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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法合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時間:2015-03-0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5198字
    論文摘要

      一、尊重不同治理文明的歷史傳承,充分認識現代法治體系建設的時代內涵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部署了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這是國家治理領域的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的歷史時期,法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而如何深刻認識法治建設的科學內涵,是關系到我國依法治國戰略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

      法治體系的建立無疑是以法律體系建設為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近 30 年我國法律體系的建設成績是有目共睹的①,但法治體系的建立及其實踐不可簡單等同于法制體系特別是法律體系的完備。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尤其是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法治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有機的完整體系,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體現了法治的整體要求。首先,法律體系只是一個相對靜態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而法治則屬于運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動態過程。法治以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為前提,但要使靜態的法律成為一個國家法治化的工具,即真正實現法律的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則取決于全社會對法律權威的真正認同與自覺遵守,也就是法律需要被“信仰”。其次,法律體系的“法”既包括規范公民行為、社會生活和市場秩序的法,也包括規范國家、政府、政黨治理行為的法,且前者是其主要部分,而法治體系的“法”主要是指規范國家、政府、政黨行為的法,通俗來講就是治“官”的法,是側重于規范政府行政權力的法。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僅涉及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備,更涉及政府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更應認識到,現代法治在本質意義上是一種文化抑或文明模式的集中體現。以法治化相對完善的西方而言,是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特別是基督教神學及其衍生的思想成果,建構了西方法治文明大廈的哲學認識論基礎,并形塑出西方法治今天之樣式。如果就西方法治思想的傳承與發展來看,對法律的信仰最初是來自于他們認為法是來自上帝的,是絕對的、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因而是神圣的,這在他們根深蒂固的自然法觀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而近代以來世俗背景下的“高級法”傳統亦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長期信仰文化的熏陶與浸染。同時,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后,日耳曼民族統治了歐洲并被基督教所同化,但日耳曼人從部落民族直接進入封建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他們的部落民主特質,而這種特質體現在其組織體系上是部落法的傳統,這一傳統與自然法觀的結合塑造了西歐人貫穿始今的法治思維。

      特別是日耳曼民族征服西羅馬帝國導致的民族大遷移,客觀上使得血緣關系不再成為維系族群關系的主要紐帶,血緣關系的淡化意味著個人地位的突出,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就需要新的處理方式,即法律。因此也可以說,這是西方民族思維方式中尚法而不尚情的背景之一。而這一點是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體系所沒有經歷過的。

      中國古代社會治理走的是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以價值取向看,屬于一種倫理化導向基礎上的“禮治”治理方式,相異于西方法律化導向基礎上的“法治”治理方式。進入文明時期以來,雖然說歷朝歷代也始終有“法”,且儒法之爭幾乎貫穿整個社會發展時期。但其“法”所指向與當今“法治”之法卻有很大差異,法即刑,刑即法,是歷史上中國法制的基本描述。概括來看,古代華夏治理文明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兼收并蓄法家刑名賞罰政策主張和其他一些流派思想為一體的綜合系統。

      二、“禮法合治”: 華夏治理文明有益的思想傳承

      如前所述,華夏文明的文化傳承具有與西方不同的思想背景及其文化表現,“禮治”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從廣泛的意義上,“禮”是指社會生活中由于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而形成的儀節及其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準則。反映到政治文化中,“禮”所指向的是官吏、士大夫們的為官、為政之德,即對個人道德行為、操守方面的原則、規范和要求。在社會文化中,“禮”指向的是一整套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雖然其中不乏對封建等級秩序等的維護性要求,但其中所蘊含的自我修養等道德內涵則反映出古代社會重“德”的基本傾向。

      大體可以這樣認為,西方的法治是通過契約關系來組織整個社會,而中華的禮治則是通過禮儀教化、倫理關系來組織社會。

      華夏文明的“禮治”對應于中國的“鄉土社會”。如果僅從行為規則的角度看,“禮”在傳統社會就是規矩,相當于法律。二者的不同在于,法律要靠國家權力來推行,而禮卻不需要有形的國家機構來維持。禮的作用是維持秩序,因為禮要表現為儀,儀要表現為序,即秩序,故禮的本質就是秩序,這一點與法的目標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區別僅在于途徑與手段之異。而“禮”從哪里來? 從傳統而來,因此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1]55,因為“傳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1]50。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禮治固然不是法治,但也非屬于人治,而是更強調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也就是社會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社會角色,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同時也都有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由于禮強調發自內心的遵從,這一點與道德強調修心亦具有一定的同一性。

      1響。他們反對儒家單純以仁義道德之空談去建立社會秩序,而是強調權力和法治對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歷史上的法家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經濟、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性的關系等基本問題都做了探討,在這一點上法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由于其在歷史上被詬病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極端地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道德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用嚴苛的刑律來實施懲罰,同時強調統治之“術”。因此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之主張可概括為: 以法( 刑) 治國、用術御臣、以勢制人。毫無疑問,法家的主張與儒家所倡導的“仁政”至少在出發點上是有根本區別的。

      但從數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關系來看,恰恰是儒法兩家的思想發揮了最大的影響,統治階級均從其中汲取為之所用的思想元素。因此,但凡中國古代的“盛世之治”及社會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大多呈現出“禮法合治”的基本格局,故很多觀點都認為,中國歷史實際上呈現出的是“儒法合治”或“外儒內法”的治理方式。

