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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治學界對危機與變革的研究范式

    時間:2014-12-20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464字
    論文摘要

      危機與變革是整個社會科學的核心研究議題之一,但是我國學術界對兩者的研究都不夠深入。在我國,對危機與變革的經驗研究要遠遠多于理論研究。一部分學者往往從對策的視角出發,來理解和分析二者。此外,一部分學者的研究對象比較狹窄,沒有認識到危機與變革的廣泛性。而事實上,從革命與社會運動,到政治經濟發展,從“斷裂式均衡”①(punctuational equilibrium)到漸進緩慢的制度變遷,我們都可以用危機與變革的框架進行分析和理解。西方學術界尤其是政治學界對危機與變革進行了持久的學理探討,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西方政治學界對危機與變革的研究,并把這些研究成果整合為三種視角:制度主義視角,結構主義視角和過程主義視角。這三種視角是西方政治學界的主流范式,對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制度主義視角下的危機與變革

      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制度變遷?制度危機如何產生,又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是(新)制度主義者關心和回答的問題。但是目前西方學術界對于制度的含義還沒有形成共識。

      (一)制度主義的多樣性

      盡管學術界都承認制度的重要性,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普遍性的概念被學者接受。對制度概念的研究已經陷入了喬萬尼·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所說的“概念延展”②(conceptual stretching)的誤區。歷史制度主義者對制度的定義以彼得·豪爾 (Peter Hall)和羅斯瑪麗·泰勒(Rosemary Taylor)的定義為基礎。豪爾和泰勒認為,“制度是內嵌到政體或者政治經濟組織結構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程序、常規、規范和慣例。”③新制度主義的另一個分支,社會制度主義則傾向于提供一個更為寬泛的概念。他們認為,制度不僅應該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者規范,還應該包括符號系統,認知腳本(cognitive scripts)和為人類行為賦予含義的道德模板。

      ④除了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制度主義之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也對制度的含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圍繞制度的內生性與外生性問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內部并不統一。肯尼思·謝普瑟(Kenneth Shepsle)認為,“在理性選擇主義的傳統中,有兩種標準的方式來思考制度。”

      ⑤第一種思考方式來自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在制度研究的經典著作《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一書中,諾斯認為,制度就是“社會的游戲規則,是人類發明的對人類互動的約束條件。”

      ⑥諾斯的定義抓住了制度的內涵,體現了制度的功能。但是諾斯沒有深入解釋制度功能背后的目的。諾斯把制度看成外生的,這與其他一些學者產生了分歧。第二種思考方式認為,制度作為“游戲規則是選手自己提供的,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選手希望制度如此……整個游戲規則沒有什么是外生性的,更不會有什么神奇。”

      ⑦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制度具有延展性,制度會被歷史不確定性反復地詮釋和調整。

      ⑧上文提到的概念延展導致我們對制度變遷的研究也沒有共識。對于這一尷尬的處境,詹姆斯·馬洪尼(James Mahoney)和凱思琳·錫倫(Kathleen Thelen )評論說,“雖然制度分析已經在當前社會科學界處于顯要位置,但是當前的文獻卻為制度變遷的過程提供了非常少的指導。”

      ⑨本文認為諾斯的定義具有很強的參考意義。因為它并沒有像社會制度主義者所定義的那么寬泛,也比歷史制度主義者的定義更加具有功能性。撇開內生性與外生性的爭論,本文認為在對制度進行定義時,有必要強調制度的目的性。制度的功能是對人類的互動進行約束,而制度的目的則應該是減少互動的不確定性。對人類世界的不確定性也是西方學術界研究的重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克·布萊思(Mark Blyth)曾針對政治世界的風險與預測問題提出三種世界理論。他提出“我們建立制度、文化、組織等等就是為了應對不確定性。”

      ⑩研究制度的功能與目的有助于對制度危機與變遷進行研究。

      (二)危機與制度變遷

      危機是否一定導致制度變遷?制度變遷的因果機制是什么?一般來講,學者們認為制度是相對穩定的,即使外部出現危機,制度變遷也不會輕易發生。馬洪尼和錫倫對此總結說,“盡管對制度的定義差別很大,但是幾乎這些定義都認為,制度是政治和社會生活相對穩定的特征。制度框定人類的行為而且不易發生改變。”

