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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在政治學中的重要價值

    時間:2015-03-2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880字
    論文摘要

      同意在政治學中的重要價值在于其能夠提供充分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同意理論主要來源于啟蒙時期的古典社會契約理論,在此理論中,同意作為公共權力的來源具有同數學公理一樣的確定性。古典社會契約理論描述了處于自然狀態中的個人自愿同意訂立一個契約使自己進入公民社會,處于一個政府的控制之下。同意的目的在于改變當事各方的權利結構,通過同意使統治者擁有了統治權利,同時也建立了個體公民遵守法律這一政治義務的主要基礎。同意的德行在于:(1)在實現個人自由和公共權力的和解上,排除了強制。因為一方面人們同意一種公共權力,且這種公共權力能夠維護一種保護個人權利的政體,是維護自由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公共權力的強制性可以理解為人們通過授權國家對其施以法律約束的方式自主地限制了自己的自由。(2)調和了平等與公共權力的緊張,同意理論從平等的視角對公共權力進行審視,需要回答既然人們都是平等的,為什么只有某些人能夠掌握公共權力?同意理論的答案是,通過我的同意,我授權你擁有公共權力,授權調節了平等的價值與公共權力的壟斷之間的矛盾。同意理念的規范價值主要體現于為某種類型國家的建立提供合法性,那么其能否為后續國家、某種政治制度、某位領導人抑或某個政治決策提供合法性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考察兩方面的論證:(1)洛克《政府論》中的默認同意能否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2)民主過程中的投票或參與能否等同于同意?在考察的過程中會以美國學者約翰·西蒙斯對同意的兩個條件的界定為基礎:首先,同意必須是故意地(inten-tionally)、有意識地(knowingly)或慎思地(deliber-ately);其次,同意必須是自愿做出的[1]35。

      一、默認同意能否作為合法性的來源

      當同意是通過保持沉默或不行為的方式被給予時,就叫做默認的同意。同意理論中比較典型的做法是將居留在某國領土范圍內看做對其政府表達了默認的同意,這一理論在洛克的《政府論》中得到了闡述。默認同意的出現是為了解決同意理論中的一個核心難題,即“誰的同意”。人們的祖先在自然狀態中給出的同意,不能夠作為當今一國國民的同意,于是理論家們便以默認同意的形式作為當今一國國民的同意表示。在考察洛克的默認同意理論時,可以發現洛克把“占有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領地的任何部分”作為默認同意的標志,默認的同意即是以某種沉默的方式為標志來表示對某項或某些條件的贊同。“只要一個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領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認的同意,從而在他同屬于那個政府的任何人一樣享用的期間,他必須服從那個政府的法律。這不管他所占有的是屬于他和他的子子孫孫的土地,或只是一星期的住處,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事實上,只要身在那個政府的領土范圍以內,就構成某種程度的默認。”[2]74-75對洛克默認的同意存在很多批評意見,譬如人們想要收回同意而進行革命的時候,即使他們仍然身處一國之內,但是他們將會否認仍然對政府持有默認的同意。又如一些從未聽說過同意學說的個人,他們從未想過同意與否這件事,我們不能說他們已經默認地同意了政府。

      再者洛克論證默認同意時存在自相矛盾,他曾否定人們有自然的義務來遵從他們生而處于其中的政府,卻又主張一國之內的居民有義務服從其法律,因為他們居住于一國的領土范圍之內,所以他們表達了對一國法律默認的同意。

      再如默認的同意并沒有區分正當的權威與專制的政權,因為即便在君主專制國家的領土范圍之內仍然居住著大量的訪客,按照洛克對默認同意的解釋,這些訪客便給予了君主專制國家以默認的同意。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一定要為默認的同意提供某種道德基礎,那便是一種禮節[3]45-50,是對政府這一施恩者的感激,因為身處一國之內的人們從政府那里得到了安全的保證、得到了社會的福利,等等。這種觀點將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建立在非成員的禮節基礎之上,實際上亦是將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在這種論證中,默認的同意已經顯得多余了,它成了利益表述的一種工具。

      洛克對默認同意的論述還招致了其他的一些批評,如果將居留在政府領土范圍內作為一種同意的表示,那么移民相應地成為不同意的表達,正如休謨敏銳地指出的:首先,我們無法認同一個不懂外國語言,也不了解外國的生活方式,且日復一日地靠微薄的收入生活的貧苦農民或手工業者有自由選擇脫離自己的國家。