      在傳統的意義上看待“禮法合治”,通常是指宗法與官僚制的結合,家族倫理原則與君主專制原則的結合,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結合,賢人政治與以刑法治國的結合。它表現出禮、法在統治方法上的相互補充和交替使用。同時在禮、法結合的基礎上,還吸收了其他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的觀點和主張。

      如前所述,中國古代之“法”與現代法治不可同日而語。歷朝歷代的“法”多限于治民和懲治貪官污吏的刑律,而非節制權力意義上的“法治”。

      雖然說中國歷朝歷代也都有權力之間相互制衡的某些制度設計,甚至文官制度建立以后,對皇權的一定制約也是存在的。但這多屬于一種權力政治安排,與制度化的法治仍存在本質的區別。

      無論如何,傳統中國“禮法合治”的治理傳統延亙數千年,雖然說禮治中蘊含著對等級和尊卑等封建秩序的肯認,無疑屬于歷史的糟粕,而法治則流于維護封建統治的“嚴刑峻法”。但就其思想本質而言,其本質上重于“德”而輕于“法”的文化脈絡卻是值得肯定的。“德主刑輔”,“為政以德”,“正己修身”,“政得其民”等都能給后人以重要的啟示。同時以“禮治”和對傳統的尊重來組織社會,無疑屬于成本最低的社會治理模式,也契合了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國情與民情。

      三、培育法律信仰,重視德治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
      
      中西治理文明的歷史差異決定了中西法治文明發展路徑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相較而言,中國傳統文化重“德”輕“法”的歷史積淀對于當今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固然有其偏失,正是因此,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選擇。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對于具有數千年“禮治”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而言,法治國家建設并不僅僅意味著靜態的“法律制度”,而是法治文化的培育特別是法律信仰的養成。更為重要的是,其中如果忽視了德治之內涵,依然會陷入“徒法難以自行”的境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深刻地指出,我國傳統思想文化根源在社會生活本身,是人們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情感樣式的集中體現。古代思想文化對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響。他提出,對綿延5 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而關于傳統文化與今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系,他特別強調,中國古代“禮法合治”傳統對我們今天推進依法治國有重要的啟示。從這個角度看待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無疑為我們指出了方向。如何從我國傳統文化特別是治國理政思想中的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以德等經驗中汲取有益的資源和啟示,對當前特別是今后全面推進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法治即法的統治,它尤其強調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同時關切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性價值。毫無疑問,將法治國家作為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國家治理手段的新目標,契合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它順應了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深刻變革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意義上“禮治文明”向“法治文明”的轉型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法治在本質上體現的是對人權的尊重和對公權力的制衡。從現代政治文明的設計來看,強調制度而不是倚重于對人性和道德的訴求成為一種主流,它所對應的是急劇變化的“陌生人社會”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契約文化及平等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法治所體現的平等人格及契約精神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特別是現代法治更注重于對公權力的制衡,而隨著近現代以來國家政治的發展使得執政黨政治權力和政府行政權力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進而導致公權力對公民民主和經濟社會權利的潛在侵害成為當代民主政治最需要警惕的問題,因而以法治的手段制衡公權力,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權及民主權利至關重要。

      其次,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不難理解,即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并以具體的法律制度為依托。而實質意義上的法治,更強調對法律價值、原則和精神的普遍性社會認同,在一定意義上,它超越于單純性的法律制度而上升到文化之層面,并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孟德斯鳩在其著名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便認為,一般的法律是人類的理性,各國的法律是人類理性在特殊場合的適用; 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質、氣候、人種、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人口、商業等等都有關系,而這種關系就是法的精神[2]。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樣,西方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大遷移所帶來的血緣關系淡化客觀上使得他們很早就具有極為強烈的契約文化觀念,正是這種契約文化使得他們必須以法律的手段處理人與人、權力與人的關系,而這正是西方最早發育出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文化基因。亦如上述,中華文明的禮治傳統以及數千年的君權統治在歷史上很難發育出節制權力意義上的法治文化,這也決定了我們在向當前法治文明轉型過程中文化積淀的不足。

      法律作為一種制度體系的形式載體,它只有真正被信仰,被當成社會普遍的共同意識,冷冰冰的法律才能成為活生生的制度文化。因此,實現中華民族的法治國家目標,必然以實現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的法治化之內在統一為努力方向,它應該是一個相對艱巨的歷程。

      再次,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都不會脫離其社會基礎,法治亦然。盡管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現代法治的內在基因,但改革開放以來的 30多年中,隨著市場經濟逐漸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主導模式,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化進程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國民的法律意識、法治思維都有了明顯的提升。與之伴隨的必然是政治體制、行政體制改革的互動特別是政黨、政府行為的法制化,無疑,它為全面走向國家治理體系的法治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同時需要思考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法治社會,借鑒西方法律制度和法治文明中一些有益經驗是不可或缺的,但法治文明之發生、發展等具有特定的文化積淀,其語境蘊含著不同文明獨有的文化基因。在此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應當系統研究如何揚棄并繼承歷史上中華文明一些行之有效的德治、禮治與法制傳統及其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諸多優良傳承,特別是“禮法合治”的思想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有益實踐,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價值導向才能真正切合中國國情。法治不簡單等同于立法,更不簡單等同于西方相對成熟市場經濟和民主政體下的法律制度,它必須尊重并結合一個國家的、民族的獨有歷史積淀、文明特征、人文環境、社會發展階段等諸多文化基因,其法治才可能是切合國情與實際的。因此,系統總結、認真對待華夏文明悠久的歷史特別是重視“德治”的文化傳承對于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費孝通. 鄉土中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2]【法】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 上[M].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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