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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英華人的人權狀況與維權思考

    時間:2015-01-1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4564字
    論文摘要

      中國對于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來說,是一個神秘而又神奇的存在。西方媒體中大肆渲染中國的崛起及其學術界中煞有介事的中國威脅論,令許多西方人恐慌不已。繼美國 9. 11 恐怖襲擊事件和英國倫敦 7. 7 地鐵爆炸案之后,西方國家對伊斯蘭文明的過激反應點燃了公眾的“伊斯蘭恐懼癥”(Islamo-phobia) ,使得白人公民對穆斯林的種族仇恨不斷激增,導致了如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Christen-dom and the Islamic world) 陣營幾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恐懼”從未上升到如此激烈的程度,然而這并不能說明旅英華人享受同白人一樣的社會待遇。回顧歷史,雖然《人權宣言》使得種族歧視不再合法,但西方世界骨子里的優越感及這種優越感帶來的嚴重偏見,從未真正滅絕。正是由于這種優越感,大多數白人公民不愿意去深入了解中國,而當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讓西方世界無法忽視的角色的時候,他們忽然意識到,這個遙遠的文明古國逐漸脫離了西方的控制。這種強烈的失控感也許是西方國家“恐懼”中國的原因之一。這種失控感和恐懼感,作為一種集體的潛意識,深刻地影響著英國的白人與華人之間的關系。西方人的優越感讓他們誤以為只有西方經歷了現代化、工業化、理性化、世俗化的社會才是“現代的”(參見關于 modernity 的學術討論) ,與之不同的則被籠統地貼上“落后”的標簽。

      一、
      
      在國際社會中,“存異”本應是一項基本權利,而西方社會卻以全球化為載體,以自己帶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化系統作為普世價值的標準,以其強勢文化做后盾支持著他們的話語權,在享受著“救贖”“落后者”的同時不斷同化其他民族。這種同化的欲望,在英國社會中主要有兩種表達形式。

      第一種情況表達為針對中、上層階級的同化。

      這種同化的對象主要是以在英求學的留學生、交流學者、文化交流者和商人為主,西方通過媒體的刻意渲染與學術所謂“客觀理性”的評論,不斷強化“中國人民需要西方的人道主義組織來拯救”這樣的觀念。

      我們需要反省,西方這樣的洗腦之所以成功,一是由于國內媒體長期以來宣傳方式的單一化、程式化,以及遇到突發事件時不適當的處理方式,使得民眾對其失去了信任; 二是國內的學術缺乏自己的價值體系的構架,在照搬西方知識理論的同時,沒有吸取到其邏輯思辨,以理服人,重實證、重檢驗的精華,而是一味用西方的知識來解釋自己的發展,就如同穿著不合腳的鞋走路,一方面硌自己的腳,另一方面貽笑大方。對中國國情的解釋被認為是“袒護”、“五毛”,相比之下,有些人更愿意相信看似合理的西方的“解釋”,盡管一些西方學者通過有選擇地使用“證據”來表達他們的偏見。在國家發展的進程中,簡單地要求學術和政治的“隔離”是不現實的,我們也應看清,西方的學術界難道只因為披了一層“理性”“實證”的外衣,就能全然撇清與政治的利益關系嗎? 一些西方學者通過拼湊證據、歪曲事實,滿足了西方政治宣傳的需求,也滿足了一部分無知民眾的獵奇心理。一旦形成這樣的路徑依賴,學者們甚至頗有影響力的學術大儒,都在無意識地遵從這一路徑,以至于無意識地成為被他人利用的擴音器。

      于是民眾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從眾是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弊病,而這一弊病乘以十三億人就足以形成毀滅性的力量,這樣的力量如果不加控制,反而冠以“革命”的美名,社會必定動亂。筆者在“民權”組織工作的時候,曾看到一個案例,福建的溫某在申請政治避難的時候,故意捏造損害國家利益的事實,還硬是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反共雜志的編輯之中,以迎合西方的好感,殊不知在西方人看來,這種人無異于跳梁小丑,受到一點煽動就攻擊自己的祖國,這樣的人,在被西方人利用的同時照樣被他們鄙視。

