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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政治的特點與啟示

    時間:2014-12-27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789字
    論文摘要

      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國家統一構設”(英文對應為“Nation-Building”)非常重要。作為一個概念,“國家統一構設”最早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作為對新建立的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的困境的反應① 。按照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定義,“國家統一構設”是為促進民族一體化而制定的諸項政策之總和……民族化的儀式、旗幟、英雄人物及民族化的公共建筑可以成為正在推進中的國家統一構設的明顯體現。在那些人為或者偶然劃定邊界的近代國家中,以及在那些具有不同傳統、宗教和種族集團的國家當中,上述政策尤為緊要。其中,如果民族概念與任何已建立的國家之居民概念等同劃一的話,那么國家統一構設這一概念僅是指現實的國家控制和公眾服從的政策,也就是“state-building”的過程。如果民族概念是文化共處或種族特征的一種表述的話,那么國家統一構設則會指向一個語言、宗教或者種族方面具有權威性的民族范式方向積極同化和標準化的過程② 。這一過程是在現有社會構成、文化遺產和不同群體間的內部權力分配語境中進行的。這也就意味著,在文化同質性的社會,國家統一構設可能不是問題。在文化異質性的社會,某種形式的國家統一構設,對國家而言,則顯得非常必要。本文所要設定的范疇主要指向后者。

      在上述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問題是一個重要相關變量。“公共空間”這一概念有著諸多的定義。狹義的“公共空間”一般是指那些供居民日常與社會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間。廣義的“公共空間”不僅僅是個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進入空間的人們以及展現在空間之上的廣泛參與、交流與互動。在“國家統一構設”這一主題下的公共空間可以被定義為“具有潛移默化之政治社會化功能的居民日常與社會生活所涉及的室外行動空間(街道、廣場、公園、自然風景等)與造型空間(建筑與雕塑藝術)。”顯然,“國家統一構設”可以在公共空間中尋求對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過程和關系的理解方式,因為這類過程和關系塑造特定的公共空間。同時,這種方式也反過來,重申、反駁、或者改變現有的社會和政治關系。

      由于人的很多社會性活動都是公共空間中的活動,公共空間又牽涉到關系的整合,因此,多民族國家一般都比較重視公共空間的“國家統一構設”功能,圍繞公共空間進行政策設計,培養不同民族的國家認同,從而產生公共空間政治。

      目前關于公共空間政治的相關研究或者以民主暨文化多元性與公共空間的關系為核心進行闡述 (Democracy and public space:the physicalsites of democratic performance、Med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public space)、或者側重于公共空間中的歷史爭議(Contested histo-ries in public space:memory,race,and nation)、或者直接論證公共空間政治(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Memory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space)。

      但綜而觀之,上述研究從“國家統一構設”視角切入公共空間政治比較薄弱,因此,本文試圖從這一視角探討為什么公共空間在“國家統一構設”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公共空間政治的具體表現與實質是什么?下文將展開嘗試性的梳理。

      一、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的公共空間:何以重要?

      為塑造不同民族對國家的認同,通過多種途徑賦予公共空間以政治社會化價值,成為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的一個重要路徑。這一路徑何以重要?

      原因如下:

      1.公共空間具有民族文化符號承載性。民族是人類社會多樣性的標志之一。在族際交往的過程中,民族心理特質以及民族風俗習慣也會外化到公共空間之中。正如著名學者郭洪紀在其《文化民族主義》一書中所說的,“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稱、神話、價值和風俗習慣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歷史敘事、民間傳說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種族、血統、語言、宗教、風俗、鄉土一類的文化要素,以及歷史傳統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為。族群作為某種共同體的象征符號,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和以與之有關的傳統,包括宗教組織和神職人員,像神廟、儀式、教義等,又有懷舊母題及認同符號系統,像民族英雄、宗教領袖、效忠意識以及草原、森林、山巒、族源地等。”①按照郭洪紀的說法,這種外化主要體現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景物型公共空間及各類與民族相關的建筑符號,這種外化是文化與社會的產物。

