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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日比較視角探討中國近代變革失敗的原因

    時間:2014-12-17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10526字
    論文摘要

      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和日本,都是處于封建集權統治末期的國家。兩國都實行封建政治;抑制和打壓商業發展;禁止或限制對外貿易;民不聊生,內患重重。隨著西方強國的到來,中日兩國的近代化過程被迫開啟。在遭遇內憂外患之初,兩國都有著本國為體、西學為輔的尋求體制內變革的愿望。從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制度變遷是一種交易過程,變遷的發生以及如何進行都受到成本和收益的決定。變遷者選擇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據是實施制度變遷的成本和收益。在制度變遷的兩種形式中,體制外變革所實現的徹底的完全的鼎新不但會支付巨大的成本,甚至會帶來社會的倒退,導致舊結構的再造,其收益則與預期不符;而體制內變革既有著有序、穩定和交易成本低的優勢,又因其有限、漸進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阻力較小。中國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皆是從體制內尋求富國圖強變革之路。但正如赫希曼所言,改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將會導致現存特權集團的權力受到限制,而非特權集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會有所改善。在這種抑制現存利益集團的行動中,來自當權者的阻撓大大提高了制度變遷的成本。中國體制變革之路無疑擊碎了低成本變革的優勢,一場洶涌而來的體制外變遷遂在相比之下成為首選。

      一、中國:從“痛感器物之不足”到“痛感制度之不足”

      “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林則徐在憶及鴉片戰爭中清軍慘敗的局面時不無感慨的說到。因此他提出要想戰勝英夷“,器良”是第一位的。有感于英軍軍器之優良,林則徐組織人力編譯了《四洲志》以介紹南洋、歐美各國的歷史、地理,試圖效法之。后林則徐遭流放時,將《四洲志》交與魏源。此時的魏源,曾因參加過對英俘的審訊,早已有了學習西方先進的念頭,又痛心于割地賠款之屈辱,遂于 1842 年底撰就《海國圖志》,其主導思想即“師夷長技以制夷”。雖然后來成為洋務運動的主導思想,但在當時并未引起任何反響。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再次戰敗,西方器物文明的強勢使國人無視之甚或拒斥之成為不可能,“痛感器物之不足”的自強派(亦即洋務派)以“富國強兵”為宗旨,開始了追求西方器物文明的洋務運動即自強運動。洋務思想的基本原則是“中體西用”,即將“中學”置于根本地位,以中國固有的制度和文化傳統作為根本“,西學”只是一種發揚“中學”的手段,用來彌補“中學”之不足,為我所用,以保存“中學”,維護其統治地位。“中體西用”體現在具體政策上就是只學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不學其制度。中法戰爭之后,洋務派又認識到治國以富強為本,由求強轉為求富。于是,修鐵路、辦工廠、開礦山、興學堂等“新政”也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可是,即便只是這些對器物層面的變革,也遭到了頑固派的非難,變革之路舉步維艱。甲午戰爭中方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這樣一場將先進器物文明、先進經濟嵌入傳統社會政治結構中的運作,因其制度的陳舊落后,無法深層吸納并管理先進的生產體系,帶來的結果無疑只能是失敗的。

      對于中國因制度落后而無法自強有著深切體會的維新派,拉開了制度變革的序幕。梁啟超在《論李鴻章》一文中如是說“吾敢以一言武斷之曰,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系,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于兩國所以富強之源,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者,唯槍耳、炮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只能事畢矣”。可見維新派抓住了中國落后的根本,主張不僅要采用西方的器物文明,而且必須要對制度本身進行變革。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之概論》中明言,甲午戰敗,使中國人痛感制度之不足。康梁公車上書,建議光緒帝變法,采君主立憲制。可就在光緒頒布變法詔書后不久,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殺害戊戌六君子,維新運動宣告失敗。

      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變法失敗后,地方立憲運動日漸興起。地方民營企業發展帶來的物質積累以及慈禧去世帶來的中央權力真空,使地方立憲派的勢力迅速擴張。而此時的清廷出于“皇權永固”的考慮,也打算實行立憲。但其實質是以“立憲”的名義集兵權,斂財賦,固行專制之伎倆。忍無可忍的地方立憲派,深感和平立憲已不可能,遂倒向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辛亥革命邃然而發。

