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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左派思想家阿蘭·巴迪的“反政治哲學”

    時間:2014-12-27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042字
    論文摘要

      作為法國當下最有名望的哲學家,阿蘭·巴迪(Alain Badiou)反對后現代社會的虛無主義傾向,嘗試重構哲學的本體論根基① 。有學者這樣評價他的哲學貢獻:“巴迪把理性從實證主義中拯救出來,把主體從結構主義中拯救出來,把存在從海德格爾手中拯救出來,把無限從神學拯救出來,把事件從德勒茲手中拯救出來。最后,但同樣重要的,是把對愛的肯定從美國的大眾文化中拯救出來。他宣布不依靠現象學的一種主體哲學,不依靠充足性的一種真理哲學,不依靠歷史主義的一種事件哲學”② 。

      作為一位左派思想家,巴迪一生忠誠于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平等與解放是他追求的政治真理③ 。同時,巴迪認為政治是哲學的條件,哲學必須思考政治。但巴迪拒絕把自己對政治的思考稱為政治哲學,因為“政治哲學”是當下流行的自由主義學派對資本主義政治秩序的規劃。鑒于巴迪思想的批判性,我們暫且將他的政治思想命名為“反政治哲學”(Contre philosophie-politique)。然而,正如德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不是破壞(destruction),這里的“反”字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反抗與拒斥,而是一種批判性的重新建構。又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引領了文化的潮流,曾經的“反哲學”也已成為哲學界新的趨向,巴迪的“反政治哲學”代表了當下法國左派思想的最新理論創造。

      一、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抗

      1.“國家”是一種“情勢狀態”

      巴迪關于國家的論述是建立在他的本體論思想上的。巴迪的本體論是一種精巧而復雜的數學本體論,我們根據行文需要按關鍵詞對此進行一下最簡單的梳理.a)“純多”(multiplicity):世界的本源是“純多”,“純多”通常是不連續的,因此是不顯現的,也可以說是“空”。但是“空”不是什么都沒有,只是“純多”沒有顯現的狀態。b)“多”(multi-ple):“多”是將不連續的“純多”變成連續性的,“多”是可以顯現的。c)“情勢”(situation):“情勢”是一種結構,“情勢”使“純多”顯現為“多”。“情勢”是由不同的“多”組成,其中可以有無限的異質元素。借助于康托爾的公理集合論,巴迪將“情勢”視為無限集合的同義詞。d)“情勢狀態”(state):跟“情勢”一樣,“情勢狀態”也是一個集合,或者說是一種結構。但是,“情勢狀態”不同于情勢,“情勢狀態”是一種元結構(meta structure)。“情勢”直接與“情勢”內元素建立關聯,而與“情勢狀態”關聯的是“情勢”的部分。如果用集合論來表達的話,“情勢”處理的是集合的元素,而“情勢狀態”處理的是集合的子集。從功能上講,“情勢”使“純多”顯現為“多”,而“情勢狀態”是對“多”的再現。另外,在“情勢狀態”對“多”的再現過程中,同時也是對“情勢”的命名、分類或者是排序。“情勢狀態”實際上賦予了整個情勢一種秩序,防止“情勢”中出現散亂的無政府狀態,也要防止在“情勢”中的“空”顯現為“多”。

      “情勢狀態”的法文表述為“Ietat”,小寫Ietat是指狀態,大寫IEtat指國家。通過語言的雙義性,巴迪巧妙地實現了“情勢狀態”(Ietat)在本體論和政治思想間的勾連。在巴迪看來,國家也是一種“情勢狀態”,是“情勢狀態”在社會歷史領域的表現和應用。作為“情勢狀態”的國家有兩個基本的特征。第一,正如“情勢狀態”處理的是“情勢”的部分,國家處理的是作為子集的階級、政黨、社團等情勢的組成部分,而從來不會去直面作為情勢組成元素的個人。即使國家面對個人,但個人已經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由國家傳喚出來的“法人”。比如說,在資本主義的民眾投票中,參加投票的不是張三李四王五等具體的個人,而是作為國家中擁有合法投票權利的公民。第二,同“情勢狀態”賦予情勢一種秩序一樣,國家也是秩序的建立者與維護者。“如果它意味著什么,只是因為國家能夠在社會歷史表征的復雜部分中生產出‘一’,所以國家的效應總是一個結構;只是因為有明顯必要存在一個計數的規則,所以存在效應的統一化與同質化。”