      但是一旦發生制度變遷,學者會認為變遷是由外部的沖擊導致的。外部的沖擊可能是戰爭、天災、資源分配、環境改變、新行動者等等大大小小的因素。目前西方學術界對制度變遷的因果機制分析,主要以理性選擇學派和權力學派為代表。理性選擇學派主要使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收益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關鍵性節點(critical juncture)等概念來分析制度的穩定和變化。但是近些年來理性選擇學派的觀點不斷遭受批評。比如,瑪格麗特·利維指出,“理性主義者一直指出均衡變化的重要性,但是他們的分析不是動態的,而是比較靜態的”。

      對制度變遷最新的解釋來自以馬洪尼和錫倫為主的權力學派。馬洪尼和錫倫認為,危機和變革都來自于制度中的權力分配情況。

      他們指出,漸進的制度變遷一共有四種模式:取代(displacement),疊加(layering),偏離(drift)和轉變(conversion)。

      在這四種制度變遷模式中,存在著四種制度變遷推動者。馬洪尼和錫倫把他們區分為:叛亂者(insurrectionaries),共生者(symbionts),顛覆者(subversives)和投機者(opportunitists)。

      這四種制度變遷的模式和四種制度變遷推動者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

      二、結構主義視角下的危機與變革

      結構主義視角是學術界的主流分析范式之一。在西方政治學界,從社會和國家結構出發來分析政治現象的成果不勝枚舉。對于危機與變革,結構主義視角最為關心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社會革命、社會運動和政治經濟變革。

      二戰結束以后,一些學者認為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將會復制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化模式。對于現代化所導致的政治經濟變革,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提出了現代化的三種可能模式。通過開展比較歷史分析,摩爾認為,現代化的第一種模式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英美的民主制度。但是這一過程需要具備五個因素:發展出一種平衡狀態避免皇權太強或者土地貴族太獨立;發展出商業性農業;被削弱了的土地貴族;避免貴族與資產階級聯盟對抗工人和農民;與過去進行革命性的決裂。

      第二種模式則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所導致的法西斯道路。這種模式的核心是貴族與資產階級建立了同盟。第三種模式則是動員農民進而改造社會的共產主義道路。這種模式的核心就是對農民的動員和組織。從本質是來看,摩爾是把階級結構作為分析現代化模式的主要自變量。不同的階級組合會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構,這也將決定現代化的道路。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繼承和發展了摩爾的結構分析套路。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中,斯考切波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會導致社會革命的發生。通過對法國、俄國和中國三個國家的社會革命進行比較歷史分析,她認為“存在兩個結構性因素會導致革命的發生,另外兩個結構性因素會決定革命的結果。”

      當國家本身出現危機(可以是財政危機,軍事危機,外國干預等等)的時候,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這個時候不同的階級主導模式會利用這種危機推動不同類型的社會革命。至于革命的結果,這主要是由另外兩個結構性因素共同決定的。第一個是革命發生前國家危機所造成的障礙和機會,第二個是新政權所面臨的國內外社會經濟狀況。摩爾的分析以階級結構為主,斯考切波的分析既關注了階級結構,也考慮了國家和國際方面的結構因素。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一書中,迪特里希·魯施邁耶(DietrichRueschemeyer)、伊夫琳·史蒂芬斯(Evelyne Stephens)和約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詳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產生了民主。他們的研究方法充分吸收和借鑒了摩爾和斯考切波的結構視角,階級結構、國家的權力和自主性以及跨國結構是他們分析的主要維度。通過對多個國家的比較分析,魯施邁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民主是因為它改變了階級結構。資本主義發展增強了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力量,削弱了土地貴族的勢力。因此,資本主義的市場和資本家并不是民主化的真正動力,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才是民主發展的動因。”

      資本主義世界存在多種危機以及危機的表現形式,最為明顯的就是不定期發生的經濟危機。對于這一問題,很多學者也是從結構的視角來進行分析。

      在1986年出版的《艱難時世下的政治》一書中,彼得·古勒維奇分析了1873-96經濟危機、1929-49大蕭條和重建危機和1971-85滯脹危機。通過分析這些危機,古勒維奇探討了經濟危機、政策路徑與社會聯盟三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每個危機都包含了一連串的事件。在經濟危機發生前的繁榮時期,一個政策路徑和支持聯盟會形成。當危機到來的時候,政策路徑和支持聯盟都會面臨挑戰。因為危機會打開這些關系系統(system of relationships),讓政治和政策產生更多的流動性。最后,一個新的解決方案會形成,把這個關系系統關閉,直到下一次危機到來。”