      因為移民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人們還可能因為失去家庭、社會和文化上的依附而付出巨大的成本。其次,人們是無法選擇出生地的,當一個人到了可以做出移民決定的年齡時,他已經在很多方面都強烈地依賴于他的祖國,這使離開變得十分困難,也就是說,居住固有的非自愿性使其無法與同意等同起來。學者伊利亞·索明(Ilya Somin)也針對將居住等同于默認同意提出了兩點反對意見,第一,他指出一個擁有土地和不動產的人,在離開其國家時,必定要失去其財產,或至少將其財產以低價變賣。換言之,只要國家以影響其管轄內人們財產的價值和有用性的方式管制財產,那么上述問題就是無法避免的。第二,只有其他的國家愿意接受移民,且沒有限制性的移民條件時,移民才是可行的。即便如此,到了一個新的國家,對移民者來說仍然存在困難。譬如說在何種程度上移民者可以被看做接受了新國家的權威,如果一些樂于接受移民的國家,需要以移民完全接受其國家的權威為代價,那么仍然無法確認移民者 的 選 擇 是 否 是 出 于 自 愿 的[4]767。再者,默認的同意使正當的政府和純粹靠強力支撐的非正當政府之間的差異不存在了,處于世界上最壞的暴政的領土范圍內,好像也構成了對該政府的默認同意,因為在默認的同意理論中是不存在默認不同意這一概念的。

      上文所述通過某種程序或行為來表達同意都是嘗試在群體的行為中發現同意,而嘗試從個體的行為中尋找同意是否成功呢?通過“同意”的定義,我們發現自愿性是同意的主要特征,因為每一個個體生來就是處于某個政府的控制之下的,那么這些個體同一個特定政府的聯合是否是出于自愿的呢?是否對控制他們的政府表達了同意呢?一種觀點嘗試論證,如果個人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國家遷移出去,并且自由地選擇一個其權威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新的國家,那么他的選擇就是自愿的,無論是選擇繼續處于原政府的控制之下,還是選擇一個新的國家。當然,如果不考慮退出的成本的話,理論上這種選擇是可能的,但是這種選擇是否可以稱為自愿呢?卡西內利認為并非如此,“一種聯合是可以接受的僅當一個人能夠使自己在任何時候擺脫控制。在一個人打破規則之后,他能夠從俱樂部、集會、政黨、勞工聯盟以及專業組織中退出,而不必招致懲罰。”[5]398但是如果從一個國家退出伴隨著對政府規則的破壞,則居民是一定要遭受制裁的,而居民并沒有對政府規則事先表達同意,因為居民并沒有有意識地通過自愿地移居而接受這個規則。整理一下這里的論證邏輯似乎是這樣的:一國之內的公民如果自具有公民身份的時刻開始選擇一直居住在該國的話,那么他就對該國政府表達了默認的同意,直到他們選擇通過退出而表達不同意時。

      如果退出是因為對現存權力或秩序不滿的話,那么退出很有可能伴隨著對某種政府規則的打破,也就是說此時他們不同意一開始被認定為默認同意的規則。要想讓論證邏輯繼續下去,那么這些想要退出的人應該被給予某種權利,即通過無條件退出來表達不同意,但是由于他們打破了現存規則,他們是要受到制裁的。既然同意并不存在了,制裁的合法性又來自何處呢?社會契約論是嘗試在源頭上解決移入問題的,但是社會契約論的困難卻出現在立約者的后代身上,不可能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回到自然狀態中去通過訂立契約來表達對國家及其強制性的贊同。由此可見,試圖從個體的行為中發現同意也是不成功的。

      二、投票或政治參與能否等于同意

      在當代的政治理論中,對于同意的討論是伴隨著對民主程序的討論的,許多理論家將同意等同于民主程序中的投票選舉或者政治參與,“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擁有被 治 者 的 同意”[5]391。自由主義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這兩種民主模式雖然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論基礎,但卻在用民主程序表達同意這一點上走到一起。

