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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特征、歷程及其推進

    時間:2015-02-02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432字
    論文摘要

      近幾年來,隨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實踐的廣泛開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理論研究文獻不斷增多。然而,相關文獻主要涉及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大意義、指導目標、依靠力量、理論框架、實施路徑、影響因素等,較少專門論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這種研究狀況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現實情況不相適應,理論界需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而已有的少量相關研究文獻,也大多直接使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概念,較少清晰界定其基本含義;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肯定成績較多,梳理反思問題較少;具體機制研究較多,系統設計探索較少。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尚末系統地研究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問題。為此,本文把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作為一項系統性、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工程來看待,從界定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基本含義人手,歸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鮮明特征,回顧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發展歷程,闡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重大意義,梳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主要問題,提出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基本思路。
      
      一、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基本含義、鮮明特征和發展歷程
      
      (一)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基本含義

      制度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行動準則或運作模式、規范體系。制度廣泛存在于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種行為過程之中,是對社會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因素。制度化作為制度建認的程序與過程,體現出鮮明的動態性和主體能動性特點。制度建認的程序和過程本身就是制度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化”與“建設”可以合并使用,統稱為“制度化建設”。制度化意味著個體或組織的社會生活及行為從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認可的固定化模式轉化,是整個社會生活規范化、有序化的變遷過程。制度化的基本手段包括制定規范、建認機構、確認共同的價值觀念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概念涉及“和平發展中的兩岸關系”這個特殊客體,是對處于和平發展這一特定階段的兩岸關系進行制度化的過程。基于“制度”和“制度化”的基本含義,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可以界定為:兩岸關系主體為保障和推進和平發展中兩岸關系的正常化、規范化、穩定化變遷,在科學思維指導下制定形成處理兩岸關系的規則、原則、準則、協議等規范體系,建認健全協調兩岸關系的各類組織機構平臺,確認和強化兩岸關系主體的共同認知等一系列過程的總稱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有其相應外延。對此,國內學者已有論述。有的學者認為,兩岸關系的制度建設“涉及到兩岸經濟、政治、社會、軍事等廣泛領域的利益調整及其規范化、機制化”。有的學者認為,它包括兩岸協商談判機制、兩岸和平保障機制、兩岸法律規范機制、兩岸經貿合作機制、兩岸文化交流機制。還有的學者認為,應建設“政黨主導、官民結合、多軌并進、全方位溝通”的協商合作機制。這些觀點初步勾勒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外延,但還不夠清晰。筆者認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外延具有如下兩個層面一是作為總體外延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是黨中央提出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戰略構思。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就是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的構建,是在一定時期內用于規范和指導兩岸關系發展的重大制度的建設。”可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總體內容就是構建保障和平發展階段兩岸關系的規范的制度體系。

      二是作為具體外延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作為一個制度系統,由各個領域相對具體的制度要素構成,涉及兩岸關系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涉外事務、軍事等領域。因此,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囊括兩岸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文化關系、社會關系、涉外事務關系、軍事關系的制度化。它們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在這些具體領域的展開。這些具體制度能夠約束與規范和平發展中兩岸關系主體的行為,保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穩定變遷。

      (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鮮明特征

      1.過程性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個動態過程中,兩岸關系在和平發展條件下不斷提高穩定性和規范化、制度化水平。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動態性意味著長期性。它不可能一$sf而就,需要兩岸關系主體的長期合作、共同努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長期性表明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階段性。和平發展階段作為兩岸關系的一個大的特殊發展階段,內部同樣存在具體的演變階段,包括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這就要求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進行精細化的頂層設計和務實的實踐推進。

      2.綜合性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旨在構建保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化體系。該制度化體系不僅包括目前制度化建設進展相對順利、取得較大成果的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還包括目前進展比較有限的文化關系、社會關系、涉外事務關系制度化,更包括突破較難、成果稀缺的政治關系、軍事關系制度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綜合性,既客觀反映和平發展中兩岸關系的現實景象,也高度契合和平發展階段兩岸關系的迫切要求。這要求,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既要繼續遵循長期以來形成的“先經后政、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基本思路,也要更加注重各個領域制度化建設之間的統籌協調,務實、前瞻地規劃并有序推進經濟關系以外其他領域的制度化建設,重視發揮各個領域關系制度化相互銜接、配合的整體效能.
      
      3.治理性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是兩岸關系治理的著力點。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具有突出的治理性:不僅涉及中央政府和臺灣當局,還涉及公權力外的各類社會組織、公民個體;不僅涉及正式的“硬”規則建設,還涉及非正式的“軟”要素整合;不僅強調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也重視臺灣藍綠各方的積極作用.
      
      4.目標性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服從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長遠目標一一和平統一。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是夯實兩岸和平統一制度基礎的重要工作。這要求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必須明晰目標,不能僅滿足于保障現階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局面的鞏固、穩定,而應在制度化建設過程中嵌人有利于今后兩岸和平統一的制度因子,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目標早日實現.
      
