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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認同觀念的變遷、發展及其推動力

    時間:2014-12-17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9778字
    論文摘要

      政治體系(System of Political)又稱為政治系統,它是指在一個社會中由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若干政治實體或政治行動者所構成的有機整體。

      美國政治學者戴維·伊斯頓最先提出這一概念,他認為,政治體系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這一子系統通過輸入(import)和輸出(ex-port)與外界進行著互動交流。政治體系輸入的是外界的要求以及系統成員自身的需要(de-mands)和支持(supports),而政治體系輸出的是政策和指令等。

      國家作為共同體的現實存在,是政治體系中最基本的范疇之一。國家認同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國家觀,即人們對國家的根本看法。在政治體系中,人們對于國家的認可與服從,其反映的是人與國家的基本關系。近代以來,在西方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在人成為主體力量的時代,人對國家的認可與服從并不意味著對執政者的絕對效忠,更不是國家強制力的產物,而是人與國家之間有機互動的結果,其內在邏輯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人是國家的主體;另一方面,國家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求。據此,國家認同問題,就不簡單地是人們的國家觀念或國家意識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國家建設本身的問題。

      相應地,沒有合理、有效的國家建設,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廣泛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的國家認同。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國家認同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代國家結構體系建設的內在合理性及其自我完善能力。

      在不同的時空格局中,國家認同所表現出的程式或者樣態是有差異的,由此構成國家認同的不同形態。中國傳統的國家認同觀念向現代國家認同結構形態的變遷,是以辛亥革命為分水嶺,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概括而言,與辛亥革命前整體性社會相契合的是一種具有濃厚傳統色彩的國家認同觀,也即我們常說的“天下觀”,而與辛亥革命以來轉型社會相適應的是國家認同結構形態的現代性成長。顯然,這兩種國家認同觀念或國家認同形態截然不同,但兩者卻前后相繼,共同構成了國家認同變遷的基本圖式。

      一、國家認同觀念的變遷:從傳統到近代

      列寧指出:“目前幾乎所有的各種政治爭論、分歧和意見,都是圍繞著國家這一概念的”。

      作為政治體系的輸入系統之一,“天下”的理念與“大同”社會理想是中國人的思想傳統或傳統思想中理想社會或人類社會發展的美好期盼。從政治體系的角度來看,“天下”的理念與“大同”社會即是在王權政治體系下,其社會成員對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輸入子系統。

      (一)傳統中國的“天下”理念與“大同”社會

      1.“天下”理念。作為東方古文明的代表,我國民族國家的建立早于西方。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國家的形態已經開始萌芽。早在約公元前2070至公元前1600年的夏王朝,先后或同時存在的次級政治團體,如有窮氏、有扈氏、有仍氏、有離氏、有虞氏、有易氏,等等,這些政治團體實際上是部落而非行政區域。這些政治團體在殷代和周代有了較為具體的發展,也初步有一些具體的文獻記錄,但仍然不是組織嚴密的統一意義上的國家。而到秦統一六國時,中國便已成功地締造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我們看到,秦統一后的中國,無論是在領土面積,還是在經濟發展上,均能“凌駕”于亞洲東部,加之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遠離世界其他的如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文明等主要文化中心,因此,這時人們對“國家”的觀念是較為模糊的,而“天下”的理念則相對興盛,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是此時人們心中的“大同主義”或“世界主義”心態的具體寫照。盡管統一后的國家屢有分裂,有的時候分裂的時間也很長,其中主要包括五代十國時期、南宋時期等等。不過,歷史地看,中國的觀念自從秦代以后便已建立,而政治發展也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容納性。其中,少數民族所建立起的中央大一統政權也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傳統中國并非沒有民族主義或其相類似的思想。春秋大義便在講“華夷之辨”、“夷夏之防”以及“內諸夏”、“外夷狄”的道理。不過,傳統中國一向用文化而非血統來區別夷夏。中國對外國統稱為“夷”,所謂“夷”,即“尚未華化”之意,而“華化”的根本標準就是尊崇皇帝。