      2.國家是非正義的

      第一,作為“情勢狀態”的國家與“歷史情勢”是分離的。前面提到過,“情勢狀態”與“情勢”之間的關系是顯現和再現的關系,那么“情勢狀態”再現“情勢”的方式是什么呢?巴迪將情勢狀態與情勢之間的關系分為三種。(1)正常性的,元素既在情勢中顯現,又在情勢結構中被再現;(2)單一性的,元素在情勢中顯現,卻不在情勢狀態中被再現;(3)贅生性的,在情勢中沒有相對應的元素顯現,但在情勢結構中有再現的部分。在巴迪看來,作為情勢狀態的國家相對于歷史情勢來說是贅生性的。因為,作為情勢狀態的國家機器在歷史情勢中并沒有對應的項,它與歷史情勢是分離的,它只在情勢狀態中再現,在歷史情勢中卻沒有顯現。我們舉例來說明,作為國家最重要的職能部門,官僚機器和軍事機器在設定和維護國家秩序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在社會中是沒有對應的元素存在的,它們是超越于社會的,相對于作為歷史情勢的社會是多余的。在這里,巴迪認同恩格斯的論述,“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①“國家……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②

        第二,國家作為情勢狀態為歷史情勢設定了秩序,但這種秩序是非正義的。首先,這種秩序都是對人的規訓。一般來說,我們會把國家的功能區分為統治職能與行政管理職能,統治職能體現的是國家的階級性,行政職能體現的是國家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但是,巴迪沒有進行這種區分,無論統治職能還是行政職能,都是國家對歷史情勢的操作,都是國家對處于歷史情勢中的“人”的治理。在這里,巴迪對國家的理解類似于福柯,當代國家是不同于領主國家與行政國家的新的國家形式,當代國家在對社會、經濟、政治等領域全面控制的基礎上,通過一整套的知識體系實現對人的全面規訓。其次,在這種秩序中并不是所有部分都能被顯現或再現出來。例如,在法蘭西這片土地上有很多外來移民,但是他們并沒有合法的身份,即使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法國出生長大,也可能不被國家承認。另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公司職員、失業者、學生等是顯現的,但是他們不能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秩序的無產階級合法再現。上面兩個例子表明,國家通過假定一種同質性的身份而生產出了“非在”。

      第三,國家在對歷史情勢進行操作時遵循的是資本的邏輯。在巴迪看來,現在的法國好比法國大革命后的熱月黨時代。熱月黨人在否定雅各賓派的激進政治后暫時恢復了秩序,但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資產階級的標準是對財產的合法占有。與雅各賓派相比,熱月黨人的法律不是來自于革命情勢,也不是為了推動革命的進展。熱月黨人的法律要求的是和平穩定的秩序,它的目的是保護有產者權益。現在的法國政府越來越傾向于取締1968年五月風暴的民眾解放傳統,重新界定有利于資本盈利的市場環境。法國的上任總統薩科齊在“多勞多得”的口號下,將工人爭取權益的要求視為無理取鬧,努力營造適宜于國內和國際資本投資的條件。這樣,“國家的主體維度是要把經濟必然性改造成為資本的對象性邏輯。所以任何對公正的程序性或者國家性的規定都會使公正變成與公正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變成各種利益游戲的和諧化。”③3.政治是對國家的反抗巴迪所說的政治是la politique,而不是le pol-itique,這兩個詞匯雖然都可以翻譯為政治,但是卻有著相互對立的涵義。

      Le politique是對人類集體生活的組織,是一種以國家權力核心的秩序,它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組織形式。Lapolitique立足于個人的解放,是民眾對國家權力和社會秩序的反抗,是對平等、自由與正義的追求。

      巴迪對于政治的理解屬于第二種,政治應該被界定為對國家的“攻擊”,不管攻擊的形式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或者說,政治是一種關于“不可能”的藝術,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這是因為政治變 革 的 道 路———我 指 的 是 正 義 激 進 分 配 的 道路———總是被國家所界定,所以它不能被后者所指引,因為國家是非政治的,它不能變革。在打破國家的無序中,公正因此最遠離國家和社會的可能范疇,它給在斷裂和無序中的活動原則命名”④ 。在這里,巴迪又一次回到了馬克思,回到了馬克思對法國革命的論述,政治的功能首先是將民眾從被國家秩序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不應該再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二、對代議制民主的批評

