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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行為學角度透視公平與效率、公平與自由的關系

    時間:2014-12-27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869字
    論文摘要

      一、問題的提出

      學界關于公平與效率、公平與自由的關系已有廣泛深入的探討。已有的相關論述在兩個層面展開:一是在理論層面,試圖抽象出普遍的一般的價值關系特征;二是在歷史層面進行,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理論與現實相互觀照,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主導價值不同。在抽象的層面進行論證,大都采取“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哲學范式對公平與效率等問題進行說明,這種方法只能說明價值觀之間大概的關系,不能具體說明其內在的具體的相互作用,尤其不能說明相互作用點在哪里?哪種價值觀的作用更大?

      得到的結論有三種:公平優先、效率優先、兩者都重要兩者都要抓。這三種結論由于采用同樣的方法和邏輯,不能相互否定,看似三種結論都有道理,但都沒有把問題說清楚,更不能有效正確地指導社會實踐。

      歷史地對待諸價值之間的關系,常常是實用主義有余而學理闡述不足。就學者所采用的知識體系看,分別主要采用了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知識。方法多元、知識各異、結論多樣,導致公平與效率、公平與自由的關系眾說紛紜,公平在價值體系中居于何種地位也莫衷一是。近年,有文化保守主義學者為中國未來開出了藥方,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儒家文化的復興,需要把“仁義”作為首要的價值觀,主張實行儒家憲政。為此,有必要在學理層面進一步探討公平與諸價值之間的關系,明確標示出公平的價值定位。本文擬在理論層面展開,以期獲得關于公平與效率、公平與自由的一般關系特征。公平、效率、自由是人類社會重要價值觀,這些價值觀通過影響人的行為而作用于社會,因此,本文主要從行為學角度來透視公平與效率、公平與自由之間的關系,進而確定公平在價值體系中的位置。

      二、公平的最初本質含義

      學界已經就公平正義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論述了公平正義的諸多形態,如道德正義、政治正義、經濟正義與社會正義,分配正義、交換正義與矯正正義,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等。

      學界對于公平正義的多元化闡釋,有利于人們認識公平正義的具體形態和實現方式,拓寬了人們關于公平正義的視野,但常常遺忘、遮蔽甚至混淆了公平的本質含義,其結論就有可能誤導讀者,甚至有悖公平的本來訴求。概念引導思考,不從本質含義入手,后續研究就會迷失方向。

      公平,首先是個倫理學概念,其最初的本質含義是:“一視同仁和得所當得”。

      ①用智者學派的話來說,“正義就是給每個人以適如其分的報答。”

      ②麥金太爾 (Macintyre A). 也認為:“正義是給每個人———包括給予者本人———應得的本分。”

      ③用中國俗語來說,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公平是有善要獎,有惡須罰,缺一不可,而如果兩者都沒有實現,那社會就處于高度扭曲異化狀態。慈繼偉認為:“正義不同于仁愛或其他純粹利他主義的德行。”

      ④公平是一種對等性,一種等利害交換,大致平衡的以牙還牙是公平的,只是這種社會關系中的報復性正義已經由國家代為操作而已。公平正義并不是僅僅給予善而不給予傷害,合理的懲罰也是正義,是公平正義不可或缺的一面,并且是維護公平正義局面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正因為如此,懲罰的正義是一種“矯正的正義。”

      ⑤公平意味著社會生活中人們的創造力及其成效與他們獲得的社會回報之間、權利與義務之間、行為與責任及其賞罰之間的適當平衡狀態,被視為符合人的本質需要和為社會認可的應當具有的狀態,作為衡量社會關系是否適當的道德評價標準,公正的是善,不公正的是惡。公正與正義、公平、公道常常同義。

      三、公平及于效率、社會道德狀況與自由的作用和意義

      (一) 公平對效率的作用和意義

      有論者以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哲學話語來說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并得出兩者都重要,兩者都要抓的結論。這種哲學闡釋沒有能夠很好地說明相互之間的作用點在哪里,其結論是模糊的。亞當斯 (J. S.Adams) 的公平激勵理論能夠在微觀層面深刻而精當地說明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

      美國心理學家亞當斯認為,當一個人做出成績取得報酬后,他會通過比較來確定自己所得報酬是否合理,比較的結果影響今后工作的積極性。一種比較是橫向比較,把自己獲得的報酬 (包括金錢、工作安排、賞識等) 與自己的投入 (包括教育程度、努力程度、工作所花的時間精力和其他無形損耗) 的比值與其他人作比較,只在比值相等時,他才認為是公平的。

