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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實現制度正義的路徑

    時間:2015-01-0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721字
    論文摘要


      一、制度正義的當代意蘊———基于羅爾斯正義觀的啟示

      道格拉斯·C·諾斯曾指出: “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 incen-tive structure) 。”[1]在相近的意義上,杰克·奈特認為: “從政治決策到經濟生產和交易,再到管理個人關系的規則,制度安排為這些社會互動的開展建立了框架。”[2]這表明,制度作為人類社會交往關系的產物和社會行為活動的實踐成果,在規范人的需求及其相互行為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寬泛地講,如果把制度視為一種以利益的競取和分配為主要內容,以認知性、規范性、管制性為基本特征的規則體系和組織結構模式的話,那么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約束或塑造人們的社會行為,并“構成了人們行為的社會條件,它們限制或提供從而‘分配’了人們獲得社會利益的可能性和方法”[3]。由于制度涉及恰當分配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相應地在社會基本制度中合理劃分責任與義務必然受制于制度倫理的制約。正義應然地成為社會基本結構和制度安排的首要價值,這是因為正義否定了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與義務進行任何主觀區分的可能,限制了先賦因素在分配體系中的影響力,摒棄了因權力交易或分利集團的權衡而損害正義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強調: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理解制度正義的當代意蘊,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理念可以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羅爾斯在批判功利主義、直覺主義的基礎上建構了他的正義觀。

      一方面,他指出功利主義正義觀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4]21,這就導致了功利主義并不認真對待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面,他指出直覺主義不能解決這些具體的、不可通約的正義原則之間的沖突( 即正義原則優先性問題) 。基于這種理解,羅爾斯重點強調了: ( 1) “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4]22,并且要將平等理念納入偏好的形成過程,以改變功利主義在平等觀照方面的缺陷; ( 2) 原初狀態下被選擇的正義原則是作為特定選擇境況的結果,作為公共理性人需要考慮這些正義原則之間的優先性。

      基于這種認識,羅爾斯確立了“一般的正義觀”和“特殊的正義觀”。羅爾斯對“一般的正義觀”的表述是: “所有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社會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4]48羅爾斯“一般正義觀”的平等主義關懷從三個方面可以體現: 首先,羅爾斯要消除的是那些使某些人受到損失的不平等,而非消除一切不平等; 其次,某些形式的不平等如果可以增進社會整體福利,那么這些不平等是被允許的; 最后,如果不平等不能增進原初的平等份額,那么就要消除這種不平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金里卡認為羅爾斯對于不平等的認識“仿佛把某種對不平等的否決權授予較不利者,他們就可否決犧牲而非促進自己利益的那些不平等”。

      羅爾斯通過拆解一般的正義觀,并將其內部各個部分以“詞典式優先原則”進行排序,構建了“特殊的正義觀”。羅爾斯“特殊的正義觀”把平等的自由原則視為第一正義原則,而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統稱為第二正義原則。第一正義原則涉及社會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第二正義原則則涉及支配社會和經濟利益的分配。對于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對于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只能夠保證機會的公平平等,先賦因素的存在需要用差別原則予以糾正。羅爾斯正是通過為自由這一政治價值注入平等主義關懷,完成了西方政治哲學的主題轉換,也為制度正義提供了一種平等主義的解釋[6]。

      羅爾斯正義觀對理解制度正義的當代意蘊有三個方面的啟示: 一是羅爾斯把人作為目的,強調自由的優先性和平等的重要性,這是制度安排正當性的基礎。對此姚大志教授指出: “‘人是目的’為羅爾斯正義論確定了一種絕對的價值標準,社會基本制度的價值和人的行為的價值都取決于它們同這一絕對價值的關系。”[7]二是羅爾斯認為以期增進社會公平合作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體系需要彰顯“互惠性”( reciproci-ty) 和“相互性”( mutuality) 的理念,這是社會成員共享價值的內容。三是羅爾斯主張以社會最不利者的生活前景作為評判社會制度是否正義的標準,這是增進社會合作的前提。羅爾斯的差別原則表明了社會成員是基于平等身份而非施舍對象來獲取其應得的對社會基本益品的享有。

      基于羅爾斯的正義觀,我們認為制度正義的當代內涵強調了要依據自由、平等、互惠的復合正義原則,通過合理劃分社會基本權利和義務,對人們社會利益行為和相互交往模式做出規范性的和程序性的制度安排。依據這種制度安排能夠確保公共權力和市場體系在配置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過程中不被異化和扭曲,避免因政治權力或社會利益的權衡與交易而損害正義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從而有效降低社會合作的阻礙因素,以有效疏解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