      自由主義者認為代議制民主是最不壞的,它應該成為全球范圍內政治組織的模板。根據羅伯特·達爾的理解,當代的代議制民主主要有三個原則:

      1)通過制度化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來進行有組織的競爭;2)所有成年人在事實上擁有投票和競選公職的權利;3)出版、集會、言論、請愿和結社的自由①。前兩者強調了競爭性的選舉,后者將19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由觀包含了進來。但是,巴迪對以投票為標志的代議制民主持堅決的抵制態度。

      第一,代議制民主是不同意見的集合。巴迪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他認為真理和意見是不能混淆的②。在這里,巴迪的矛頭指向了漢娜·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認為,政治就是多元意見的共識,而不是哲學家的真理。巴迪并不完全否認漢娜·阿倫特對于現代政治中真理獨斷性的批評,但是他決不承認意見多元性的合法性。在代議制民主中看似充滿了激烈爭辯,但那充其量是不同意見的集合。“那么很清楚,這里的政治是且僅是關涉各種‘公共意見’的名稱,它故意消除了政治的激進性涵義(而在我看來唯有這種激進性才可以將政治和思想聯系起來)。一旦‘政治’被定位在這些所謂的‘公共’意見中,它將毫無疑問地將真理這一主題排斥在外。”③巴迪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在議會中對天體運動的規律進行投票的話,我們很可能仍然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回顧歷史,代議制民主確實屢屢給人們帶來罪惡,正是代議制民主將宣揚種族主義的勒龐帶到了總統選舉勝利的邊緣,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也是通過合法的議會選舉走上歷史舞臺的④。

      第二,代議制民主政治是一種關于利益分配的政治。自由主義政治學將政治理解為對利益的分配,代議制民主制就是關于利益表達和博弈的政治制度。而巴迪認為,利益并不是人類獨一無二的能力,所有有生命的東西都不得不為了生存而追求利益,思想才是人類獨一無二的能力。只有借助于思想,人類的動物性才能夠被超越。真正的政治首先應該作為一種追求真理的思想而存在的。“絕大多數的實用政治都與真理毫無關系。他們組織起一種令人厭惡的權力和意見的混合。激活這些政治主體性就是要求和仇恨、部落和社區、選舉主義和共同體盲目對抗的主體性。關于這一切,哲學沒有任何可說的,因為哲學思考思想。然而那些政治明顯為非思想。與他們有關系的唯一因素就是利益關系。”

      第三,代議制民主是一種壓制性的國家程序。巴迪并不反對將投票選舉作為民主的方式,他所反對的是成為國家壓制性程序的代議制民主。“這并不是說,選舉式民主政治在本質上是具有壓迫性的;而是說,選舉程序成為了適合維護現存秩序,因而具有保守功能的國家形式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議會政治的一部分。”

      巴迪分析道,作為統治形式的現代國家有三個標準:經濟管理的運作、民族國家的評價以及代議制民主。民主是現代國家的標準之一,而且民主肩負著塑造國家形象的任務,因而成為其最重要的標準。當代的代議制民主是西方國家最為通行的民主形式,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安機器最常見的“幫兇”,它在普世主義意識形態的掩蓋下實現對民眾的控制。作為左派思想家,巴迪首先關注的是代議制民主對左派政黨的和平“收編”。二戰以后,法國的共產黨一度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但是巴迪從來沒有像薩特那樣將自己視為“法國共產黨的同路人”。相反他認為,法國共產黨已經被馴化為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另外,西方傳統的左派陣營與右派的界限趨于模糊,左派政黨不能兌現其競選時的承諾,這不能僅僅歸因于左派政黨自身的腐敗墮落,而是因為參加了選舉的政黨都必須遵循國家設定的民主制的法律和規則。所以,左派政黨在代議制民主的制度下墜入了政治上的陷阱,法國的左派在1993年立法選舉后就完全崩潰了。