      在這里,古勒維奇特意強調了從結構的視角理解支持聯盟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我們不認真分析這些代表社會成員的組織、國家的結構和意識形態,那么我們就不能理解這些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同關系。”古勒維奇的這本著作以及他的結構視角對后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過程主義視角下的危機與變革

      上個世紀70年代的英國經濟面臨著不斷惡化的危機。為了解決經濟危機,英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調整。從根本上講,這次調整的實證是放棄凱恩斯主義,實施貨幣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誠如上文所講,古勒維奇是從結構的視角出發,探析經濟危機與政策調整和社會聯盟的關系。除此之外,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視角是彼得·豪爾(Peter Hall)所倡導的過程主義視角。豪爾借鑒了托馬斯·庫恩的范式理念,并把它應用到政策分析領域。豪爾認為,從1970年到1989年,“英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發生了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轉變”。

      那么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進行的呢?豪爾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過程,他提出,“我們可以把政策制定想象成一個包含了三個主要變量的過程:既定領域里指導政策的整體目標,用來實現這些目標的技術或者政策工具,這些工具的設置條件。”

      在凱恩斯主義政策范式向貨幣主義政策范式轉化的過程中,豪爾提出會有三級變化出現。從微觀到宏觀,第一級變化是指英國基本政策工具的設置條件發生了變化。例如,在1970-89年間,英國的資本借貸率經常調整。第二級變化是指雖然整體的政策目標沒有變化,但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基本政策工具發生了改變。比如,在1971年,英國在金融系統中引進了新的金融管控工具。在1976年,為了對公共支出進行管控發展了“現金限制”新系統。第三級變化就是指導政策的整體目標、實現目標的政策工具和工具的設置條件都發生根本的轉變。

      在這個過程主義的框架下,豪爾詳細地展示了英國經濟調控政策在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是如何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過程主義的視角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學者的關注,其應用領域也越來越廣。上文談到了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論。從學術發展的譜系來看,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論可以被歸納為第三代革命理論。第三代革命理論的特點是以結構主義作為主要分析視角。它指出了政權的結構性弱點,從而找到了一個革命發生的主要根源。但是不斷有學者對第三代革命理論開展批評。比如,很多學者認為,“要研究革命發生的因素,還需要考慮領導權、意識形態和對革命運動的認同過程等因素”。

      在對第三代革命理論進行批評的基礎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了基于過程視角的第四代革命理論。那么第四代革命理論與第三代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第四代革命理論把更多因素加入到對危機和變革的分析之中。第三代革命理論涉及到了階級、國家、國際結構等要素。第四代革命理論增加了對網絡、意識形態、性別和領導權的分析。這些因素被后來的研究證明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革命分子不會單獨行動,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在單獨行動。他們被招募到革命中來是基于之前存在的種種網絡,例如居住地,職業,社區和友誼。

      另外,第四代革命理論嘗試把革命當作一種發生的現象來進行過程分析。當一個政權不能牢牢保持穩定的時候,反對派進行動員的過程就開始了。這一過程會不斷影響參與人員的認知和關系。在這一過程中,反對派的人員、領導者和反抗運動會提出一個意識形態,以此來連接其他的群體和網絡,并且會制造出正義的氛圍和必勝的理由。整個過程會涉及到很多問題,比如什么人員,多少人員會停止支持現政權,什么外國勢力會進行干預,會支持哪一方等等。第四代革命理論尚處于發展之中,盡管還沒有完全成熟,但是它的過程主義視角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啟發。

      民主化是當今世界危機與變革的重要議題。在民主化研究方面,過程主義視角也越來越得到重視。在2010年,國際權威英文雜志《比較政治研究》刊出了一期研究民主化的特刊。在喬萬尼·卡波恰(GiovanniCapoccia)和丹尼爾·茲博賴特 (Daniel Ziblatt)的特刊介紹論文中,他們提出,“民主化并不僅僅是那些民主轉型文獻所看重的通過民主轉型的諸多門檻,它應該被看作一個長期的過程。它是一連串向各個方向發展的大小事件的發生過程。”

