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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代表的選舉實踐是人大公信力的體現

    時間:2015-02-0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11932字
    論文摘要

      前言: 人大代表的選舉實踐是人大公信力的試金石

      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追求公共權力的公信力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國家權力機關,理所當然地應該具有強大的公信力。在一定意義上,各級人大的公信力體現了執政黨、憲法和法律的公信力,乃至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公信力。

      代表選舉是代議制民主的基礎。無論是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還是社會主義代議制民主都極為重視代表選舉,在一定意義上,代表選舉的狀況反映了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公信力,這種選舉狀況可以通過選民的參與程度來體現。選民積極熱情參與代表選舉,說明選舉制度是有公信力的; 如果選民對代表選舉冷漠疏離,則說明選舉制度缺乏公信力。從根本上說,選民的熱情與否并不取決于憲法和法律對代表選舉制度的規定,而是取決于代表選舉實踐。

      人民代表大會是由代表組成的,代表是選舉出來的,所以,人大代表的選舉是人民代表大會組織和運作的基石,也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石。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代表選舉制度的優劣直接決定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劣。最能體現人大公信力的是人大代表的選舉實踐,或者說人大代表的選舉實踐是人大公信力的試金石。

      一、我國人大代表選舉的理論和實踐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績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我國離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舍本逐末。因此,必須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得失來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而看待人大代表選舉制度。既然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取得了不容否認的成績,也存在著不容否認的問題,那么,我國的人大代表選舉同樣既取得了不容否認的成績,也存在著不容否認的問題。正是這些成績為人大贏得了公信力,也正是這些問題影響了人大的公信力。這并非簡單地折中。

      我國人大代表選舉的法律已經基本完備。人民主權原則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靈魂,自始至終貫徹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 中。人大代表選舉必須依照《選舉法》進行。只有具備完善的《選舉法》,才能做好代表選舉。早在 1953 年,我國就頒布了第一部《選舉法》,隨后在 1979 年、1982 年、1986 年、1995 年、2004年、2010 年進行了修改,《選舉法》修改的頻率是比較高的。《選舉法》的修改就是選舉規則的改進,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步。現行的《選舉法》比較充分地體現了選舉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把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結合在了一起。

      (一) 普遍選舉

      普遍選舉權是人大代表選舉中的根本性原則。

      這個原則遵循了近代以來世界各國代議制民主的共識。我國現行《選舉法》第三條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這條規定充分體現了人民主權的憲政原則。

      在封建專制時代,國家權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人民只是作為臣民而存在,不可能有什么選舉權。資本主義社會開創了代議制民主制度,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只是一部分富人,相當一部分的窮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即使今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解決了公民普選權問題,但是金錢政治的實質仍然把相當多的普通民眾排斥在選舉之外。當然這種排斥是以公民因為厭惡金錢政治和政黨政治而自動放棄為表現的。

      在我國,只有極少數人被剝奪選舉權,而且被剝奪選舉權的人越來越少。現在被剝奪選舉權的主要是犯有危害國家安全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除了被明確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嚴重犯罪分子外,其他已經受到和正在受到刑事處分的人依然享有選舉權。被剝奪選舉權的人數僅占選舉適齡人口的 3以下。從《選舉法》的修改更能清楚地看出選舉權的日益擴大化。1953 年《選舉法》規定剝奪地主階級、反革命分子、其他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和精神病患者的選舉權; 1979 年《選舉法》規定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外,其他年滿 18 周歲的公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82年擴大了歸僑代表的選舉權; 1986 年又擴大了旅居國外的中國公民的選舉權。

      (二) 平等選舉

      選舉權的平等性與普遍性是緊密聯系的,都源自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價值理念。在我國,選舉權的平等除了體現在選舉權的普遍性以外,還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即每一個選民在一次選舉中都只有一個投票權; 每一個選民所投選票的效力是相同的,因此大體相等的選民產生等量的代表;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統一的。

      我國自從 1953 年頒布《選舉法》以來,關于每一個選民在一次選舉中都只有一個投票權,沒有什么變化和異議。這一點我國《選舉法》的規定比有些國家要徹底。在國際上個別國家議會采用復數投票,即一部分選民只能投一個票,而另一部分特殊身份的選民則可以投兩個以上的票。在我國,每一個選民所投選票的效力的相同以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統一這兩個問題則是逐步完善的。

      我國選民投票權效力由不同到相同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直到 2010 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修改《選舉法》才實現了這一點。