      (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發展歷程

      1.構想萌芽階段(20世紀80年代一20世紀90年代中期)

      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就解決臺灣問題率先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說:“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一國兩制”構想即是處理兩岸關系的宏觀、高級的制度設計,也是統領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頂層設計。可以說,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思想由此產生。此后,隨著這段時期兩岸關系的回暖,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進一步萌芽。其典型事件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兩會”在“九二共識”的指引下開啟了制度化協商并取得了重大成果。1993年,“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開啟了兩岸平等對話、協商談判的歷史新階段。兩岸定期協商制度的建認,為現階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提供了基礎、范本,奠定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協商渠道和風格。1995,江澤民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中提出“對今后兩岸關系的發展進行規劃”。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對兩岸關系發展“進行規劃”的主張,內含著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頂層設計思維。該階段的這些思想和實踐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做了重要準備.
      
      2.曲折頓挫階段(民進黨2000-2008年“執政”期間)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由于民進黨堅持錯誤的兩岸政策,兩岸關系進人冰點。民進黨當局拒絕、阻礙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遭遇重大挫折,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基本處于中斷狀態。雖然如此,中央并末放棄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努力,而是堅持開展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理論探索。其典型成果是逐漸形成并提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及“兩岸協商簽署和平協議”等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重大創新主張。2004年5月17日,中臺辦、國臺辦受權就兩岸關系發表聲明,提出“共同構造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

      這是中央首次明確提出建認“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框架”的主張。2005年3月,胡錦濤在《關于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系四點意見》中再次提出就“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等議題”進行商談。2007年10月,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這是中央首次正式明確提出兩岸協商簽署和平協議的主張。中央這些關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主張,雖然由于當時兩岸關系情勢緊張未能得到相應實踐,但為后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提供了的理論儲備3.創新發展階段(2008年一現在)。。

      2008年,隨著國民黨的上臺“執政”以及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理論的成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由理論構想轉人實踐操作,得到恢復和創新發展。2008年6月,“兩會”恢復了中斷近10年的制度化協商,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于大陸居民赴臺灣旅游協議》;同年11月,“兩會”首次在臺灣舉行,簽署了《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開始取得實實在在的制度化成果。

      2010年9月,“兩會”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生效,實現了兩岸經濟關系和經濟交流合作的制度化。ECFA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提供了成功范本,成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成果。此后,兩岸陸續探索形成了海峽論壇、和平論壇、經貿文化論壇、企業家紫金山峰會等制度化交流平臺。2014年2月,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與臺灣方面大陸事務負責人王郁琦在南京舉行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成立20多年以來的首次負責人正式會面;2014年6月,張志軍訪問臺灣,成功實現回訪。這標志著大陸與臺灣兩岸事務首長互訪機制的確認和常態化在這一時期,兩岸繼續提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理論自覺。中央敏銳把握兩岸關系情勢轉好的積極變化,鮮明提出了一系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重大倡議和主張。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的講話中提出“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2012年9月,胡錦濤在俄羅斯會見國民黨榮謄主席連戰時指出要“加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建設”;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要“加強制度建設”。臺灣方面也做出了加強制度化建設的回應。2009年12月,馬英九在接受德國媒體專訪時提出“早日建認架構,創造可長可久的和平,是兩岸雙方的重大任務”,2012年2月,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要試著把兩岸和平關系制度化”;2013年1月,馬英九在兀旦祝詞中表示“將積極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以照顧每年來往兩岸之間的數百萬的廣大民眾,為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化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經過上述三個發展階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從理論構思轉人實踐操作,成果從無到有、由少到多,領域從窄到寬、由點到面,制度化建設水平不斷提高.
      
      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重大意義

      (一)有利于保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持續穩定

      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尚不穩固,這不符合制度建設的模式化、固定化的基本要求。

      這種狀況的根本癥結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水平還比較低,主要原因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互信尚未確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仍然缺失、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已有制度的效應外溢十分有限以及“臺獨”與美國等因素的干擾、臺灣政治社會生態的不成熟等有學者對此表達了擔憂:“兩岸關系雖然取得若干突破性的進展,也形成了良好的氛圍,獲得兩岸多數民意的肯定和支持,但缺乏制度性框架作為保障,能否長期地、穩定地、持續地推動,仍然成為一個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由初、中級階段進人高級階段,導致它面臨不穩定境遇的幾率增加,甚至導致面臨諸如“反服貿”“張顯耀案”的局部反復。解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脆弱性問題,破解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必須而且只能通過繼續加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來實現.
      
