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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思路

    時間:2014-12-17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9095字
    論文摘要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構建相應的社會政治價值體系。當代中國的政治價值結構呈現出一元主導和多元分化的基本趨勢 :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借助國家權力居于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是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帶來了人們政治價值取向的多樣性 ;同時,全球范圍內各種政治價值在沖突中互動、在斗爭中融合、在較量中并進的趨勢也呈現在當代中國面前。在一元主導和多元分化的政治價值結構當中,一元主導的政治價值如何與多元分化的政治價值實現良性互動,既不使一元主導壓制、泯滅多元分化的內在活力和創新力,并在多元分化中汲取合理的政治價值資源 ;又不使政治價值的多元分化帶來社會政治動蕩和消解社會和諧的政治價值基礎,并為社會政治穩定和和諧發展提供多元政治價值的意義知識網絡的支撐,則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價值體系構建無可回避的難題之一。而且,由于中國近現代社會政治轉型是在政治危機中開始的,這直接引發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家“不是繼續到圣哲的遺訓中尋找拯救的力量,而是越出傳統知識體系尋求更為先進的知識類型。被傳統知識所鄙視甚至所遺棄的功利領域在近代中西相應的危機狀態中,顯示了一種實用化的政治價值”。在對實用化的政治價值的尋求過程中,面對撲面而來的多元政治價值,思想界一時彌漫著各種非理性的極端思潮,如全盤西化論、極端保守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至今仍不乏其聲 ;而一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由于其內在理論言說邏輯的貌似包容性和符合進步性,實質掩蓋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面臨的困難和復雜性。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來說,在一元主導和多元分化的政治價值結構當中,要走出各種極端思潮的迷霧,正視各種問題和困難,必須樹立實踐超越的理念。

      一、政治寬容的意識

      多元時代需要政治寬容。政治寬容是人類政治發展幾千年積淀的彌足珍貴的文化心態。自由主義政治價值體系在西方社會獲得廣泛確立的重要條件之一與政治寬容意識(以宗教寬容意識為主要表現形式)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的導論中提到 :“政治自由主義(以及更一般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乃是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其間伴隨著16、17世紀圍繞著宗教寬容所展開的漫長爭論”;“隨著長達數世紀不寬容的實際得到確認,人們會更自然地相信,社會的統一協和需要對一種普遍而完備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或道德學說達成一致。排斥異端曾經被作為社會秩序和穩定的一個條件而為人接受。這種信念的不斷削弱有助于為自由制度掃清道路。”

      為近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價值體系做出奠基性理論貢獻的洛克就是宗教寬容的提倡者,他在《論宗教寬容》中提出 :“每個人應當享有同其他人同樣的權利”;“無論是異教徒、伊斯蘭教徒,還是猶太教徒,都不應當因為他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剝奪其社會公民權”。

      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伯林更是從“多元主義”視角提出,要“少一些彌賽亞的熱誠,多一些開明的懷疑主義,多一些對特異性的寬容,在可預見的將來特別地多一些達到目標的方法,為那些其趣味與信念(對錯姑且不論)在多數人中很難找到共鳴的個體或少數人實現他們的目的多留出一些空間”;“自由社會的好處在于容忍各種各樣相互沖突的意見存在而不被壓制”。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政治寬容的意識是現代多元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的內在要求。

      一方面,多元社會需要并催生政治寬容的意識。政治寬容的意識是人們多樣性的政治價值理解、體認和選擇的需要。在人的生存和生活中,他需要多元的價值意義知識為其對價值和意義的理解與體認提供滿足。社會存在的多元價值意義知識即與之相關,它滿足了人對價值和意義的多元理解與體認的需求。人對政治價值的理解與體認同樣如此。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不同境遇對同一個政治現象或政治行動有著極為不同的價值和意義的理解與體認 ;或者對眾多政治價值有著極為不同和多樣性的價值等級排序等。例如,對參與政治,有的人基于自己對政治的理解或獨特的政治經歷和利益訴求,可能會賦予政治參與很高的政治價值或意義,而另一些人則可能認為參與政治是一件令人生厭的、毫無價值和意義的事情,甚至認為參與政治是一件很骯臟的事情 ;甚至同一個人在某個時期非常樂于參與政治,熱情高漲,但在另一個時期可能對參與政治心灰意冷,逃避參與政治等。面對人們多樣性的政治價值理解、體認和選擇,社會的政治價值體系建構是否能夠予以滿足,本身就需要形成一個能夠容納多元政治價值的體系結構,或包容不同政治價值體系的存在。