      1953 年《選舉法》規定: 各省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八十萬人選代表一人; 中央直轄市和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省轄工業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十萬人選代表一人。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對于這種“不平等”,鄧小平從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作用和國家工業化的方向作了說明,解釋了這種“不平等”的合理性。

      1979 年制定新《選舉法》時,未改變 1953 年《選舉法》關于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而只是將比例予以明確,即縣為4: 1,省為 5: 1,全國為8: 1。彭真對此解釋道: 不能簡單地說平等和不平等,因為這種規定實現了城市人民內部、鄉村人民內部以及民族之間的平等。

      1982 年修改《選舉法》時,增加規定: 縣、自治縣行政區域內,鎮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屬于縣級以下人民政府領導的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人數在全縣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同鎮或者企業事業組織職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1995 年修改《選舉法》時,將省、自治區和全國這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中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從原來的 5∶ 1、8∶ 1,修改為4∶ 1,自治州、縣、自治縣仍維持 4∶ 1不變。

      盡管已經實現了城鄉人口同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但是并沒有完全實現絕對的平等。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少數民族的照顧。我國少數民族只占全國人口的 8. 04%,但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少數民族代表則占代表總數的 13. 69%。二是軍隊代表人數多。我國現有軍隊人數 200 多萬,但是全國人大代表中的軍隊代表一般為 265 人,約占全國人大代表總數的 9%。 顯然這一比例遠大于城鄉選民所對應的人大代表數量。這兩方面是由我國特殊國情所決定的。

      (三) 直接選舉的范圍擴大到縣級

      在普遍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選舉理論認為只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才是真正的選舉,是否是直接選舉成為評價一種選舉制度優劣的一個標準。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國人大代表選舉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結合。在全國范圍內共存在五級人大代表選舉方式。實事求是地說,當今世界各國議會一般都實行直接選舉,實行間接選舉的國家已經不多。

      我國也在不斷提高直接選舉的層次。1953 年第一部《選舉法》規定: 全國人大代表,省、縣和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級人大選舉;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1979年,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新《選舉法》,將直接選舉范圍擴大到縣一級,但全國人大、省級人大、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實行間接選舉。2010年通過修改的《選舉法》擴大了直接選舉的范圍,直接選舉的范圍為縣級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四) 由單純的政黨團體提名代表候選人發展

      到了政黨團體提名同選民、代表提名并存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是人大代表選舉的基礎性工作,選民和代表是否擁有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權體現了民主的程度。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團體都堅持并尊重人民當家做主的憲政原則,但是政黨團體作為集體性的政治組織不可能代替選民和代表個人,尤其是涉及個體意思表達的投票選舉,脫離了個體就難免會失真,選舉結果很容易違背被代表者的真實意思。這正是選舉要遵循直接投票原則的根本原因。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代表提名。

      1953 年《選舉法》規定只有政黨、團體擁有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權,改革開放開始后,這種狀況開始改變。1979 年《選舉法》規定,除了政黨、人民團體擁有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權外,任何選民或代表,只要有三人以上附議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1986 年《選舉法》對此做了從嚴規定,即需要選民或代表十人以上方能獲得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權。由于選民踴躍推薦代表候選人,一些地區代表候選人超過了《選舉法》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于是 2004 年《選舉法》規定,當代表候選人數超過了最高差額比例時,實行預選。

      (五) 由等額提名代表候選人發展到差額提名代表候選人
      
      簡言之,選舉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贏得選舉的人要少于被選舉的對象,應選代表與被選代表應該呈金字塔形。在一定意義上,等額選舉失去了選擇的意義。1953 年《選舉法》規定代表候選人的提名采用等額方式。盡管 1953 年《選舉法》沒有明確規定等額或差額問題,但 1953 年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層選舉委員會提到選舉大會上的代表候選人名額,一般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此后長期實行等額選舉,這種狀況直到 1979 年修改的《選舉法》才得以改變。

      1979 年修改后的《選舉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政府組織法》規定: 全國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一律實行差額選舉。具體的差額幅度為,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一至一倍; 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候選人的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具體差額數由本級人大根據應選人數在選舉辦法中規定,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名人數超過差額數,實行直接選舉的要經過選民反復醞釀、討論、協商按多數人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 實行間接選舉的則應在醞釀、討論的基礎上先進行預選。