      清末體制內制度變革的失敗在后世人們的眼中似乎是注定的。因為東方社會集權專制的政治結構必然導致上層(中央)對整個社會的決定性、統馭性,所以整個國家的制度變遷不可能依靠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推動。這就決定了在中國清代,實現體制內變革的極端困難性乃至不可能性。盡管這種變革的交易成本比較低,但是在集權專制的東方國家,巨額既得利益和龐大的意識形態機器大大增加了變革的交易成本,當這種交易成本高于訴諸體制外變革的成本時,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只能用暴力開辟近代化的嶄新之路。辛亥革命的偉大不僅在于推翻了封建王朝,更在于它開啟了一條從體制外尋求政制變革的大道。使命運多舛的近代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沉淪中奮而崛起,探索新生與復興。

      二、日本:求知識于世界

      日本的近代化源于 1853 年培理的“黑船來航”及其以后的明治維新。所謂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本國推行近代文明制度的過程。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變革。它在世界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勉力完成了日本社會性質的轉化,走上了建設西方式工業化強國的道路。同為東方落后國家,日本是如何達成這種變革的呢?縱觀其近代化的歷史可知,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求知識于世界”。

      明治初年,維新政權剛剛建立,就頒布了《五條誓文》,其中之一條綱領性國策就是“求知識于世界”。1871 年,日本政府派遣巖倉使節團出使歐美各國,目的之一是力圖修改幕府與列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其次是考察、研究歐美國家的國體、法律、規則等,以為日本所用。通過這次實地考察,雖然未在修改條約的問題上達到預期目的,但對于西方國家國體、法律、政制等方面的考察與借鑒,對爾后日本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在親眼目睹了西方的先進之后,日本統治集團深感仿效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必要。并借助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的推動力量,實行政制革新,發展資本主義,使日本踏上了近代化發展的高速路。

      縱觀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不僅是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知識及工藝技術的結果,更是在此基礎上全面引進歐美各國先進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和教育制度的必然產物。而且正是后者,使日本成功的走上了近代化發展的道路。日本封建末期幕藩政治體制的二元結構催生了“尊王攘夷”的倒幕派。這些倒幕志士都是日漸沒落和貧窮的下級武士和浪人,他們既充分的領略到幕府的高壓政策,又習知海外發展的大勢,因此成為推翻幕府統治的精英層力量,是維新運動最熱誠的斗士。他們抨擊幕府的腐敗和無能,力圖重新恢復天皇權威。在倒幕精英的推動下,天皇的權威被重新樹立起來,成為日本形成舉國體制的精神象征和凝聚力量。幕藩體制二元的政治結構始終確保存在一個有凝聚力的中央權威,是保持日本政治秩序平穩的決定性因素。在倒幕運動中,天皇能動的利用倒幕形勢達到重返政治舞臺中心的目的,并迫于內憂外患的壓力與當時掌握實權的維新派聯合起來,全力以赴推進改革與維新。這是以天皇———日本的最高權威為核心從上層推動變革的關鍵力量。第三種力量來自于國學派的勤王思想對于民眾的“教化”。在德川幕府當政的二百多年間,有一種政治哲學日趨成熟,并發展出對于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心理上日益擴大的支配力。這就是國學,其中心思想是借神道教神化天皇,宣揚“勤王”思想。它將本國的文化加以發揚,將忠于皇室的思想灌輸給同胞。終于在日本大眾心目中樹立了像神一般的、無可挑剔的天皇,使民眾成為天皇及其政策的堅定擁護者,響應天皇的號召,齊心推動近代化變革。總之,日本政治結構的特殊矛盾產生了三種推進變革的特殊力量,它們分別來自精英層、天皇與普通民眾,三種力量的共同指向構建了改革合力,使體制內變革的近代化之路不僅可行,而且其變遷成本遠低于體制外變革之路,經實踐探索與檢驗,遂有日本體制內維新之成功。

