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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協商嵌入公共決策的研究

    時間:2014-12-17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9642字
    論文摘要

      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還,西方理論界興起了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高潮。之后,協商民主在中國漸次成為理論研究與實踐嘗試的新寵,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從規范理論層面來看,協商民主是今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發展重點,也是我國轉型時期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從規范性視角來看,治國理政往往離不開公共決策,協商民主通常被視為一種闡釋政治決策合法性的理論,或者說,民主背景下公共決策需要通過協商來贏得決策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有基于此,美國學者杰克·奈特和詹姆斯·約翰遜就認為,“民主是約束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民主的制度安排既包括正式或官方的決策論壇,也包括延伸的次級組織環境。”

      從實踐操作層面來看,協商在政治生活中如何有效地展開,如何破解卡羅琳·亨德里克斯所言說的“協商民主也正面臨著與真正的政治實踐相脫節的危險”,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協商與決策是現代性政治不可或缺的行為、過程與環節,然而,在協商與決策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有一段有待厘清和填補的空白地帶,從而將現代民主中的協商與決策有機聯系起來。

      一、民主協商:公共決策贏得合法性與正當性基于對選舉民主

      偏離民主本意和選舉民主導致了一系列現實的缺憾,西方學者在挖掘古希臘民主思想資源和現代性民主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協商民主理論。

      從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協商民主不僅溢出西方發達國家邊界而延伸到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而且已從國內政治擴散到國際政治領域。可以說,協商民主一經問世,就引起眾多中外學者側目,并賦予其崇高的理論想象與實踐期盼,以至于,有些學者稱之為一種新的民主范式或模式。將協商民主稱為一種新的范式或模式,是基于對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兩者關系不同的判讀。這種判讀認為,兩者是各自獨立的民主模式,它們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替代關系論”認為,協商民主高于且優于選舉民主,有了協商民主,選舉民主有還是沒有就變得無所謂了。然而,從民主政治的規范理論與運行邏輯來看,用“相互彌補”來理解兩者的關系更準確。“彌補關系論”認為,作為兩種不同模式的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對后者的一種彌補與完善。“‘協商民主’理論并沒有直接否定代議制民主的自由民主承諾,相反,它主張以能鼓勵互動討論和偏好轉變的其他制度來補充這一承諾。”

      協商民主,是協商與民主的結合體。對協商民主是否可欲的回答,其關鍵在于協商對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正當性與實踐合法性的證成,也就是說,協商是否能成為完善現代政治過程、拯救代議制民主之弊的利器,對此,基本上是圍繞著協商的本真性旨趣與工具性價值來進行的,“人們出于不同的理由提出協商: 一些人認為協商本身就是值得倡導的; 另外一些人則從工具性角度看待其價值。”

      協商的本真性旨趣,旨在從人的自我理解,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視角來理解和證成協商對政治生活的意義。按照黑格爾的觀點,人的存在的最高階段是主體間的彼此承認,只有在得到他者對自我的承認之后,我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人類學意義上的價值是什么?

      黑格爾明確指出,它就是相互承認的概念。相互承認是自我意識論的一個基本內容。生命的價值或人類的價值就在于諸多欲望和自我之間相互承認其為人,相互承認各自的獨立和自由,相互承認其具有高于動物的人的本質和尊嚴。”

      實現公共協商就是實現人與人相互承認的重要途徑。當代黑格爾主義者查爾斯·泰勒在此基礎上,進而將自我認同( 自我理解) 歸結為我與他者的對話關系,“人類生活的本質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對話特征。只是因為掌握了人類豐富的語言表達方式,我們才成為人性的主體,才能夠理解我們自己,從而建構我們的認同。……我的認同是通過與他者半是公開,半是內心的對話協商而形成的。”

      當代著名協商民主理論家詹姆斯·博曼也認為,協商本質上是一個話語的過程,體現為對話關系。由此可見,從人的自我理解和人際關系視角來證成協商的正當性,是以從人與人通過語言的交流、溝通得到相互的承認、進而就公共議題達成共識而獲得。哈貝馬斯針對現代早期的主客兩分所帶來的自我與他者的割裂,提出了主體間性與交往行為以期來解決現代性政治的困境。哈貝馬斯認為,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技能,交往行為就是行為者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從而達到相互理解,形成共識,從而增強人類合作和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交往行為理論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型人際關系———主體間性,替代近代主客兩分的主體性,它強調他者并非客體,人與人之間應該是一種“主體 - 主體”之間的雙向互動。“這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應相互承認、相互尊重。