      (六) 由無記名投票和舉手表決轉變為無記名投票

      投票是一種個人行為,是純粹的個人意愿表達,應該具有秘密性。讓投票者在大庭廣眾之下投票,無異于把自己的秘密公之于眾,投票者肯定會有顧慮,投票的結果就可能不是投票者個人意思的真實表達,這就違背了民主的精神。1953 年《選舉法》規定無記名投票和舉手表決并用,即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和鄉、鎮出席縣人大代表的選舉,采用以舉手代投票方法,亦可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 縣以上各級人大之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由于仍然處在“文革”時期,1975 年的四屆人大代表采用協商產生的方式。1979 年修改后的《選舉法》規定,人大代表選舉一律采用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盡管一些地區在人大代表選舉時,嘗試設立秘密寫票間,但是《選舉法》對此沒有明確規定,直到 2010 年第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修改的《選舉法》,明確規定選舉時應當設有秘密寫票處。

      (七) 人大代表的罷免程序更科學

      人大代表是選民或下級人大代表選舉出來的,因此選民和下級人大代表就有權罷免那些違法亂紀或者嚴重失職的代表。1953 年《選舉法》對在任代表的撤換做了原則規定,即: 代表在任期間,經其多數選民或其選舉單位認為必須撤換者,得按法定手續撤回補選之。

      1979 年《選舉法》規定: 選民或者選舉單位都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罷免代表,由選民直接選出的,須經原選區過半數的選民通過; 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須經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過半數的代表通過,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須經常務委員會過半數的委員通過。任何公民或者單位對違法亂紀或者嚴重失職的代表,都可以提出罷免的要求。

      1986 年修改《選舉法》,對代表罷免和補選的具體程序作了進一步規定: 罷免代表和補選代表的程序和方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

      1995 年修改《選舉法》,對罷免代表的程序,包括罷免案的提出、罷免案的內容、被提出罷免案的代表申辯權、罷免案的表決等內容作了規定,降低了罷免代表的門檻,增加了對縣鄉兩級人大代表辭職的規定。

      2004 年修改《選舉法》規定對于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五十人以上聯名,對于鄉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三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罷免要求。

      除上述變化之外,1986 年《選舉法》還簡化了選民登記手續,規定選民登記一次長期有效。這次的《選舉法》取消了預選規定,但是 1995 年修改后的《選舉法》又恢復了預選的規定。2004 年的《選舉法》,規定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回答選民的問題; 加大對破壞選舉行為制裁的力度等。

      二、我國人大代表選舉還存在著諸多問題

      我國從 1953 年開始選舉各級人大代表,期間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而陷于停頓,迄今已經61 年,時間可謂不短。尤其是與改革開放同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已運行了 36 年。人大代表選舉制度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問題依然不少。或者說,與人民當家做主的崇高理念相比,與人民群眾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積極性相比,我國人大代表選舉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公信力。我們必須下大力氣,真心實意地對現行的人大代表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

      (一) 間接選舉層級太多

      我國人大代表選舉實行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直接選舉是選民以選區為單位直接投票,從候選人中選出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 間接選舉是選民在本選區內先選舉出本級人大代表,由該級人大代表再通過投票選舉產生上一級人大代表和本級國家機關組成人員。按照選舉法規定,在不設區的市及以下各級行政區劃的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市級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級人大選舉產生。

      相比間接選舉,直接選舉的優點顯而易見。選民不需要通過別人代表自己表達意愿,因此不擔心自己的意愿被曲解; 選民與候選人直接溝通,候選人當選代表后易于接受選民監督; 直接選舉選民眾多,選舉不容易被操控,賄選等違法行為難以實施。

      間接選舉的弊端則是: 選民不能直接表達自己的意愿,需要通過別人代為表達,這有可能存在選民意愿被曲解,直接的后果是所當選代表的責任心難免打折扣,他更多的是對選舉他的代表負責,而不是對隔著層級的下級選民負責,因為選民不能直接對間接當選的代表進行監督; 選民對當選者的參政議政能力、參政意圖、個人信息了解有限; 參加間接選舉的代表人數少,易于操控,很容易出現賄選。如衡陽賄選的原因之一就是少數人可以操控市級人大代表。試想如果實行直接選舉,還能操控得了嗎? 選舉的層級越多,最終的選舉結果距離選民的真實意思就會越遠。選舉失真是間接選舉的最大弊端,間接選舉作為初級民主的形式,越來越不符合現代民主發展的趨勢。

      (二) 現實中的差額選舉存在違背競選本意的傾向

      差額選舉是候選人多于當選人的選舉方式,體現了擇優選舉的本意。由于差額選舉存在候選人落選的可能性,因此是一種競爭性的選舉。這種選舉方式督促候選人積極同選民溝通,闡明自己的參選目的及自己的參政議政能力,提出自己當選后的承諾,并主動接受選民的監督。差額選舉把選擇權交給了選民(間接選舉交給了代表) ,容不得操控。