      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對于普通的政權更迭及其影響下的文化所面臨存亡絕續的威脅時,每每有其絕不含混的分野。其中,王夫之鮮明地提出了自亡與亡天下的區別:“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也。”

      顧炎武則認為,“亡國”與“亡天下”之間有著極大的差別。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爭食,謂之亡天下”。

      換言之,易姓之爭與整個道統與生活方式面臨毀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因而也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

      2.“大同”社會。早在西漢戴圣對秦漢以前禮儀著作加以輯錄而編纂的《禮記》(參見《禮記·禮運第九》)中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如果說,“天下”的理念是王權政治體系中輸入子系統的綱,那么,我們可以把《禮記·禮運第九》理解為該子系統的目。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全民公有的社會制度;二是選賢與能的管理體制;三是講信修睦的人際關系;四是人得其所的社會保障;五是人人為公的社會道德;六是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

      事實上,《禮記·禮運第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封建王權政治體系下,社會成員的具體需要與國家認同理念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二)近代國家觀念的勃興

      我國的民族成分頗為復雜。如果僅以民族的數目來說,除了漢族以外,在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

      但是,這些少數民族在中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常常不到10%,而他們對以漢字為代表所創造發展出來的中華文化大多能夠接受。在中國歷史上,雖屢有漢人在異族侵迫之下喪失中國政權之事,但是這些征服中國的少數民族最后還是對中華民族予以認同。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作為國防線的長城時有失守,但作為文化線的長城卻始終屹立不倒。

      “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傳統的中華文明帝國瓦解,中國面臨著共同體認同的危機”。

      近代學者魏源所處的時代,是天命所歸的正統性遭遇到空前挑戰的時代,魏源比較早地開始思考“傳統”如何走向“現代”等問題。他所提出的危機應對之道,除了涉及諸如改善鹽政、漕運之類的政治變化的具體計劃,還自覺與不自覺地涉及了同“現代國家”產生有著內在聯系的“根本性問題”,并以處理國家所面臨的財政汲取的困境為切入點,涉及了擴大“政治參與”的議題。同時,他還提出了促進“政治競爭”的問題,他主張應從廣開言路開始,允許并鼓勵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見之間的討論乃至爭論。

      梁啟超于1901年所撰寫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是其國家主義理論的總綱。他將歐洲中世紀與近代國家思想、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歐洲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等進行了系統性比較分析。他鮮明地提出,“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于天則,而在求合于人事”、“故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想”。

      通過對已有歐洲國家學說的相關分析,梁啟超的國家思想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天下”理念。同時,梁啟超也極力反對將“政府萬能”之理論貿然移植中國。從文化的角度看,“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是以中國的文化,而不是以歐洲的封建主義為背景,而為了維持這種國家主義,他將歐洲屬于不同年代、具有不同見解的斯密與斯賓塞、盧梭與達爾文、邊沁與柏克編排在一條線上,這就是他所創造的中國文化史。”

      我們看到,同時期不少政治精英也紛紛發表了異于我國傳統國家觀念或者西方國家觀念的學說,例如,黃興和楊度主編的《游學譯編》、《中國新報》,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以及其他諸如《國民報》、《浙江潮》,等等,這些論著,雖不免激烈,但多是以對現代國家的理解與認識為立足點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從魏源到馮桂芬、再到戊戌變法時期的梁啟超及其他人,幾代中國知識精英關于“國家認同”、“政治參與”等問題的思考受到了他們所賴以存在的中國歷史文化資源以及社會環境的限制,這也就決定了他們未能就政治權力的本原以及與之相關的權力合法性的根基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在權力本原及其與國家關系這一“現代問題”上很難找到答案,更未涉及政治制度設計中的權力均衡、權力制衡問題。從其政治活動本意上而言,這些知識精英之政治主張在于使得處于空前危機之中的國家適應于現代化的挑戰,進而使國家能夠生存下來并能夠有效運作。