      那么“他人”在“我”的眼中就不是競爭對手,而是相互依賴的伙伴,這是哈貝馬斯理想中的互動關系。哈貝馬斯認為只能通過語言這個紐帶才能實現交往行為,因此主體間性就體現在人與人之間平等、無強制的相互協商之上。哈貝馬斯甚至認為,民主就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協商之中。

      正是基于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哈貝馬斯在對自由主義民主和共和主義民主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三種現代民主規范模式———協商民主,以此來增強了公共決策合法性,“話語理論吸收了兩方面的因素,用一種理想的商談和決策把它們融合了起來。這種民主程序在協商、自我理解的話語以及公正話語之間建設起了一種有機的聯系,并證明了這樣一種假設,即在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結果是可以取得的。”

      從工具性視角來證成協商的正當性,主要是基于后果論的判斷,期盼協商在公共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與功能。首先,協商可以彌補代議制民主背景下公共決策之弊而獲得證明。代議制民主將選舉、票決作為衡量民主與否的試金石,關注政治人物的選舉、公共決策時的票決,忽視選舉前、決策前的協商,使公共決策成為一種“精英”政治,而很少有聽取民意的管道。在協商民主約束性的公共決策,將協商置于公共決策之前,體現了決策的民主性,增加了民主過程的合法性。“協商是針對各種各樣在當代民主中最普遍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如糟糕的決策、斷章取義的政治、低水平的參與、不斷下降的政府合法性及無知的市民等。”

      其次,民主協商有利于公民的決策參與。讓受到公共決策影響的利益相關者通過協商方式來參與決策,本身就是對民主的公民參與功能的一種恢復。從民主的成長史來看,古希臘民主的實質是一種參與性民主。在古希臘雅典,具有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生活在兩個不同領域,即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私人領域表現為家庭和經濟領域,公共領域則為城邦政治生活。所有具有公民資格的雅典人,要想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必須參與城邦的所有公共事務和公共決策,因此,參與是古希臘民主的內在機制與環節。作為現代性的代議制民主,其日常政治過程( 包括公共決策) 是由政治人物和官僚體系控制與運作的,幾乎沒有設計公民參與的環節與渠道,正因如此,盧梭曾經批判性的說到,這種民主模式只有在選舉時才能體現,在選舉之后選民就等零。退一步來說,盡管有時代議制也可能讓公民參與到政治中來,但是這種參與是偶然性或低水平的,“聚合的自由主義認為參與作用相對較弱,因為參與最多只在少數情況下如何選舉時才是重要的,并且參與目的有限。”相反,協商民主是經常性的,是公民對政治生活、尤其是涉及到公眾利益的公共決策的深度參與,這種高水平的公民參與,可以使公共權力運作合理化,公共政策贏得合法性與正當性。第三,協商可以化解分歧,實現公共利益,達成政策共識,提升決策質量。復雜性和多元主義是現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多元主義背景下,個體與團體存在著多元利益訴求、分歧的道德價值和政治觀,而協商是解決相互競爭相互沖突的道德和政治觀的最佳制度機制,因為,通過民主協商可以對公共利益的分歧進行討論,從而努力消除分歧,達成協商共識( 哪怕是低度的共識) 。協商共識不僅有利于促成體現公共利益的決策,而且有利于提升決策質量和決策的執行效能。“根據多數協商民主的支持者的說法,當政策通過公共商討和辯論的途徑制定出來,參與其中的公民和公民代表超越了單純的自利和有局限的觀點,反映的是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時候,政治決策才是合法的。所以,很多社群主義批判者提倡公共協商,將它作為一種達成共識并改變公民有限的和自利的視角的途徑。”