      從這個過程視角重新審視歐洲的民主化,我們會發現一些偶發的節點性因素會對民主化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而這些因素在制度主義、結構主義或者其他分析路徑中,往往不被研究人員重視。比如,在這期特刊中,斯蒂芬·漢森(Stephen Hanson)的論文就關注了在一些關鍵節點上,政黨的一些理念性的因素如何對建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產生影響。

      其他學者還關注了宗教、民族、學習能力等等因素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過程主義的研究視角帶來了方法論上的發展變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過程追蹤法(process tracing)重新燃起興趣。

      過程追蹤法是案例研究的一種方法。它是指,在單一案例中,對事件的過程、次序和組合在證據方面的分析。目的是在因果機制方面發展假設從而解釋案例,或者檢驗假設從而解釋案例。過程追蹤法有三種類型:理論檢驗型過程追蹤法,理論建構型過程追蹤法和解釋結果型過程追蹤法。與定量研究相比,過程追蹤法在發現因果機制方面具體獨特的優勢,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梳理出因果鏈條和識別重要的原因變量和和中介變量。

      四、戰略行為場域理論

      上文討論了制度主義、結構主義和過程主義三種分析視角。這三個視角對我們理解危機與變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徑。值得說明的是,這三個視角都有優缺點。制度主義視角對制度的分析非常透徹,但是它卻忽視了對非制度領域的因素的分析。比如,它不能分析觀念如何影響事物的發展。同樣,結構主義分析也不能解答觀念的作用。但是過程主義視角卻能為我們展示觀念的作用。此外,過程主義的分析還能抓住一些偶然性的、時序性和時機性的因素。這在制度主義和結構主義分析方面都是無法完成的。但是過程主義視角也不是完美的。比如,過程主義認為在因果機制方面可能會存在多重邏輯。但是迄今為止,過程主義也沒有說明如何從多重因果機制中找到真正產生影響的因果機制。鑒于此,過程主義視角存在以錯誤的因果機制取代正確的因果機制的風險。 此外,上述三種研究視角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每個視角都是孤立的、封閉的,不與其他視角進行整合。面對這個問題,不斷有學者呼吁把三者統一起來。戰略行為場域理論就是試圖把結構、過程和制度結合起來的最新成果(見表1)。【表1】

    論文摘要

      
      戰略行為場域理論是社會 學理論與組織學理論的一 個 結合。這個理論的提出者是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析的社會學教授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道格·麥克亞當(DougMcAdam)。

      戰略行為場域理論的分析起點是集體戰略行為(collective strategic action)。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認為,“社會組織或者團體都是為在集體戰略行為中競得優勢而開展互動。而這些構成了中觀維度上的戰略行為場域。”

      社會和政治生活是由一系列復雜的戰略行為場域組成的。理解了戰略行為場域就能更好地理解社會的變遷和穩定。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認為戰略行為場域理論有七個基本要素,下面分別進行簡要的介紹。

      (一)戰略行為場域

      戰略行為場域是社會中集體行動的單位。當一個戰略行為場域與其他戰略行為場域互動的時候,他們就組成了一個更大的戰略行為場域。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把它比喻為“俄羅斯套娃”,打開一個戰略行為場域里面會有幾個其他的。

      戰略行為場域結合了制度理論中的社會建構成分。因此,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認為,“戰略行為場域的邊界不是固定的,它會隨著情景和事態的發展而出現偏移。”

      (二) 當權者,挑戰者和治理單位

      為了將權力要素引入戰略行為場域理論,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區分出了兩種重要的行為體:當權者和挑戰者。當權者和挑戰者二元法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也經常被作為基本行為體的分類。

      這里的治理單位,是指監管場域內部的規則遵守和保證系統有效運轉的場域組成部分。當場域內部出現不穩定或者沖突的時候,治理單位應該起著維持現狀的作用。

      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的治理單位理念與制度理念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戰略行為場域理論吸收了制度理論的內容。