      但是,他們在思考與主張之中也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提出了以“廣開言路”為出發點探索政治參與及政治競爭之道,并使之與政治控制形成協調,這些都是觸及現代國家“建制議程”的“根本性問題”,這也關涉“現代國家”的內在合法性問題。

      由是觀之,由于近代世界的大變革,社會環境對政治系統有著重要的影響、刺激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的政治輸入子系統的形成,這在政治事件及其政治實踐中也有著深刻而突出的表現,諸如“師夷長技以制夷”、“變法圖強”、“太平天國”運動,等等。而對政治輸入子系統成員的行為的感知與反映,也在客觀上促成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政治實體的應激性反饋。但是,由于清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不統一與分化,致使政治輸出子系統出現了不斷反復的情況,沒能真正回應政治輸入子系統。換言之,政治輸入子系統與政治輸出子系統沒能很好地協調,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國家認同發生了千年未有之大變遷,一時間民族主義更可謂“吹皺一池春水”。

      二、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合法性:國家認同的伴隨

      “國家”的概念,從一般意義上講,等同于政治共同體或政治實體。

      而作為共同體或實體的國家必然與領土、主權有著天然的聯系。近代以來,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相伴而生的基本理路之一就是圍繞著共同體、領土、主權、民族的不可分割性而展開的。民族主義發軔于西歐,后來在美洲獨立戰爭前后發展為以反對殖民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在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歐洲革命的影響下,整個歐洲發展為以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爭取主權獨立和民族平等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歐洲、北美和亞洲的日本出現了以鼓吹對外擴張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20世紀初出現了“亞洲的覺醒”,起先是在亞洲和中東,此后在非洲出現了與民主主義的思想和理論緊密結合的民族主義;二戰后在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以改變對發達國家的片面依附、發展現代化的民族經濟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

      (一)民族主義的產生、發展與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Nationalism)理論認為,個人應向民族國家效忠。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民族共同體成員所具有的意識狀態,是一種復雜的有機體。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它是對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民族的利益追求的理論概括;作為一種目標追求,民族主義往往從宣揚民族文化開始、謀求實現民族自治乃至最終建立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民族情感的表露,民族主義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民族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民族主義的內涵和表現是多方面、多層次的。

      縱觀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的發展,我們可以說民族主義曾是對抗列強國家、爭取領土統一與國家主權獨立以及建立民族國家的思想與力量源泉。民族主義的使命在于形成民族(Nation-building)和建立國家(State-building)。前者指通過整合的功能,把在種族上和文化上相同或高度相類似的人群結合為更大的人群社會的過程;后者則指民族形成以后,在固定的政治疆域之內建立起民族國家的政治實踐。因此,有學者把民族主義界定為民族各群體進入共同的政治形態的整合之過程。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民族(Na-tion)是指由共同的祖先、語言或歷史所組成的人群。近代以來,孫中山首倡民族主義,并以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天然進化而成的力量作為民族構成的要素。至于國家(State),則是指民族形成之后,在固定的政治疆域內所建立的組織,它在政治學上是一種權力的形式(Aformofpower),在國際法上是“國際法人”(Internationalle-galperson)。顯然,國家較之民族,是更為具體的力量。按照1933年16個美洲國家在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所簽訂的《國家權利義務公約》(ConventiononRightsandDutiesofStates)的規定,國家具有四個條件或要素:固定的人口、確定的疆域、政府、與他國發生關系之能力。一般而言,國家的形態分為兩種,一是兼有單一型的國家(Sin-glestate)(組織最為嚴密的形態)與聯邦型的國家(Federation)(組織不如單一型國家嚴密但仍能組成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國家)的特征;二是邦聯型的國家(Confederation)(現實政治中已不多見)。

