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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澤對正義實質的解讀

    時間:2015-03-0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5443字
    論文摘要

      南希·弗雷澤在《正義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間的再認識》等一系列著述中完成了反規范正義批判理論的構建。她認為,全球化廣泛而深刻的發展過程醞釀并催生出一種區別于傳統正義理論的多維度正義理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對正義實質的界定,它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的”正義('what'of Justice)。弗雷澤認為,當代的正義理論涵蓋社會的多個領域,具體包括經濟維度、文化維度和政治維度,所以,正義自然應該包括再分配正義、“承認”正義和代表權正義。弗雷澤對正義實質的解讀,有助于我們厘清并分析中國當前凸顯的 社會矛盾,進而促進 我國公 平正義 社會的構建。

      一、經濟發展中的再分配正義

      經濟維度是弗雷澤提出的正義實質的第一個維度,也是正義實質的基礎性維度,指的是社會正義的基礎是再分配正義。弗雷澤認為,身份政治時代的社會正義訴求中最常見的就是再分配的訴求,即尋求更公正的資源和財富分配。因此,不論何種正義,都應首要考慮經濟中的再分配正義。作為哲學術語,“‘再分配’來自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并與康德哲學的《道德論》有關”[1]2。當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分析學派的哲學家發展出一種復雜深奧的分配正義理論時,這一傳統得到了豐富擴展。作為福特主義時代的道德哲學和社會斗爭的中心,再分配也是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正義理論的不可動搖的中心議題,并為那個時期勞工和窮人的訴求提供了評判原則和解決方案。所以,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普遍把正義的核心理解為確保資源、機會和產品的公平分配。再分配正義以平等主義原則為基礎,強調經濟結構的調整對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影響,一方面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有助于社會經濟公正,另一方面改變社會財產狀況,進而重新劃分所有權的歸屬,使諸多被壓迫的弱勢群體的地位得到矯正。總之,經濟的基礎性地位不容動搖,與之相對應,再分配正義在任何時代的正義理論中都需要首要考慮。

      這種首要性體現在弗雷澤對20世紀末世界發生的波瀾壯闊變遷的進一步分析:一方面,蘇東劇變令世界一片嘩然,社會主義運動隨之迅速陷入低潮;另一方面,種族沖突、反霸權主義、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等斗爭此起彼伏,各種思潮應勢而生,“為承認而斗爭”開始占據全球化視野下正義討論的中心地位。盡管上述兩方面的巨大變化迫使人們不再單純地從經濟分配角度討論正義,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身份承認問題上,但是透過現實,弗雷澤敏銳地覺察到,“分配不公正并未消失。相反,經濟不平等正在增長”[1]2。經濟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它的基礎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在企業全球化削弱著各個國家原先可以進行再分配治理能力的時候,更應該首先考慮再分配。此外,任何表面看似是文化結果的不正義現象,其實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經濟性因素,也就是經濟不平等。所以,弗雷澤反對簡化論,具體而言,就是反對那種單純地割裂經濟和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做出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因此,福特主義時代居于核心的再分配問題并沒有失去意義,正義的討論仍要把再分配因素考慮在內,并且賦予它基礎性地位。所以,作為經濟維度的再分配正義是討論正義問題必不可少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二、文化繁榮中的“承認”正義

      文化維度是弗雷澤提出的正義實質的第二個維度,指的是從文化角度分析,正義應該包括“承認”正義。她在《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中指出,當前人們處于身份政治的時代,應該對“錯誤承認”的身份不公正現象進行深刻反思,并將“承認”設想為一個正義問題。

      弗雷澤分析道,20世紀末,“為承認而斗爭”“成為政治沖突的典型形式。對‘承認差異’的需求,推進了在民族、族群、‘種族’、性別、性關系旗幟下動員起來的群體斗爭”[2]。總體而言,在當今時代,文化統治取代剝削成為基本的非正義,群體身份取代階級利益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媒介。所以,身份等級制的存在構成身份政治時代人們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的一個障礙,進而引發了基于“錯誤承認”的身份不公正現象。所以,解決上述不公正的方式就是將“承認”理論納入正義的討論范圍。弗雷澤首先分析了來自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承認”

