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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黨體制與超政黨體制的比較分析

    時間:2014-12-2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286字
    論文摘要

      一、現代政黨體制與“超政黨體制”的提出

      (一)現代西方政黨理論

      現代西方政黨政治是西方自由民主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西方代議民主的重要實現方式。亨廷頓指出政黨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必要性,“一個沒有政黨的國家也就沒有產生持久變革和化解變革所帶來的沖擊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方面也就受到極大限制。”

      ①任何一個社會不是一個均質版塊,而是由各種不同規模的政治、經濟、社會利益集團所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有自身相對獨立的利益訴求,擁有各自利益代表,通過政黨競選機制,組織代議制政府,使多元化社會由“分”的狀態走向了“統合治理”狀態。關于政黨概念。英語中的“政黨”(party)一詞源自拉丁文的pars,意為分割,最先進入英語的詞匯是part,17世紀后,part演化成party,意表某種政治組織,常與派系(fraction)混用,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明確區分了政黨和派系的不同。美國百科全書(1980)認為:“政黨是由個人或團體為了在某種政治制度內,通過控制政府或影響政府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權力而建立起來的組織”。

      ②。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了奪取或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

      ③西方政黨政治存在不同類型,理查德·岡瑟(Richard Gunther) 將政黨類型分為“精英型政黨、大眾型政黨、族群型政黨、選舉型政黨和運動型政黨”。

      ④奧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認為政黨存在著四種類型:“個體代表的資產階級政黨、階層—大眾型政黨、教派—大眾型政黨和全方位型人民政黨”。

      ⑤關于西方政黨政治演進,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政黨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宗派階段,兩極化階段,擴展階段,制度化階段”。

      ⑥從制度設計來看,西方政黨體制能廣泛吸納多元利益訴求,通過多黨競選來組織政府,吸納和整合公眾訴求轉化為公共政策。但是,從制度實踐來看,作為現代兩黨競選制樣板的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尖銳對立,“否決政治”盛行,使競選中的施政承諾無法展開,使必要改革措施無法實施,國家實力隨之相對衰弱。

      “在美國體制下,總統在一個財政周期開始時,就要宣布一個預算草案。這份草案更多地只是政府想要的一個預算,離政治現實差距甚遠。根據美國憲法,國會擁有決定政府開支的絕對權力,535名國會議員都可以用手中握著的否決權來換取某種妥協。在經過幾個月利益集團的游說之后,最終出臺的預算法案不再是一個條理清晰的政府規劃的產物,而是議員們相互角力的結果。”

      ⑦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泰國,一些發展中國家采用了西方政黨模式,在社會高度分化之后卻又面臨社會難以“統合”的難題。

      (二)“超政黨體制”的提出

      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既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又完成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

      北京大學姚洋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提出:中國模式的一個突出特色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兩個重要特征:一個是它具有廣泛代表性,不偏向社會任何一個部分;另一個是它把社會長遠利益擺在首位,能夠抵制部分民眾對于短期分配的要求。這樣的政府讓一個國家選擇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政策。”

      ⑧這是從政府層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一種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中國政府體制與西方政治體制的內在差異。

      從政黨體制來看,中國共產黨雖然名字叫黨,但與西方“黨”的內涵完全不同。那么,如何在概念上區別對這兩種不同內涵的黨?超政黨體制的提出并不旨在人為制造一個新概念,而希望從本質上區分兩種不同的政黨體制。超政黨體制不是指黨員人數規模的超級政黨,也不是政黨具有超級特權,而是指該政黨能超越各種利益集團各種單一而相對獨立的利益訴求,能代表國家整體的根本利益,基于與各民主黨派與各利益集團的民主協商,對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進行有效統合引導,形成全社會包容性共識,最終聚焦于國家統一有效的戰略治理。【表1】

    論文摘要

      
      西方政黨體制與超政黨體制可從四個層面加以比較:從利益代表來看,超政黨體制下的執政黨能超越各種利益集團的單一獨立利益訴求,代表國家整體的根本利益。

      從利益表達來看,西方政黨體制的民主性實現形式主要體現為:代議民主,多黨競爭,票決民主。而超政黨體制下的民主性主要通過縱向民主、群眾路線、協商民主、基層票決民主來實現,從而形成現代國家兩種差異的合法性來源。

      從利益統合功能來看,隨著西方社會多元化與否決政治盛行,西方政黨政治的統合斷裂與體制失靈日益顯著。超政黨體制由于其利益代表的超然性,更能對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進行有效統一統合,形成社會包容性共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既不同于一黨制,也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制,各民主黨派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領導與合作建立于根本利益一致與具體利益差異基礎之上的互相監督、協同發展。