      從這一內涵來看,制度正義包含了四個要求。

      ( 一) 合理劃分權利與義務是制度正義當代意蘊的主題要求

      沃爾澤認為在社會共同體中,合理地分配社會成員之間的成員資格是首要的善,這是因為“我們在成員資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構著我們所有其他的分配選擇”[8]。權利和義務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社會利益的分配關系,體現社會成員在利益分配上的資格。羅爾斯認為在社會基本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合理地劃分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并以此來確定社會益品的分配方式是正義關注的重要問題。依據正義的原則,提供“社會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與義務的辦法,確定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4]4。一方面能夠使社會成員認同并接受制度安排所確定的責任與負擔,并按照這些制度所要求的行事; 另一方面這種認同確保了制度能夠有效作用于社會成員。

      ( 二) 體現平等主義的訴求是制度正義當代意蘊的價值要求

      羅爾斯強調如果社會基本制度造成了最初機會的不平等,那么這種不平等的影響將是深刻的,而把正義原則運用到社會基本結構和制度安排的目的就在于避免這種不平等。這就意味著制度的正義性不僅影響著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劃分,也影響著人們希望達到的生活前景和成就,它必然包含著平等主義的價值訴求。平等主義的價值訴求包含了三個層面: 起點平等、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起點平等意味著通過“減少或降低社會偶然性因素對人們生活前景的影響,給那些具有相類似能力或才干的人提供類似的初始資源與發展機會”[9]。過程平等意味著要通過公正的規則以及公正的裁決來保障人們對合理合法利益的追求。結果平等意味著對社會益品的最終分配要受到合理的限制,通過補償原則對受惠最少者進行合理補償。

      ( 三) 追求制度運行的正義是制度正義當代意蘊的實踐要求

      制度正義內在地要求以正義原則來保障程序規則和制度安排的設計和實施。萬俊人認為,制度正義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制度在建構過程中的正義性和制度運行在實踐中的正義性。制度安排的設計與選擇要以正義原則為指導,這是制度在建構過程中正義性的體現,而制度運行正義則依賴于全體公民的公平參與、人格的正義品德和人際正義的美德以及公共管理者或公共人物的“制度示范要求”[10]。彭定光也指出,制度本身的正義性涉及制度建立的正義觀基礎以及這種正義觀基礎的合理性; 制度運行的正義性涉及杜絕任意性、切合實際的公正方案、堵塞制度性漏洞、禁止個人或群體自行正義等方面[11]。因此,制度正義一方面要求制度設計要符合正義原則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按照程序正義的要求來保障規則和制度的實施。如果制度在創設和運行中缺失正義性,必然會降低制度體系的效率,危及社會合作的實現。

      ( 四) 公民社會權利的關照是制度正義當代意蘊的現實要求

      羅爾斯從作為公平合作體系的社會出發,認為差別原則的產生是基于原初狀態中訂立契約的人基于平等立場決定的結果,其意義在于它把對不利者的福利救濟視為一種社會制度內的安排,而不是制度外的恩惠。對此,有學者評論道,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充分體現了對公民資格社會權利的觀照,以一種超越私利考慮的角度體現了對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訴求”[12]。社會權利所表達的理念是“從某種程度的經濟福利與安全到充分享有社會遺產并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等一系列權利”。這意味著對公民社會福利的提供并不是基于施舍或慈善,而是基于一種平等的公民資格對社會成果的應得享有; 意味著改善受惠最少者的境況并不是較幸運者的私人關懷,而是社會制度的合法期望。制度正義通過差別原則和補償原則來改變受惠最少者的不利境況,這體現出了對社會成員社會權利的關懷。

      二、制度正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的價值功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在發展進程中面臨著復雜且深刻的制度變遷。在制度變遷中折射出來的問題主要是制度有效供給不足、制度包容力不夠、制度缺位錯位越位、多種制度之間的不配套不協調、制度轉型滯后等。制度正義的政治關切在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來劃分社會成員的責任與負擔; 在于通過合理規范政府和市場的行為界限,實現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公平平等分配; 在于通過建立和完善政治責任的實現機制,使公共權力為實現公共福祉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規范來看,制度正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發揮著建設性和動力性功能。

      ( 一) 制度正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發揮著建設性功能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研究表明,制度的維系和發展都離不開強制力的作用與影響,強制力“不僅有助于外在制度的維系,也保證了內在制度的外在規則方面得到行動者的遵循”[14]。然而,制度的維系“不單純是依靠強制力來維系,而是與社會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文化公理相一致,并以社會大多數成員的自愿合作和普遍承認為基礎形成的秩序”[15]。這意味著強制力只是制度有效運行和維系的重要手段,認同感才是制度安排正當性的支撐性力量,而認同感源自于社會成員的合意評價。