      三、從中日比較視角探討中國近代變革失敗的原因

      1. 思想觀念:文化中心主義與求知識于世界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悠久歷史的文化古國,曾經光輝燦爛的鼎盛時期。在傳統文化日積月累的積淀中,孕育了一種強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即認為中國是“天朝上國”,其他國家是“蠻夷戎狄”,堅信“夷不如華”,堅持明華夷之辯即夷夏之辯。在向近代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這種自我中心主義與“君權神授”“、三綱五常”、“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些封建教條成為禁錮人民思想,維護封建專制的工具。在中國近代化的第一階段———洋務運動中,盡管自強派只是引進了西方的先進器物,并未觸及文化、制度的實質改變,但仍然遭到了傳統頑固勢力的“圍剿”。先進器物被貶斥為“奇技淫巧”,唯恐國家大義因為洋學而動搖,人心因為西學而解體。就連被譽為晚清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雖然看到了西洋器物的先進之處,但在其內心深處也還是抵制的。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就是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無奈和延續。正是這種自我中心主義使中國錯過了最初的推進近代化的時機。

      與中國這種難以變革的成熟文化與體制相對照,近代日本由于對文明認知的開放性、廣源性與善于學習、見能思齊的民族性格,使得日本維護舊體制、抵制變革的力量遠不如中國。因此,能很快地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生產,興辦近代工業;建立西方近代銀行制度;推進“地稅改革”,承認土地私有,自由擇業;實行君主立憲、內閣制,由在國會里獲得多數的政黨組閣;大力興辦近代教育,培養賢才;按照西方兵制改編和擴建軍隊,很快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近代化道路。

      2. 變革力量:勢單力薄與全民動員

      對于后發外迫型近(現)代化國家來說,其推動力量與英國等早發內生型近(現)代化國家是明顯不同的。中國和日本這種后發外生型的近(現)代化往往是在面臨外部近(現)代化挑戰,而本身又缺乏近(現)代性積累的情況下自上強行啟動的。因此,在近(現)代化初期,想從民間獲得支持性力量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運用國家的強大力量開啟并維系近(現)代化。

      中國近代化最初的推動者是洋務派的領導人。盡管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大員竭力通過器物層面之變革來推動中國的近代化,但從洋務派經常受到牽制的窘境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化的推動力量之薄弱。既未獲得民眾的理解和認可,又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難怪連李鴻章也曾悲嘆“:凡此旨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

      到了維新運動時期,中國的維新主體更只是康梁等少數派,他們雖有才識及熱情,卻沒有可以依靠的有效力量,只想依靠并無實權的光緒皇帝實施自上而下的變法,終被強大的頑固勢力絞殺。

      反觀日本,在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后,一些長于韜略,精明強干的人才便陸續聚集到中央政府之中。

      不僅充當了倒幕派、維新派的領導者,而且居于整個倒幕運動乃至明治維新的領導地位。他們的主體意識極強,確立了建立新政權、創建新制度的基本目標,并善于把握時機,利用各種社會力量,以動員、脅迫甚至收買的方式來達成目標,并最終形成了上至天皇和政治家,下至中下級武士和商人以及廣大民眾,最大程度被動員起來實現國家統一和強盛的全民動員局面。

      3. 政治體制:高度集權下的分散和多元基礎上的統一

      維新變法前夕,內憂外患深重,危機重重,但中國封建傳統的延續使高度集權的專制模式依然傳承,兩千多年承襲下來的君主專制政體沒有受到根本的質疑。直到甲午戰爭再次戰敗與庚子事變帶來的危機如此深重之時,清帝國的統治者才不得不進行有限的改革。但在清廷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之下,既缺乏能對時局進行協調與整合的權威資源,又缺少擁有足夠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國際經驗的改革人才。在一元化專制體制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權與渙散為己的地方政權形成了二元格局,東南互保就是明證之一。但中國內部大一統的官僚體制仍然嚴密監控著全國,消滅任何可能威脅到其統治的地方和民間力量,這就使得地方與民間的自主和創新能力無法在體制內被培養出來,中央王朝成了唯一的試錯機制。清朝統治者因對其異族統治地位的擔憂和面對統治階級內部不斷漢化的威脅,越來越將權力向上集中。在雍正皇帝設立軍機處之后,皇帝的權力達至最大。在帝王私家天下的封建官僚們,人人自危,以求自保;被官方意識形態化的儒家教義所束縛和固化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泯滅了經天緯地之才的脫穎而出。人們更多的才智用于與中央集權的暗中博弈,終致形式的集中與實質的分散。