      在協商民主的約束條件下,協商與決策是先后勾連的政治行為,一般來說,協商在先,決策在后,只有設計好協商范圍、規模建構其一套完整的程序與制度體制,將兩者鏈接起來,才能保證決策的合法性,“如果協商與決策時機之間沒有明確的以程序保證的固定聯系,那么決策就不能宣稱享有源自協商的合法性。”

      二、領域與規模:民主協商的寬度與限度

      理性審慎的協商是協商民主的壓倉石,也是公共決策贏得合法性與正當性的關鍵。然而,在哪些領域、何種層面以及以何種規模開展協商尚未形成共識,仍是一個有待于探討的問題。“在協商民主理論中,關于產生政治合法性的協商應置于何處,仍存有很大分歧———從代表性到非代表性的實體,從正式到非正式的領域。”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其實涉及到民主協商展開的寬度與限度。

      民主協商的寬度。按照埃爾斯特的說法,協商民主是自由平等公民通過討論作出決策的過程,或者說,協商民主是生成公共決策的治理形式。公共決策有著寬泛范圍和多種層次,那么是否所有領域和層次都適用協商?

      對此,西方學者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哈貝馬斯認為協商并不是適用于所有的決策環境,他提出了協商民主的雙軌模式,即公共決策有非正式公共領域和正式公共領域,而協商與決策分別位于兩者。也就是說,在非正式公共領域( 公民社會的各種論壇) 中適用包容性協商,在正式公共領域( 議會或法院) 中適用于無偏見的或正義的決策,而不適用協商。非正式公共領域協商中產生的政策意見,將在公共領域決策環節給予重視與討論,并形成公共政策。“在雙軌模式中,協商存在于非正式公共領域,扮演者‘發現的背景’的角色; 而決策存在于正式公共領域中,并扮演了‘正當性的背景’的決策。”

      無獨有偶,德雷澤克也認為國家政治機關不應該實施協商制度,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才是民主協商的天然場所。為何不把協商安置在所有的領域呢? 德雷澤克認為,在公民社會中實現民主協商,使得民意不僅獨立于國家權力,并且可以與國家權力相抗衡,而在國家政治機關也實現協商,則可能成為一種虛設,“他擔心依附于國家的協商民主制度會被當權者蓄意削弱甚至顛覆,成為潛在的麻煩制造者在選舉時的工具,或只是一個虛飾,而決策仍按傳統的政治方式獨自作出。”

      而公民社會中的民主協商獨立于國家權力并與國家權力抗衡。與之相反,另一些理論家認為,民主協商應該可以在不同領域內開展,“朱迪思·斯夸爾斯認為,按照哈貝馬斯兩個領域的劃分,理性審慎的協商理應存在于兩個領域,即協商應該在正式協商及決策領域( 議會或法院) 和公民社會中非正式公共領域內產生。

      “在民主系統內部,一般認為目前協商階段的要素包括協商論壇、城鎮會議、經設計的協商次數、公民陪審和協商投票( 即一小部分隨機抽取的公民聚在一起,討論時下關心的問題,以希望影響政府政策) 。但似乎應把議會、行政和司法系統也作為協商的場所。”