      (三)社會技能

      結構主義因為只關注宏觀結構的變化,往往會忽視個體或者組織團體的作用。戰略行為場域理論為了彌補結構主義的弊端,提出了社會技能(social skill)的重要性。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對社會技能的定義是,“個人或者集體行動者通過掌握高度發達的認知能力,來‘讀懂’他人和環境,來建構行動路線和順著行動路線動員他人。”

      社會技能概念與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是內在一致的。吉登斯認為,“日常慣例的一個功能就是消除本體論的焦慮(ontological anxiety)。”

      社會技能概念包含認知、情感和交流三個維度,因此它的外延比吉登斯概念的外延要更寬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技能概念暗含了觀念的產生和傳播的路徑。這有效地彌補了制度主義和結構主義對觀念的重視不足。

      (四)更廣的場域環境

      戰略行為場域不是孤立地存在和變動的,在它之外存在著更廣的場域環境。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為我們區分了三種重要的場域環境。第一種是偏遠場域與臨近場域。這是根據場域之間互動的頻率和聯系的緊密與否做出的區分。第二種是垂直場域與水平場域。這是從等級和權力歸屬的角度對場域進行的區分。第三種是國家場域和非國家場域。將國家場域從非國家場域區分開來,是為了進一步強調國家的權威和合法性。

      更廣的場域環境與結構主義的分析在邏輯上是一致的,都是強調不同部分的組合和互動對結果的影響。

      (五)外部沖擊,場域斷裂,紛爭開始

      戰略行為場域理論的第五個要素是一個聯動要素。因為戰略行為場域不是孤立地存在和變動的,所以一個場域發生了變化,就會對其他相鄰場域造成外部沖擊。一般來講,相鄰場域中的當權者是能夠應付和處置一般的外部沖擊,但是在一些情況下他們可能不發抵擋外部的沖擊。比如,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就對很多金融領域以外的場域產生了沖擊,很多其他場域的當權者(決策者)并不能有效地抵抗金融海嘯的影響。當場域斷裂(field ruptures)開始之后,是否會導致紛爭出現就變得非常偶然。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認為,三個關鍵機制會塑造紛爭開始的過程。他們分別是:威脅或者機遇的共同建構;組織的功用;創新性行為。在這里,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對偶然性的強調是與過程主義的立場保持了一致。

      (六)紛爭圖景

      紛爭圖景(episodes of contention)是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經典概念。麥克亞當的定義是,“場域里的行動者彼此面對其他行動者采取創新形式的行為,從而出現了不斷進行紛爭互動的時期。”

      在紛爭過程中,偶然性會伴隨著行為體不斷地進行架構(framing)而非常頻繁地發生。當權者和挑戰者會圍繞舊秩序與新秩序進行博弈。場域外的行動者會隨時進入場域之內,參與紛爭。場域內的行動者也會隨時離開場域,影響場域紛爭的結果。

      (七)解決

      場域的紛爭和危機何時會逐漸平息?戰略行為場域理論認為,這取決于持續的反對性動因和持續的維持現狀的能力向新的場域規則和制度靠攏的程度。

      在場域恢復秩序和確定性的過程中,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非常強調臨近場域的影響。他們認為,當場域規則不確定的時候,行為體對新的規則或者尋找新的替代規則的努力是非常樂于接受的。而臨近場域的規則往往是尋找新規則和新實踐的值得信任的一個源泉。

      這一部分對弗雷格斯坦和麥克亞當的戰略行為場域理論的七個組成部分進行了簡要的介紹。從這些基本要素可以看成,戰略行為場域理論實現了對制度、結構和過程的整合,是一個很有借鑒意義的理論框架。它為我們理解危機與變革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當然,這個理論框架也不是完美的。當我們試圖以這個框架去研究非西方國家時,我們就需要注意一些本土性的因素。

      五、結語
      
      毫無疑問,制度主義、結構主義和過程主義的分析視角不僅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危機與變革,對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也很有啟發。但是這些視角的局限性也需要我們注意。戰略行為場域理論試圖將這些視角整合在一起,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論框架。但是這個理論框架也不是完美的。 面對這些既有的研究視角,我國學者應該在積極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認識到他們的局限性。同時,我們也要有理論自信,相信我們也能發展出更好的研究視角,來分析中國和解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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