      我國的人大代表選舉自 1979 年開始實行差額選舉,但現實中部分地區的差額選舉存在違背競選本意的傾向。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個別選舉組織者通過一些方式操控了選舉。

      (三) 選舉的競爭性不足

      所謂競選就是在選舉過程中,各個候選人以各種合法的方式向選民推介自己,讓選民了解自己的履職能力、參選目的、參選承諾,從而獲得選票的做法。競選的最大優點就是能夠讓選民在眾多候選人中選擇自己滿意的代表。競選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種選舉的常態化做法。我國許多人大理論和實踐工作者,以及廣大選民也都對人大代表競選持積極肯定的態度。正如憲法學家吳家麟所說,沒有差額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 沒有競選的差額,不是真正的差額選舉。

      我國的人大代表選舉從 1979 年開始就實行差額選舉,但是競選情況不是很理想。1980 年縣、鄉直接選舉時,一些競選狀況的出現使得人大對競選做了限制。1979 年《選舉法》第 30 條曾規定各黨派、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1982 年修改《選舉法》時刪除了這個規定,并規定由選舉委員會在選民小組上介紹候選人,而不是宣傳候選人。

      由選舉委員會在選民小組上介紹候選人,選民對候選人的了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在個別地方,缺乏競爭性的選舉成了一種確認性選舉,即由組織推薦候選人,然后通過行政力量動員選民參加,最后經由選民投票確認產生代表。

      這樣就很容易導致選舉雖然體現了選民的投票權,但是在充分體現選民的選擇權方面還存在不足。

      其實,競爭是自然和人類社會中的常態性存在方式,正是競爭促進了自然進化和人類進步。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充分利用競爭來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同理在政治領域里,競爭也有利于政治家的成長,有利于公民意識的培育。而且,中國共產黨在戰爭時期也曾經積極推進競選,至今人們還津津樂道延安時期的競選。競選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這就如同市場不等于資本主義、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一樣。

      (四) 選舉程序還存在諸多瑕疵

      我國人大代表選舉程序還存在諸多瑕疵,主要包括: 選區劃分不夠合理; 代表候選人的醞釀過程存在暗箱操作嫌疑; 過分追求參選率; 過分強調代表結構比例; 選民罷免代表困難等。

      1. 直接選舉中選區劃分不盡合理

      選區是直接選舉中選民進行選舉活動、產生人大代表的基本單位。我國《選舉法》規定: 選區可以按居住狀況劃分,也可以按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工作單位劃分。同時規定選區劃分應當保障選民選舉權的平等。根據實際情況,我國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選區有大小之分。選區的大小就是指一個選區產生多少名人大代表。1953 年《選舉法》沒有規定一個選區產生幾名代表。1983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縣級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若干規定》規定: 選區的大小,按照每一選區選一至三名代表劃分。這一劃分方法延續至今。

      現實中一些地區選區劃分后選民與應選代表人數相差很大,違背了同比例產生人大代表的公平原則。例如,1998 年在廣東省南海市換屆選舉當中,市委辦選區中候選人為 3 名,而選民則為 148人,每一個選民代表的人口數量不足 50 人; 而在另外的以公司企業為主的選區,候選人僅為 1 人,選民卻有 2168 人,兩者相差近 44 倍。

      再以北京為例,以單位劃分選區時,不同級別的單位候選代表對應的選民相差懸殊。北京有許多級別很高但選民數量并不很多的國家機關,也有許多級別不高但選民數量眾多的單位,如高校等。選區劃分后的實際結果是級別高的單位選民所對應的數量要遠遠低于級別低但選民數量多的單位。這種現象在全國并不鮮見。

      另外,以單位劃分選區,容易產生操控選舉的現象。以單位劃分的選區,其選舉組織者都是本單位人員,不可避免要受到本單位行政力量的影響,單位意志與選民個人意志是有區別,有時甚至是有沖突的。

      2. 代表候選人的醞釀過程存在暗箱操作嫌疑

      《選舉法》規定政黨團體以及十人以上選民可以聯合提名候選人,兩種方式提名候選人的權利是相同的。由于提名候選代表的人數往往多于《選舉法》規定的差額比例,需要協商確定正式候選人。