      薩沃德和愛麗絲·楊支持這一觀點,與斯夸爾斯不同的是,他們倆認為前者體現是一種非規范性協商,后者呈現為一種規范性協商。

      一般說來,協商到底選擇在哪些領域展開,往往與協商規模有關,然而協商規模是可以通過選舉協商代表加以解決,因此,我們認為民主背景下的協商要盡可能地滲透到更多的領域,不僅在正規的具有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權限的機關開展民主協商,而且要在一些不具有決策權限的領域、甚至公民社會、自治組織等領域都可以嘗試建立協商機制。就拿我國來說,通過協商形成公共決策可以在以下幾個領域與層面展開: 一是黨際協商。簡·圖瑞爾認為政黨特別適合為公民社會的協商提供聯系,通過政黨內部以及政黨之間的協商,可以引導公眾進入政治領域,能使立法機關更加重視民意; 科恩也認為政黨是開展協商民主很好的平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富有特色的政黨制度。在此制度平臺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開展黨際協商,即通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直接政治協商,和通過人民政協的制度平臺實現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政治協商。通過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民主協商,就國家和社會重大事務進行理性討論,把人民群眾意見收集起來,轉化為執政黨意志,從而轉化為人大法律和政府政策。二是人大機關立法協商。人大制定的法制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通過開展立法協商,可以增強立法的民主性、人民性、公開性和科學性,同時又可以培養公民法律意識,鍛煉公職人員執法能力和公民守法能力。三是政府政策協商。政府政策牽動著億萬人民群眾利益,面對著社會結構松動、階層多元化帶來的利益訴求多樣化和高漲的行政決策參與熱情,各級政府在制定直接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重大政策時,必須要通過制度化的民主協商,平衡各方面利益訴求,提升決策民主化程度,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近年來,地方政府通過聽證會、專家咨詢會、各種論壇等形式開展的決策協商是一種有益嘗試,需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進一步深化與拓展。四是基層群眾協商。人民群眾和社會組織是公共決策的非正式或非權威性主體,但是卻是社會( 社區) 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在基層群眾自治中,通過民主協商的形式就社會( 社區) 公共事務進行討論、交流、協商,如近年來各地涌現的民主議事會、民主懇談會、社區民主論壇、民情懇談會、民主理財會等等,有效地拓展群眾政治參與渠道,提升自治能力,豐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形式。

      民主協商的規模。在西方政治實踐中,民主采取何種模式往往與規模有關。古代希臘雅典直接民主存續的重要約束性條件,就是城邦不僅是個空間狹小的共同體,同時,具有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資格的人也不多。隨著時間轉換,近代產生的民族國家相比于古代城邦,往往都是土廣民眾,且具有政治權利的公民范圍不斷的擴大。

      對國土面積和有政治參與權人數等規模的考量便成了現代人選擇何種民主模式而不得不思慮的重要問題。美國憲法制定者正是基于對此考量,選擇共和政體( 即代議制民主) 來消解這種緊張與矛盾,“在民主政體下,人民會合在一起,親自管理政府; 在共和政府下,他們通過代表和代理人組織和管理政府。所以,民主政體將限于一個小小的地區,共和政體能擴展到一個大的地區。”

      也正是將古典直接民主轉化為現代代議制的間接民主,民主的規模問題得到了解決。其實,倡導公民政治參與的協商民主也存在著規模問題。從規范視角來看,理想的協商民主必須具備包容性和廣泛性,即“所有相關的政治共同體成員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決策。”

      讓所有相關者都參與決策,這一點只能從規范意義來論證,然而規范證明一轉入實踐運作,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煩,即如何讓以百萬、千萬、甚至數億利益相關者參與對公共議題的協商?

      于是,協商的規模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家也敏銳地觸及到協商規模,按照卡羅琳·亨德里克斯的看法,協商民主包含宏觀協商與微觀協商兩種規模,前者是指公共領域或公民社會內發生的各種類型協商形式,因為其參與者居多,因此是宏觀協商類型; 后者意指公共權威決策機關內協商,因為具有決策權的是數量有限的代表或公職人員,因此是微觀協商類型。其實,從協商現實實踐來看,宏觀協商不可能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到協商論壇,讓所有人都參與不僅難以做到,甚至存在負面作用,“建國者對于使協商成為可能的社會條件非常敏感。例如,大規模公民集會被認為是危險的,因為人數太多而無法協商,無論公民具有怎樣的思想和道德。”

      也就是說,具有實踐意義的協商在空間和人數方面都有著硬性的限定,解決之道可以借鑒雅典人的解決方案,遴選協商參與者( 代表) 參與協商,即“讓大眾選舉參與者———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隨機機會。這種解決方案與前述政治平等的根本觀點是一致的。……現代社會科學實驗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可行性,至少作為一種制度,可以為公共政策提供咨詢功能。”

      遴選協商參與者具有一些約束性條件: 首先,參與者必須是那些具有協商意愿的人。有參與權與真正享有這種權利往往是兩回事,只有認識到參與協商真正意義的人,才會充分珍惜協商機會,發揮協商效能。其次,參與者必須具有理性商談、溝通、妥協的能力,因為與選舉民主的最大不同是,協商民主的核心在于偏好的轉化而不僅僅是偏好的聚合,因此,協商者的素質、能力、甚至情緒、技巧對協商是否成功都極為重要。第三,參與者的來源與分配,應該要充分體現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公共決策最終能吸納不同階層群體利益訴求,增強公共決策的民主性。

