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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內外政治認同的主要研究內容

    時間:2015-03-0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6783字
    論文摘要

      政治認同是近年來國內外政治學界的研究熱點。緣起于二戰后流行的發展主義、行為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普遍主義模式主導的“求同”傾向的比較政治學遭遇失敗,向“存異”的特殊主義模式的轉變。

      “求同”與“存異”的對話中對于比較政治學的反思引發政治認同研究。目前,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政治認同涵義、來源、類型、危機以及具體國家和地區政治認同問題;研究視角主要有:政治文化、合法性、公民身份和實踐論。

      一、關于政治認同的涵義

      目前學術界對于政治認同的界定主要有贊同說、歸屬感說和實踐說。贊同說主要強調政治認同與權力合法性的交叉關系,側重于從權力過程角度理解政治認同。典型代表人物如讓 - 馬克·夸克,夸克認為合法性包括認同、規范和法律一致性,其中認同是合法性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1]有學者認為合法性是一種值得認可的政治秩序。[2]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是社會成員對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擁護和支持。”[3]

      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是指在一個政治體系中公民對某種或某些政治理念、政治信仰、政治價值的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對政治權力的承認、贊同與同意。”[4]

      美國學者西摩·馬丁·李普賽特認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有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的信仰的能力,也就是說,是政治認同在支撐政治制度的合法性”。[5]

      以上的論述大多認為合法性意味著政治權力能夠獲得認同。贊同說大多強調公民的贊同在權力產生、運行過程中的地位和價值,公民表達同意的程序和行為對于政治統治權力合法性的關鍵作用。即權力的合法性以對權利的尊重和保護為前提,強調權利相對于權力的優先性。

      歸屬感說強調政治認同即公民對于政治體系的情感依賴,源于政治認同的心理學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弗洛伊德。他認為:“認同是一個心理過程,是個人向另一個人或團體的價值、規范或面貌去模仿、內化并形成自己的行為模式的過程,認同是個體與他人有情感聯系的原初形式。”[6]

      美國政治學家羅森鮑姆第一次從歸屬感視角明確界定政治認同。他在《政治文化》一書中指出:“政治認同,是指一個人感覺他屬于什么政治單位(國家、民族、城鎮、區域)、地理區域和團體,這是他自己的社會認同的一部分。這些認同包括那些他感覺要強烈效忠、盡義務或責任的單位和團體。”《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對于政治認同的界定是:“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一種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它與人們的心理活動有密切的關系。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活中,總要在一定的社會聯系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黨的黨員、某一階級的成員、某一政治過程的參與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覺地以組織及過程的規范來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這種現象就是政治認同。”[7]

      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是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認為與人們的政治心理密切相關。政治認同包括政治體制的認同、政策認同、政治思想的認同。[8]

      歸屬感說強調個體對于共同體的一種心理依賴狀態,突出個體的主觀感受和結果,忽視原因和客觀規律的分析。更多地是現狀描述,但是對于政治認同產生、發展等動態性問題缺乏關注。

      實踐說從實踐性對于人和社會相互關系的根本意義出發,以馬克思主義關于實踐的根本作用為理論依據,認為政治認同是政治生活中主體和客體的關系范疇,是認同主體基于一定的利益訴求而進行的政治實踐活動。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是國民對政治組織、機構及其政治權威采取認可和擁護態度的體驗,是社會協調、民心安定的表征之一。[ 9 ]

      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是主體主動的、有意識的和能動的活動。實踐性是政治認同的本質規定性。[10]

      有學者認為:“在當代民主社會,政治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從自身的政治主體地位出發,以自我的價值觀為評價標準,通過內在的衡量、評判,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可與支持,主要通過公民對政治義務的自覺承擔得以表現,它是個體行為從私域轉向公域時在‘我—他’之間形成的一種共識,是人們在公共生活中的一種行為選擇。”[11]

      實踐說強調公民積極的政治生活體驗,對于政治效能的理解,政治參與及其感受是政治認同的核心。

      贊同說從政治體系權力產生、運行的過程界定政治認同,強調權力得到權利的認可、承認和同意。將政治認同作為合法性的必要條件,突出其程序性價值,主張權利的優先性;歸屬感說從主體切入,以心理學視角分析公民對于共同體的政治歸屬感,強調政治認同的心理現狀,但是只知其果、不問其因,只知現在,不知過去和未來;實踐說側重主客體關系分析,將政治認同視為政治實踐活動之一,是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統一。將公民作為政治認同主體的主動性提升到重要高度,主張一種積極政治參與,忽略其外在條件。而且積極政治參與本身是政治認同的表現形式之一,實踐說存在著倒果為因的嫌疑。