      因此,公共空間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民族物質與精神遺產的容納與延續場域,可以折射出民族文化的本質,同時成為民族認同的重要參照系。公共空間的這一特性導致公共空間的全民性展示不一定會產生全民性的觀賞者,觀賞者因民族或宗教的不同而給出不同的解讀。根據這一現實,公共空間如果要想實現國家統一構設功能,其承載性就需要體現主權邊界內諸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與升華,塑造國家認同。從這一假設出發,公共空間呈現為主體客體化,在意識形態的語境中或者被創造,或者被毀滅。恢復與特定民族與地方相關的意識形態的歷史,就成為理解公共空間的重要基礎。塑造、展示和觀看成為公共空間由主體客體化到客體主體化的系列環節。公共空間所蘊涵的歷史、價值等文化符號意義逐漸塑造其所需要塑造之特定人群的世界觀。文化形塑現實,而非僅僅是模仿現實,公共空間成為認同塑造的場所。更為重要的是,既然公共空間是文化(精神)意義的載體,“誰擁有公共空間”就成為公共空間文化意義的一部分。“公共空間成為‘文化權力的工具’,成為一種‘社會和主體身份賴以形成’的文化實踐。”①公共空間在某種程度上演繹為權力劇場,伴隨其承載的文化意義扮演不同的權力角色,并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產生角色置換。“無論是將其作為話語形式、現實的再現,還是實存的現實審視,中立性質的地理空間轉化為文化定義的公共空間,生成并歸化居于其中者的身份”② 。公共空間的保護、創設與演繹成為權力博弈與合法性塑造的工具。遵循這一工具主義線索,具有懷舊意涵的“博物館與紀念碑成為眾所周知的陳述歷史的場所”③。方尖碑、雕像以及獎章,傳遞團結、普適與永恒的信息。即使它們是高度政治化與充滿爭議的,公眾也已經被練就觀察與思考公共空間歷史性與現代性標簽的能力。因為公共空間本身就是根據民族符號,結合政治變遷,不斷對古代史與當代史進行重新闡釋的工具性產物。

      因此,在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因其具有民族文化符號的承載性而成為可資利用的工具性資源。

      2.公共空間具有政治社會化功能。由于公共空間是一種可資利用的工具性資源,間又是人們參與和互動的重要場所,是體現和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載體之一,因此,在一個國家中,不同時期的民族關系以及不同民族的融洽程度都可以在公共空間中得到展示。也正是基于這一理由,在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可以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并具有政治社會化的功能。所謂“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原為社會學中的一個名詞,指一個社會經由各種途徑引導其幼年成員或成年的新成員進入既有社會結構及秩序的過程。

      其含義可簡述為政治體系經由各種途徑,使其成員發展出共同的“認同”(identification)、“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s)和“政治效忠”(political loyalty)的過程④。

      換而言之,政治社會化是將模式化的核心價值和規范滲化為公民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形成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與國家統一的過程。

      現代化觀點認為一旦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成功,必要的政治發展將會自動生成。這一觀點認為在國家和民族被建構以前,社會應該已經被現代化。

      阿爾蒙德(Almond)對此就持樂觀觀點,認為政治發展的結果是各類來源廣泛的群體會日益整合進決策和民族統一構設過程。但這種理論忽視了基于生產系統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關系研究,過于機械,同時他們也完全忽略了意識形態的角色和種族文化感⑤。

      這種忽略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謂合法性危機,人們對政治權威的評價發生分歧,導致政府的結構和行為受阻,甚至崩潰。合法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不外如下:人們以往形成的文化和心理基礎被急劇破壞;傳統政治權威在處理現代問題時顯得無能為力,權威基礎不穩固,甚至受到來自社會的傳統力量的挑戰;政治競爭失范,缺少制度化的機構加以疏導;消極意義上的政治社會化的結果。社會、宗教和文化制度衰微,無法履行自身的功能,以求強化政治權威;早期的社會化經驗同后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發生斷裂,人們心理與世界發生沖突,人民在諸多選擇面前感到困惑,甚至會出現無根的感覺⑥。因此,如果社會成員僅僅將忠誠感維系于傳統社會的狹隘團體,對部落或種族等地方共同體的認同勝過對國家整體的認同時,就會形成認同危機,嚴重時可能釀成分離主義運動⑦ 。