      理論,她指出,暗含黑格爾論題的“承認”通常強調社會關系優先于個體,并且主體間性優先于主體性,而且通常被視為與“道德”對立的“倫理學”術語,所以,道德哲學家們使用它去揭示政治訴求的規范基礎。但是,在當代最著名的承認理論家查爾斯·泰勒和阿克塞爾·霍耐特那里,承認被認為是一個自我實現問題。這突出表現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加速跨文化接觸、價值視野多元化以及身份和差異政治化的時代。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重拾黑格爾的承認范疇,并將其系統化為一套深奧的承認理論。他的總體觀點是,人際間沖突和社會斗爭的根源在于個體是否獲得他人的承認。因而,人際交往中的主體必須具有特定自主性,并且唯有通過人際之間的相互承認,彼此才能建構起自主性意識,承認才能具有對人的行為和社會變遷具有規范意義。

      因此,弗雷澤認為,在認同政治時代,除再分配正義外,正義的實質還應該包括“承認”正義。她認為,在二戰后福利國家①的全盛時期,伴隨著凱恩斯主義—威斯特伐利亞框架的建立,思考正義的主要關注點是分配問題。然而隨著社會運動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重心轉移到了承認問題上。文化呈現出一種新的崛起之勢———宗教和種族劃分在社會身份構成中上升的重要性、不斷提高的文化差異意識、全球媒體擴展的范圍和標志著今天為承認而斗爭的、被強化的文化抗爭。再加上“再分配的前景似乎變得遙不可及,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承認正義主張逐漸成為主流”[1]152。弗雷澤將承認的一般理解路徑做了預先假設,即將先前的身份模式置換為地位模式,目的在于為承認正義的提出做前期的鋪墊。通 常 關 于 承 認 的 理 解 路 徑 是 身 份 模式———身份通過相互承認的過程,在對話中被建構。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承認指定了主體間應有的關系,換言之,其中每個主體把其他主體視為既平等又 獨 立 的 主 體。 這 種 關 系 構 建 了 主 體 性(subjectivity):每個個體只有通過承認其他主體以及被其他主體承認,才能成為單個的獨立主體。被拒絕承認或是“錯誤承認”就是遭受個人與自我關系的歪曲和對個人身份的傷害。但是,弗雷澤創造性地提出把承認當作社會地位問題。也就是說,承認所需要的不是群體的特殊身份,而是每個群體被承認作為社會相互作用的正式伙伴的地位。由此,在“地位模式”中,錯誤承認的不正義不再被當作身份問題,相反,該模式意味著通過把錯誤承認的一方構建為社會的正式成員,能夠平等地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參與社會生活,來克服從屬地位。因此,被錯誤承認不僅是在他人的態度、信仰或描述中被看低、被輕視或貶低,還包括被剝奪了社會相互作用中正式成員的地位。由此,弗雷澤的正義探討創造性地把文化領域內的承認也視為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維度。

      三、政治參與中的代表權正義

      弗雷澤指出,正義的第三個維度具有政治性,它是針對政治層面的“錯誤代表權”提出的。她認為,從政治角度理解,正義的核心是成員資格的確立和程序的設定,這主要涉及代表權。換言之,這里要討論的問題涉及兩重含義:一是誰可以被納入政治共同體,并有提出爭議訴求的權利;二是代表權在構建公眾爭論過程的程序中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政治共同體中的人們如何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之間的爭論如何被裁定。因此,這二者的關鍵就在于產生的各種代表權關系是否正義。這些涉及代表權的問題可以歸結為特定的政治問題,其特定性或特殊性表現在:代表權是一種元政治,它建立了社會決策法則,決定了經濟和文化維度中多種斗爭的手段和解決的程序,但是它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不能被還原為經濟維度或文化維度。

      弗雷澤認為,之所以要將政治維度納入正義的考慮范圍,主要有兩個理由:其一,再分配與承認的結合并不能解釋社會中所有的正義爭論。她認為,雖然再分配和承認能夠構成正義的專有維度,但那僅僅是在凱恩斯主義———威斯特伐利亞的框架內才是理所當然的。一旦這個框架也存在爭議時,分配不公與錯誤承認就可能不會窮盡她的架構所理解的社會正義的維度,所以,“第三種參與平等障礙可稱之為政治障礙,是與經濟或文化障礙相對立的。這種障礙包括了各種決策程序。這些程序從制度上邊緣化某些人,甚至沒有分配不公和錯誤承認…… 而 且 可 能 被 稱 為 政 治 邊 緣 化 或 政 治 排斥”[3]223。其二,她借鑒了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馬克斯·韋伯認為,權力分配要考慮到三個相互融合的因素:“階級”、“身份”、“政黨”。“‘政黨’一詞將被用于指稱形式上自由招募成員的聯合體,它的活動目的是確保其領袖在組織內部的權力,以使它的活躍成員得到觀念上或物質上的利益……無論從職責上還是僅僅從事實上說,它們惟一關心的大概就是為其領袖謀取權力,并確保其成員在行政班子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它們會自覺地代表一個身份群體、一個階級或者代表某些客觀性政策或抽象原則采取行動。”[4]