      三、偏好轉換:協商共識的生成機制

      偏好轉化是否可能? 公共決策是決策機關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而制定集體行動方案的政治行為,其實際上要將個體偏好轉化成社會偏好的過程。由于對公民個體偏好處理方式不同,民主模式也就難以相同。古希臘政治觀倡導整體主義和美德政治的價值觀,并假定存在一個相對同質化的人群共同體,個體偏好沒有太多的分歧,個體偏好很容易形成集體偏好,或者公共決策壓根無須考慮個體偏好,因此個體偏好沒有成為古典政治的重要議題與難題。然而,現代政治觀推崇個體主義和多元主義的價值觀,而且是“自利,而非美德,被看成是政治行為的一般動力。”

      這些個體自利的偏好各不相同并且有時還具有相互競爭性與對立性,多元主義又要求尊重每個公民個體偏好,同時,現代民主政治要求必須要把個體偏好作為公共決策的基礎。在這些約束性條件下,如何解決既尊重個體偏好,又要形成集體偏好的公共決策呢? 這是個現代性的難題。自由主義民主為此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即通過投票形式和多數主義的決策方式將個人偏好聚合為集體選擇,因此,自由民主具備了非常鮮明的聚合偏好的癥候。按照自由主義民主方式對個體偏好進行聚合常常遭受到如下的責難: 一方面,即少數者的偏好為何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是否是意味著一種決策的多數暴政。另一方面,由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所作出的公共決策真能體現民意嗎? 事實上,精英決策可能會照顧到一部分民眾的利益或偏好,而忽略了另一部分民眾的利益或偏好,“政治上被邊緣化的群體如女性和少數民族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缺席或沒有發言權,這意味著他們的利益和觀點被有意排除或至少沒有得到充分表達。”

      面對這樣的難題,協商民主開出了破解的藥方,即通過理性交流、辯論、妥協等方式實現個體多元偏好向集體偏好轉變,而不是簡單的聚合,從而為公共決策提供重要參考,“審議民主的理想也是從同樣的前提出發,即政治偏好之間可能是相互沖突的,而民主制度的目標是必須解決這些沖突。但是在審議民主看來,這只能通過對重要議題進行公開的和非強制性的討論來實現,討論的目標是達成一致性的判斷。”

      偏好轉換的實質就從個體偏好中產生集體偏好,即公共利益,因此,公共協商不是原有偏好簡單取舍的聚合利益,而是產生新的公共偏好、公共利益。

      偏好轉換的前提是個體偏好是否是固定不變,還是可以變動的。個體偏好是個體對其存續而意欲獲得某種對象的愿望、需求,是對外在對象的欲求在內心的投射,因此是一種主觀的內生性偏好。美國學者森斯坦研究表明,個體偏好不是固定不變的,相反,它往往會受到表達偏好時所處的環境、現存的法律規則、過去作出的選擇、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個體偏好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個體偏好可改變為其轉化為集體偏好提供了前提,那么協商民主又是如何轉變偏好的呢?

      偏好轉化機制。公共協商往往涵蓋著對話、說理( 論證) 、理解和修正等政治行為、步驟與環節,個體偏好正是通過這些協商機制實現了轉換。首先,協商機制推崇對話。選舉過程存在著辯論,但是協商民主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對話是一種理性的觀點交流與碰撞,有利于形成理性的正義的決策共識。埃爾斯特認為,對話與理性相聯系,而討論還價和投票往往則可能受理性、利益或激情三者中任何一個的驅使。其次,協商機制關切說理論證。協商不僅僅只是表達自己的偏好,更在于對自己偏好與決策主張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進行理性論證,和對其操作性作出詳盡的說理,從而讓他者接受。在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湯普森看來,民主的實質與核心就是公民意志的表達,這種表達是通過講理的方式進行的,他們甚至將說理作為協商民主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第三,協商機制看重理解。代議制民主將多元個體利益偏好視為互競性的,在將個體偏好聚合為集體偏好時難以消除分歧、彌合差異; 協商民主則意在通過公開平等理性的說理論證,使對方能夠對你的偏好與政策主張給予理解與認同,從而促使共識形成。第四,協商機制內含觀點修正和偏好轉換行為。由于每個人偏好的獨特性和理性的不完備性,協商參與者提出政策主張以及論證過程,可能存在著偏頗性,為了形成決策共識,參與者需要不斷修正原有的決策偏好,實現偏好轉換,從而易于達成一致性,“協商民主背后一個基本動力是相信人們會在與他人的討論中,不斷調整自己對社會的看法。所以民主參與的關鍵是創造,而不是發現和聚合公共利益。”