      另一方面,政治寬容的意識是多元社會避免某種政治價值借助政治權力對其他政治價值實行政治壓制的需要。任何一種政治價值都關涉政治權力,或為既有政權及其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論證 ;或成為否定、消解既有政權及其制度安排合法性的論證力量 ;或以維護既有政權為價值指向;或以推翻既有政權并奪取政權為價值指向等。

      如果沒有政治寬容的意識,圍繞政治權力展開的政治價值論爭勢必引發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甚至引發政治災難。歷史上就存在大量因在政治價值選擇上缺乏政治寬容而引發的政治悲劇事件。

      如今,在我們這樣一個思想大活躍、觀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種政治價值同時并存,主流政治價值和非主流政治價值相互交織,思想文化間的吸納排斥、融合斗爭、滲透抵御的多元化時代,我們更應該有一顆寬容的心和樹立兼收并蓄的心態 :只要一種政治價值能夠滿足人們對多元政治價值理解、體認和選擇的需求,同時不以極端形式或顛覆既有社會政治秩序表達(本身表現出一種政治不寬容)的形式出現,都應承認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而不是簡單地以一種標準去剪裁他者、否定他者,甚至剝奪他者存在的理由和價值。

      在當代中國一元主導和多元分化的政治價值結構當中,政治價值體系構建需要樹立政治寬容的意識。政治寬容的意識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實現實踐超越的基礎。沒有政治寬容,很難實現實踐超越。其中,政治寬容首先是提倡政治寬容者的政治寬容,即使提倡政治寬容者處于非常不利的社會弱勢地位,也不應該放棄對政治寬容的珍視和駐守。如果提倡政治寬容的人自己表現出政治不寬容甚或踐踏政治寬容,那么如何讓政治不寬容者走向政治寬容,在全社會形成政治寬容的意識和態度?因此,政治寬容意識在各種矛盾不斷凸顯的當代中國社會尤顯得必要和突出。

      二、良序互競的原則

      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理性日益在人們思維中確立起支配性的統治地位。恩格斯曾指出 :“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

      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人類理性化的征程正按照自身的邏輯重構著世界。

      在其中,人類不僅試圖按照和遵從自己的理性確定性地把握自己及其生存與生活的世界,理解人生的價值和意義,設計自我生存與發展的圖式,選擇自己認為有價值和意義的事物 ;而且試圖按照和遵從自己的理性確定性地認識和改造世界,將社會、政治發展納入理性的設計與規劃當中。

      同時,現代教育、傳媒尤其是網絡技術的發展,各種思想、文化、觀點(包括政治價值)等都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和展示的平臺,既帶來了思想、文化、觀點(包括政治價值)等的多樣性,也賦予人們在多樣性的思想、文化、觀點(包括政治價值)等面前的理性選擇以至高的權威。可以說,“理性化”的現代世界是一個“諸神”的世界,是一個各種價值的“超級市場”,個人身處于其中既尋求自己心靈的保護神和精神的皈依,也選擇和認同合宜的政治價值 ;這個價值“超級市場”也兜售著各種各樣的信仰、思想和政治價值。在其中,人們究竟選擇何種認同的政治價值,憑借的并非是外在力量或權威的強迫和壓制,而是人們基于優劣比較之上的自主、自覺和自愿的選擇。

      同樣,在政治價值的“超級市場”中,一種政治價值要獲得人們的認同,進而作用于人類政治的實踐,也必須遵循一般市場的自由競爭原則。

      英國政治家約翰·密爾頓就在其著名的《論出版自由》的演講中指出 :“讓我有自由來認識、發抒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他針對當時英國實行的出版許可制度指出,出版許可制度破壞學術、窒息真理,阻撓了最有價值的商品——真理的輸入,因此,他呼吁讓真理“和虛偽交手吧。誰又看見過真理在放膽地交手時吃過敗仗呢?她的駁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壓制。”

      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指出,迫使一個意見不能發表是一種“特殊罪惡”,“對于一個意見,因其在各種機會的競斗中未被駁倒故假定其為真確,這是一回事 ;為了不許對它駁辯而假定其真確性,這是另一回事 :二者之間是有絕大區別的。”