      二、關于政治認同的來源和類型

      政治認同的來源即產生政治認同的一切因素和力量的總和。不同學者依據政治認同的時空背景的差異,從不同視角探討政治認同的來源。有學者認為,認同是人的一種觀念記憶。[ 12 ]

      認同基于人的經驗理性。斯坦福大學哲學教授約翰·佩里(John Perry)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于認同的觀念記憶理論,他認為人格認同以合理的經驗記憶為基礎。[13]

      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的資源包括: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運行公正、政治治理績效和政治文化。[14]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來源于:利益認同、制度認同和價值認同。[ 15]有學者認為認同的支撐資源包括:社會福利系統、社會意義系統、社會組織方式。[ 16 ]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的資源包括:意識性資源即意識形態、制度性資源即社會公正、功績性資源即經濟發展。[17]

      大致而言,學者都比較強調把意識形態、社會經濟績效、公平公正和意義系統等作為政治認同的來源。相比較而言,利益和意識形態受到廣泛重視。

      為了對政治認同深入研究,把握政治認同規律,學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對政治認同進行了類型學劃分。美國學者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認為,認同的建構材料包括歷史、地理、生物、生產與再生產制度、集體記憶及個人的幻想、權力機器及宗教啟示等。他依據材料運用目的的差異,將認同分為:“(1)拒斥性的認同,即在支配邏輯下行動者基于被貶低或污名化的處境所產生的,如宗教、部落、少數族裔等;(2)合法化的認同,即權威性制度及其意識形態介入以使其支配合理化,如古代城邦、現代民族國家;(3)重新規劃的認同,即社會行動者建構一種新的認同以重新界定其社會地位,進而試圖全面改造社會結構,如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激進民主主義”。[ 18 ]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卷》將政治認同分為三個層次:其一,初級層次,即本能上的認同,如血緣、種族、地域的認同;其二,中級層次,即情感上的認同,如對政治組織的熱愛、信賴、追隨、親近、歸屬等;其三,高級層次即理智上認同,指在理性指導下的認同。[19]

      有學者依據認同主體對政治生活認同的主動與否以及認同一致性的程度,將政治認同分為自覺型認同、被動型認同、冷漠型認同和偽認同等四種基本的狀態表現或類型。[20]

      有學者根據政治認同的發展狀態,認為政治認同的類型包括成熟型的政治認同、排他型的政治認同、延緩型的政治認同、彌散型的政治認同[21]。還有學者將政治認同分為:強制性政治認同和自覺性政治認同,封閉式政治認同和開放式政治認同,冷漠型政治認同和熱衷型政治認同。[ 22 ]

      根據認同的對象或者客體,有學者將政治認同分為家族認同、部落認同、宗教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認為幾種認同既有疊加又有沖突。“家族認同、部落認同和民族認同在一定意義上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農牧民群眾的國家認同。西北農牧民群眾常常是從家族認同、部落認同、和民族認同擴展到國家認同的”。[ 23 ]大體而言,學者們根據認同的來源、性質、對象、特點等為標準對政治認同細分,并進行類型劃分和辨識。

      三、政治認同的危機及其轉型

      該領域研究主要從現代性的內在矛盾闡述政治認同危機產生的根源、表現、轉型和重塑。美國的魯恂·W·派伊(Lucian Wilmot Pye)提出現代化中的六大危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貫徹危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和分配危機。其中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一個是認同感危機。[24]

      有學者認為認同危機來源于現代性本身。[ 25 ]

      現代性隱含著內在張力,一方面從社會看,人借助工具展現了自己的主體性力量,現代性的產物是機器的使用和標準化生產的推廣,自然和人的精神都遭遇“祛魅”現象;另一方面,從人的精神層面看,每個人又都試圖尋找或者維護自己的內心深處的特殊存在。正是在普遍性與特殊性、同與異的互動中產生“我是誰”的認同危機。關于政治認同危機的表現,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危機表現為:對國家的認同危機、對政府權威的認同危機、對政治信仰、信任和信心的認同危機。[26]

