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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空間治理的大國責任的內涵與展望

    時間:2015-03-19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9170字
    論文摘要

      隨著網絡帶寬的日益增加、移動智能終端的持續普及和網絡社會化功能的不斷增強,網絡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網絡空間成為我們日益依賴的“第二類生存空間”。同時,公民隱私、企業利益、國家安全威脅等各種網絡空間問題的不斷出現則對網絡空間的治理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國不僅新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還同時提出了“網絡強國”的戰略目標,表明了中國致力于網絡空間安全與繁榮的大國責任意識。

      一、大國責任與大國界定

      處于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往往存在權威機構的缺位現象,因而無法有效界定各主體的國際權力和責任。主權原則和無政府狀態的結合則大體決定了國家對各自國際責任的自我界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自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大國一直是無政府國際社會的實際控制和主宰者,而大國責任則是國際秩序有效運轉的保障。

      2005 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首次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概念。其后,以權力與責任視角對國家國際責任的探討愈發激烈,“大國責任”的理念遂逐漸被政界、學界、媒體等引入,尤其是針對中國的“大國責任”,更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對于大國責任的理解,目前學界其實并沒有統一定義,它也不是一個嚴謹而具體的概念。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認為,大國是指霸權國( 唯一超級大國) 之外的幾個主要國家,而大國責任則主要指上述國家所擔負的責任。

      大國責任強調的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在應對全球問題上的職責,但大國責任并不是隨著國家實力的增長而逐步積累的。與許多其他國際現象一樣,大國責任首先源自于一種互動過程中的共有觀念。在國際行為體的長期互動過程中,相互依存及共同命運等認識逐步產生,以朋友和利益攸關方為特征的新身份和利益認同逐漸取代對抗乃至敵對的思維困境,并重新構建新的國際體系及文化,從而推動“大國責任”觀念的形成。

      大國責任可以理解為大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國際社會應作出的貢獻。從傳統主權意義上看,國家責任是內向的,責任對象是其主權管轄范圍內的社會成員,責任內容如管理社會內部個人之間和集體之間的關系; 向政治—行政體系提供所需資源; 滿足公共需要并提供公共服務; 引導社會發展并從而實現特定目標。

      而大國責任不同于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國家責任,因為大國責任不僅是一種內向型責任,更是一種外向型責任,如處理本社會與其他社會間的關系,乃至處理其他社會之間的延伸關系。

      不同歷史時期大國標準是有所不同的。但一般認為,大國具有土地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等自然特征,同時,大國在生存能力、戰爭潛力以及回旋余地等方面比小國更具有利條件。喬治·莫德爾斯基( George Medelski) 從軍事實力角度認為大國是有能力發動霸權戰爭的國家。

      列伯德·蘭克( Leopold von R anke) 從政治力量角度認為大國有足夠能力對付其他任何國家或者國家聯盟。

      馬丁·懷特( Matin Weight) 則從國家利益角度認為大國是指在全球具有普遍利益的國家。

      上述定義都是對“大國”的傳統定義方式。

      然而,這并不是大國的全部涵義。大國身份是在國家互動中形成的角色認知。根據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的觀點,國家身份有固有身份和關系身份( 亦可為內在身份與相關身份) 兩種基本形式。

      而亞歷山大·溫特( AlexanderWendt) 則提出了國家的團體身份和社會身份概念。團體身份是國民與領土等物質基礎上的國家行為體個性的內在品質,往往表現在國內政治層面; 社會身份則是國家行為體互動中形成的一種相對性社會角色的認知,表現為國家互動中形成的某種共有觀念。

      顯然,大國地位是一個國家相對于國際社會的角色,一種國家互動中的相關身份和社會身份,代表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被認同程度。

      換言之,大國地位并不僅源自于自身的絕對實力,還依賴于國際社會的認同,如大國互相承認或默認對方身份和地位的大國群體認同、大國對自身身份和地位之肯定的自我認同以及中小國家對大國的外部認同。

      大國地位決定了大國責任的與之并存。

      大國資格通常由實力、利益存在范圍、被承認的國際特殊權利、被承認的國際特殊身份構成,而不是僅由實力( 或者加上利益存在范圍) 構成。

      英國學者赫德利·布爾( Hedley Bull) 指出,大國享有國際社會的特權,因此也應承擔起維護國際秩序的特殊責任和義務。他認為,“大國是這樣的國家———它們被其他國家承認為、并被它們本國的領導人和民眾設想為具有某些特殊的權利和義務。”