      與中國高度集權專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社會的多元整合機制。明治維新前,日本實行的是幕藩體制,國內有 256 個藩國,各藩大名組織自己的藩政府進行自治。在自治的過程中,各藩爭相通過普及教育、任用人才、興辦企業、學習西方先進科技文化來發展自己,積累了很多協調、控制、整合、糾錯的能力和經驗。相較于中國清王朝那種唯一的試錯主體,在日本,民間和個人成就了多元的微觀試錯主體。它們在國家之外,自主地面對環境壓力,不斷進行著微觀的調適。在國家作為引洪主渠之外,社會中的多元個體,則發揮著毛細血管般的涓涓細流的作用。不斷進行試錯的各藩推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擴大的商品市場急切的需要一個能統一整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倒幕運動順勢而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一個最關鍵原因在于政治結構的分封特點。那就是由 256 個小的共同體構成的國家,相較于中國只有專制皇權的一元試錯機制,日本成功的概率是中國的 256 倍。

      由此看來,誠如羅茲曼所言,19 世紀中國近代化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中國政治結構的固有脆弱性及后來所遭到的腐蝕”,源于中國政治體制“因其本身的性質日益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生的變化不協調”。也即,敗于政制的弱勢與停滯。

      在后發轉型的現代化社會中,政制變革主體所持的現代化意識和對憲政的信奉程度,會直接關系到該民族政制變革的成敗。東方國家的近代化實踐表明,政制變革又直接關系到其近代化的成敗。制度變遷來源于相對價值的變化,這些變化雖然有些是外生于現存制度的,正如中日被迫開國的情況,但其中的大部分還是內生的,反映了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持續最大化努力,并進而引致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的核心領導力量和推動力量,他們獲取技能與知識的過程通過改變感知得到的衡量與實施成本、改變感知得到的新談判與契約的成本與收益,進而改變相對價格,推動制度變遷。歷史表明,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正是因為其領導層所具有的堅定的現代化改革指向。清廷統治者雖然也寄望改革來延長封建王朝的壽命,但又不甘君權旁落,企圖維護帝制永固,終致政治結構與近代化的不適應性陷中國近代化于失敗。正如費正清在評價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時曾透徹指出的,中國的現代化是“少數高官玩弄的一種游戲。他們認識到現代化的必要性,因此也試著籌措資金,招致人才,在一種雖不能說不友善,但毫無熱情的環境下擬定規劃。個人的利祿和權力的希望引導他們前進”,必然導致了近代中國體制內變革的失敗。

      誠然,日本的近代化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表現為濃郁的封建主義殘余和政治現代化的嚴重滯后與不足,此兩點最終導致了日本走上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發展之路,給亞洲人民最終也給其自身帶來了惡果。日本現代化的較徹底完成(社會轉型完成),源于美國主導的戰后改革。而日本近代化的最大成功之處,乃憲政政體的確立,雖然是君主立憲的,天皇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天皇并無至高無上的權力,因其權力受到了憲政的約束。此點,使之與東方社會傳統的一統天下的專制王權呈現出不同,這一不同,為日本近代化在諸多方面的推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機會。近代化均發端于器物層面,這一層面的推進必多維度地訴求行政體制變革,訴求高效率之政府亦即責任內閣(責任政府)的建立。責任政府的建立分散了專制王權,行政權落實于政府,得到了立法保障的責任內閣直接分散了專制王權,并構建了王權與責任內閣的相互制衡與良性互動。日本近代化的多方面成功均可歸于此點。而專制之權是集立法權、行政權乃至司法權于一體。中國近代化的失敗,則可透過1910 年沈縵云與奕劻的對話窺得根本。1910 年,上海商會代表沈縵云赴京請見首席軍機大臣奕劻,請愿召開國會。奕劻說“:談何容易,日本是經過二十年的周折,方才實行立憲。難道我國國民的覺悟程度,比日本還要高嗎?”沈縵云說“:當年日本對立憲的利害得失還不能肯定,所以紛爭考慮,有所遲緩。

