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ble id="zigek"></table>
  • <acronym id="zigek"></acronym>
    <big id="zigek"></big>
    <tr id="zigek"><s id="zigek"></s></tr>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政治論文 > 政治學論文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形成基礎概述

    時間:2015-01-1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8236字
    論文摘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是十八大以來黨的文獻中對協商民主理論最全面、最深入、最透徹的一次闡述,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關于協商民主理論最全面、最深入、最透徹的一次闡述,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的最新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通篇閃爍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的光輝。習近平總書記講話關于協商民主的新觀點、新看點、新亮點可謂異彩紛呈,在學習研讀中常常引發一連串的新鮮思考。

      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有一段重要論述,精辟分析了協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底蘊、重要來源和堅實基礎。他指出“: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進程,源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后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實現的偉大創造,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體制上的不斷創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

      這里的五個“源自”、四個“基礎”,既是對“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中“三獨”的因果照應,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立論之言。深入認識、分析和把握協商民主生成的根源和基礎,對于增強我們推進和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實踐自信,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協商民主的文化基礎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發展中形成了優秀的傳統文化,優秀政治文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史上一直滲透著、洋溢著、流淌著濃郁的、鮮明的協商民主精神。早在我國最早的記言經典著作《尚書》中就有原始的協商民主實踐的記載。據《尚書》記述,先圣堯舜就曾進行過協商民主的嘗試。凡遇有國家和部族的重大事項,他們都要把“四岳”“十二群牧”召集在一起,經過共同商議后作出決定或推選出各地方的首領與領袖人物,這可以看作我國協商民主的雛形。正是有堯舜等圣賢的這種政治探索,此后,通過廷議、朝會在廟堂上協商、論辯、辦理國家大事,通過設立言官、諫官來聽取關于國家事務的批評建議就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傳統沿襲了兩千多年。

      在厚重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更是積淀著深厚的協商民主文化基因。

      首先,中國政治文化中重群體、重秩序、重和諧的基本特征與協商民主的實質相契合。在中國哲學的價值系統中,有一個重要的價值判斷就是群己之辨。尤其是作為中國哲學核心和主導的儒家思想,更把整體秩序作為最高價值取向,注重維護整體和諧,強調在個體與集體關系中個體對于集體的責任。孔子曾提出“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的主張。這里的“修己”就是追求個體的自我完善“,安人”則是社會整體的穩定和發展,“安人”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廣義的社會價值,即群體的穩定和發展。這種價值取向無疑是與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相契合的,我們所講的協商民主說到底就是通過社會個體的協商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最終維護整個社會秩序,實現整個社會群體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天下為公、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兼容并蓄等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涵與協商民主在文化精神上有著內在關聯性。中國人歷來以“廓然大公”“天下為公”為重要的價值理想。中國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個“公”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這里的“天下為公”就是追求一種整體的利益和秩序,就是要求所有社會成員為了實現天下之“公”而追求社會和諧,其中的“講信修睦”中的“睦”就是和諧,是一種過程中的和諧,也是最終目標的和諧。

      “和合”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獨創,是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概念,是中華民族思想智慧的結晶。中華和合文化為中國各個思想流派所共同推崇。易經講太和,儒學講和諧,道家講天人合一,佛家講因緣,都有“和”的價值理念在其中。《中庸》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里講的“中和”就是說世界上的事物盡管千差萬別,矛盾交織,但都應實現多樣的統一、復雜的平衡。種種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以達到協調和諧、共生并存、互相促進,就要妥善協調各方面的矛盾,進而實現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群體共同和諧、共同發展的價值目標。

      和諧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要實現和諧就要求同存異。孔子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把“和”與“同”的不同取舍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表現了重“和”去“同”的價值取向。重“和”去“同”承認客觀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是對世間萬物多樣性和一致性的尊重。孔子講“和而不同”有三層內涵:一是追求“和”的各方要有獨立見解,要堅持己見;二是在追求“和”的過程中要尊重別人,求同存異;三是實現“和”就要通過協商方式,增進共識,求得共贏。對于協商民主來說,“和而不同”就是協商的各方要在尊重別人利益和訴求的前提下坦陳自己的意見,通過民主協商方式求同存異,求得共識,實現各方利益上的共贏。