      中國學者郭樹勇也認為,大國不僅意味著面積和經濟實力之大,而且意味著國際威信、世界貢獻以及特殊責任,即大國超出一般國家利益與責任范圍之外的國際義務。

      大國不一定是網絡大國,同時網絡大國也不一定是大國,盡管二者有諸多重合。網絡大國應該同時具備一定的網絡市場和網民規模、網絡行動能力( 網絡技術能力) 以及在網絡空間的國際影響力等幾個因素。從這個意義上看,美國、中國、俄羅斯顯然都是網絡大國,也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國。但也存在這樣一些國家,可能網絡規模并不很大,然而卻有著巨大的網絡空間國際影響力。

      例如愛沙尼亞不僅是第一場國家層次網絡戰爭的發生地,也是北約“卓越合作網絡防御中心”的所在地,并且數十名法律專家為北約撰寫的網絡戰手冊也是以其首都命名的,即《塔林手冊》。不過在現實中,畢竟與愛沙尼亞類似的網絡大國卻為實體層面小國的國家很少,因此,本文主要還是探討傳統大國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的大國責任。

      二、網絡空間治理作為大國責任之理由

      迄今為止,網絡空間還是一個全球共享的公共領域,其價值和意義也主要在于其全球共享性。

      這就決定了網絡空間的治理超越了任何一個國家或主體可以單方面操縱的能力范圍。然而,大國可以也有必要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發揮核心和主導作用。有學者曾提出地位責任、原因責任、義務責任和能力責任四類責任。

      但簡明起見,下文從利益、能力和治理效果三方面分析,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有效的網絡空間治理都離不開大國責任。

      首先,從利益角度看,國家比其他行為體有網絡空間治理的優先責任。互聯網誕生后的前 25年,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網絡空間自治論”占據了主導地位。然而,隨著網絡對社會和國家戰略意義的不斷上升,對于網絡空間的管轄,國家不可能再置身事外。國家參與乃至主導網絡空間全球治理是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經之路,國家已成為網絡空間當中最重要的“利益攸關方”之一。

      大國責任與國家利益是相互呼應的,責任越大意味著更多的國家利益。有學者將國家利益分為對領土和人民的保衛、有利于本國世界秩序的建立與維護以及本國價值觀念的輸出三個方面。

      網絡空間的利益與這三個層次的國家利益都密不可分。也有中國學者指出,國家責任應包含在國家利益之中,對國際事務承擔更多的責任也是中國的重要利益。

      而中國提出的“網絡強國”的戰略部署說明中國正由一個注重經濟利益和傳統安全利益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一個注重發展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的“負責任大國”。

      其次,從能力來看,大國比小國有網絡空間治理的優先責任。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大國責任”一直是維系國際秩序有效運轉的原則和保障。國家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擁有權力就意味著要負相應的責任,特權就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僅有強大的硬實力尚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大國之所以成為大國,還意味著其所承擔的特殊國際責任,例如在促進國際平等、維持均勢和維護國際秩序等方面的作用與義務。大國責任在網絡空間治理中尤為重要。網絡空間治理不僅僅依靠法規或者契約即可以達成,還需要堅實的信息技術作為后盾。而信息技術較高的固定成本與較低的邊際收益使得大國無論在技術、資金還是規范方面都遠非小國能比,這也造成“搭便車”現象在網絡空間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從當前擁有網絡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數量寥寥無幾便可見一斑。

      客觀地講,因為網絡空間是共享的,網絡空間秩序是共建的,網絡空間的任何一個參與者都對網絡空間治理負有一份責任,都有責任來維護網絡空間的繁榮和秩序。但是不同行為體的能力有大小,所能承擔的責任是有區別的。小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也不必堅持自己的獨立自主性,而大國作為國際社會的軸心力量,必須擔負特殊的國際義務,必須具有戰略意志并將這些戰略意志上升為國際意志的力量,必須具有足夠的自主性來保衛國際社會的核心原則,必須具備指引性的、有定見的、能夠挽大廈于將傾的力量。

      再次,從治理效果看,大國責任以及在大國責任意識下的大國合作和協調可以帶來網絡空間治理的最佳效果。大國不僅有各自主權的內在合法性和權威性,而且有著資源控制方面的巨大優勢,所以大國合作與協調往往成效明顯,并可能促成相關國際協定或條約的生成。網絡空間已經成為所有大國的重要國家利益空間,因而缺乏大國參與和合作的國際或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都不可能取得成效。