      針對前述合法化危機與認同危機,處于國家統一進程中的多民族國家可以占領公共空間,利用公共空間的隱含敘事功能,進行合法化與認同危機的社會化消弭。這一策略即使在那些沒有信仰和忠誠的社會,也是基本的社會化策略之一。由于公共空間和不同民族的生活密切相關,它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傳播媒介,成為社會成員和政治體系中的紐帶,讓來自不同民族的成員在這一隱含政治實踐中逐步形成新的文化與心理邊界,為處理民族關系和穩定政治統治提供源源不斷的軟動力。因此,盡管公共空間設計自身不會改變國內政治的進程,但許多后殖民國家還是非常依賴它們,借此表達蘊含獨立性與現代性的國家認同。正如安德森所言,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為了被想象,國家必須被表達。也就是說,多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在國家統一構設中具有影響合法性和認同問題的社會化功能。

      二、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政治的特點

      為了使多民族國家發揮實體的功能,生活在一起的人們有必要發展對新國家的歸屬感并塑造共同的身份。這使得國家統一構設看上去似乎是一個冗長的過程,但是它畢竟是有意識的政策決定和國家形成(state-initiative)的必要元素。因此,為了理解和預測新民族國家將形成什么樣的國家,關注 國 家 統 一 構 設 者 表 達 目 標 和 實 際 策 略 非 常重要①。

      由于公共空間在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的重要性日益彰顯,越來越多的國家試圖通過再造與控制公共空間,在自己的主權界限內強化自己的國家身份,創造統一和獨特的國家并給予其成員共同命運的意識,使全體國民在文化象征意義上被象征物與歷史物質遺跡等連接,從而產生公共空間政治。

      這也就意味著具有民族主義性質的集體認同的景物和地點,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如同民族和民族主義一樣,它們在時間和空間里出現或消失,并且發生變化②。民族建構者設法再造、定義、澄清和同質化身份的界限。身份被描繪成線性和連續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上述建構過程中,多民族國家都試圖將民族國家模式和多元國家模式結合在一起,在公共空間利用他們的族裔象征符號(風俗、地名、英雄、神話、國家肖像等),為強化國家認同提供紐帶。

      因此,多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政治的主要表現為:

      第一,為公共空間重新命名。文本、口號和地名的使用占據公共空間的核心,對認同的建構非常必要③。這種對公共空間的重命名代表著變化和“重新發現”早期的身份。雖然缺乏紀念物和儀式的視覺沖擊力,重命名的地方和日常環境中的官方歷史紀念,還是可以將權力關系和官方授權歷史合法化。④因此,族稱和地名———民族、國家、城市以及城鎮的名稱———也成為政治紛爭的一部分,以便確立某一群體的地位和特權,從而使為事物命名的權力成為公共空間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通過公共建筑強化國家認同。這一公共空間政治意圖以多重紀念形式展示對國家歷史的視覺表達,試圖將國家記憶以國家紀念碑(館)與公共雕塑等形式在空間和視覺上永恒地固定。這類造型藝術具有象征性,而且由于使用相對永久性的材料,成為官方政治表達的一個理想方式。它們的功能不僅是為了紀念,同時也可以輻射權力、使現任政權合法化。它們的意義在于必須讓創造者和觀賞者要有足夠的社會文本理解其意義。這類造型藝術在物理上占據場所,而且能夠發揮引起想象的功能。作為一種沉淀物和定影器:它們可以將事件帶入認知的范疇。建筑形式的永久性意在反映政權的不朽,紀念碑、公共雕塑以及其他公共歷史場所的設計與選址經常被政治化,成為一種政治符號。這一符號可以被分析出意義系統,同時也可以被看作一個反映現實世界的符號世界。但這也可能會在具有民族與國家認同張力的后殖民國家產生政治風險,引發政治沖突。

      因此,在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已經成為塑造國家認同,建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場域。公共空間政治以其隱含政治價值,成為塑造國家主體性與認同的政治社會化手段之一。

      由于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的公共空間與傳統、認同以及權力有著密切的關聯,又有助于政權的穩定性與統治的合法性,因此,透過公共空間政治的表現以及其期許目標,我們可以解析出公共空間政治的特點。

      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的公共空間政治特點以兩種不同的路徑得以體現:其一是文化民族主義路徑。這一路徑主要體現為追溯傳統與文化本位。傳統是每一個民族的根本,一個民族不可能超越傳統存在①。

