲民主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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