      從執政績效功能來看,相對于西方政黨體制的“否決政治”,超政黨體制能將各階級、各階層多元化利益訴求統合凝聚于增長共識,最終實現國家統一有效的戰略治理。國家政黨體制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創造“中國模式”的基本動力,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制度動力。

      二、西方政黨體制與超政黨體制:比較與競爭

      政黨在現代代議制政治中扮演著主角,政黨功能決定著政黨能力和行為的方向。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討政黨的功能。薩托利將政黨功能概括為表達(expression)、引導(channel)和交流(communication)。德國學者馮·貝米認為政黨功能包括:目標制定功能、利益表達功能、動員和社會化的功能、精英形成與錄用功能。基于各國政黨政治實踐,現代政黨在政治過程主要承擔三種核心功能: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社會統合功能、執政績效功能,下面從這三種功能對西方政黨體制與超政黨體制進行比較分析。

      (一)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縱向民主與橫向民主

      政黨制度是代議制民主的核心。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是現代政黨的基本功能,也是代議制政治的民主體現。政黨對其所代表的民眾的利益訴求進行分析、綜合、過濾,進而通過各種渠道向國家表達,以進入公共政策議程,使特定集團利益訴求轉化為公共政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體制在長期歷史演進中成為國家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政黨競選周期地通過非暴力方式實現國家權力的更替,體現了西方代議民主,并取得了一定政治績效。但是,在所謂“民主化浪潮”中,西式多黨競爭制在發展中國家似乎運轉失靈,作為“自由手段”的民主時常淪為“反自由工具”,民主時常淪為民粹,“司法公正”常淪為政治斗爭工具。西式民主法治在發展中國家難以移植,既使移植相對成功,往往也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振蕩與沖突。可能正因為如此預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奠基者:孟德斯鳩、伯克、邊沁、康德、密爾大多是積極自由主義者,但又是謹慎的民主主義者。

      約翰·奈斯比特基于中國民主實踐觀察,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指出:民主實現形式在歷史社會環境不同的國家存在著差異,中國式民主是縱向民主,“通過政府權威與民眾意志的雙向互動,中國逐步建立了有別于西方的縱向民主機制。這種模式在現行體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會自由度,避免了西方橫向民主造成的資源浪費與政治動蕩,以保障中國社會實現平穩轉型。”

      ⑨西方民主社會是橫向結構,由無數個人平等地選舉出領導者,但對于民主,還存在另一種來自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縱向民主,而非橫向民主。在中國社會中,和諧是統領社會的重要價值,所有人都是集體一員。在中國文化環境中,政治運作不是依賴對立的政黨或政客,而是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過程實現意見統合。領導層廣泛吸納民眾意見,制定整體性綱要,并允許它靈活變化,從而創造了一個縱向結構,各種利益訴求可源源不斷沿著這個縱軸進行信息對流。這種制度能使政治家們從選舉思維中解放出來,以制訂長期戰略計劃,“中國今天已形成了‘謀定而后動’的共識,形成了一種可稱之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

      ⑩在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方面,超政黨體制與政黨體制既存在民主共性,也存在個性,即民主實現方式存在不同制度安排。從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主要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領導與合作建立于根本利益一致與具體利益差異基礎之上的互相監督、相互協調,共同發展。

      從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來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體現為政治生活中“協商民主”,國家與社會各階層、各集團通過對話、監督、交流、溝通、辯論等方式,對國家政治活的重大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對權威性利益分配進行利益協調。盡管西方社會也存在著協商民主,但是,中國協商民主與西方的協商民主存在著不同,“西方協商民主實際就是為了彌補自由主義民主的不足,協商民主在中國的確立與發展是人民民主實踐的產物,體現的是人民民主的本質要求。而在發展過程中,中國協商民主立足于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優勢”。

      隨著中國法治建設完善與協商民主的深化,基層選舉在國家基層的村莊與城市社區,正從下至上地漸進地試點展開,逐漸實現協商民主與基層票決民主的雙元互動,從而基本構成中國民主的基本發展態勢。

      (二)利益整合功能:統合斷裂與社會包容性共識

      在西方代議制民主政治結構中,多黨競選機制成為社會利益表達與聚合的聯接機制。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對于維護政治穩定和推動政治發展起著一定作用,“它不僅是人民主權原則、社會契約原則的實現形式,而且是公共權力機構運作過程中,參與機制、競爭機制、制衡機制、糾錯機制、法治機制的制動杠桿”。