      如公式所示:OP/IP=OC/IC。其中,OP———對自己所獲報酬的感覺;OC———對他人所獲報酬的感覺;IP———對自己所作投入的感覺;IC———對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覺。當感覺公平時,他會保持工作的積極性和努力程度;如果 OP/IP>OC/IC,他會在開始時多投入一些,不久就會心安理得,投入又回到原來的水平;如果 OP/IP<OC/IC,他的工作積極性就會下降,就會減少自己的投入。通過和自己收入狀況的縱向比較也得出同樣的結論。⑦亞當斯雖在如何激勵的意義上談公平,卻道出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效率問題其實就是人的積極性問題,公平通過作用于人的積極性而作用于效率。一定的制度和社會結構,通過作用于人而產生一定的社會結果,因此,研究人的行為而不是社會結果本身,就成為理解制度和社會結構的關鍵。換言之,理解社會制度與社會結構是否合理有效,就是要看這種制度和社會結構能不能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產生良好的影響。從方法論上來說,從人的心理和行為機制的角度論述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是精當的。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告訴我們,公平本身就是一種激勵,只要公平,就會有效率;不公平沒有激勵意義,即便回報已經超過應得報酬,也沒有真正的積極性和效率,壟斷國有企業就是例證。公平可以帶來效率,但有效率不一定有公平,不公平的效率又一定是短命的,不公平還嚴重會損害效率,因此,公平應該優先于效率。必須明確的是,公平是一種比例的平等,即“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①。

      比例關系平等意義上的公平,符合公平的各得其所的本質含義。報酬總量的平等是平均主義,而不是真正的公平。與效率相矛盾的是結果的總量的平等,而不是公平,真正意義上的公平與效率沒有沖突。學界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矛盾論或優先論,即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只能根據形勢的需要,或效率優先,或公平優先;另一種是并重論,即效率與公平可以相互協調,并重而行。矛盾論的誤區主要在于把公平等同于結果的平等,等同于平均主義,是平均主義而不是公平損害了效率;并重論源于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模糊性闡釋,實踐中也難以操作。根據亞當斯的公平激勵理論,政府工作的重心是維護社會公平,而不是直接干預效率問題。公平首先要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具有質的規定性,而效率常常是一個量的概念,主要是一種工具性價值,高效率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生活的幸福。從人文精神的角度看,效率遠不及公平。

      (二) 公平與自由的關系及對自由的作用

      自由是一個具有道德色彩的目的性價值,要定位公平的價值,繞不開公平與自由的關系這個話題。有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和自由并不總是相容的,也有認為平等自由并不總是相沖突的,而一些新左派和激進的理論家則明確地以平等否定自由,認為自由會導致平等的喪失,要求擴大政府干預,以減少財富、收入、教育等方面的差距。②也有以自由否定平等與公平的,如諾齊克 (Robert Nozick) 認為,按照道德、需求、努力程度或上述總的因素的平衡來分配,都是模式化的原則,必然導致對自由的破壞。③學者論及公平與自由的關系時,常常轉換成平等與自由的關系,這種論述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公平就是一種平等,只是公平強調的平等是成比例的特殊的平等。人的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是平等的,因為人生下來就是平等的締約者。人們爭取更多的收入、升遷到更高的社會地位等的權利是非基本權利,這些權利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則“按勞分配”,這也是公平的。公平不是一種結果的總量的平等,要求經濟收入的結果的總量的平等是違背公平本質含義的,勢必會破壞市場經濟原則,帶來無限的政府干預,侵犯自由,回到平均主義的老路上。至于諾齊克,他主張最小限度的國家,強調公民的權利,從而對各種公平的分配過于敏感。應該認識到,公平是有量的限度的,公平分配本身是要有程序保障的,公平分配并不意味著國家就一定過度干預,不僅如此,公平對自由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

      薩托利 (Sartori. G). 認為,自由觀念來自平等權力,即參政權的學說,只有“我們是平等的”這個說法才能被理解為“沒有人有權利命令我”,正是根據平等的要求,才能推導出某種擺脫外物的自由。④在伯林 (Isaiah Berlin) 看來,“自由的平等性;希望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應該怎樣對待別人;回報那些只有他們才使我的自由、繁榮或開明成為可能的人;最簡單與普遍意義上的公正;———這些東西是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⑤也就是說,公平所強調的平等性是自由的基礎,沒有公平,也就沒有自由;或者說,承認自己的自由,就必須承認別人同等的自由,否認別人同等的自由,自己的自由也得不到別人的承認,也就否認了自己的自由。沒有公平,就沒有普遍的自由———公平與自由之間并不矛盾。