      (二)有利于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升級變遷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從屬于兩岸關系宏觀發展進程中的承前啟后階段,其內部演進軌跡可細分為初級(制度化建設起步)、中級(制度化建設取得一些成果)、高級(制度化建設臨近和平統一)三個階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一個很長的進程,這一進程中必然包含若干個不同的階段,各階段的內涵不同,任務不同,目標也不一,但卻是緊密銜接。”IHI制度化水平的持續提高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從初級階段演進到中級階段再進人到高級階段的主軸。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本身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自身矛盾運動的必要要求,是順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自身變遷的客觀需求。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能夠根據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所處具體階段的情勢、任務和目標,與時俱進地提供有利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變遷的制度產品。

      (三)有利于提高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治理水平

      制度化建設是提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治理水平的重要動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治理涉及兩岸關系中的紅藍綠主體關系,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涉外事務、軍事等領域關系,正式“硬”制度與非正式“軟”制度關系等的處理。處理這些重大關系,不能僅靠兩岸公權力的權威和領導人的意愿,應主要靠兩岸關系的有效制度安排。實現兩岸關系治理的現代化和善治,必須加大兩岸關系治理的制度供給。從這個角度來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有利于提高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治理水平.
      
      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主要問題

      (一)頂層設計不夠清晰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是一項系統性、科學性很強的頂層設計工程。當前,作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起點的“九二共識”的基礎地位還不牢固,經常受到臺灣政治生態變化的影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階段分期及與之匹配的任務、目標設計還不明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中各個具體領域制度建設的相互關系尚末被充分激活;在一些敏感問題方面尚末形成兩岸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共同表述和方案。這導致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不平衡問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長期遵循的“先經后政”思路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兩岸政治關系制度化建設滯后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重物質經濟、輕文化認同的狀況,制約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的鞏固深人;重實體制度建設、輕危機管理制度建設,導致應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中突發危機事件的能力比較匱乏;重民間交流、政黨平臺,輕官方交流、政治平臺,導致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民間渠道、政黨平臺產生的成果無法在臺灣政治體制機構中得到充分轉化。解決這些不平衡問題,需要自上而下、高端推動,把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作為一個系統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將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提供清晰的路線圖。

      (二)制度系統不夠完備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所要努力構建的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及組成它的各個領域制度體系,即構建一個完備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系統。一個完備的系統由若干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組合而成,并與環境發生一定程度的交換,從而發揮系統的整體功能。目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系統還不完備。這具體表現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系統的要素構成還不健全,兩岸經濟關系制度相對充足,而其他領域制度比較稀缺;各個要素之間相互聯系不充分,經濟領域的制度要素與其他領域的制度要素之間相互促進關系還未被激活,特別是經濟領域外制度因素的稀缺產生了嚴重的短板效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系統對臺灣社會政治生態、國際形勢、偶發危機事件等變化的回應比較無力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系統的不完備,制約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系統整體效能的充分發揮.
      
      (三)制度主體不夠廣泛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要求把兩岸關系的各個主體及其行為納人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其重要前提之一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各類主體被充分吸納、有效培育。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主體格局構成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狀況。總體來說,紅、藍方面力量是當前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主體,他們參與較多;而綠方主體參與較少,甚至成為制度化建設的阻礙力量。綠方主體雖然由于代表其政黨的意識形態與綱領的局限性而拒絕參與或被排斥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進程之外,但其作用不可被忽視。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需要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引導綠方主體發揮積極作用。如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不能有選擇地納人綠方力量,那么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將可能面臨局部反復的隱憂。臺灣島內爆發的“反服貿”風波就主要是由作為綠方力量政治代表的民進黨鼓動學生引發的。“反服貿”風波也警示我們必須重視臺灣青年工作,“要深化對兩岸青年交流工作有效性的研究,用好新媒體等有效交流平臺和手段”。

      (四)制度效應不夠充分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所產生的制度效應一一制度紅利,是激發臺灣島內政治社會力量參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的利益動因。然而,現階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紅利惠及還不夠均衡。一是受制于臺灣島內南北部相對分隔的經濟社會結構、階層結構,制度紅利對臺灣北部人群影響較大,而對臺灣南部人群影響較小。“臺灣南部地區經濟社會結構制約它們與大陸的交流往來、兩岸的經濟合作。”二是受制于臺灣島內特殊政治權力結構誘發的政黨對抗、權力分認、選舉對抗、朝野矛盾,兩岸關系互動的國共政黨渠道、“兩會”等官方授權的民間渠道的制度效應大打折扣。一者,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深受臺灣選舉政治的負面影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臺灣社會所產生的關聯度尚不緊密,尤其與選舉之間的關系及影響尚不全面與深刻,基本呈現‘兩岸是兩岸’、‘臺灣選舉是選舉’的‘兩張皮’現象。”二者,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對臺灣當局政治架構的嵌人比較有限。這尤以臺灣“立法院”成為阻擾力量為代表。有的學者就指出:“按照臺灣現行制度,未來兩岸交流最大阻力就是“立法院”。

      (五)外部環境不夠和諧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不僅受到臺灣島內環境的影響,還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

      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國因素。美國的”重返亞太“、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的戰略成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不可忽視的外部制約因素。一方面,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不斷拉攏臺灣加人,試圖通過增加臺灣融人制度性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選擇,削弱ECFA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積極牽引作用。另一方面,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進一步增加了臺灣在該戰略中的分量和地位,導致了臺灣在與大陸和美國之間維持平衡關系的難度加大。兩岸關系受到美國地區戰略和亞太形勢的影響,增加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難度和變數.
      