      年在亞伯拉姆訴合眾國(Abrams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Holmes)更在其著名的反對意見中指出 :國會的“人們……堅信 :他們所期望的至善,惟有通過思想的自由交流(Free Trade)才比較容易獲得 ;也就是說,對某種思想是否是真理的最佳檢驗方法,就是將其置于自由競爭的市場上,讓大眾決定是否要接受該思想為一真理”。卡爾·曼海姆也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指出 :“當人們進一步考慮到,隨著現存的等級類型的壟斷特權的廢棄,自由競爭將開始支配知識生產的方式時,人們就會理解,為什么他們在競爭中達到這種程度時,知識分子可以以未曾有過得更明顯的方式采用在社會中可以得到的種類繁多的思維方式和經驗方式,并在它們之間挑起爭論。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得不為了取得公眾的支持而競爭,這種公眾不同于教士的公眾,沒有知識分子自己的努力,他們不再是易于受其影響的。這種爭取得到各種公眾群體的支持的競爭之所以受到強調,是因為每一種獨特的經驗的和思維的方式都得到越來越多的公開表達和效力。”

      不過,正如一般市場競爭需要建立一定的規則和制度體系避免出現惡性競爭、踐踏市場規則、破壞市場秩序、導致市場失靈一樣,關乎政治權力和政治秩序的政治價值的“超級市場”更需要建立相應的規則和制度體系確保各種政治價值的良序競爭,避免惡性競爭,將政治價值的競爭納入憲法和法律的規范之下,避免危及政治秩序的穩定和社會政治的動蕩。進而通過各種政治價值的良序競爭,既實現政治價值的優勝劣汰,也實現各種政治價值的互補多贏 ;既為政治秩序的穩定和良序發展提供多元政治價值意義知識網絡的支撐,又避免政治價值的異質多元引發社會政治動蕩 ;既避免某種政治價值借助政治權力壓制和清除其他政治價值及其表達空間,又促進多元政治價值在互競中取得繁榮、興盛局面,滿足人們的多元政治價值理解、體認和選擇的需求。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應當遵循良序互競的原則、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良序互競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實現實踐超越的重要條件。只要一種政治價值所指向的政治行為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不破壞社會、政治的穩定和秩序,就應該讓這種政治價值獲得表達的空間和展示的舞臺。同樣,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要正確區分學術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在學術、思想問題上提倡學術民主、平等討論和相互切磋,努力營造生動活潑、良序互競的良好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以及健康說理的批評與反批評,為一種合宜的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提供多元的政治價值資源。

      三、責任倫理的取向

      面對現代生活的“知性化”,面對一個愈來愈“解除魔咒”的世界,韋伯告訴我們,傳統的宗教敵不過科學,而人們也習慣用明確的因果關系來取代神話和迷信,在現實的條件下,人們不必心存幻想,以為能找到救世主來拯救蒼生。在逃避現世或順應現世的心態之外,韋伯認為現代人還有第三條路可走,亦即秉持“責任倫理”的態度,時刻評量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后果,追求道德和效率之間充滿緊張的平衡。“在解除魔咒的世界中,各種多元的價值勢必產生競爭和沖突,每個人在堅持自己立場的同時,若能承認這種價值的多元性,冷靜分析不同選擇帶來的利弊得失,并為個人的決策負責到底,那么面對當下的挑戰亦能勇往直前,創造新的觀念和作法。”

      這其實也對當代中國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提出了一般性的要求,即在一個政治價值多元的時代,為避免政治價值的多元走向政治價值選擇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政治價值體系的倡導者必須確立責任倫理的取向。

      責任倫理是一種實踐超越的倫理。一般論者在提到韋伯的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的區分時,總是習慣于引用韋伯的話 :“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同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后果,這兩者之間有著極其深刻的對立。”