      從公平與自由的訴求上看,公平是應得的權利(deser)t,這個權利是有合理性規定的,而自由是法律范圍內享有的權利,兩者都是有限度的權利。公平和自由在終極追求上都把人權作為目標,目的訴求是一致的。比例上的平等激勵善的行為,給予善以極大的自由空間和創造激勵,并通過懲惡來保護善的自由。

      綜合以上內容,我們看到:在目的訴求上,公平與自由是相容的,公平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公平對自由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公平和自由,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結構、經濟基礎和文化導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公平的發展意味著更多的人享受更多的權利,自由也在同步增長。當然,自由的增長對公平也具有促進作用。在目的和相互作用層面,公平和自由難以區分先后優劣,但如果考慮兩者在社會道德與社會合作方面的功效,那么,兩者之間的差異就顯示出來。

      (三) 公平及于道德建設與社會和諧中的意義 和作用

      許多論者常常以“不患貧,而患不均”來說明中國人對公平的追求,以及公平在中國文化中的合法性,進而強調公平的重要性,甚至強調追求公平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可是,我們看到許多國家的民眾對不公平現象的忍受閾值非常之低,稍有不公,立刻反彈,而國人對不公現象反倒有較高較多的忍耐。也就是說,公平是人類社會普遍追求的目標之一,不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平中一視同仁的把人當作人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這是人道的價值觀,符合功利之外的人文需求。

      公平首先是一個道德范疇,是道德行為規范本身,不僅如此,公平對于其他道德規范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衡量公平的價值定位,必須在道德行為領域比較公平與其他價值的作用和意義。

      公平正義就是要平等地對待每個人,使人們得到該得到的獎勵,并得到理應受到的懲罰。公平正義就是要實現行為與回報的均衡,正義的原則與制度具有約束和激勵雙重功能———抑惡揚善。如果社會不能基本實現“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正義要求,或者說善無善報惡無惡報,人們就會棄善從惡,就會普遍采用不道德的手段來獲取自己的利益,就會出現劣幣淘汰良幣的現象,社會的道德狀態就會崩潰。事實上,社會道德狀況的滑坡,最直接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很好地實現社會公平。

      傳統美德倫理學認為,公平正義主要是人的品德公道和人格正義。傳統社會生活公共化程度不高,人際交往以自然人倫與人際直接交往為主,人際交往的規范主要不是訴諸于公共制度,而是風俗、習慣和人際倫理慣例。個人品質的公道正直與否,直接決定了人際交往的公正程度。①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主要靠法律制度的維護,個人道德品質的作用大為降低。但是,社會規則和社會道德狀況是各種行為互動的結果,個人的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社會互動,個人也就事實上地參與了社會建構,在這個意義上,個人的公道正直與否仍具有重要意義。

      在羅爾斯 (John Rawls) 看來,良好秩序的社會,其合作條款具有互惠性 (reciprocity) 和相互性(mutuality),②而公平恰恰是“對人們彼此關系中根本對等性的認同……這個對等性并非在于所有一切的簡單同等性,而在于非對等性必須得到辯白。”③公平,首先是一種平等待人的正義態度,其次是做事的原則。平等待人,利益共享,民主表達,是人本精神的體現,符合社會文明的發展潮流和發展趨勢,是社會團結的基本前提。

      公平理念“提供了相互承認的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公民們能夠相互判定他們在其政治制度中擁有什么政治權利,或者反對什么政治權利”④,公平為人們提供行為知識和行為規范,這是社會合作所必須的認知和價值判斷。公平正義具有雙重秉性,即既重視道德義務,又重利益的滿足,⑤“滿足個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張,并與此同時促進社會進步和提高社會內聚性的程度———這是維續文明社會生活所必須的———就是正義的目標”⑥。加強社會穩定與合作的因素不是利益的增長,而是共同利益的增長和共同體內利益的公平分配。