      通過自由平等的協商達成共識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況。一般來說,在文化多元社會里,要消除所有個體偏好之間的差異與分歧,達成全體同意的一致性共識是一件不易之事。當一致性共識難以做到,可以退而求其次,能達到博曼所說的多元共識也是不錯的結果。所謂多元共識,即盡管協商者不能從理性和價值角度認同某一決策建議,但是,為了實踐和行動的需要,協商者可以秉著合作意識和及時解決問題精神,在保留自己偏好與政策主張的前提下對其他決策建議進行妥協,從而為順利決策提供基礎。

      四、意見聚合與票決:協商終止與選擇機制

      從政治過程與行為來看,協商民主的亮點在于協商,選舉民主的特色在于選舉,協商與選舉是現代民主過程的兩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或步驟。如果說,選舉民主由于忽視了協商而使自身實踐呈現出諸多弊端的話,同樣的,如果協商民主棄絕票決也將導致政治決策無限地延宕。

      因此,科沃德說到,“這意味著協商盡管可能成為民主程序的一個理想部分,但它也只能是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協商民主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完整的‘民主模式’,而只是整體的一部分。”

      從法理上來說,公共協商的主體可以是具有決策權的官員,也可是公民社會中的普羅大眾; 民主協商的平臺可以是各種組織、論壇,而決策的機構必須是具有法定權限的國家機關。實際上,民主協商可以為公共決策提供前提,也可以提高公共決策質量,然而,公共決策往往離不開選舉、投票等聚合程序。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如上所述,民主協商存在著公民社會的非正式非權威的協商和政治領域的權威協商,公民社會的非權威協商雖然能形成決策共識,說到底還只是一種意見或民意,而民意不是政策,因此協商也就不等于決策。這種民意共識要想成為法律或公共政策就必須要進入法定決策機關,由具有決策權的立法機關代表、行政機關官員或司法機關的法官進行,因此,民主協商需要中斷,終止協商程序,進入決策程序。在決策階段,決策者之間仍需要對不同協商領域提出的決策意見進行協商,這一協商是決策者之間的協商。協商未果,啟動票決與意見聚合機制,即啟用投票選擇機制,按照多數決定原則,形成法律或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公民社會的非正式協商有時也不一定就能形成決策共識,然而,由于考慮到政治實踐的效率原則或緊急狀態,必須立即形成公共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同樣需要重復協商終止和票決與意見聚合程序,“政治共同體成員在平等的基礎上都參與協商,但決策是由選舉的代表和法官制定的。決策可能受協商影響,但終將由聚合程序決定; 最后,公民可能會明白協商是怎樣進行以及聚合是怎樣發生的。”

      結 論

      將民主協商嵌入公共決策,實現協商與決策的聯姻,是一種新型有效的民主治理。深究協商民主背景下公共決策的過程機制來看,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公共決策離不開協商。然而,從協商走向決策,需要通過設計協商領域、協商規模以及一些制度體制環節將其連接起來。

      從規范推演和實證分析來看,一次完整的協商決策過程往往需要經歷三個階段———兩輪協商和一輪投票決策等過程。第一輪民主協商在公民社會領域進行,不同利益相關者通過不同協商平臺進行理性協商,為決策提供民意基礎; 第二輪民主協商在決策機關展開,決策者之間的協商; 最后通過投票在多種決策方案中進行優選、過濾,從而形成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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