      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基本思路

      (一)做好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

      做好頂層設計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的重要基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進行摸索總結;更要進行前瞻研判和科學規劃,提高主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動性。一是要明確劃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階段的內部分期,圍繞制度化建設這一主軸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行近中遠期發展規劃。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近期制度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深化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擴大ECFA的積極效應;中期制度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推進兩岸社會、文化、涉外事務關系制度化,商簽兩岸社會、文化、涉外事務協議,筑牢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遠期制度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兩岸軍事、政治關系制度化,商簽兩岸軍事互信協議、和平協議,為兩岸關系從和平發展階段過渡到和平統一階段做好關鍵鋪墊。二是要科學研判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最新態勢,圍繞重點難點敏感問題進行深人的理論研究和對策思考,做好風險防范。在當前,要重視對兩岸關系處理中”先經后政“思路進行客觀評估和反思,應在推進經濟關系制度化的同時,穩妥考慮和推進政治關系制度化,最大化減小政治關系制度化滯后產生的短板效應。

      (二)重視制度建設的系統推進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要著力提升制度系統的完備性。在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建設方面,要繼續推進ECFA后續協商,加強宣傳交流,完善后續經濟協議,以水平更高、覆蓋更廣、收益更多的經濟制度化成果筑牢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經濟基礎,打破美國利用TPP削弱臺灣與大陸關系的企圖。在兩岸政治關系制度化方面,要逐步建認兩岸和平協商機制,為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創造條件;要加強有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認法工作,依法保障和推進祖國統一。在兩岸社會關系制度化方面,要擴大兩岸各階層人員交流往來,尤其要重視通過有效的工作載體增進臺灣綠方、臺灣南部民眾、臺灣青年群體對大陸的了解,找到影響臺灣公民運動的著力點,鞏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社會基礎。在兩岸文化關系制度化建設方面,要進一步擴大兩岸新聞、教育、民間宗教、文化產業等的交流,把商簽兩岸文化協議提上議事日程并穩妥準備、落實;合理定位并包容臺灣主體意識和臺灣認同,以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認同催生和融合兩岸共同價值觀,促進臺灣人民對“共同家園”與“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體認。在兩岸涉外關系制度化方面,要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達成兩岸關于臺灣加人有關國際組織的規則和方案,協助臺灣彈性參與有關國際組織活動。在兩岸軍事關系制度化方面,考慮建認兩岸軍事互信交流小組機構、兩岸軍事院校交流機制、兩岸聯合保釣與南海維權機制、兩岸巡航界線規定等,逐步構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三)擴大制度主體的多元參與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要增強共構思維,把更多主體納人到兩岸關系治理進程之中。在依政治譜系劃分的主體中,要更多構建兩岸紅、藍、綠三方以及其他中間力量都能共同參與的制度平臺,使臺灣島內的綠方政治社會力量(包括組織與個人)、中間力量能夠有條件參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在依”政治一社會“關系劃分的主體中,要構建公權力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制度平臺,積極創造條件讓兩岸政府、政黨和企業、社團、媒體廣泛參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要重視開展嵌人臺灣基層社會的制度設計,增加臺灣各個群體的民意輸人,使各方的利益、意見能夠更好地呈現出來,使制定的兩岸政策能夠更加符合兩岸各個主體、群體的利益,不斷調動他們參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的積極性.
      
      (四)促進制度紅利的廣泛外溢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要進一步提升科學化水平,通過特殊的制度安排,加強制度和政策宣傳,增強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理解認同,擴大制度紅利對臺灣綠方政治社會力量、弱勢群體、青年群體的覆蓋廣度,縮小制度化建設的解構力量.
      
      (五)完善制度建設的風險防控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面臨兩岸政治互信不牢、臺灣政治生態非理性、美日勢力等因素干擾,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各類風險。因此,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制度化建設要重視建認風險防控制度。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風險防控制度主要由風險預測、風險發現、風險評估、風險應對、處理反饋等環節機制構成。建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風險防控制度,既是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內在構成,也是兩岸關系在和平發展時期堅持“兩手準備”的具體體現。通過該制度,我們可以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見微知著,可以對突發問題沉著應對,從而減少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中負面事件對制度化建設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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