      他們主張每一個成年公民都擁有投票及參與的權利,在當代西方普選的背景下同意主要被理解為有投票權的公民投票或參與選舉代表的過程。但這種同意理論的缺陷在于:首先,同意總是由人口中占很小比例的一部分給出,尤其在現代大型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不參與選舉,并且有相當比例的投票者表達的是反對意見。那么根據同意的定義,表達同意的人們是對獲勝的候選人進行投票的那些人,那么落選候選人的支持者也就是不同意者了。既然同意的比例如此之小,我們無法復制古典社會契約中的一些主張:或者將不同意者視為與同意者處于戰爭狀態中而將其消滅(如霍布斯),或者無視他們的存在,讓他們繼續忍受自然狀態中的不便(如洛克),或者創造一個不存在不同意者的神話 (如盧梭)。另外,正如 哈 里 · 貝 蘭(Harry Beran)指出的,一些打算支持獲勝候選人的選民由于個人的原因而未參與到投票中,如患病等,那么選舉的結果對他們來說不是就不具有合法性了嗎?同時,在兩次選舉之間達到了法定投票年齡的人們,在達到法定年齡時,由于未到下一次投票時間,那么能夠說由于未給其機會對上一次投票表達同意或反對,就說上一次投票結果對其來說沒有合法性嗎?因為假設在他們達到法定投票年齡之后,立刻給其機會表達同意或反對,也許他們會對上一次投票結果表示同意,也就是說上一次投票結果對達到法定投票年齡的他們來說是具有合法性的。所以,絕不能由于偶爾未參與投票,或沒有機會參與投票,就斷言投票結果對這些人來說是不合法的[6]72。將投票等同于同意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難題就是無法保障社會契約理論所設想的在自然狀態中人們建立國家時的參與規模。其次,既然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來界定同意,那么必須要做的是賦予選舉制度以合法性。

      然而一旦進入一個共同體之后,服從制度的權威其實已經成為一種強制,缺乏對選舉制度的同意破壞了同意的自愿性。而且選舉程序本身致使選舉結果存在著不確定性,正如社會選擇理論對投票的批評那樣。既然對誰將成為同意者的劃分存在著任意性,那么這本身就極大地削弱了同意的內涵。因為同意自古典社會契約理論中發展而來,意味著在自然狀態之下,個人知道他們一旦同意便會成為被治者、是表達同意的人,而不會因為選舉程序使自己的身份存在任意性。最后,將同意等同于投票選舉獲勝候選人,使同意多余了,因為它沒有賦予同意比選舉程序更多的內容,將同意與投票等同起來是將同意本身工具化了。

      另外一種理論認為投票或參與就意味著同意了投票或參與的結果,而無論投票或參與的結果與個人投票的內容是否一致。但是投票行為與參與過程能夠等于同意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先,如果說投票或參與就意味著同意了投票或參與的結果,那么投票的結果是什么呢[7]126?參與投票的個人怎么能在未經民主程序產生投票結果之前就已經同意了其結果呢?

      除非先證成民主決策程序的合法性,如果是這樣,那么證成政治合法性的就變成了民主程序而不是同意本身。其次,正如斯坦伯格所說的,“這至少不是自明的”(it is at least not self-evidently clear)[8]117。他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質疑:第一,投票行為并沒有提供個人涉足與互動的背景(does not provide a context of personal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而這對于同意關系來講是必需的。在當代大型、復雜的工業社會中,自由選舉涉及大規模的選民,并且大多數選民與其代表之間從未有任何私下的接觸。現代民主國家的選舉不能與一個小型會議相提并論,在小型會議中人們之間存在面對面的互動,因此說參與到選舉中來就意味著同意其選出的代表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在這一意義上,索明更加詳細地提出了兩點理由:其一,在任何一個大型的政治組織中,只要這種政治組織是大于面對面的共同體的,那么任何個體的投票對政府政策的實際影響都是微乎其微的。于是,這種同意模式對證成個人自由來講是毫無貢獻的,實際上,個人并沒有真正的權利來決定其應該生活于怎樣的政體之下。其二,當人們的每次投票對投票結果的影響都很小的時候,投票者 就 會 出 現" 理 性 的 無 知" (rational igno-rance),當人們的投票根本無法改變結果時,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動機去尋求足夠的政治信息來幫助自身恰當地(correctly)投票。結果是投票行為都可能是無知的(uninformed),而這種理性的無知是與“同意”所蘊含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①。另外,自由民主的投票方式沒有更好地克服人的有限理性問題,正如周光輝教授所指出的,“理性認知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是不完備的,理性認識的前提和結果是非完善的,理性的認識能力和理性認識所能把握的對象也總是有限的。”[9]135第二,斯坦伯格認為選舉/同意模式的合理性很難被接受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投票構成一種同意方式在經驗上并不正確。因為從民主傳統來看,民主投票過程是試圖提供給公民表達反對與異議的一種方式,那么公民參與到投票中為什么不是為了表達他們對其未選擇的代表的反對意見呢?把投票等同于同意似乎武斷地封閉了一種可能性,即選舉是提供公民以表達反對的途徑,也就是說投票者沒有被視為平等的主體,因為在投票過程中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并沒有得到尊重,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多數人的決定之中[8]117-122。