      制度的正義性作為社會成員對制度安排的合意評價,既是制度倫理的體現,也是制度運行的要求,既體現在制度原則和標準之中,也體現在制度運行狀態和過程之中。一方面制度正義通過社會成員的共享價值使制度安排普遍被接受和認可; 另一方面制度正義通過公正合理劃分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增進社會合作,以有效化解集體行動的困境。作為評判公共生活是否良善的倫理標準,制度正義具有歷史相對性,其內涵的每一次變革,勢必會影響到政治社會關系及其相應制度的轉型。制度的正向轉型和制度文明的建設是一國政治發展的重要體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制度正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發揮著建設性功能。

      ( 二) 制度正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發揮著動力性功能

      制度正義的基本功能在于在獲得社會成員普遍認同的基礎上約束人們的行為,這也就要求任何一項制度要想在實施過程中具備合法性與合理性這兩大屬性。制度正義的合法性訴求表明,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必須獲得社會成員的忠誠、支持與認可,這在本質上就是制度的合法性。制度的合法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有關規范所判定的、‘下屬’據以( 或多或少) 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 或認可的可能性) 和‘適當性’”[16]。制度正義的合理性訴求表明,制度的運行過程要符合規范性和程序性的要求,亦即制度的實施不能因時空的變化而變化,以避免因人們的隨意性理解而造成制度失效。

      合法才可能被視為正當,合理才可能被理解,認同才可能被接受,約束才可能獲得有效遵守。正是在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上獲取的認同性與約束性,使制度正義具備了批判性功能。基于這種批判性功能,制度正義為政治發展提供了動力。在相近的意義上,陳煒教授認為: 制度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保守力量,這是因為它為社會成員的相互關系及行為提供了穩定的規則體系,而制度化的過程意味著社會關系合法化的過程,憑借這種合法化為實現社會合作提供了可能。由于強制性是制度的基本特征,暴力的使用使不合理的制度難以被替代,“在這種情況下正義對制度的評價所具有的批判功能便成為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正因如此“在制度的保守傾向下,正義便成為一種否定性的批判力量,它是謀求人們公正的行事和創造一個( 相對的) 公正的世界的動力”[3]。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而言,制度正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提供了觀念性的變革動力。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實現制度正義的路徑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影響制度正義實現的因素可以從政府治理、公民文化、公共政策這三個維度來分析。基于這三個維度的影響,我們認為致力于構建優良的政府治理模式、培育理性文明的公民文化、優化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是實現制度正義的路徑選擇。

      ( 一) 從政府治理的維度來看,政府治理的效率

      導向與治理體系的較封閉性是影響制度正義實現的關鍵因素制度正義以善治為目標導向,政府的優良治理是實現善治的主要途徑和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是劃分社會權益與負擔的主體,其功能在于對社會益品進行權威性分配。另一方面,是否能公平合理地劃分社會基本益品,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

      如果說市場是社會利益進行初次分配的重要機制,那么政府則是再分配的主體力量。政府治理的公正性直接影響著制度正義甚至是社會正義的實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政府的治理模式由管制型( regulatory governance) 向民主型( democratic govern-ance) 轉變,由效率導向向公正導向轉變,這一轉變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繁榮。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計劃經濟時代的管治思維以及傳統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中國政府的治理仍有封閉性、不透明性、指令性等特征。從政府的治理思維來看,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仍受管治和效率導向的影響,面對多元社會的訴求壓力,他們通常還是采用打壓的辦法。從公共決策來看,決策議程的設置開放度有待提升,社會公眾在決策過程中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不夠。從責任政府的建設來看,公民在政府監督機制和問責機制中的作用還十分有限。中國政府治理模式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深刻影響著制度正義的實現。

      因此,在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需要構建優良的政府治理模式,這是實現制度正義的根本途徑。良好的政府治理是一種以政府為主導、公眾積極參與、治理過程透明化開放化、責任制度化的治理模式。具體來說: 一要有效發揮政府在制度正義實現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制度正義的實現需要政府積極承擔相應的公共責任,增強其實現制度正義所需要的治理能力。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需要以服務理念、公正理念為導向,實現政府從注重管制到注重服務的管理模式的轉變,創建公平合理的制度,為公民追求幸福生活打造公平的環境。二要注重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的參與作用,增強政府治理過程的開放化和透明化。以政府為主導并不意味著公民和社會組織在制度正義實現過程中的缺位,這就要求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治理過程中的基礎作用,把權力的單向流動變革為雙向互動,在政府與公民之間實現權力共享,使公民能夠成為政治議程設定、公共權力監督以及政策質量評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三要從回應性責任導向、責任機制透明化、責任環境建設等方面加強政府責任建設,構筑多元立體化的政府責任制度化框架。