      其實,在韋伯的行文中,二者的對立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一種超越的關系,即責任倫理是對信念倫理的超越,誠如韋伯所言,“某種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話,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為萬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這一點是毫無疑問”;“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小),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后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然后他遵照責任倫理采取行動……”“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具體來說,這種超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責任倫理以信念倫理為基礎 ;(2)責任倫理避免了信念倫理中對個人責任的推卸,而在任何時候,都以個人的名義承擔行為后果的責任 ;(3)當周遭世界信念倫理失效的時候,依然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有著堅定的信念,并依此確立自己責任倫理的基礎,在“神”退場或別人沒有“神”時,依然有自己內心的“神”。因此,韋伯強調政治家的責任倫理,并不是對信念倫理的否定。相反,是在這個日益“祛魅”的世界中,要求政治家承擔其基于個人信念基礎上的責任倫理負擔,并依此衡定自己的行為 ;大眾信念的失落、衰亡,不是政治家喪失自我信念的理由和借口,政治家因其從事政治,以政治為“志業”,故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任何想從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別是打算以政治為業的人,必須認識到這些道德上的兩難困境。他必須明白,對于在這些困境的壓力之下他可能發生的變化,要由他自己負責”;這種更高的要求恰恰是建立在政治家的堅定個人信念基礎上的。政治家如果沒有自己的堅定信念,只是機會主義地行事,或者屈從于所謂的一般趨勢,那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或者根本就不配成為一個政治家,而他所從事的職業,無疑只能使他成為一名政客或官僚 ;在韋伯眼中,政客和官僚恰恰是回避、忽略甚至沒有任何個人信念的。

      每一種政治價值體系的倡導者對于該政治價值體系的責任倫理取向,是避免政治價值及其體系多樣性的社會滑向人們政治價值選擇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是遏制人們政治價值選擇上的機會主義行為方式的重要屏障。

      “責任倫理必須是一種‘無條件命令宣示’,才有其道德意義,否則就只是一種機會主義。事實上,在韋伯那里,‘責任倫理’要求的正是‘無條件地’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沒有什么‘為了……所以要負責任’的邏輯。”

      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價值體系構建來說,最需要避免的恰是“對我有利的我就鼓吹它,對我不利的我就詆毀它”的“機會主義”行為方式。譬如政治腐敗,當前我們社會中大量存在的“痛恨者”趨之若鶩的現象就值得我們作深入的反省。固然,導致腐敗的根源和原因非常復雜,制度的漏洞和不足難辭其咎,我們的反腐敗策略強調制度是關鍵,許多人在分析腐敗現象時也多從制度角度去思考,甚至把矛頭和焦點對準我們的基本政治制度如政黨制度等,雖不無道理,但如果依此而推卸我們自身的責任,則未免有失偏頗。我們社會有很多人包括許多搞政治學研究的學人著迷于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建構,認為諸如“分權制衡”、“兩黨制”、“憲政”等是遏制腐敗的有效制度安排,恰恰忽視了對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制度運作基礎的關注和思考。如果沒有社會廣泛存在的深厚宗教傳統,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制度運作的效果實難預料。對于現代社會政治的良性發展來說,它雖然不需要每個人都成為道德高尚的圣徒,卻需要社會的大多數個人必須具備起碼的自律和責任倫理意識,否則社會治理極可能受挫。從宏觀社會治理角度來說,如果社會中的大多數個人沒有起碼的自律和責任倫理意識,極可能出現“法不責眾”的現象 ;從微觀政治運作角度來說,一個缺乏起碼自律和責任倫理意識的人一旦掌權,則極可能踏上腐敗之途。

      因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要實現實踐超越,需要政治價值體系的倡導者樹立責任倫理的取向,并以此引導自己的政治行為。

      四、實踐理性的感召

      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不僅是一個理論理性的問題,更是一個實踐理性的問題。然而,一些理論研究者往往注重理論理性的力量而缺乏實踐理性的勇氣。這使得一些理論研究者常常基于理論理性圍繞著某個思想理論觀點的真確性在理論上展開相互的批判、指責和攻訐。并不是說在理論上的相互的批判、指責和攻訐不需要、不合理,相反,健康合理的相互理論批判和論爭是思想理論觀點獲得發展和推進的強大動力,在對立面的相互批判和論爭當中,能夠使一種思想理論觀點發現自己的理論盲區、審視自身的不足和漏洞,以利于自身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但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來說,過多理論上的相互批判、指責和攻訐卻可能引致兩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過多的相互批判、指責和攻訐往往是缺乏寬容意識的表現,并強化相互的不寬容意識,甚至走向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在相互的批判、指責和攻訐中,各種政治價值為增強自身的論辯力,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掩蓋自身存在的問題或不足,通過極力詆毀對方的缺陷來強化自身 ;而很少注意甚或掩蓋對立面的合理觀點和視角,走上非此即彼的論辯謎局 ;甚至借助某種外在的強力以推行自身而壓制、清除各種其他政治價值,圍繞政治價值的論爭導致你死我活的暴力斗爭。