      正是這個協商過程存在暗箱操作的嫌疑。因為《選舉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協商醞釀的具體辦法,也沒有規定政黨團體提名候選人和選民聯合提名候選人各應占全部候選人的比例。實際情況是,由政黨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大多被確定為正式候選人。當然,在選舉過程中,一般情況下,都能由選民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愿,但是個別地方也出現了如下現象: 一是選舉組織者動員選民聯合推薦的候選人退出選舉; 二是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會上,重點介紹政黨團體推薦的候選人,進行明顯的傾向性推薦;三是個別地區甚至直接要求選民選誰而不選誰。

      3. 過分追求參選率

      選民積極參加選舉,行使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這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贏得人們信任的表現。

      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知道,《選舉法》規定選民可以對自己滿意的候選人投贊成票、可以另選他人、也可以投棄權票,這就意味著選民有權不參加選舉。也就是說,參加選舉與否是選民自己的權利。一直以來,我們把選民參選率當成選舉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指標,一些人認為如果參選率不高,就意味著選民不支持選舉,就是不配合選舉工作,這會讓選舉組織者難堪。其實,只要候選人的得票達到了法律規定的數量和比例,就意味著選舉成功。有些選民對候選人不滿意,也不愿意同其他選民聯名推薦候選人,還有相當多的選民對包括選舉在內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主動放棄自己的選舉權,這本身也是民主的表現。如果組織者為了參選率,人為大力動員選民參選,甚至越俎代庖,這不但違背了民主的本意,也易引起選民的反感,尤其是當選舉還存在諸多瑕疵,不能令選民滿意的情況下,這種反感就越加強烈。

      4. 過分強調代表結構比例

      代表的廣泛性一直是我國人大制度的一個特色,也被當作一個優勢。我國十分重視人大代表的結構比例,目前這個比例基本合理,但也存在改進的余地。人大代表結構一般包括政黨結構比例、界別結構比例、學歷結構比例、年齡結構比例、性別結構比例。關于學歷結構比例、年齡結構比例人們一般沒有太多的異議。異議集中在政黨結構比例、界別結構比例、性別結構比例上。

      關于政黨結構比例。一直以來,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比例較高,從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占比有所降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要通過黨員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起主導作用,保證黨的路線方針得到貫徹,保證把黨的意圖轉變成人民的意志,特別是在非常時期,更需要黨員發揮作用,因此,黨員在人大代表中占多數是非常重要的一項組織措施。

      關于界別結構比例。在全體代表中,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少數民族、華僑、軍人等各種比例,這是在代表名額分配時,有意識地對這一構成比例進行合理的安排,使人民代表大會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利于人民代表大會的決策更符合民主化、科學化的需要。但是隨著社會發展,這種劃分并不十分合理,因為一個代表會有多種身份。確定一個代表的界別需要熟練的專業人員花費相當的時間來操作。代表階層和比例要相互交叉套用才能確定某個選舉單位和選區代表名額及代表候選人,人們把這種確定代表名額的方法稱為“交叉確定法”,即一名代表候選人要具備符合“階層”及“比例”的三到四個條件才能提名為候選人: 代表所屬哪一階層; 男或女; 是否中共黨員; 是否少數民族。這樣就有一些代表是“卡階層比例”被提名為代表候選人,這往往影響高素質代表的當選。

      通過這種方式當選的代表,在參政議政方面的能力往往不高,個別代表在一屆任期內,一言不發,一字不提,有的甚至講出一些不妥的話。

      實際上,選舉的根本目的在于選擇參政議政能力強的人大代表,來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如果過分強調代表的廣泛性,甚至以廣泛性作為第一原則,那就本末倒置了。

      正因為人大代表選舉中還存在著這些問題,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選民厭選現象。尤其是在農村,由于村民委員會的選舉與村民利益密切相關,村民選舉村委會主任的積極性遠遠高于選舉人大代表的積極性。這就從反面說明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大代表選舉中的問題,這關系到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鞏固與否。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制度,提高人民代表大會的公信力

      完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制度,是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人民代表大會的公信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著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宗旨,通過對《選舉法》的修改,在人大代表選舉中應該著力落實以下兩大方面的工作。

      (一) 切實提高對人大代表選舉重要性的認識

      提高對人大代表選舉重要性的認識是完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度,提高人民代表大會公信力的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說,當前人大代表選舉的中存在諸多問題,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人大代表選舉重要性認識不足,把選舉過程當成了選舉過場。提高對人大代表選舉重要性的認識,要從以下幾點入手。