      缺乏自己的文化體系構架的表現,是大規模無意識的盲目從眾。2012 年,恰逢倫敦奧運會,一條未經證實的微博短短幾天之內被轉發超過 10 萬次:“同樣兩名中國選手,易思玲得了金牌,喻丹得了銅牌,但得到的待遇卻天壤之別,國務院發的賀電上沒有喻丹的名字,CCTV 連一個喻丹的特寫鏡頭都沒有,當記者采訪完易思玲想起喻丹的時候,她已經悄然離開,在這個不懂得尊重的國度里,除了金牌本身,沒有任何偉大”,這只是無數毫無根據的微博的其中之一。由這條微博引發的網絡罵戰可謂來勢洶涌、滔滔不絕,甚至引申出“這個國家沒救了”,“中國沒有普世價值觀”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論,少數理性網民“不要相信傳言”的呼吁根本無力阻擋謾罵的大潮。這種罵戰的本質不在乎真實性,甚至已經不關乎愛國、不關乎政治傾向,因為無論替哪邊說話都會被罵,這些與倫敦奧運會相關的罵戰從中國的體育精神延伸到政治制度,更令人不解的是甚至涉及了教育體制。正是由于一些民眾缺乏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導致這種網絡罵戰成為每個個體對生活不滿的發泄窗口,網民自己成為這種語言暴力的受害者,而他們又通過同樣的宣泄手段把這種病態的集體無意識傳染給更多的網民。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網絡環境下,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政客根本不需要花費太多的精力去“策反”中國的學者,只需要雇傭幾個網絡推手制造幾條謠言,就足以通過網絡“成就”一場驚天動地的蝴蝶效應。

      第二種情況表達為對底層移民更加直接、赤裸的種族暴力。雖然西方國家經常打著“保護人權”的旗號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指指點點,但在英國本土卻也存在著極其惡劣的對華種族侵害現象。據英國犯罪調查(British Crime Survey ) 2005 - 2006 年的報告,有 31%混血和亞洲背景的人比 26%的白人更容易成為犯罪的受害者。英國幾次主要的華人移民潮開始于“二戰”之后、1967 年的香港“六七暴動”之后,以及一些人所謂的“政治避難”。早期移民的以農民和打工者為主,他們大多數不懂英語,來英之后大多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對華人社區有強烈的依賴感,除工作之外極少與外界接觸,孤獨和抑郁的現象非常普遍。由于很多人在英國并沒有注冊合法身份(undocumented) ,因此他們在受到襲擊的時候不愿意去報案。依照英國法律,偷渡者受到的任何人身傷害、財產損失,一律責任自負,所以通常的情況是許多華人報案之后首先被調查的卻是他們自己。另外,英國警察系統長期存在制度性種族歧視(Institutional racism) ,這樣的種族歧視受到穆斯林的猛烈批評。在華人與白人發生沖突時,白人那一方經常會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合理防范,而本是受害者的華人卻遭到拘留。在此背景下,早期的華人移民逐漸養成了“隱藏自己”的習慣。

      英國華人第一代移民以個體戶為主,1991 年至2001 年這一比例逐漸下降,第二代移民傾向于在勞務市場尋找就業機會,在英國除白人外的少數民族中,華人的失業率最低,從經濟能力上來說一直是一個較穩定的移民族群。直到 21 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又推動了留學移民潮,到 2001 年為止英國華人人口約占其總人口的 0. 5%,其中三分之一是留學生。然而,移民成分的改變并沒有對制約英國的種族歧視起到太大的作用。

      二、
      
      從民族性格上來講,大多數華人本質謙恭,尤其身處他鄉,怕惹事、怕麻煩,遇到事情總是愿意息事寧人。這種低調、妥協的態度在他人看來也許就是一種民族自卑感,想要隱藏自己,不想被人關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的焦慮和憂郁并不被看做是心理健康問題,即使真的有嚴重的心理問題,也會礙于“面子”不去求助于專業機構。《伯明翰華人移民的心理健康》的抽樣調查問卷顯示 60% 的華人移民遭受心理問題的困擾。同樣,根據曼徹斯特華人社區中心的統計,有 61. 1%的受訪者承認遭到過惡性襲擊,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稱從未報警。這種長期的壓抑心里也導致了種族間的積怨不斷加深。