      大國責任與目前主導的網絡空間治理的“多利益攸關方模式”并不矛盾。雖然這一模式強調民族國家、全球市場、全球公民社會多主體多層次參與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但它并未排斥大國在其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多利益攸關方模式”理論上是美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存在困難,例如一群相互依存的行為體如何進行自我組織,進而進行自主性治理,并通過自主性努力來克服搭便車現象、責任回避或機會主義誘惑,從而實現相互的共同利益等問題。同時,大國責任意識下的網絡空間大國合作與協調也并不排除“多利益攸關方模式”中其他行為體的作用和監督。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與其他領域的大國責任不同的是,在網絡空間,大國責任可以隨時接受網民和其他治理行為體的監督,同時,這些行為體也可以通過網絡隨時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所以,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是一種公民自治和多利益攸關方相融的大國責任。

      目前網絡空間治理模式的爭論中還有兩類觀點。一種觀點是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治理模式。非政府組織的網絡治理特征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與伸縮性,可以很快地適應具體情況變化而作出相應反應。但因網絡內權威性的不足、組織上的分散性以及資金、技術等因素的依賴性,非政府組織要承擔更大的網絡空間全球治理責任還需要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另一種是“有限領域治理”模式,即是以國際組織為主體的代表性治理模式,如聯合國主導的網絡空間治理機制建議。但該模式由于國際組織自身條件的限制而受到有效性質疑。從資源看,國際組織不僅沒有堅實的技術支撐,而且資金來源受限于主權國家,這就使國際組織在對主權國家進行網絡空間協調、管理與制約時可能存在資源危機。從管理看,機構龐雜、制度混亂等問題造成國際組織治理效率有限。此外,國際組織盡管有許多決議和宣言等文件,但在具體執行時難度很大,一方面是這些文件缺乏強制力,另一方面,在觸及到主要成員國和大國的利益時常會遭到強烈反對。

      所以,國際組織的有限領域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也離不開大國合作與協調。換言之,任何缺乏大國責任的網絡空間治理模式都不可能長久有效。

      三、網絡空間治理的大國責任之內涵

      “大國責任”與“國際責任”一樣,其認定或定義有三方面來源,即國際法定義、自我定義及他方定義。

      一是國際法定義的“國際責任”,是指包括履行國際公約和職權的國際責任、國際不法行為責任以及基于國際價值原則、國際道義和國際共同利益的集體責任或者共同責任。針對越來越多的網絡空間共同利益和日益突出的網絡空間矛盾與沖突,國際社會有必要嘗試制定更多的網絡空間條約,例如網絡戰及網絡武器等相關條約。二是自我定義的“國際責任”,即責任屬于一種主觀判斷和認同,可以體現國家和政府的國際身份認同、政策傾向以及國家的利益考慮和戰略選擇。

      自我認定的“國際責任”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和渠道表達出來,可以以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等形式體現出來,也可以反映在國家戰略及國內外政策中。三是一個國家被其他國家或其他人定義的國際責任,這有時是一種期待,有時也可能是被強加的國際責任。

      不同利益、不同文化價值觀都可能使人們對國際責任的理解和解釋不同,同時也會形成國際責任的期待、壓力乃至采取強加于人的做法,正如西方對中國網絡空間管制和網絡自由的批判一樣。

      大國責任有多種視角和分類方法。根據內容,大國責任可分為法律責任、政治責任和道義責任。法律責任是根據相關法律或規則進行判斷、抉擇和決策的義務; 政治責任是指基于對可能后果的周全估算以及對權利要求的公正估價理性行使義務; 道義責任則可概括為根據道義響應他者的需要或要求的義務。

      從目前的發展階段看,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在三者之間的分野還不明朗。

      而大國權力和網絡空間性質的特殊性則賦予了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以三者融合性。根據范疇,有人認為大國責任包括三個層次: 本土責任、地區責任和全球責任。

      還有人以中國為案例,認為大國責任可分為國內責任和國際責任,并將國際責任又區分為區域責任和世界責任。

      但是網絡空間全球聯通的特性打破了以地理疆域為劃分的責任層次。因此,筆者認為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更適合用三個遞進層次進行說明,即基礎責任、有限責任和領導責任。

      基礎責任意味著在已有網絡空間國際規范的基礎上努力進行自身網絡空間能力建設從而為網絡空間安全和繁榮作出相應貢獻。

      習近平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了建設網絡強國的一些基本條件,如過硬的技術、豐富全面的信息服務、繁榮發展的網絡文化、良好的信息基礎設施、實力雄厚的信息經濟、高素質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隊伍等。這些基本上屬于網絡空間治理中基礎責任的內容。