      所謂傳統,來自于自然與社會秩序的自發生成。“從字面上來看,凡是從各民族文化的過去流傳或遺留下來的內容,都可稱之為傳統。這就是說,民族文化中那些明顯是新的或是短暫的內容不能稱之為傳統。然而,在日常使用中,傳統特指風俗、禮儀、信仰、習慣等,這些內容不僅是古老的,而且我們還賦予它們以現代的特殊價值。總的說來,傳統是一種宗教或道德價值,但是它也經常具備政治或教育的含義。”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學中的傳統主義與上述傳統有著顯著的區別,其更多地注重自覺意識的培養,而非依賴自發生成。“每個社會都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傳授一整套的技能和價值觀念。這些技能和價值觀念塑造了這個社會的獨特個性……當一個傳統社會發覺它的許多習俗受到外部模式(如現代高度發達的技術先進社會)的挑戰和貶低時,它的成員必須開始決定其中哪些習俗必須保留,而不管他們怎樣不利。因為這些習俗塑造了這個社會的獨特個性。”③ 這類反應通常是由置身于民族主義運動的知識分子明確表達出來的。正如尤爾根·哈貝馬斯所說的,“民族意識是由知識分子和學者宣揚起來的……其核心是一種虛構的共同出身、共同的歷史結構以及具有同一語法結構的書面語言等。”④通過民族傳統的復興,民族意識逐漸復蘇。在現實中,只有經過不斷的變革和適應過程,傳統才能得以維系。傳統意味著歷史和現在的某種連續性。傳統可以被繼承,傳統也可以被發明。民族主義者往往強調本民族傳統的優越性,通過訴諸傳統尋找歷史合法性。

      現實中,“傳統”依賴“創造”而再生,而“創造”需要“傳統”的啟發。這是“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辯證發展圖。這也就意味著,“傳統”并非全從過去不間斷地傳承下來的。傳統必須不斷地發明、維系和重新發明。尤其在后殖民情境下,傳統創造具有迫切性。而其創造之策略則有賴“集體記憶”的引導。因此,民族主義借助“傳統”的“集體記憶”,建立一套符合自己實用目標的政治話語。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民族主義中的話語霸權擁有者通過對本民族傳統的形式化和儀式化,通過不斷重復,強化本民族大眾對于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感性認識與忠誠心理。民族主義對傳統的追溯其中就包括前述通過公共空間政治實現對傳統的再現,以創造本民族的文化徽章。這些對傳統的追溯“在詮釋中悄悄地掌握著建構歷史、改變現在以控制未來的資源……透過重組歷史來界定系統,確定自我與周邊的認同關系。”⑤因此,文化民族主義追溯傳統并不是對舊有模式的簡單繼承,而是通過對傳統進行有意識的改造,為其民族目標提供一種具有合法性的思想資源。他們日益主張恢復歷史文化建構,保持本土價值形態,以便尋找民族內在的原初生機,用來融合傳統與現代。“在忠實于本民族與傳統的同時,貶低其他民族的民族與傳統,并與之斗爭。”⑥正如愛德華·W·薩義德所說的,與那種提倡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雜交的自由主義哲學所具有的容忍態度相反,這種“回歸”伴隨著一種知識與道德上的強烈規范。在一些曾經是殖民地的國家里,這種“回歸”造成了各種形式的文化民族主義⑦ 。遵循這一路徑,多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政治體現出一元獨大化傾向。

      其二是整合主義路徑。這一路徑追尋的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基礎上的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是個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產物。在某種意義上說,國家認同是所有集體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面。國家具有道德意義上的優先性。國家認同首先要有共同的連接基礎。一種是血緣和歷史記憶,一種是透過與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間或人際關系而形成的一體感。國家對不同的國民來講,可能是民族國家,也可能是文化國家或政治國家。這三個層面通常會彼此交融,但也可能以某一層面為主要依據。通過對公共空間進行以多民族文化融合基礎上的暗示性點綴,公共空間在特定的邊界內無聲但卻強有力地強調歸屬感和差異性,為個人提供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一部分的感覺,并且成為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的一個重要部分。

      因此,多民族國家在公共空間政治方面的整合主義路徑實質是試圖跨越社會學意義上的異質性和集團分裂,為民族成員感情上的結合提供物質載體,以實現國家統一構設。遵循這一路徑,多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政治體現出多元融合型傾向。

      由上可見,不同國家對于公共空間政治的路徑選擇是不同的,或者選擇文化民族主義路徑,或者采納整合主義路徑。一些國家通過控制公共空間來主導政治社會化過程以強制力實現國家統一構設;另外一些國家則是通過保護族群之間的結構和文化差異,依托本國歷史,使政治社會化方式更加多樣。不同國家的歷史傳統對于公共空間政治的路徑選擇具有很大影響。