      有學者認為,政治認同危機表現為體制認同危機和政策認同危機。[27]對于政治認同的重塑和轉型,有學者認為,克服認同危機需要實現從情感層次的政治認同向認知層次的政治認同轉型,從本能、移情的政治認同向自覺、理性的政治認同轉型,從僅僅通過“輸出”獲得政治認同向注重通過“輸入”獲得政治認同轉型,從基于價值、觀念絕對同一的政治認同向基于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的政治認同轉型,從通過強制灌輸獲得政治認同向通過自由溝通獲得政治認同轉型,從內容僵化不變的政治認同向內容靈活可變的政治認同轉型,實現從重視身份問題的政治認同向強調程序問題的政治認同轉型。[28]此外,政治認同理論傳入中國之后,迅速成為理論界熱點問題,學者們運用政治認同理論展開具體問題的微觀研究。主要針對中國政治認同的現實問題,運用政治認同的相關理論,從不同視角展開探索性研究,力圖描述政治認同現狀,分析原因,提出增強政治認同的思路和對策。

      四、政治認同的研究視角

      1.政治文化視角。西方學者對于政治認同問題的研究最初以政治文化為切入點。開創者就是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西德尼·維巴,他們對意大利、墨西哥、美國、德國、英國五國的公民政治態度及其與民主制的關系進行比較分析,并提出了政治文化概念。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而由于政治亞文化的存在導致對于政治共同體的支持問題即國家認同危機。

      認為政治認同是一種心理歸屬感并由此引發的心理反應而做出的認可、支持、參與等行為。政治文化視角以個體為切入點,以現狀描述為內容,以實證分析為方法,突出現實性、主觀性、定量性。

      2.權力合法性視角。合法性視角的鼻祖是德國政治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韋伯從經驗分析出發,提出了三種類型的合法性:一是基于傳統的合法性;二是基于領袖人物超凡魅力感召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準則之上的法理型合法性。而評價合法性的標準則是公眾對于政治制度的認同和忠誠的程度。哈貝馬斯則批判馬克斯·韋伯的經驗主義合法性理論,認為以大眾是否贊同的經驗作為合法性基礎的經驗主義者缺乏對大眾贊同、認可的依據的闡釋,忽略了不合法的統治獲得大眾贊同的事實,如希特勒政權。提出了規范主義合法性,把某種永恒的美德、正義作為合法性的基礎,但是排斥了經驗基礎的合法性的永恒的正義基礎又容易陷入抽象思辨。所以,他試圖將經驗主義和規范主義結合起來,強調合法性是符合價值規范基礎上的支持和忠誠。與哈貝馬斯持相同觀點的是法國政治學家讓 - 馬克·夸克。[29]

      夸克認為合法性是對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關系的評價,它是政治權力和其遵從者證明自身合法性的過程,是對統治權力的認可,而認可建立在認同、價值觀和同一性以及法律基礎上。合法性的三要素是被統治者的贊同、價值、規范的合理性和法律的一致性。換言之,政治認同是合法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有學者明確提出,政治認同問題本質上就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合法性視角強調政治認同與合法性的同質性與疊加性,政治認同被視為合法性的關鍵內容,將合法性界定為社會公眾對政治系統的認同和忠誠是核心思想。合法性視角以共同體切入,以邏輯推演為論證方式,經驗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
      
      3.公民身份視角。公民身份視角研究政治認同問題源于 20 世紀后半期英國著名社會學家馬歇爾開創的公民身份理論與政治認同研究的匯流。20 世紀90 年代,公民身份逐漸泛化為個體、群體與共同體的主體性關系。所有個體或群體都以公民的名義或角色來表達自我的主體性。低層次的共同體都被提升到政治共同體的層面上來理解。[30]