      有限責任是指維護當前網絡空間秩序和規范并制止被破壞的責任。任何國際規范的運轉都需要成本,這一成本一般由國際體系內的利益攸關國家來進行分擔。換言之,有限責任執行的意愿與各國在當前規則體系中的利益息息相關。有限責任還包括對國際規范破壞的制止,對國際規范和秩序的破壞者以懲戒以及對遭到破壞的秩序規范加以恢復。但各國維持國際規則的意愿和能力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維護現有國際規則的意愿與國家在國際規則中的受益正相關,維護國際規則的能力與國家的綜合國力成正比。

      目前網絡空間的國際規范還處于模糊的爭議狀態,所以有限責任還顯得非常有限。

      領導責任是大國區別于小國的重要方面,它指創建和發展網絡空間規范的責任。其動力來源有兩方面,即網絡空間權力格局的變化,或者網絡空間規范的不完善、不合理或者不公平。國際社會對大國責任的呼喚,不僅來自于國際規范與秩序的社會化進程,更反映了國際政治權力分配的現實。

      同樣,網絡空間治理中的大國責任也反映了網絡規范的社會化要求以及網絡空間權力結構的變化。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初期,美國有限的網絡霸權為網絡空間的標準化發展以及在全球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隨著“棱鏡門”所披露的美國網絡霸權力量的突顯,各國在網絡空間力量的上升以及利益的融合度增加,網絡空間的“一超獨霸”現象已經開始威脅網絡空間的正義性和安全性,網絡空間中大國履行責任的必要性開始逐漸顯現。大國除了維系大國均勢外,還肩負著特殊的“正義”職責,有責任推動網絡空間國際議程的改造,并為全球共享的網絡安全以及國際關系民主化作出貢獻。

      所以說,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的首要條件是需要具備承擔大國責任的硬實力,即處理好本國網絡空間安全和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之上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國際責任,承擔維護、建設和改革網絡空間國際體系方面的領導責任,從而為國際社會作更多貢獻。大國責任不僅包括合理的網絡空間體系結構以及規章制度的積極維護,還包括對不合理的網絡空間制度和規范的創新與改革,以及對網絡空間全球事務的有效治理和對網絡空間危機的有效應對。這正是網絡空間大國責任的建構方向,因為網絡空間的繁榮和安全依賴于主要大國在科技交流、自我約束、領頭作用等方面的持續努力。

      四、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之展望

      就中國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和中國“網絡大國”自我角色認知的形成而言,物質實力、主觀意愿以及他者的期望與評價等變量是關鍵因素。

      首先,國家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和網絡空間技術水平的迅速提升是中國大國責任意識的物質基礎。缺乏實力支撐的責任只會造成自身實力的透支,并進而損害國家利益。近年來,中國總體經濟發展趨勢和網絡空間技術的進步使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地位穩步上升,而中國日漸加大的信息技術科研投入還將使中國獲得網絡空間更為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僅提升了中國的網絡空間能力,也激發起中國的大國意識以及模仿其他大國擴大國際影響力和獲得聲譽的愿望; 而物質力量和國家聲譽的提升又可進一步加強網絡空間國家利益和實現自我發展的意愿。

      同時,中國龐大的網民基數構成了“網絡大國”意識的基礎條件。經過 20 余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網絡大國。中國網民數量已躍居世界首位; 中國網站訪問量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 全球網絡訪問量排名前 20 的網站中,中國有 7 家上榜; 全球使用最廣泛的 10 個社交媒體網站中,中國就占據了 6 家; 中國最常使用的前 25個網站中也有 23 個為中國自身網絡公司產品。

      而且,中國還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目前全國的網絡普及率還不及 50%。這些數據和事實說明,中國已經具備了承擔網絡空間大國責任的網絡使用規模和物質基礎。

      其次,主觀上日漸開放的政治傾向也是中國大國意愿和責任意識的關鍵要素。國際責任總體上是國際社會的認知結果,但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各國自身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政治傾向主要指國家的主觀政治意愿和政治視野的開放程度。

      隨著國際政治環境的改變以及國家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逐漸展現出主動、開放和積極的姿態,原有的受害者心態和被動外交姿態慢慢在改變,大國意愿和責任意識逐步顯現。

      “斯諾登事件”之前,在網絡空間問題上中國總體呈現出的是一種被動應對式的外交姿態,如針對一些所謂政府參與或支持的網絡攻擊與網絡竊密指控,多以“中國也是網絡攻擊的受害者”、“中國不支持各種網絡攻擊行為”等固定模式來對答,也因此被外媒嘲諷為“逃避罪責的無力辯護”。

      同時,明確的網絡空間國家戰略文件的缺位又增強了中國網絡空間“戰略模糊”的印象。所幸的是,通過國家領導層的長期醞釀,加之“斯諾登事件”的警示作用,中國開始以網絡大國的身份進入國際體系,并開始表現出開放自信的大國心態和大國責任意愿。