      2005 年 4 月 23 日華人餐館老板米高黃陳(音譯) 被多名年僅十幾歲的少年持鐵鏟、金屬管等兇器惡意傷害致死,事后警方拘捕了 19 名英國少年,其中 6 人被指控謀殺罪。這是反華暴力事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次事件,此后,“民權”組織建立了華人報案熱線,之后不斷接到各地打來的求助電話。據“民權”組織關于旅英華人遭受歧視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在英滯留的合法身份,靠販賣 DVD、外賣生意賺取收入,很多人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只能住在工作的地方。

      種族侵害的方式從歧視性的稱謂(chinky) 到人身攻擊、縱火、嚴重致殘及謀殺等。2000 年由“民權”組織發起的共有 30 個華人商鋪參與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華人遭受了種族仇視的間接傷害,包括受害者周圍的家人、同事等受到的傷害,可見種族歧視影響之廣。由于非法身份的原因和華人社區的集體性格及有關數據的嚴重缺失,導致了英國政府針對華人制定的政策缺失。基于警察和華人社區間相互的不信任使得華人在遇到襲擊的時候更愿意從華人志愿機構尋求支持,這就更加疏遠了與政府的距離。曾有一名受訪者說: “有時報警一點用也沒有,他們不能理解少數民族是種族侵害的目標,我寧愿找社會工作者解決問題也不愿意找警察幫忙”。

      2012 年 4 月,在倫敦 1 區,DVD 商販陳某(女)被一名白人出租車司機毆打,導至其顱骨骨折,由于創傷后的應激反應,對事發當天的情況她完全沒有記憶。筆者在為其做檔案時,她頭部太陽穴上方的一塊顱骨剛被手術取出,這一顱骨要在一周之后才能重新放回她的頭部,可想而知當時兩人的沖突是多么激烈。筆者看她身高不足一米五,體型瘦小,很難想象以她的力量怎能與一名白人男子相抗衡。而據白人司機稱,當天陳某上了他的車,在向他兜售DVD 時兩人發生了口角,并發生肢體沖突,白人司機是在自衛中誤傷了陳某(有幾名人證證明當時陳某手中拿有一塊磚頭) 。而“民權”組織依據警方的調查分析認為,一是事發地位于該白人司機的居住地附近,幾名證人都是他的鄰居,因此證人的證詞可信度并不高; 二是陳某稱因為知道白人對華人有種族歧視,所以自己“絕對不可能上白人的車去賣DVD”,而且也“絕對不可能先動手打人”。因為這一沖突沒有監控資料等有力證據,陳某的證詞就至關重要,但陳某因為當時喪失記憶,無法提供有效證詞,最終警察局結案,白人司機無罪釋放。陳某在幾次與警察的交涉過程中,因為不通英語,警方也沒有積極為她提供翻譯,在陳某沒有完全明白警察意圖的情況下,警察局以英語告知陳某因為沒有證據需要結案。2012 年 7 月,陳某委托“民權”組織給警察局寫信,說明自己并非永久性失憶,據醫療診斷有恢復記憶的可能性,因此要求警方不要急于結案。

      “民權”組織認為,從人權角度上來講,即便英國法律不為偷渡者提供保護,非法移民也應享有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的權利。在英國的移民受到此類惡性種族侵害時,無論其移民身份如何,政府應優先考慮對其人身傷害的適當補償,而不是先因其非法身份而拘留她。直至筆者發稿之日此案還在與英國警方的進一步交涉之中。

      三、
      
      從文化的發展去推動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全球化的沖擊下,以留學生、學者、商人為主的中上層階級接觸到更多的是西方媒體的刻意渲染,以及學術上對中國國情和政治的扭曲和詆毀,進而附和西方的媒體和學術,只顧著對中國進行責難,一味向還在發展中的中國無標準地索要人權和民主,而忽略了英國陽光下的陰謀和暴力。而以非法移民為主的弱勢群體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卻不愿意、不敢,也沒有能力去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究其根本,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要注重做強本體文化,改變海外華人的“弱勢”狀態,才能在與西方的交涉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性和更多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1] 莊慶鴻. 國務院奧運首金賀電遭遇網絡暴力[N]. 中國青年報,2012-07-31(8) .
      [2] Shu Ling Huang & Anne Spurgeon. The Mental Health ofChinese Immigrants in Birmingham[J]. UK Ethnicity &Health,2006,11(4) : 36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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