      ( 二) 從公民文化的維度來看,傳統政治文化的慣性及由此產生的思維定式是影響制度正義實現的障礙因素

      制度正義在其運行過程中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公民文化做支撐,這是因為以認知取向、情感取向、思維取向和評價取向為主要內容的公民文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公民行為能力能夠為制度正義的實現提供文化心理條件。一方面,制度是否能夠得到有效運行并不是取決于制度的完善程度,而是取決于社會成員的認同度,這就意味著制度運行正義“是人們的價值觀及其形成和支撐價值觀的思維取向在行為上的反映”[17]。另一方面,發展政治學研究表明,公民的“民主人格”( democratic personality) 與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之間的和諧匹配是政治體系穩定的象征,二者之間的失衡意味著公民文化與政治發展之間陷入了某種緊張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傳統的政治文化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參與型公民文化的培育使中國人成長為現代公民。

      然而,傳統文化的慣性及由此產生的思維定式仍然在中國政治發展中發揮著重要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公民責任意識的缺失、法律規則意識的淡漠、理性平和心態的缺乏等方面。正是由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革以及傳統文化的慣性力量導致部分公民的心理失衡和行為失范,這就使中國公民文化的現狀與制度正義的內在要求還存在著適配性問題。如果不提升公民文化的質量,即便制度在設計上體現了正義原則,制度運行依然會不正義。

      基于此,我們認為培育理性文明的公民文化是制度正義實現的重要支撐。理性文明的現代公民文化具有五個基本特征,即公共理性、責任意識、平等觀念、互惠品格、法治精神。培育理性文明的公民文化不僅能夠形塑社會共同體維系所需要的美德,而且可以提升公民的行動能力,以減少治理失靈的現象,促進公共治理秩序的順暢運作。因此,現代公民文化可以為制度正義的實現提供非制度性條件支撐。培育理性文明的公民文化,一方面要通過明確國民教育目標,完善國民道德教育體系,讓公民德性教育進課堂、進社區,在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法律政治素養的同時使公民具備良好的規則意識,并樹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理念。另一方面,在基層民主發展中更加注重協商機制的建設,如采用民主懇談會、公民會議、開放性市民論壇等制度形式,使公民在民主鍛煉中提升民主行動能力,并在理性溝通、協商對話中培養出理解認同、平和包容的公民文化,以構筑制度正義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基礎。

      ( 三) 從公共政策的維度來看,社會政策過度經濟化的傾向與分配的差異化是影響制度正義實現的重要因素

      公平分配社會基本益品是制度正義關注的焦點問題。實現制度正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阻止社會成員間的貧富分化進一步擴大,引導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回歸,這也是公共政策的目標導向之一。公正合理的公共政策就是要對經濟社會生活進行有效的協調和合理的約束,通過均衡的公共物品配給來調節不斷分化的社會利益; 就是要防止社會轉型期經濟與社會秩序失衡問題的加劇,實現社會經濟關系的均衡性。當前諸多現實表明,中國的現代化走的是一條非均衡性的發展道路,物資匱乏的現實約束與利益分立的改革路徑是導致非均衡發展的根源所在。這種不均衡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盡管短期內釋放了財富創造的欲望,提升了生產財富的能力,但是卻極易造成整個社會的斷裂,特別是中國城鄉居民之間、地區之間非均衡性權利關系的產生。從分配政策來看,政府部門在初次分配上權力過大,過多地控制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配置使用,這不僅影響了公平市場分配機制的塑成,也不利于形成社會自我調節的內生動力。再分配政策設計中缺乏社會政策思維,缺失福利化和矯正正義的價值導向,這使社會弱勢群體無法從保障性政策中得益。正是從這個層面而言,中國公共政策社會維度的缺失以及差異化的分配政策影響了制度正義的實現。

      因此,在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注重優化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這是實現制度正義的基本保障。分配正義是制度正義的主要內容,“分配正義的實質是社會通過正義的制度和政策來分配收入、機會和各種資源,以幫助那些迫切需要社會正義來幫助的人”[18]。

      從分配正義的視角看,以公平正義為導向優化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可以保障制度正義的實現。實現公共政策分配功能的優化,一是在初次分配上要注重公平的市場分配機制的形塑,并形成社會自我調節的內生動力; 二是在再次分配上要注重公共資源的重新配置,使分配政策朝福利化和矯正正義的方向發展,以矯治市場失靈,實現對社會的保護。需要強調的是,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要體現政策民主和政策協商,促進競爭機會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在再次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要避免社會政策過度經濟化的傾向,并注重運用混合福利的思維以完善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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