      要達到“和而不同”,實現平等協商、民主協商,就需要兼容并蓄、寬厚包容。兼容并蓄、寬厚包容是中華文化“厚德載物”“、和而不同”思想的體現。《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提倡在健動自強、創新進取中做到厚德載物、兼容并包,主張以寬闊的胸襟、海納百川的氣概容納不同的意見,達到多樣性的統一,即實現“天下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易傳》)的理想境界。兼容并蓄、寬厚包容體現的是中華民族精神境界的高度、寬度和厚度,是中華文化的魅力,也是協商民主得以實現的應有前提和基礎。要實現真正的協商民主就應秉持體諒包容的高雅氣度,秉持互相尊重的寬廣胸懷,秉持和衷共濟的文化品格,在協商中獻智慧,在合作中見真誠。

      二、協商民主的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對協商民主的認識有一個探索、發展、豐富和提升的過程,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協商民主理論,從而奠定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早在成立初期,就有了關于協商民主的設想。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提出:“聯合全國一切革命的和民主的黨派,邀請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共商革命具體辦法。”

      這里的“聯合“”邀請“”共商”既明確了參與協商的對象,也提出了協商的方式,還體現了協商的內容,可以看作中國共產黨關于協商民主概念的最初表述。在大革命時期,為了搞好國共兩黨的合作,中共在1926年12月作出的《關于三省國民黨工作的決議案》中提出:“于必要時可與國民黨……各派協商的形式,以處理一切有相互關系及共同行動之問題。”

      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協商”概念,反映了中共早期關于黨派協商的理念。1942年3月,毛澤東在《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中提出:“必須將關心和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及向黨外人員學習,作為每個共產黨員的嚴重責任。一切黨員,都有責任經常地將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黨內及各工作部門內,而一切黨組織及一切工作部門的領導人員都有責任考慮這些意見和要求,并須適時列入議事日程,加以討論和解決。”

      這里對黨內與黨外協商的原則、規范、方式、程序等都作了明確的闡述,表明黨的協商民主思想有了新的發展。

      黨的協商民主理論趨于成熟和發生質的飛躍是在新中國建立前后。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其中的“討論并實現人民代表大會”就包括了民主協商的形式和內涵,體現了民主協商的性質。同年5月1日,毛澤東在《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中提出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并指出,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并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這里的要求無疑體現了協商民主的特點。1954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指出:“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這并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

      這里把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放在一起來談,雖然沒有提出協商民主的命題,實際上是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兩種民主實現形式進行了比較,突出了協商民主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意義,點明了作為協商民主實現形式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主題。1956年2月,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黨和政府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是跟工人、農民、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有大事召集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開會,共同協商、討論和決定。”

      這里對協商民主進行了通俗生動的闡述,闡明了協商民主的性質、目的,協商的范圍、內容和方式,包含了行政協商、社會協商的要素和實質,至今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協商民主理論在實踐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不斷豐富和完善。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鄧小平同志發表了《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首次關于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理論的全面闡述,在發展和豐富黨的協商民主理論上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1991年,江澤民同志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這是第一次把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作為“兩種民主形式”提出。2007年11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指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這是第一次提出協商民主的概念。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開幕式上,胡錦濤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這是第一次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寫進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協商民主的創新和發展,提出了關于協商民主的一系列新論斷、新思想、新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是對協商民主理論的一個新提升、新飛躍。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此進行了制度和路徑上的設計和部署,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

      突出和拓寬了協商民主的意義和價值。《決定》提出:“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

      表明中國共產黨對協商民主原則、協商民主主題、協商民主要求有了全新的認識,特別是從“協商于決定之前”到“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是對多年來協商民主實踐經驗的總結,也體現了黨對協商民主原則認識的深化。《決定》提出“: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深入開展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

      表明了黨對實現協商民主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高度重視,體現了黨對拓展協商民主范圍的探索,展示了我國協商民主建設的廣闊前景。2014年9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全面、最深入論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的重要文獻。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這一重大論斷作了深入分析,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一基本定位作了深刻解讀,對切實落實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一戰略任務作了全面部署,把中國共產黨對協商民主理論的認識提升到了新水平。

      三、協商民主的實踐基礎和制度基礎

      協商民主作為理論研究命題,是20世紀后期針對西方國家選舉民主發展到成熟階段后出現的一些弊端提出來的。這就使中外理論界有一個錯誤的認識,認為我們的協商民主制度是學習西方的結果。這顯然是對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缺乏了解和研究造成的。實際上,在我們國家協商民主制度的實踐要比西方早得多,而且取得了極大成功。