      近代意義的民族主義肇始于歐洲,為相當晚近的發展。事實上,民族主義通常是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后才逐漸萌生出來的。在歐洲,即使是在羅馬帝國滅亡以后,由于人民認同和效忠的對象是教會和自身所屬的階級,民族國家并未誕生。直至中世紀后期,由于羅馬教會的衰落、中產階級的興起、工商業的發展、羅馬法的復興,再加上新式武器的出現,等等,各種因素交互激蕩,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時在大西洋沿岸(相當于法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北歐各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結構,即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興起的民族王國(Nationalmonarchies)。這種“民族王國”便是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一方面力主國家主權的完整,不承認在其國境以外另有超過國家權力的(Centrifugal)特色,另一方面顯示出向心的(Centripetal)性質,不允許其國境以內存在任何割據的力量。

      自18世紀以后,民族主義風起云涌,最典型的當屬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下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運動在19世紀初傳到拉丁美洲,19世紀中葉以后在歐洲中部和東部及東南部開始大行其道。于是,民族主義漸成為西方文化的有力武器。同時,西方殖民國家在亞非拉的漸次侵略和掠奪所產生的三種影響(即:一是破壞了傳統的社會秩序;二是經濟結構發生變遷;三是導致受西方教育的精英的興起)與民族主義產生了背離與矛盾。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們,因其西方教養與觀點不同于傳統社會,又因其種族膚色亦不能與白人社會相混融,于是他們自然而然地擔當起了民族運動的領袖。

      他們既要推翻殖民統治,又要采取現代化的做法。

      19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在亞洲各國次第展開。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較亞洲略晚,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國家徹底而直接地統治或介入非洲內陸的時間較晚,而非洲土著或原住民的自治能力和組織力本身也較為薄弱。

      由于民族主義的發展,殖民地人民逐漸解除了白人是不可侵犯的心理障礙。亞洲和非洲各民族之所以屈從于殖民統治,除了殖民帝國在軍事力量上擁有堅船利炮的優勢以外,他們在精神上亦覺得白人不可抗拒。一位法國社會學者在分析馬達加斯加島的居民的心態以后,發現殖民統治的結果也使島民對白人統治者產生了依賴的心理。他們認為,白人是能破解他們法術的超人,從而對白人產生了很大的自卑感。白人與被統治的殖民地人民之間的關系,如莎士比亞在其劇作《暴風雨》所寫的普洛斯彼羅與其奴隸卡里班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民族主義的縱深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有其密切的關系。學者郝時遠認為,“民族國家是構建民族的主導力量……國家是型塑民族的主角”。

      但是,民族國家的發展與成長,也在另外一個空間中導致了民族主義的狂飆突進,使尚未獨立建國的民族受到鼓舞而紛紛爭取獨立建國,民族主義理論與實踐也甚囂塵上。

      (二)現代國家合法性與國家認同

      按照美國學者勞倫斯·M·弗里德曼的觀點,“合法性是表示一種態度,在其他情況相等的情況下,這個態度影響人們的舉動。……合法性不是生來就有的,對政府和法律的情感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要在人民對某政權‘具有相當時期的經驗’之后,受了它的訓練,從它得到‘象征性獎賞’之后,該政權才能取得合法性。總之,合法性必須是爭得的”。

      由于合法性的基礎關聯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所以合法性的維持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單純依靠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足以維持政治的合法性。伊斯頓對合法性的支持分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特定支持”的核心在于支持的輸入子系統對系統成員的自身利益或需求能給予具體的滿足,這種滿足有助于消除由于未能滿足全部需求而產生的任何不滿的情緒。而“散布性支持”的實質在于通過政治社會化形成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并因此而構筑社會成員對于政治系統的友好態度和善意的“蓄積池”,以幫助成員承認或容忍那些他們反對的或認為會損害其愿望的輸出子系統,形成良好的國家認同感,促進社會穩定。