      簡言之,平等待人的態度和利益上的共享,是公平的核心內容。只有堅持社會公平,才能增強社會凝聚力,加強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公平不同于一般道德的秉性,它表達了道德情感,又要求不偏不倚地處理利益問題,是道德情感的有克制地表達,公平相較于仁愛更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美德。撇開公民基本權利不論,單從公平的本質含義出發,我們也可以重新闡釋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對弱勢群體提供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有道德情感的成分,但又不是純粹的道德情感的表達,有社會合作和社會和諧方面的利益考量。由于弱勢群體忍受了貧困,提供了社會合作,成全了社會和諧,理應獲得和平紅利 (即合作盈余,或合作增益)———這是公平的;富有階層,他們獲得更多的利益,更多地利用了社會合作和社會資源,應該上交較多的稅收———這也是公平的。即便出于同情憐憫而向弱勢群體提供了義務以外的福利幫助與支持,會收獲精神崇高、心情愉悅或良心的安寧,這種道義上的公平也是值得的,當然,這種道義上的公平不具有強迫性。

      有必要強調的是,那種出于對社會不公的義憤是一種正義的道德情感,這種情感不僅有道德文化的支持,也有抑制不公的效用。

      至于自由,法不禁止則自由。法律為自由規定了行為底線,沒有也不能強制人按照更高的道德標準行為。自由關注的是公民權利不被侵犯,它所要求的首先是國家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而個人對他人和社會是否提供社會合作、履行道德義務、表達道德義憤等則是自由和不確定的。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擁有自由,并不意味著因此而一定做出社會貢獻,而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擁有公平的品質,則一定會在社會建構中發揮良好的影響。

      結 論

      公平促進效率,是公平的合理的差距帶來效率,而不是懸殊的差距帶來效率,但有效率卻不一定有公平;公平內含對他人的尊重,公平本身就可以帶來精神愉悅,是人類社會具有目的性的價值,而效率則是工具意義上的價值;因此,公平優先于效率。公平與自由在目的訴求上是一致的,公平是自由的基礎與保證,公平維系著社會道德局面和社會合作的條件。

      “就道德境界來說,公正遠遠低于仁愛和寬恕。然而,就道德的社會效用,即就道德對其目的的效用來說,公正卻遠遠重要于仁愛與寬恕,也重要于其他一切道德:公正是最重要的道德。”①也就是說,公平的內在訴求和自由一致,但在道德效用上優于自由,其社會功效更符合人類社會需求。公平優先于效率和自由,公平應該作為社會首要價值。公平作為社會首要價值是一般性結論,并不因為社會變遷而有所改變。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究其原因,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過程中貫徹了“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而中國當下的社會問題主要是社會不公的問題。社會不公,即沒有實現得所當得:一些人該得到的獎勵 (金錢、權力、地位等) 沒有得到,而有些人不該得到的獎勵卻得到了;一些人該得到的懲罰沒有得到,而有些人不該得到的懲罰卻得到了。資源分配不公,不僅表現在分配對象錯了,也表現在分配多寡不成比例。當下中國重新修正分配制度,是從正面、從獎勵的層面努力實現公正;反腐敗,是從反面、從懲罰的層面實現社會公正。堅定地以公平作為社會首要價值,必將使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實現社會公平公正,主要靠民主法治,靠持續不懈的制度建設,而不是靠道德良心的再發現。事實上,我們都有憐憫之心,有道德認知,但是否由此而有道德行為則是不確定的。在儒學意識形態統治的歷史時期,中國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倡導的道德狀況,言行不一是一種常態,其重要原因不在于教育不力、道德訓練不夠,而在于制度不夠嚴密、監督不夠有力。歷史治亂興衰的循環,也是精英道德不斷重建又不斷崩壞的循環。儒學的“三綱”違背現代政治文化精神,是必須批評的,而“五常”則可以通過改造成為民主法治的資源之一。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一直沒有實現過無差別的仁愛,在誘惑更多的可見的將來也無可能實現,這是人性的必然。但這并不妨礙社會的發展,只要社會普遍公平公正,這個社會就已經很好。過高的不現實的道德目標,只會挫傷人們道德行為的積極性,并且,在不能實現過高的道德要求時,人們又會偽裝達到了道德目標,從而扭曲人性中原本真誠的一面。實際上,利他主義者的德行要完成,需要自私的人來接受利他主義者的饋贈,成全利他主義行為。利他主義行為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利己主義者,社會更加難以實現普遍的道德狀況———這無疑是對道德理想主義的一個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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