      在民主的理解上,巴迪激活了對法國大革命的集體記憶,他的民主思想是對盧梭大眾民主模式的回歸。盧梭對代議制民主提出強烈批評,他認為英國國會代理者一旦選出,英國人民就受奴役了,因為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普遍意志是不能代言的。

      “主權完全是一種集體的存在,只能它自己代言:權力是輕易可以轉手的,但意志不能。主權既然不外是公意的運用,所以就永遠不能轉讓;主權者既然只不過是一個集體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代表自己;權 力 可 以 轉 移,但 是 意 志 卻 不 可 以 轉移。”①在現代政治哲學的討論中,大多數學者對盧梭的“公意”持批評態度,或者認為“公意”的達成只能在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才有可能,或者認為公意最后會導致政治上的極權主義。巴迪卻認為盧梭一勞永逸的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觀念,因為盧梭不是從國家的角度來思考政治的。盧梭所說的社會契約不是國家主權產生的邏輯前提,人民并不是通過社會契約將自己的權利交給國家,社會契約只能理解為民眾對政治真理的追求。“我將出現于其中的盧梭稱為‘公意的表達’的東西用‘真理的涌現’來表述,在這一特定的事例中可以具體表述為‘政治真理的涌現’。這一真理關系到人民是什么,也關系到人民能夠通過行動與觀念成為什么。”②簡言之,巴迪理解的民主與國家是沒有關系的,而且必須在遠離國家權力的場域才能探索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模式。

      三、對左派政黨組織形式的新探索

      在其《存在與事件》中,巴迪從哲學上明確定義了“主體”:“我將主體界定為由真理支撐的類性程序的組合。”③巴迪還從否定方面進行了解釋:a)主體不是實體;b)主體不是一個空點;c)主體不是對經驗的組織;d)主體不是多樣的再現;e)主體與情勢的結構無關;f)主體不是一個結果。但要真正把握巴迪的關于主體的思想,我們必須回到其本體論來概述一下“事件”(event)的概念。“事件”是情勢中的一種存在,然而事件在情勢中是不能被顯現的,是一種不能歸類的“純多”。也就是說,在原來的情勢中,事件是一種“空”。事件要得以顯現,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位點,即事件點(event site)。事件點不是空,它位于空的邊緣。也就是說,事件點是情勢的一部分,但事件點是情勢中不確定的因素。通過事件點,作為固有結構的情勢才會被打破,事件得以顯現,變革也因此發生。但是,事件是偶然發生的并且是轉瞬即逝的,如何通過事件來構造新的主體?這里需要引入另外三個概念:干預(Intervention)、調查(Investigation)與忠誠(Fidel-ity)。干預既與對事件的命名有關,又與對事件的實施有關。調查不是學術行為而是實際的政治行動,目的是要與事件建立關聯。忠誠是讓事件的效果持續。干預、調查與忠誠都是通過事件建構新的主體的過程,同時也是個體介入情勢抓住真理的過程。個體在通過事件宣布真理的過程中,以其對事件的忠誠而組織成為新的主體。

      在政治上,早期的巴迪將革命主體物化為政黨對民眾的組織。巴迪認為工廠里的工人不是一個革命的主體,他們只是資本主義生產秩序所確定的被動的客體,只會在工會的組織下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中爭取到一個相對較好的位置,或者獲取較好的物質待遇。只有在政黨的領導下,工人才能從資本主義的情勢結構中解脫出來。另外,巴迪雖然相信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他清楚地意識到群眾運動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事件,作為事件的群眾運動并不必然會產生政治的主體。政治主體的出現需要在對事件忠誠的前提下對群眾進行組織。“如果政治想要不成為短命的群眾起義或示威,政黨(即使不使用這個名稱)的概念也要發生變化,這是持續性與耐久力的問題,也就是組織的問題。如果缺乏有組織的行動,就沒有檢驗的平臺,沒有確證,沒有真理,到時候理論只能產生唯心主義的謬論”①。

      所以,不僅要相信群眾,還要相信黨。政黨在組織群眾運動中的功能主要是純潔民眾,將民眾中蘊藏的巨大潛力激發出來,同時將他們的力量集中于一個特定的方向,最終將民眾從原來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在這里,巴迪借鑒了列寧對巴黎公社教訓的認識,認為一個經過純潔化的多元民眾比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要強大一百倍,而且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只能在黨對民眾純潔化的過程中產生。