      支持將投票和參與等同于同意的普拉門納茨認為參與選舉或決定的過程便意味著直接或間接的同意,直接同意是對通過投票表示贊成的某人或某項決議的同意,間接同意是當結果與投票人意志相反時對其自愿參與到其中的制度或投票結果的同意。皮特·辛格質疑普拉門納茨的主張,認為其很難滿足同意的條件,即一個人在投票的時候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普拉門納茨的擁護者約翰·詹金斯②認為需要區分寫下選票這一行為與參與到選舉過程的行為,普拉門納茨是在后一種意義上談論個人對投票的理解的。那么,一個人參與選舉并知道他在做什么雖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同意獲勝的候選人,但也蘊含著他同意獲勝的候選人,無論獲勝的是誰。但是詹金斯提出,在現實中,很多參與投票的人仍然不清楚選舉程序的本質,所以這些投票者無法意識到他們對獲勝的候選人或者政府有任何義務,他們也無法意識到獲得最高選票的候選人成為了法定代理人或者權威,因為他們并沒有將選票投給他們。但他又主張雖然存在著無知,但是這種無知并不是普遍的。針對皮特·辛格的主張,即很多人是認同選舉制度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遍的同意,因為在一種語言形式(如承諾)或者系統化的行動與伴隨它們而產生的感受或信念之間是有分歧的。同意的必要條件應該是一種心理的態度,那么對于給出同意的行動來說,投票的動機僅僅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詹金斯的回應是同意行為并不需要心理學上先在的同意,人們完全可以在反對的情況下給出同意,譬如父母們完全可能在強烈反對其子女婚姻的情況下給出同意。這種情況與投票之間的不同在于,在投票中我們給出直接或間接同意的方式是標準化或規范化的。他認為同意的意愿是有強弱的,但是同意也不完全否定心理狀態,對于直接同意來說,一個人在選舉中投票給他選擇的候選人,他是有適當的感情的,但是這種感情的存在是不能夠作為同意的標準的,因為它是無法公開獲取的;否定心理化的感情針對的是間接同意。如果獨立于心理上的衍生物,同意究竟意味著什么呢?詹金斯認為得到一個人的同意至少是獲取了一種避免干擾、無法容忍、反叛的保證。需要區分同意與支持,投票的公眾同意政府意味著他們允許政府的治理,其中一定比例的選民是支持其統治的,這是一種心理上贊同的態度。也就是說即使一個人表達了同意,可能在心理上他并不希望同意的事情發生,或者對其是否發生持有一種冷漠的立場。例如,我同意了借出我的教室作為會議室,但是我寧愿教室不被借出仍歸我自己使用。又如我同意了在我的房間擺設一個盆景,但實際上我對是否擺設盆景這件事情并不關心,所以在這里雖然表達了同意,但是卻沒有心理上支持的意思。

      其實,普拉門納茨和詹金斯給出了將投票等同于同意另外的一種解釋。他們認為投票是一種授權的行為,投票使選舉的獲勝者有資格獲得做決定的權利,否則他是沒有這種權利的。投票意味著同意選舉中獲勝者的權威,但是這里我們必須區分授權與同意。選舉的獲勝者的確是擁有了做決定的權威,但贏得選舉的勝利只是獲得權威的必要條件,權威實際上是法律所授予的,是多數決定的程序所授予的,而不是同意,因為許多人將選票投給了選舉中的失敗方,我們不能說他們也對獲勝者表示了同意①。

      卡西內利(Cassinelli)將普拉門納茨的這種觀點總結為同意的自愿性不在于個人有自由來選擇候選人,而在于他們擁有自由來投票。投票人同意的不是政府的任何特殊行為,而是政府實行這種特殊行為的權利,也就是說同意的是代議制政府的基本原則[5]394-395。卡西內利提出了對這種觀點的反對意見,投票的動機在心理學上并不是與代議制政府的意識相關,因為人們投票可能是由于責任意識,或者希望遵從他們身處其中的社會群體的行為,或者對特殊議題或者對候選人感興趣。投擲一枚選票的行為不可能涉及人們對于代議制度本身的反思[5]395。