      這種機制具有一定社會統合能力,但是,這種統合能力時而有效,時而失效。

      西方政黨政治的統合有效性不僅取決于政黨制度形式,而且取決于社會結構。這存在兩種狀態:第一種狀態,當社會結構處于有序和諧狀態,社會存在基本統一共識,執政黨往往能有效整合。第二種狀態,當社會結構出現兩個或多個核心集團對立,或者社會各利益集高度零碎化,執政黨往往失去有效整合能力,從而使西方政黨體系失靈。美國眾議院在2014年7月30日以225票贊成、201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一項議案,正式授權博納以奧巴馬或其他行政部門官員履職與憲法規定不一致為由提起訴訟。議案發起人薩森斯強調:奧巴馬無視憲法要求,選擇性執行法律。眾議院議長博納多次表示:決定起訴總統并非出于一黨私利,而是為了捍衛憲法權威。而奧巴馬總統則表示:在21世紀,美國最大危險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是來自于美國內部。總統制弱點體現在于:合法性二元化造成了民主不穩定。總統制下的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皆存有獨立的選舉基礎,形成民主合法性二元化。當總統和國會多數發生分歧時,出現國家治理梗阻。

      在西方多黨競爭格局下,由于政黨代表的利益局部性、單一性、片面性,在社會階層高度分化背景下,國家難以通過民主程序實現利益整合,往往會出現“代表性斷裂”。以泰國政治為例,泰國政治基本以西式自由民主為框架,通過政黨競選來實現代議制民主。但是,自1932年至2014年,泰國成為世界上軍事政變最多、權力交替最頻繁的國家之一。泰國現任國王普密蓬繼位以來,泰國發生過近20次政變。2014年8月21日,泰國國家立法議會召開會議選舉總理,發動5月22日軍事政變的陸軍司令巴育以全票當選。這并非一個偶然個案,而是西方式政黨體制結構性缺陷的外在體現。政黨政治失靈現象重要原因在于:當社會分化到一定程度,出現社會結構出現兩大或多個核心集團對對峙,西方式政黨體制沒有能力實現統合,從而導致政權空轉,最終需要“超政黨力量”(軍隊)界入,以重新統合社會。

      隨著網絡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家社會內部利益急劇分化,社會紛爭與國際爭端不斷增加,各種利益集團形成了高度碎片化利益訴求,進一步增大了社會統合的難度,西方政黨政治開始相對衰落。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對一黨制、一黨居優制、兩黨制和多黨制進行了比較考察,認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里,政治體系同時面臨著集中權力、分化結構和擴大參與的問題。實現這些目標最好的體系似乎便是一黨制”。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一黨制既能滿足權力集中以推進改革要求,又能滿足權力擴張以擴大參與的要求,但其不足在于:由于缺乏競爭,執政黨往往會失去維持高水平政治參與的動力,從而導致政黨與民眾脫離,最終危及政治穩定。

      相對于西方政黨體制,超政黨體制統合能力更強,既能代表與體現各民主黨派與各利益集團的有益訴求,又能有效整合與協調社會不同利益,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戰略發展。面對汶川大地震等各種災害,中國展現出的緊急應變能力、動員能力和眾志成城的集體意志,體顯了中國政黨制度強大的統合功能。在當代中國,“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已轉為更為多元化社會階層結構,有學者依據調查數據,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劃分出“十大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階層。他們又分屬五個經濟社會等級。”

      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存在著各種具體利益的差別和矛盾。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各階層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動態化與復雜化。如何協調與融合各階層,形成社會普遍利益共識成為大國面臨的現代難題。中國政黨制度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發揮著有效協調統合功能,體現出顯著優越性:以合作協商代替爭斗,避免了政黨傾軋,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內耗,維護社會包容性共識。

      (三)執政績效功能:否決政治與有效政治

      弗朗西斯·福山在 《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將西方自由民主視為“意識形態的終結”,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了“歷史的終結”。

      但是基于美國政黨政治的制度整合能力的相對衰落,弗朗西斯·福山不得不對這種體制開始了懷疑與批判:“美國人對自己的憲法很自豪,這部憲法通過一系列制衡限制了行政權力。但這些制衡已經發生變異。現在的美國奉行的是否決政治(vetocracy)。”

      16除了憲法授予的制衡機制以外,美國國會給了議員們其它許多機會,讓他們可以使用否決權來要挾政府,比如100名參議員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對行政部門的某項任命使用“匿名阻止表決權”。“美國國會超級委員會未能就預算達成協議,悲哀地反映出當今美國國內的對立局面。

      但造成失敗的并不是那些負責減赤計劃的個人,而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特性。”