      如今我國已經看到日本立憲的成果,有利無害,為什么還要拖延遲疑呢?”奕劻道:“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各國立憲的歷史,無不布滿曲折艱辛,豈能是由你等陳說請愿一番,就大事告成的?”沈縵云堅持陳述“:各國的立憲,無不是由人們的吁請而得來的。”奕劻斷然道:“這種風氣,不可效仿,不可助長!”說罷舉杯示送,不再奉陪。出門的時候,沈縵云仰天嘆道“:釜水將沸,游魚未知。”

      足見極端自私而無視民眾的權力之專制。(近)現代化的核心是制度體系變革、躍遷,而制度體系變革、躍遷的要津乃政治體制(制度)革新。因為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制度變革均有賴于創新政治體制(制度)的支持與保障。體制內的政治體制(制度)的近現代化,是近現代化的最低比較成本之路。

      成本簡言之,即代價。做任何事都是有代價的,成本因此是一個廣義的概念。科斯、諾斯正是基于其廣義性,將之推廣于交易與制度。成本是一個變量,可增減之,遂有邊際成本上升、下降之說。因制度導致的損失(損害),謂之制度成本增量或制度的邊際成本提高。反之則下降。變革導致的損失亦然,反之則為收益。從此角度考察,當變革的損失恒小于(制度)不變的損失時,必須變革。否則,(制度)不變的損失將趨于無窮大———危及民族社稷江山。同理,當體制內變革的損失恒低于體制外變革即社會革命時,應堅定地走體制內變革之路。只有當體制內變革被阻遏而終成(制度)不變時,方需革命。近代中、日兩國,均面臨上述選擇。勿庸贅言,日本選擇得比中國成功。中國的近代化終于由成本較低的體制內變革路徑轉向成本較高的體制外變革路徑,因為頑固不變的成本趨于無窮大。恰如諾斯所言,人們乃至歷史是根據相對價格選擇的。

      四、中國近代變革失敗的教訓:堅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1840 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分水嶺。之所以賦予這段歷史這樣深遠的意義是因為從此之后,國人漸次走上了以近(現)代化政制文明為取向的制度變革之路。從那時起,中國開始面臨西方強勢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的入侵與挑戰。而近代國人對于中西落差的認知也大致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到非正式制度(風俗、文化等)的轉變。但終未能構建起一套具有強大整合力、動員力、適應力的政治制度,也未能創建出一套能保護有效的經濟組織和產權的制度。正如諾斯所指出的“,政治規則導致經濟規則,”沒有完善健全的政治制度,絕對不會產生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和經濟組織。因此,繼七十年代末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開始了政治體制改革。1980 年 8 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系統的論述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指出,十年文革浩劫,就是因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存在弊端,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特權現象的出現,都與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的關系密切。

      “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這“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1984 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把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提出,應實行政企分開、簡政放權等原則。1986 年春天,鄧小平再次強調中國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相互配合起來。”這一真知灼見固然源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的實踐,也完全契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考慮到東方社會上層建筑主導作用的歷史慣性,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往往更加強勁。

      在鄧小平首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三十余年后,盡管在具體制度和體制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人事制度、行政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監督制度都在不斷地健全和完善,但仍存在民主法治尚有短缺,權力運行監督缺失,行政改革亟待深化,制度實施剛性不足的弊端。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可以從當前具體政制體制的不健全、制度安排不合理中尋本溯源。歷史是一面鏡子,今天的中國,要想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速度,實現社會的科學發展與和諧穩定,堅持政治體制改革之路是必然的選擇。