      以民國初年的中國思想界為例,各種“主義”在“五四”前后紛紛流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科學主義等理論思潮通過影響知識分子階層,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發展。但由于我國在家庭和宗族共同體之外缺乏廣布的自治共同體,個人在家庭和宗族之外基本上是原子式的存在,這使得“主義”之間的相互批判、指責和攻訐最終走上了你死我活的爭斗:究竟什么樣的“主義”是合理的、是科學的?并在對科學真理標準的爭奪中互判其他“主義”的“死刑”,如“打倒孔家店”的呼喊、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固守傳統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論爭等一時甚囂塵上,值得我們今天做深深的反思。

      其二,過多的相互批判、指責和攻訐往往強化政治價值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導致人們機會主義政治行為方式的泛濫。思想、價值領域不像經濟、政治領域。在經濟、政治領域,一種力量的衰落總是伴隨著新生力量的成長和替代。但在思想、價值領域,一種主導的思想、價值被否定,并不意味著其他思想、價值就能填補其主導地位或承擔其功能。典型如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否定了傳統的道德觀念以后,社會并沒有自發生成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道德體系,今天,道德建設依然是我國社會發展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同樣面臨這個問題。當代中國依然還是一個原子式個人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一旦各種政治價值在相互的批判、指責和攻訐中走向互相否定,極可能強化政治價值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導致人們機會主義政治行為方式的泛濫。

      人類的政治價值體系發展史充分表明,某種政治價值要在社會政治發展中確立主導地位,形成政治文化傳統,依賴的不僅僅是其理論理性的力量,更需要這種政治價值的宣傳者、信奉者基于實踐理性基礎上的人格魅力的感召。在近代中國各種“主義”的競爭中,“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之所以能夠獲得人們的認同和擁護,之所以能夠獲得政治實踐的巨大舞臺,不僅緣于各種有利于“社會主義”生長的內外在條件,更緣于廣大共產黨人在各種艱難困苦和不利的環境中提供的人格魅力的感召,更緣于通過自身艱苦卓越的努力和奮斗 ;而“社會主義”在今天一定程度上面臨的危機與挑戰,原因也并不在于其理論理性的式微,而主要是由其信奉者和宣傳者實踐上的原因所引發的,如一些黨的領導干部的腐敗、某些共產黨員的機會主義行為方式等。

      在我們很多中國人眼中缺乏理論理性支撐的基督教,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學理性和啟蒙運動的雙重沖擊下,并沒有退出西方的社會政治舞臺,甚至為西方社會政治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道德基礎?雖然西方人也曾經宣判了“上帝”的“死刑”,但是他們靠的正是千千萬萬虔誠基督徒的身體力行。

      多元政治價值互競不應該是政治價值的衰落、虛無和多元俱損,使人們在政治價值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中喪失對某種政治價值的認同和信奉,感到政治生活的無意義感,以及對社會政治生活的普遍冷漠和反感,而應該是形成一個多元政治價值在互競中的繁榮、興盛的局面,進而滿足人們對多元政治價值理解、體認和選擇的需求,以及為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提供多元政治價值意義知識網絡的支撐。要實現這一點,就要求在多元政治價值的互競中,每一種政治價值的宣傳者、倡導者都應該反觀自身,“在公共生活中通過自己的言、思、行而實現抱負,追求道德高尚的生活,運用一切有價值的力量來完善自身,對人性懷有深刻的尊重,在不斷追求精神理想中培養健全的理智和美德。同時,努力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造就和提攜才華出眾、品格超群的同類,并且對民眾具有一種廣泛的關懷、尊重和熱愛”,以增強這種政治價值的實踐說服力、吸引力和人格感召力,吸引人們向這種政治價值靠攏,爭取自己的信眾 ;而不應該僅通過貶損、譴責甚至壓制他元政治價值來推行自己的政治價值,更不應該強迫人們接受自己的政治價值。而在多元政治價值的互競當中,若要保持某種政治價值的一元主導地位,發揮主導政治價值的功能和作用,也應該通過這種政治價值的說服力、吸引力和人格感召力來實現 :既批判地吸收他元政治價值的合理因素,而不是一味地貶損、譴責甚至壓制他元政治價值 ;又通過這種政治價值的宣傳者、倡導者自身的身體力行來贏得更多的信眾,讓人們在寬松而充滿活力的政治環境中接受這種政治價值、自覺自愿地選擇和認同這種政治價值。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價值體系構建的實踐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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