      福山甚至認為:寧要民主專政,不要否決政治,“要擺脫目前政治僵局,我們不僅需要強大領導層,還需要修改關系到美國政治機構的法律法規。美國可實施一系列改革,來減少動用否決票的機會和簡化決策程序。可實施的改革包括:一是廢除參議員的阻止表決權,二是減少對常規立法的阻撓,第三是禁止通過不相干的修訂案進行立法要挾。”

      從修正多元主義民主理論視野來觀察西方政黨政治的梗阻,在多元化利益集團之間無休止的討價還價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權力、資源并不均等,對政策議程的影響力千差萬別。資本社會中寡頭利益集團與大資本集團實質性地控制著媒體話語權與公共決策影響力。寡頭利益集團可阻止民眾力量進行損害其利益的變革,從而使社會結構固化,難以推進大規模的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社會變革。列寧這樣評價美國兩黨競選:“兩個資產階級政黨利用它們之間的虛張聲勢的毫無內容的決斗來欺騙人民,轉移人民對切身利益的注意”。

      在西方多黨競選制度下,隨著政黨反復輪換,上屆執政黨的國家建設規劃難以延續。《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教授于2014年8月23日在北大演講時認為:中國會走自己的路,美國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也有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比如法律太多,官司太多,高鐵建設停滯等等。

      中國政黨制度是中國道路的基本動力,副總理汪洋如此解釋中國道路:用了30多年改革開放,60多年社會主義,使一個13億人口大國迅速崛起,這個制度挑戰了西方認為的無懈可擊的制度模式。特別是現在彎道超車,不僅是經濟上來了,對應的是他們的市場失靈了,很多事實說明市場也有失靈的地方,像華爾街問題與監管無效有關,民主也失效了,(政府)舉債、破產,希臘最典型。英國著名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喬舒亞·庫玻·雷默(2004)認為中國通過創新和實踐摸索出“北京共識”,“北京共識”的內涵包括: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而且關注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在改革之初,鄧小平避開意識形態爭論的鋒芒,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把各階級、各階層多元化意識形態與利益訴求統合凝聚于增長共識,通過頂層設計與地方政府自主創新,推進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奇跡”,中國2010年以58786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的54742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2014年7月7日,《財富》雜志發布了世界500強排行榜名單,中國上榜企業數量創紀錄地達到了100家,其中內地企業92家,美國世界500強企業數量逐年減少。

      有學者基于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理論,從GDP、出口額、制造業產出、人力資源、綜合國力等5 項指標,分析美國逐漸衰落的過程,認為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根源:“結論是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競爭。由于文化根源、軍事與金融集團對利益的攫取與瓜分等等制度的缺陷,美國的衰落將成為不具爭議的事實,而我國新型社會主義道路必將顯現出它的優越性與生命力”。【表2】

    論文摘要

      
      超政黨體制能基于吸納整合各階層利益訴求的基礎上,有效確立國家整體戰略利益的發展目標,并通過強有力干部隊伍,加以執行實施。習近平總書記具體闡明了這一戰略規劃:“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前景。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中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將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的基本制度保證。

      結語:制度生命力取決于制度競爭與制度績效人類社會存在著一系列基本價值,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或是不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政治價值既存在著共性,也存在著個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為24個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相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涵蓋了權利保障的價值觀: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而且更廣泛地涵蓋了社會統合與績效的價值觀:富強、文明、和諧。

      問題關鍵是:什么樣制度安排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系列價值目標?能更好地實現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執政績效功能?對這個問題,存在著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先驗性將西方普適價值作為意志形態的終結,無視西方政黨政治的制度性困境,不愿承認制度競爭與制度發展。第二種思路是: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制度生命力取決于制度競爭。制度選擇不是先驗性的理論選擇,而是制度集一系列子制度相互競爭,優勝劣汰的進化過程。

      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競爭。競爭是制度變遷的基本動力,政治制度是相互競爭中不斷發展,不斷完善,永不停息。“不同的制度產生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就會有不同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它們會各有長處和短處,也會共存與競爭。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是具有學習力、創造力,因而就具有競爭力,即使處于弱小不利的地位,它們也會沿著國家生命周期的歷史軌跡進入成長期、加速期,達到強盛期。在國際競爭的背景下,凡是不能與時俱進的國家,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走向退化,進而衰落。”

      從制度經濟學來看,制度變遷是基于追求高制度收益的發展演化過程,“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

      現代社會是動態的多元化社會:社會階層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思想文化多元化。面對著高度多元化的現代社會,相對于西方政黨體制,超政黨體制能更超然地實現利益表達與利益代表功能、利益整合功能、績效功能。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設不斷推進,中國政黨制度將在憲法結構下不斷完善民主與法治、進一步強化社會統合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已成為“第五個現代化”,中國基本制度基礎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將成為“中國夢”的基本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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