      伊斯頓將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結構基礎和個人基礎更多地和散布性支持相聯系。他認為,政治合法性的維持主要來自于散布性支持而不是特定支持。直接滿足要求至少可以產生特定支持,而且這種滿足持續的時間越長,就可能帶來較高水平的政治好感,如果成員不斷地看到他們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被滿足,則他們對政治對象的忠誠自然就會增加。一個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特定利益的政治系統固然有助合法性的維持,但問題恰好就在于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始終如一地保持良好的政策績效,即便這是可能的,也不能保證社會每一個成員都能均等地獲益。在政治系統改變的條件下,人們總是在潛意識里認為,新系統要優于舊系統,但情況常常是,政權在變革過程中帶來混亂、爭取獨立或社會變革過程中耗費的各種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都有可能大為減少。這樣,絕對剝奪感或相對剝奪感就會產生,借用科爾曼的觀點,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權威關系是“分離的權威關系”,而非“共同的權威關系”,而在“分離的權威關系”中,只有政治系統額外的補償才能保證社會成員獲得滿足和支持。否則,就會動搖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因此,就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手段為統治者、為他們在其中運作的政治秩序以及為他們已經聚合起來的共同體提供支持性動員。

      這種相應的反應適用于現代政治體系,同時,政治體系也必須關注為系統內各個實體動員良好感情的其他方式。所以,一個政治系統要注意通過散布性支持的培養所形成的對高尚事業的篤信和國家的認同,進而,“創造各種主義與學說,透過種種有形無形的方法,使人民產生信仰,而跟政治權力主體有共同一致的思想與行動取向”。這種不直接與具體的物質報酬、滿足或是強制相連接的支持,可以通過這些反應而產生:第一,努力在成員中灌輸對于整個典則及為之服務的個人的一種牢固的合法感;第二,期望共同利益的象征物;第三,助長和加強成員與政治共同體認同的程度,這些反應的結果有助于加強對于政治對象的散布的情感依附以此去補償由于政策績效不足所帶來的特定支持乏力的困境。

      三、政治民主化:國家認同的推動力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要形成“對政治權威、政治象征和禮儀表示敬意或尊重”,就應在國家與人、制度與人的有機互動中,將政治民主化作為政治輸出子系統,使個體認同或服從于國家和制度,對政治輸出抱有忠誠與熱情。而該種“忠誠”與“熱情”又異于封建王權下的“死心塌地”式的忠誠和情感,是一種基于現代政治民主理念之上的政治理性。“所謂政治民主,不言而喻,亦即政治權力的民主執掌方式,亦即政權的民主執掌方式,說到底,也就是全體公民平等執掌國家各級最高政治權力。”

      在當今世界,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是強化國家認同的內在規定和本質要求,它既是評價某一政治體系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尺,也是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

      政治現代化是一個政治發展和變遷的過程,它起于傳統社會而止于現代社會的終結。政治現代化作為一種政治變遷的目標,有其明確的內容和衡量的標準。政治現代化本身是一個系統性的發展過程。政治系統是由若干要素構成的整體,各個要素相互關聯和影響,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發展和變化都會影響其他要素的發展和變化。政治現代化的核心目標和最主要內容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一個從傳統的專制政治走向現代發達政治的過程。具體來說,政治民主化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即政治體制的結構功能從高度統合的集權化,向分工合作的分權化、效能化發展;二是政治權力的民主化,即政治權力從壟斷性向開放性、競爭性發展;三是政治權利的民主化,即政治權利從排他性向普遍性、廣泛性發展;四是政治過程的民主化,即政治過程從神秘性向公開性、科學性發展。

      國內有學者認為,“最適合民主生長的環境是那些國家與‘民族’重合的社會,或那些盡管存在不同種族和文化差別,但人們依然具有共同民族認同的社會。在多種族或多文化的社會里,刻意培育這種認同感絕非易事。雖然實現這個目標并不要求人們完全放棄他們自己的種族或文化認同,卻有必要塑造一種涵蓋面與國界吻合,包容境內一切種族和文化群體的認同”。

      在國家認同的大背景下,如果公民之間、各民族之間沒有基本的信任與合作,民主國家得以運行的最基本的協商就不具備。當然,現代政治寬容與妥協并非傳統社會中意識形態的單向度逼迫與奴化,而是以多元社會、個人自主為基礎,因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建立在壓制之上的秩序都不是和諧的。一味壓抑下去的沖動將仍然是內心沖突的根源”。