      三、從同意到公共理由

      作為政治合法性來源的同意理論在當代的發展是嘗試將同意等同于居住而呈現的默認的同意,或等同于投票或參與。但是這些對于同意的釋義都存在著諸多問題,將其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都是不成功的。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是將其來源從同意轉向公共理由,換言之,從“自愿性”轉向“可接受性”,從民主投票的單一環節轉向民主審議加投票的雙重程序。審議程序輸入的是公共理由,強調理由的可接受性,而不是同意的核心內涵,即自愿性。

      理由的可接受性在以下兩方面得以證成:(1)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公共理由訴諸的是公共利益。(2)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審議參與者們公開陳述理由。

      首先,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公共理由訴諸的是公共利益。在投票前進行公開的審議,每個人的主張都應該訴諸他人可以接受的理由,在講理的過程中,完全個人利益導向的偏好便會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因為這些理由并不具有可接受性。加之在審議過程中,信息更加充分,觀點更加開放,人們的偏好可以重新得以形塑。

      審議能夠激發參與者將利益寓于政治共同體的福祉之中。其實,公共利益是被構建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的。它是由審議的參與者們構建出來的,從規范的意義上講,它并不具備惟一性和先驗性[10]308。反對意見指出,在審議中存在將階層利益或個人利益偽裝成共同利益的情況。

      回應這一反對意見,一方面參加審議的人都要秉持著通過審議來化解分歧這一原則,所以審議者都應該真誠地提出互相可以接受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審議過程中如果人們提出的理由不能夠說服他人,那么審議便要求個人重新塑造自身的偏好,這是因為個人的目標與審議的目標相矛盾了。所以,在形成合法的公共政策的過程中是要排除任何自利動機的,這要求審議者都要以一種公正客觀的立場提出理由。審議者參與公共辯論可視為一種自我審查,因為公共辯論的目標是產生一種理性的決策,所以任何自私的理由都要排除掉。當然,所謂的公共利益也不是虛無的和先在的,而是經受住了審議考驗的目標、利益和理想。審議者也必須要高瞻遠矚、總攬全局,所提出的理由也不能僅僅局限于自己的領域,每個審議者都要基于相互性的視角,充分考慮其他審議者對其提出的理由可能給予的反應。于是一項政策或法律如果是通過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理由而得以證成,那么該政策或法律便是合法的。

      其次,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審議參與者們公開陳述理由。在一個審議的程序中,審議者支持或反對某項決議的理由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理由上的分歧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審議程序的起點。在審議程序中,最為核心的便是理由的交換,人們的偏好以及對于偏好的證成均處于審議者的監督之下。審議程序“對審議者應提供和接受何種理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參與者據以審議的理由應是理性的,并能為所有人所接受。”[11]53審議過程中提出的公共理由必須能夠為致力于公平合作、自由平等的個體所普遍接受,所以必須出于一種公共的視角。如科恩所說的,“通過公開地陳述理由來解決集體選擇問題,只要基本的制度框架是通過自由的公共審議建立起來的,它就 是 合 法的”[12]176。并且,審議中所提供理由的內容必須是公共的,或者用詹姆斯·博曼的話說,理由的公開運用是對話性的、反思性的和可 重 復 性的[13]37-39。譬如我們不能通過訴諸神啟或自私的個人利益來證成決策的合法性。當然這并不否認在涉及專業問題時可以依賴專家,只是審議的公共性要求專家陳述理由的方式是公民們可以理解的,或者參加審議的專家是值得信賴的。審議民主論者認為所有理性的參與者贊同的理由才是理性的理由,理性參與者的贊同是評價好理由的標準,所有理性參與者贊同的政策或法律才是合法的。因為參與審議的人均關心自身的利益,且每個人又都試圖使決策的結果能為他人接受,這就需要審議者修正對自身偏好和信念的理解,且持一種包容的態度。審議程序在此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程序可以被視為一種對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表達、審查和權衡的方法”[14]195。

      結語國家或一項民主決策的合法性必須能夠面向所有公民而得到道德上的辯護,也就是說,面對合理多元主義的社會狀況,政治合法性解釋了什么樣的政治安排和公共政策是公民原則上能夠接受的。民主審議與公共理由的結合呈現了公共理由以民主和平等為基本前提的特點,要求基本的政治安排能夠為每一個人提供辯護。在這個意義上,公共理由的可接受性彌補了同意的自愿性在證成政治合法性中存在的難題。

      參考文獻:

      [1]約翰·西蒙斯:《隱然同意與政治義務》,載毛興貴編:《政治義務:證成與反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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