      三、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公共空間政治的啟示

      無論多民族國家遵循何種路徑,實現國家統一構設都是其最終目標,也是公共空間政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是實現國家統一構設,并非朝夕之間就能夠解決的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構設需要采取多種路徑的綜合,以避免造成社會動蕩,危及政權穩定。

      由于當代社會已呈現多元文化風貌,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的國家必須在“差異性”與“統合性”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與緩解機制。在體制方面,其必須引導“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轉型為契約型的“國族”(state nation)建構,并在實踐中輔之以“重述歷史”與“發明傳統”策略。正如俄羅斯學者季什科夫所說的:“各個后繼國家新出現的象征符號和已有標志,不應當反映僅對某一群體有意義而疏遠其他群體的那種價值觀和歷史記憶。在多族裔環境中,國家及決策者們的目的,是創造及推廣能使族裔多元政策運行的一致的意識形態和象征符號,而不是尋求不費氣力的策略,去細分為更小的、顯然是自我管理的實體①。

      因此,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的公共空間政治設計者通常需要在協調諸方利益的前提下,創造或發明現有的場所。公共空間在某種程度上,既是一個真正的實體,又是必要的幻象,既是一種經濟類型,又是一種文化象征。作為一種觀念和現實,公共空間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被生產與再生產。誰能控制過去,誰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誰就能控制過去。展示的、重復的體驗需要一種本體上可以在這個世界發揮作用的功能。公共空間政治努力在私人領域與社會規則方面控制公眾的想象力,通過具有歷史意義與時間性的記憶,復制與摹寫傳統,讓遺跡或者紀念物不斷以靜默的方式重復講述附著在它們之上的信息,以期塑造安德森所謂的“想象的共同體”。

      對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塑造而形成的公共空間政治值得中國在多民族地區的國家統一構設加以借鑒。但是這一借鑒應該是中國化的借鑒。

      首先是文本、口號和地名的使用應該占據公共空間的核心。中國民族地區公共空間重命名應該以淡化民族意識、強化公民意識為準則,因此,重命名可以將歷史和現實中的愛國人物和事跡、民族團結的典范、歷史治理的標志作為重命名的核心,以使現行權力關系和國家治理合法化。因為每個共同體都擁有共同獨特記憶,而且常能維系相當長久的時間。但 根 據 研 究,許 多 “集 體 記 憶”(collectivememory),并不完全是過去事實的復原,而是在特定的社會情況下,人們對過去“社會記憶”的選擇、重組與重建。許多“過去”其實是在“現在的基礎”

      上被重構的。所以,群體記憶可以被引導。歷史記憶并非固定、封閉的,而是隨著政治、社會、文化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個體的記憶往往置身于一種社會框架之中。個體往往通過將自己置于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人們是受到現在的信念、興趣以及想法的影響,才形塑對于過去歷史的不同觀點,歷史是因為現在才被認識的,也才具有價值。而人們對歷史意象的改變,反映的是社會結構的變遷,所以我們必須創設新的傳統。其次是通過紀念碑和公共雕塑強化國家認同。

      紀念碑和公共雕塑可以將對過去的紀念和對未來的展望在空間和視覺上加以永恒的固定。紀念碑和公共雕塑可以將官方的政治文化進行隱性的表達,在潛移默化中塑造公眾對國家的認同。因此,紀念碑和公共雕塑需要進行精心的抽象藝術設計。

      中國的民族地區在國家統一構設中,可以按照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的歷史標志性時間與事件、體現文化融合、民族和諧、保衛國家統一的歷史標志性人物以及與民族地區有關的中國古代神話四大類對紀念碑和公共雕塑進行不同形式的藝術設計,并通過固定的儀式強化上述設計的國家統一構設價值。

      這種公共空間政治的最大特點是突破傳統的灌輸式政治社會化手段,增加一個全新的政治社會化場域,發揮公共空間“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功能,潛移默化地塑造各個民族的公民意識。正如盧梭所說的,要把每個個體變成整體中的一部分,關鍵在于“改變人們的思想以便加強他們的力量”①。

      總之,在多民族國家統一構設中,“符號”以及由符號建構而成的公共空間政治,已經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誰要能掌握符號的解釋權,誰就能在公共空間政治獲得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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