      政黨代表既可以由階級來定義,可以由身份群體界定,也可以由交叉中的階級和身份群體來解釋,而這個政黨的掌控操縱在誰手中,則取決于政黨內部的代表權歸屬。弗雷澤吸收了馬克斯·韋伯的思想精髓,提出代表權正義。

      弗雷澤認為加入政治維度的代表權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代表權具有政治發言權與民主責任的意義,它與通常發生在有邊界的政治組織的那些人當中政治不公正的意義相連,弗雷澤稱之為“普通—政治的錯誤代表權”;另一方面,代表權指近些年來有關正義的邊界與框架爭論。在這個層面上,代表權關注有邊界政治組織以及深入其中的更廣闊的空間結構。

      在弗雷澤的語境中,代表權關系的不公正決定了分配不公正和錯誤承認,而這三者的不公正又源于元政治的不公正,所以,“在揭示制度缺乏的過程中,這些斗爭正將關注點集中在‘怎樣’上。……除非它們攜起手來為元政治民主而斗爭,否則在全球化世界中為正義而斗爭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5]。

      弗雷澤指出:“正義的政治維度在建立社會歸屬的標準,從而決定誰是其成員之后,說明了其它維度的范圍:它告訴我們誰被包括其中,以及誰被排除在外,即被賦予平等分配和相互承認權利的人的范圍”[3]275。所以,就這點而言,代表權和再分配、承認同等重要。代表權正義與再分配正義和“承認”正義一起,共同成為正義的三個基本維度。

      總的來說,在“什么的”正義問題上,弗雷澤的觀點是:首先,根植于政治經濟學的不公正是分配不公或等級不平等,其解決方式是再分配正義。其次,文化視角下的不公正是錯誤承認或身份等級制,其解決方式是“承認”正義。最后,政治層面的不公正是錯誤代表權或政治失語,其解決方式是代表權正義。弗雷澤認為,正義的多重維度依靠社會斗爭作為媒介來揭示。具體而言,當社會運動在超越確定的規范正義邏輯的似乎有理的訴求方面取得成功時,社會運動便揭示了正義的新的維度。所以,弗雷澤的正義理論只是暫時集中在經濟、文化與政治三個維度。這個開放性的正義理論仍然需要通過社會斗爭來揭示更多的維度。

      四、結語

      通過對正義實質的界定,弗雷澤發展出一種廣義的三維正義批判理論。它展示給人們一個多維互動的社會,讓人們認識到社會不公正的多個理解層面。此外,她的正義理論也間接剖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這對于解決我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牢牢把握這一基本要求,不僅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而且對于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凝聚力具有重大意義。在我國,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粗陋地將正義等同于平均主義,尤其是在分配方面簡單追求分配結果的絕對平等。但是全球化的影響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讓我們逐漸意識到,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社會不公現象。人民群眾對社會成員身份和權利的訴求日益增多,種類也更加多樣化,人們越來越重視自己的身份地位,渴望得到承認和認可,更加要求平等地參與社會競爭和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分享社會利益。而弗雷澤正義的三維理論某種程度上可以為當前我國社會的公平正義構建提供一個可以借鑒的視角。一方面,我們要推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例如,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把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使廣大人民群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另一方面,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對于身份承認的需求,承認他人的社會地位和合理的文化要求;還有就是要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進一步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但是,弗雷澤的正義理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不能離開生產談分配。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物質生產是生活資料和社會關系的雙重生產過程。所以,生產方式的不正義必然導致分配不公和社會中的不平等關系。弗雷澤將經濟上的不平等完全歸結于分配不公,這顯然過于片面。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前社會的不正義,無論是分配不正義,還是“錯誤承認”的身份不公正,抑或是“錯誤代表權”的政治不公正,根源都在于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之中,而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不正義,弗雷澤都沒有做出有效批判,導致她的正義理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對于弗雷澤的三維正義理論,我們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簡單否定,而應當辯證地予以看待。

      參考文獻:

      [1] [美]南茜·弗雷澤,阿克塞爾·霍耐特.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M].周穗明,譯,翁寒松,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美]南茜·弗雷澤.正義的中斷———對后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M].于海青,譯,周穗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3.
      [3] [美]凱文·奧爾森編.傷害+侮辱———爭論中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M].高靜宇,譯,周穗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 [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M].閻克文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01-402.
      [5] [美]南茜·弗雷澤.正義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間的再認識[M].歐陽英,譯,周穗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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