      亞國家與超國家的共同體的出現導致國家的政治認同危機。相關的研究文獻包括蓋布瑞勒(Gamberale)和卡羅(Carlo)的《歐洲公民身份和政治認同》[ 31],米勒(Miller)和戴維德(David) 的《公民身份與國家認同》[ 32 ],施創(Schauer)和弗里德里克(Frederick)的《共同體,公民身份和國家認同的追尋》[ 33 ],狄蘭迪(Delanty)和吉拉德(Gerard)的《公民身份的模式:歐洲認同和公民身份的界定》[ 34 ],勒寧(Lehning)和潘絲(Percy)的《歐洲公民身份:邁向歐洲認同》[ 35 ]。此外,隨著公民身份內涵的延伸和泛化,出現了環境公民身份、性別公民身份、宗教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民族公民身份等概念,對于國家的政治認同產生強烈沖擊。美國的利特爾頓指出:“許多人奢望通過不斷強調所認同的特殊社會群體來實現他們的政治愿景。他們不是把自己視為主權民族國家的公民,更不用說世界公民,而是首先視之為種族、族群、語言、宗教或性群體的成員”,因此“人們不是努力去追求人性的共同利益—權利的平等、物質需求的滿足、個體尊嚴的普遍尊重,而是宣揚他們自己群體的權利”。[36]

      哈貝馬斯則從經驗主義視角明確闡述了公民身份與國家政治認同的緊張關系:(1)德國統一、東歐國家劇變、歐洲東北部與東南部的種族與宗派沖突,使民族國家的未來成為問題;(2)歐盟成員國日趨統一,處于歐洲中心的民族國家需要重新界定;(3)從東部和南部貧困地區涌向西部發達地區的大量難民、移民產生了共同體的公民身份問題。

      4.政治實踐視角。政治實踐視角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基本依據,認為政治認同是認同主體圍繞一定利益及價值訴求的政治實踐活動。將政治認同視為政治活動,將實踐性作為政治認同的本質規定性,強調認同主體的主動性、能動性,側重分析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具體政治認同問題并探討政治認同的實踐機制。典型文章代表如方旭光的《政治認同的基礎理論研究》[37]、《政治認同———政治實踐的范疇》[38 ]、《政治認同的價值取向與政治生活》[39 ],張國平的博士論文《當代政治認同研究》。

      政治實踐視角的觀點深受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認識論的影響,研究成果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學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的學位論文。

      五、政治認同研究的現狀評析

      1.就研究內容而言。當前西方學術界一方面關注發達國家“國家空心化”出現的超國家和亞國家共同體的蓬勃發展對于傳統的國家政治認同的挑戰,如民族、宗教、性別、區域、全球等新興共同體的認同,這也是西方政治認同研究的最新趨勢;另一方面關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中普遍的政治認同危機,如內戰、政變、示威等涉及權威合法性的問題。就前者而言,由于國家政治發展階段的差異,西方學者從各種公民身份視角分析政治認同,超越了國家政治認同,是在國家政治認同建構完成后的新興認同,與發展中國家構建現代政治認同的使命明顯不符;就后者而言,西方學者關注后發現代化國家出現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認同危機,更多的是基于西方的自由優先的價值預設和憲政民主的理論假設,主張發展中國家以自由化、民主化、公民參與、普遍選舉等獲得政治認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政治認同的復雜性。中國學術界主要涉足西方政治認同理論的譯介,或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分析政治認同的涵義、類型、來源、危機、變遷等基本理論,以及運用政治認同理論分析某一群體的政治認同現狀。總體而言,呈現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兩極化傾向,對于中觀視域下長時段、大空間政治認同則缺乏關注。

      2.就研究視角而言。主要從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視角介入政治認同研究,心理學和社會學視角側重于對個體的主觀感受的調查研究和定量分析,哲學視角側重從現代性背景下個體與共同體關系變遷闡述政治認同問題。而歷史學、政治學視角的觀察相對缺乏。政治認同研究呈現有點、有面而無線的態勢。點狀研究重果不重因,具有主觀性、暫時性、偶然性,描述有余而解釋不足;面狀研究重因不重果,強調普適性和模糊性,抽象有余而概括不足。線狀研究的缺乏意味著對于特定時空背景下政治認同產生、發展的因果規律的認識不夠準確,對于國家政治認同建構的指導意義相對不足。

      [參考文獻]

      [1]  [法]讓 - 馬克·夸克.合法性與政治[M].佟心平、王遠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2] [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184.
      [3] 黃相懷.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政治學解讀[J].科學社會主義,2003,(2):13.
      [4] 高 飛.查爾斯·泰勒的政治認同觀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1.
      [5] [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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