      首先,要認識到人大代表選舉關系到執政黨能否長期執政的問題。人民的信任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實現黨長期執政的基礎。列寧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鄧小平進一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些話人們都已經耳熟能詳,我們要進一步加深對這些話的理解。

      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和組織全體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國家政權組織方式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就是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否落到實處,決定了執政黨能否有效團結組織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共同奮斗,而人大代表選舉質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否落實的基礎。

      歷史經驗充分證明了上述觀點。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搞假憲政、假民主,欺騙人民。共產黨、毛澤東卻在陜北邊區真正搞民主選舉,通過豆選等選舉方式調動起了廣大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而且共產黨的做法贏得了全國進步人士的積極響應,所以,抗日民主政權一方面通過抗日武裝斗爭,一方面通過民主實踐兩個方面贏得民心,不斷地壯大了自己。抗日和民主是當時共產黨工作的兩個中心環節,兩面大旗,缺一不可。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在解放區普遍實行民主選舉,讓人民群眾真正體會到了當家做主的感覺,因此得到了人民信任和擁護的共產黨很快打敗國民黨,取得了政權。這其中,共產黨的民主實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認識到人大代表選舉關系到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能否實現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民族復興的夢想也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全面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是經濟的現代化,理所當然地包含了政治現代化,也就是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一起組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大代表選舉制度又構成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顯然,人大代表選舉質量關系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落實,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聲譽,進而還影響到民族復興夢想的實現程度。

      具體說,完善人大代表選舉制度,不僅能夠調動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且能夠有效化解各種沖突和矛盾,實現社會穩定。我國處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頻發,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辦法就是民主和法治,脫離民主的強力維穩只能激化矛盾。通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可以凝聚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的力量為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而奮斗,在實現各自具體利益的同時,實現民族的復興。在這個過程中,具有公信力的人大代表選舉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

      再次,堅決改變中國人民主素養低、民主選舉有困難的錯誤論點。有些人就是以中國人民主素養低、民主選舉有困難為借口不真心實意地落實人們的選舉權。古今中外的歷史已經證明,人民是否關心選舉,關鍵在于這種選舉是否與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而這與文化水平、民主素養沒有關系。其實共產黨人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1946 年安東(今丹東) 省副主席劉瀾波在接受采訪時就講過,在很短的時間內照樣可以搞好選舉,主要是看有沒有決心去實現民主。當談到人民文化水平低是否會影響選舉時,他說: “困難是有的,但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在選舉方式上就得照顧人民的文化水準問題,我們選舉采用了三個方式: 舉手,投票,投豆。

      ……識字有識字的辦法,不識字有不識字的辦法。

      ……說什么中國非要進行長時期訓政,不能實行民主,要一個人去獨裁,這種說法在安東就被充分證明是錯誤的、沒有根據的。”

      (二) 從技術層面完善人大代表選舉制度

      客觀的說,在世界范圍內選舉技術已經十分完善。選舉技術不分姓社姓資,無所謂社會主義選舉技術和資本主義選舉技術,就如同市場經濟不具有社會性質一樣,只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將這些已經成熟的選舉技術運用到人大代表選舉中。

      第一,增強代表選舉的民主性。對候選人在自己的選區內進行充分介紹,對競選方式進行明確規定。第二,合理劃分選區。盡可能的以居住地劃分選區。第三,提高直接選舉的層級,完善間接選舉。能否提高直選層級直接取決于候選人的競選范圍和自我宣傳的范圍和方式。直選層級提高了,意味著候選人要面對更多的選民。要使更多的選民了解候選人,必須采用覆蓋范圍更廣的宣傳推介方式。在完善間接選舉中要嚴厲打擊賄選。在間接選舉中,有投票權的代表數量少,容易通過賄選等方式操控選舉。決不允許類似衡陽賄選的事件再次發生。第四,完善秘密投票制度。秘密投票能夠更大程度地保證人大代表是選民真實意愿選出來的。人大代表通過秘密投票選出的一府兩院領導人,也體現了人大代表的真實意愿,這就防止了權力、金錢、暴力對選舉的干擾。第五,提高代表履職意識。加強選民與代表的溝通和交流,加強選民對代表的監督,增強代表的履職意識。

      通過以上具體的做法,有助于提高選民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積極性,對于提高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公信力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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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蔡定劍: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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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蔣明華: 《也論選舉平等》,《理論觀察》2006 年第 6 期。
      [6] 李力: 《關于優化代表結構的探討》,《吉林人大》2002 年第 9 期。
      [7] 牛銘實、米有錄: 《豆選》,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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