      如果沒有在國家認同下接受共同的語言、文字,那協商過程中相互交流、互相溝通就很難進行,民主的集體選擇功能也就相應不能順利完成。現代國家的發展是一個政治過程,要求將國家共同體內的公民或民族成員凝聚為共同體的力量,也是一個不斷重新塑造的歷史進程。

      “作為由若干成員組成的人群共同體,民族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一定的整合力量。只有通過必要的整合,民族才能成為穩定的人群共同體”。而共同的語言和文字,即是整合的必要手段。

      (一)強化國家認同意識,離不開政治民主化得以開展的寬容與信任環境

      民主不是一個死板的制度,它是一個允許所有公民在政治協商中提出理由的集體協商和立法的體系,而這種商議性民主,要求一種高度的信任。如果一個現代公民,首先把自己看成是民族成員,并且認為只有一個民族成員把另一個民族成員看作“我們中的一員”,他們才能意識到利益的一致性,并外化為與其協商的一致行動;只有每個民族的成員有歸屬同一共同體的意識,并且有繼續生活在一起的預期,他們才能維持信任和團結的關系,并在民主協商的基礎下做出公共選擇;只有每個民族的成員互相之間保持基本信任,他們才愿意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爭端和分歧,并決定分享互相合作下形成的公共產品,他們才會接受民主決策的結果。而民主得以運行的這種信任需要通過強化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意識來達到。過于強烈的自我民族認同,非但不會使各民族成員保持一種寬容與協助的精神,反而會使各民族成員互相之間懷有排斥和敵意,民主的協商價值也不易完成,亦不利于民族成員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利益和價值追求。由此協商也很難進行,甚至會使各民族成員過于看重本民族的利益,而不利于妥協,公共選擇最終也難以達成。過于強烈的民族認同,還可能導致民族成員對民主運作的機構和人員的負面評價,使得民主在族際政治中很難實現。

      (二)強化國家認同意識,離不開民主得以運行的溝通和協商機制

      民主建設依賴于公民的意志表達和公民之間政治溝通的高度發展。語言作為表達思想和交流溝通的媒介與橋梁,在民主的運行機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學者指出,在多語言國家中,真正的民主“幾乎不可能”,因為如果人們用不同的語言閱讀和演講,那么代議制機構運行所必需的統一民意就不可能存在。而要具備民主對語言的這種要求,就要強化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意識,只有民族成員認同國家,他們才會認可國家主流語言,并主動學習其作為載體的公共話語的交流工具。

      (三)強化國家認同意識,離不開對民主參與者的要求

      對于民主而言,參與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

      民主作為一種人民參與的政治制度,公民參與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因素。公民參與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理念與本質所在,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參與政治。當然,公民參與也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唯一證明與保障。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就是公民參與不斷擴大的過程,一個國家公民的參與程度和水平越高,其民主和政治發展的程度就越高。同時,參與首先是以參與者對參與對象的權威信賴為其心理條件的,如果一個公民不認同其國家,沒有把國家看作自己依靠的對象,那么其在行為上就不會參與,而對國家或地區的公共政治生活持消極冷漠的態度。因此,只有在承認參與對象的合法性、權威性的前提下,公民才會有參與的動機和行動可言。

      結語

      缺乏應有的國家認同,現代國家必然陷入危機。而現代國家認同是人與國家有機互動的產物。認同出于自我,是情感、觀念、信仰與理想的復合體,不論其形成過程多么復雜,都離不開認同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強化國家認同,需要公民之間、各民族之間以及公民與國家、民族與國家之間具有基本的信任與合作,這是國家認同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在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為了使國家共同體有序、穩定地運作,為了使國家在決策、行動領域的權威獲得資源性、合法性基礎,政治體系必須做到開放、透明、高效。

      參考文獻:
      [1]當代政治學新詞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3]林尚立.現代國家認同的政治邏輯[J].中國社會科學,2013,(8).
      [4]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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