      但是,巴迪所理解的政黨不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紀律化的政黨,而是一種“類性”的組合。巴迪看到了左派政黨的種種弊端,蘇聯共產黨已經退化為新的官僚集團,法國共產黨因為內部充斥著等級官僚制喪失了變化革新的能力。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巴迪開始探索新的革命政黨形式。

      1969年,巴迪與人合著《新型馬列主義政黨的建設和貢獻》一文,而后還成立了新的政黨———“法國馬列共產主義聯盟”。在“法國馬列共產主義聯盟”內部,沒有嚴格的從屬制度,沒有成員證,沒有黨委書記。巴迪認為這樣的政黨組織是向真正的馬克思政黨思想的回歸,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政黨就是一種包含各種工人組織獨特性的多元存在,他們之間并沒有一種固定的制度關聯。“黨的定義只與其歷史運動相關,這種運動的共產主義意識既確保了其國際層面(最大程度的‘多樣性’),也確保了其全球運動的方向(讓其從眼前利益中解放出來)。因此,黨不是固定化的工人階級的特定部分———斯大林所謂的‘先鋒隊’,而是一種非固定化的普遍存在。

      這種普遍存在與其說代表了階級,不如說是行使了解除限制的功能,從而確保了其狹隘利益(無論是物質的還是國家民族的)的超越性。”②但是,這種“類性”組合還是政黨嗎?或者,如果說這種類性組織是一種后列寧式政黨的政治主體,它將如何持久存在?我們的疑問也正是巴迪面臨的困境。巴迪的主體是和事件聯系在一起的,主體是對事件的忠誠。在事件發生或者其影響存在的前提下,類性的政黨可以號召和組織民眾,實行統一的行動,避免群眾運動陷入自發性的無政府主義的困境。但是,在事件消失后,由事件鍛造出的政治主體自然喪失了忠誠的對象。沒有了忠誠的對象,這種類性的組織自然難以無限維持。后來巴迪反省自己,“自相矛盾的是,總會有人們借口類性不是同一性身份或與同一性身份相對立,所以說他們是類性的,因而他們無需組織起來,類性必須自由地展開,必須自發地百花齊放,等等。但經驗表明,這種類性在騷動的反抗后不會繼續存活,在共同的行動觀念缺席的情況下任何東西都無法使其留存。”③從歷史現實上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法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結束了持續十多年的“紅色年代”,騷動的街巷恢復了平靜,那些向警察投擲石塊的激進青年開始夾著公文包上班,許多巴迪原來的“戰友”也轉入了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哲學”的陣營④。在這種情況下,巴迪不得不承認,革命處于了歷史間歇期,所有以政黨為模式的解放政治都結束了。但是,巴迪仍然堅持對作為政治主體的新的政黨形式的追尋。

      20世紀80年代,巴迪成立了“政治組織”⑤。“政治組織”主要為移民和外來勞工爭取權益,并試圖組織他們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的政治主體。巴迪還將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國家經常發生的罷工、騷亂等反抗形式上。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認,這些反抗運動并沒有造成真正的政治事件。當進入召喚政治主體階段時,這些反抗往往變得模糊,因為他們更多的受無目的的憤怒所支配,并沒有普遍化的目的。當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的革命主體在哪里呢?巴迪沒有找到答案。他只是在重復地訴說,在沒有歷史事件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堅持共產主義理念,堅持對忠誠的忠誠。因為,沒有忠誠,我們將什么都不是。

      結語

        阿蘭·巴迪號準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灶,對左派政治參與方式進行了一些有建設意義的探索。他最大的貢獻是為西方左派提供了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哲學根基,他的政治思想是跟他在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創造緊密相關的,從而避免了激進左派的理論虛無主義。但是,巴迪雖然自稱為唯物主義者,卻從來沒有注重政治經濟學;他雖然強調實踐的作用,卻主張以抽象的觀念來改變現實世界;他堅持共產主義理念,卻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所以,齊澤克評判他具有宗教色彩,是法國天主教思維方式在當今的變形。從根本上講,巴迪并沒有逃脫安德森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宿命,巴迪關于政治的思考也是西方左派在政治孤立的環境下產生的學院派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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