      再次,國際社會的角色要求和他國的角色期望亦是中國自我角色認知形成的重要因素。經過國家實力的迅速積累后,中國逐漸走出了內向型的政治視野,開始關注自身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并將其國際形象界定為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

      中國已經在國際社會中具有了網絡大國形象。但不可否認的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網絡空間能力還時常不屑一顧,因此中國需要有清晰的自我能力辨識。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軍事現代化水平和總體的文化軟實力仍有很大不足,在標準制定、國際議程設置、話語權爭奪方面同樣處于弱勢地位。網絡大國并不等于網絡強國,中國還只是網絡大國。大國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物質構成,而強國則往往是后天爭取的。不論是大國還是強國,都是在一定參照系中的相對概念。

      承擔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塑造并彰顯負責任網絡大國的形象,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要求。

      首先,適度的大國責任可帶來更多的利益空間,而且大國在網絡空間承擔的國際責任越多,就越容易獲得該領域的發言權。中國是全球網絡化的受益者,因此參與解決日趨明顯的網絡空間安全與公平問題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其次,合理的大國責任也是中國消除其他國家疑慮的需要。如果不對中國的網絡空間目標進行明確定位,可能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走向的預期,中國的網絡空間戰略意圖可能被丑化、污蔑甚至遭到詆毀,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也會更為復雜。一旦形成失真的國家形象,要修正、改變就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再次,中國宣布網絡強國目標,不僅有利于增強自身軟實力和民眾凝聚力,提高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支持度和對政權的接納程度,而且有利于掌握對外關系的主動權,有利于增強合法性的國際認同,贏得國際社會更多的尊重,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雖然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不可避免,但我們還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應該是適度的。作為網絡空間的后起之秀,中國應適度地把握網絡空間治理的大國責任。一方面,如果中國拒絕承認或承擔大國責任,容易被看成只顧自身利益而不愿對之作貢獻的“極端利己主義者”或者“中庸主義者”。中國應以主動、積極的姿態參與網絡空間規則的調整、改造,從而使之反映中國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如果過度承擔責任,特別是過分強調領導責任,則亦會遭受既有網絡強國的戰略猜疑和抵制。超出能力的大國責任還可能會對中國發展帶來制約。

      因此,大國責任必須量力而行,不能透支去承擔本不該或無力承擔的“責任”。此外,中國不僅有對外的大國責任,還有國內的國家責任。中國自身社會的網絡安全和發展問題還很多,中國的第一要務仍然是解決自身問題并實現全面社會發展,這也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和最大責任。此外,一個羽翼遠未豐滿的發展中國家,如過度強調“網絡強國”概念可能引發新一輪網絡空間的“中國威脅論”。

      第二,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應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國的政治文化有經驗文化和價值文化兩類來源。在經驗文化中,中國傾向于不贊成對他國主權的過度干涉,認為應憑借自身發展來提高國家影響力并獲得國際認同。價值文化則是根植于中國的歷史傳統并經過長期演變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如和諧世界的理念。中國所主張的國際秩序的核心是平等、互利、尊重、和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再次強調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應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的同時應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同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仍然是現階段的核心任務,因此中國的大國責任不能脫離中國這一特殊國情。

      第三,大國責任并不只是享受網絡空間治理中的權力和利益,還包括相應風險的承擔。中國謀求網絡空間大國責任和地位的過程必然會受到既有網絡大國的戰略猜疑乃至抵制,同時也將面臨來自國際社會的各種壓力和挑戰,如網絡監管與網絡自由問題、網絡空間政策透明度問題等。

      同時,對于中國這一網絡空間后來者以及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網絡空間能力還非常有限,成熟理性的國民心態還需培育,中國大國責任在具體實施時應權衡利弊,應首先對國內持續穩定發展的影響進行風險評估。

      最后,網絡空間的大國責任并不等同于網絡霸權,承擔網絡空間大國責任并不意味著同西方既有網絡大國的碰撞、摩擦甚至沖突,而是應同其加強合作與協調,并對網絡空間進行共同管理。

      網絡空間作為人類的新型公有地,所有占用者必須進行合作,才能避免出現“公有地悲劇”。中國的網絡空間大國責任并非意味著中國要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是說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網絡大國,應積極參與網絡空間國際事務,構建全球共享的網絡空間安全,主動參與塑造網絡空間國際秩序,特別是在建立網絡空間新秩序上要發揮主導性作用,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參與網絡空間的發展。而如何打破歷史上大國“零和競爭”的魔咒,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共同探討網絡空間的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網絡空間大國責任的關鍵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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