      中國共產黨關于協商民主的最早實踐應該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為了實現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標,在與國民黨政治基礎一致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在保持相對獨立的同時,許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黨內合作關系。國共兩黨在當時的合作與協商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比如,黃埔軍校的創辦、廣東革命政府的建立、共同發起北伐和東征等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民族利益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國民黨于1938年7月成立了國民參政會,共產黨利用這個政治平臺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開展了政治協商,在事關民族大局的重大問題上實現了與各方政治力量的合作共事。在抗日根據地,中共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權。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在邊區政府中按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組成政權組織。這一政權的突出特點就是團結抗日根據地的各個階級、階層,爭取中間力量,實行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個包容性更強、代表性更加廣泛的政權。在政權運行過程中,實行了先協商后決議、先協商后選舉的民主政治制度,還在各級抗日政府中采取了個別談心、小型座談會等一系列協商舉措。這是中國共產黨關于協商民主制度的最早探索和實踐。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最終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確定了立即召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主要圍繞和平建國和召開國民大會兩大議題展開討論,創造了各黨派共商國是的組織形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協商和黨際協商的實踐。但由于國民黨單方面撕毀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國共兩黨的協商、合作徹底破裂。

      在新中國建立前夜,中國的協商民主實踐掀開了嶄新一頁。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紛紛響應,為了民主建政、協商建國這一目標從各地來到解放區,開啟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新征程。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共同協商下,最終于1948年10月25日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了共同協議。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廣泛協商,確定了我國的國都、國歌、國旗、國徽等,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重要法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也成為協商民主這種新型民主形式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重要標志。1954年12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政治協商機構和統一戰線組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其協商民主的特征和職能也越來越突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創造了“雙周座談會”“協商座談會“”最高國務會議”等行之有效的協商方式,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協商民主走上了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發展的快車道。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建議,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國家意志被確定下來。按照與憲法相銜接的原則,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寫入政協章程。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頒發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成為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第一個規范性文件。進入新世紀,黨中央更加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把加強政治協商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給予高度重視。2005年,中共中央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首次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并對政治協商的內容、形式和程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規范。2006年,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這表明,我國協商民主實踐已經進入制度建設的層面。

      十八大以來,協商民主制度化建設步伐加快,在各個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今后的協商民主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科學規劃。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強調和突出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創新,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方面也同樣體現了這一鮮明特征,有一系列嶄新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創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協商民主制度創新的核心是“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里的“廣泛”“多層”“制度化”是在協商民主實踐創新上提出的總要求。這里的“廣泛”是就協商民主的廣度而言,指的是協商民主橫向的覆蓋范圍;這里的“多層”是就協商民主的深度而言,指的是協商民主縱向的布局層級。“廣泛”與“多層”相結合,意味著協商民主已經不局限于已有的政協組織的協商和政治協商,而是擴大到整個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實踐創新正是對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呼應,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體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闡述“廣泛”與“多層”的同時,更重視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決定》專門對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提出了要求“: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深入開展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

      這里,“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正是關于協商民主制度化建設的總要求。在這一基礎上,《決定》對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進行了細化,進行了許多具體而明確的制度安排,比如“中共中央根據年度工作重點提出規劃,采取協商會、談心會、座談會等進行協商。完善民主黨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制度”是對統一戰線抓好協商民主常態化體制機制落實的具體要求。比如“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點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是對人民政協職能發揮的制度化要求,尤其是“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這是關于政協職能的制度性創新,是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其它還有“各級黨委和政府、政協制定并組織實施協商年度工作計劃,就一些重要決策聽取政協意見”“、完善人民政協制度體系,規范協商內容、協商程序”、“在政協健全委員聯絡機構,完善委員聯絡制度”等,都實現了協商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從宏觀到微觀、從體制到機制的重要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實踐層面和制度層面就協商民主的渠道、層次、領域、內容、方式等提出了諸多新要求,他指出:“要拓寬中國共產黨、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政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基層組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各類智庫等的協商渠道,深入開展政治協商、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社會協商、基層協商等多種協商,建立健全提案、會議、座談、論證、公示、評估、咨詢、網絡等多種協商方式,不斷提高協商民主的科學性和實效性。”

      這些新要求不論是實踐方面還是制度方面都具有很強的指導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真正實現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供了實踐基礎和制度依據,必將為開拓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新局面發揮重大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20]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14-09-22.
      [2]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史:第1卷(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8.
      [3]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4]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5.
      [5][6][10][15]文獻和檔案:協商民主[N].光明日報,2013-11-22.
      [7]毛澤東傳(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315.
      [8]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8.
      [9]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347.
      [11]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13][14][16][17][18][19]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5.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159彩票{{转码主词}官网{{转码主词}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