      1. 形成以政黨為主的強大的政制變革推動力量

      晚清政制改革失敗的原因既有推動者們不愿放棄既得利益,企圖維護帝制的私欲,也有統治者缺乏足夠的權威資源,無法有效推動制度、法令、政策貫徹和落實的無奈。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矛盾極其復雜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政黨領導。正如亨廷頓所言“:一個現代化國家中政治體制的安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一個強大的政黨能使群眾的支持制度化。政黨的力量反映了大眾支持的范圍和制度化水平。凡達到目前和可預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發展中國家,莫不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鄧小平也曾說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只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改革是社會制度體系的躍遷與完善,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巨大工程,只有堅定的領導者是不夠的,還需要調動所有參與者的積極性。政治體制改革總體的目標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調動人民和基層的積極性。不發動群眾參與,沒有群眾的監督和制約,便不能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的持續推動力量。因此,必須通過大力推進教育和開放政治參與渠道,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化水平和政治社會化水平,讓群眾廣泛參與到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中,維護和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

      2. 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適應

      洋務運動是一個試圖將先進器物文明“嵌入”落后社會———政冶制度的實踐。這種“嵌入”不僅有違政治與經濟有機統一的政治觀及經濟觀,而且已被無數的史實證明是失敗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適應,既是在說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和保證,也是在說政治體制的改革一定要緊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步伐,只有這樣,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才能相輔相成,協調統一。俄羅斯著名的政治學家、社會主義學說史專家斯拉文說:“改革最重要的教訓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政制改革和民主發展必須有積極的經濟改革成果來保障。”

      經濟的發展對于國家領導者和民眾來說是雙贏,因此,較易于推進。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衍生出一系列政治訴求,以克服經濟發展中的缺陷,解決利益和分配的沖突,建立和維持良好的經濟秩序。因此,必須推進經濟發展必須的政治民主、權力制約與制衡及法治建設。鄧小平在 1986 年 9 月就指出過“: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3. 循序漸進積極穩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大系統工程,涉及理念革新、機制轉變、職能優化、體制重構、方式創新等方方面面,因此必須審慎行事,堅持積極穩妥推進的方針政策。塞繆爾·亨廷頓曾經精辟的指出,革命很少發生,而改革則更少發生。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因為改革者必須要兩面作戰,既反對保守者又反對激進(革命)者;改革者必須能夠純熟的駕馭社會勢力、穩健地實現漸進變化,正因為如此,改革者必須具有比革命者更為高超的政治才能。鄧小平也不止一次地告誡人們,必須懂得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任務。“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方針必須堅持,但是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以政治體制改革敏感、艱巨而裹足不前,和企圖一蹴而就的激進劇變均不可取。西諺曰:兩個極端互相接近,兩個極端均以不能實現目標而告終。

      始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秩序恢復與重建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新的制度供給。盡管國家的制度建設從未止步,但國家制度建設的現狀與民眾的期待的確有著一個不小的落差。

      因此,一方面要結合本國實際從理論上加以探究,另一方面要在實踐中進行摸索和檢驗,以期成熟推廣之。這既是社會主義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不斷進步的前提和動力,又是人民群眾實現民主權利和公共需求的基礎和保障。

      4.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缺乏政治結構上的相互制衡,是中國政制未有變革的深刻原因。日本幕藩體制下所擁有的那種藩國自治所積累的協調和整合經驗,以及明治維新政府在統一政權時對各藩所實行的民主政策,即充分發揮地方各藩的能動性,讓其自由的發表意見、自主的采取有利于現代化的行動,聽取各方對現代化有利有益的諫言,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之一。清朝君主集權專制的政制讓人們很容易忽略清朝社會所具有的分散性,這種分散性是一種高壓之下的碎片化,不具有組織的結構和力量,不可能被整合起來。在中央集權的威嚴之下,地方和民間集體表面收了聲,轉化為暗中博弈。

      鄧小平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論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時,他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時至今日,依然不得不佩服鄧小平的高瞻遠矚。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高速發展的經濟在惠及越來越多的百姓,與此同時,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也在漸漸形成,這必然導致民眾相應增加的政治權利。民主政治建設,是使百姓有其權的必然之路,也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民主政治與法制、法治的關系:民主政治、民主政制是現代法制、法治的基礎與保障,而現代法制、法治是交易契約剛性化即交易秩序的基礎,同時是交易———社會誠信的基礎。可見,民主法制短缺是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制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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