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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亨廷頓《第三波》中經濟發展與民主關系的理解

    時間:2014-12-0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4371字
    論文摘要

      1 相關文獻綜述

      現代西方學者關于經濟對民主化影響的觀點各不相同,基于 20 世紀出現的民主化興起、之后的專制回潮以及隨著各國發展,再轉變為民主化復蘇的種種現象,學術界多位學者當中,有的學者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對民主化轉型起到了決定作用, 有的學者認為經濟發展對民主化轉型和鞏固沒有多大影響, 有時候反而起到抑制作用,之后更多學者反駁了以上觀點,并有力證明了經濟發展水平對民主化的促進作用。

      1.1 1965 年之前的民主化興起

      現代西方政治學者大多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 實現民主化的幾率就越大。 1959 年開始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可謂是當時轟動一時并對之后乃至現在還被大量引用的民主理論,其中,李普塞特算是現代化理論的奠基人,他在《政治人》一書中指出:“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城市化、財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 并且論證了財富的積累與民主化進程具有更加密切的關系。 達爾也認為“一種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它所造成的社會,它所引起的,為它所特有的經濟增長, 這一切對于發展和維持民主政治制度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條件”。 所以,基于現代化理論的迅速傳播,涌現了一大批經濟決定論者。

      1.2 1965-1980 年間的“專制回潮”

      拉斯特在《民主過渡:一個動態模式》一書中,極力反對經濟決定論的觀點, 他強調的是民主化在不同政體背景下的進度和發展可能性完全不同, 認為政治主張的行動主題是民主轉型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也許會在民主準備階段發生,但是說明不了經濟對民主化的促進作用, 其他因素也可能引起相同的情況發生。 海格德和考夫曼從另一個角度來批判,在《民主轉型的政治經濟學》中,他們兩人通過研究當時 27 個轉型國家的民主進程,反駁了經濟發展的理論,反而推出經濟危機對轉型的意義的命題。 他們了解到,在 27 個轉型國家里只有 3 個國家在轉型期間發生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現象,其余國家均發生了經濟危機。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戰現代化理論的成果也逐漸出現。 其中最系統的反駁李普賽特命題的是普沃斯基等。 當時他的《民主與發展》一書出版后,引發了互相爭論的兩大派別。 在他看來,經濟發展可以說是民主化進程中的內生化因素;經濟因素可能更合理地被稱為是促進民主鞏固的因素,而非轉型的有利因素。 基于這兩個觀點,他承認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正相關關系,但不是必要的關系。普沃斯基用大量的國家數據和統計分析方法解釋了為什么他認為經濟發展不一定引發民主和經濟發展可能鞏固民主的論調。

      1.3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民主復蘇

      著名學者波伊克斯的《內生性民主化》一文最先對普沃斯基的“外生性理論”進行批判。 通過對普沃斯基的數據來源進行分析,他得出普沃斯基的數據存在選擇性問題。選擇的國家當中,一些是 1950 年之前就已經民主化的國家, 那選擇它們還有什么意義,他指出,應該選擇那些還沒有民主化的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他通過對 1950 年之前的國家數據分析得出, 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化既是內生的又是外生的關系,且經濟發展對民主鞏固基本不存在影響。 換言之,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內生性解釋比外生性解釋更具有說服力。 波伊克斯的論證可以說是對盛極一時的“外生性理論”的重創,也是對李普賽特命題的一次有力挽救。

      英格里哈特等也對普沃斯基的觀點提出質疑,反駁普沃斯基的分析忽視了窮國和富國政權穩定性的不同。普沃斯基雖然論證了很多高收入的國家是專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的國家,但是他忽視了一點, 即更多的高收入民主國家幾乎沒有民主倒退的趨勢。

      該書指出,“在人均收入 1 000 美元之下的國家,向民主轉型的次數僅僅是向專制倒退次數的 1/10。但在人均收入 7 000 美元以上的國家,向民主轉型的次數則是向專制倒退次數的 28 倍。”另外,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會條件》 一文中與英格麗哈特的觀點相似。 他指出,在 1950-2000 年間的 116 個國家,發生的 348次民主轉型的事實依據說明了“在經濟發達國家里,轉型更容易向民主而不是專制方向發展”這一結論。

      另外,在量化研究方面,很多政治學家也對這種“經濟促進說”和現代化理論作了支持的論斷。其中有波倫的《政治民主和發展的時機》,該書駁斥了“早期民主化國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發國家所重復”的觀點,通過統計分析他指出,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市場化程度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而各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各不相同, 后發民主化國家的民主道路與先發民主化國家的道路也是有差異的。 杰克曼的《論經濟發展與民主表現的關系》一書主要是支持了民主的“經濟門檻”說,他利用線性回歸的經濟測量方法得到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之后的國家,其經濟發展與民主鞏固呈邊際遞減關系。 還有政治學者伯克哈特等人的《比較民主:經濟發展命題》一書,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數據庫來測試李普賽特命題。 之后的許多政治學家再次論證了李普賽特的觀點,普遍認為,影響民主轉型的一個顯著因素就是經濟發展水平, 而其他因素都是隨著經濟條件變化而隨之改變并間接影響的因素。

      2 對亨廷頓《第三波》中經濟發展與民主關系的理解

      2.1 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化呈正相關關系

      亨廷頓認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極其復雜的,并可能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 經濟因素對民主的影響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說它是決定民主的決定性因素,也不是說經濟的發展是必要或充分條件, 經濟發展對政治民主化只是促進作用。 從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就可以看出,影響民主化的因素每一個時期都不同,發生浪潮的原因在民主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但是, 必須可以確定的是, 經濟發展不管對哪一次民主化浪潮都具有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即兩者具有正相關關系。

      亨廷頓認同西方政治學學家們的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推動民主轉型的觀點。 他認為,民主化的國家一般是那些經濟發展水平處于中等階段的國家,因為在貧窮的國度里,人民基本的溫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國家和政府以及公民根本沒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如何民主化或者是否要建立民主政體的問題。 他們首要緊迫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而相對地,那些富裕國家基本上都是已經民主化了的國家, 不管是否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順利前進,其之前都是經過民主化改革的。 通過經驗型的歸納和數據統計顯示,1989 年除了 3 個石油輸出國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新加坡外,在人均收入 6 010 美元(西班牙)到 21 330 美元(瑞士)之間有 20 個高收入國家均為民主國家,而40 個非民主國家的人均收入情況是從 130 美元(埃塞俄比亞)到450 美元(利比里亞)不等,即它們都是低收入的非民主國家。 這樣在兩者之間,我們會想到,那個促使民主化發生的人均收入臨界點在哪里? 也就是亨廷頓所說的“轉型帶”(transition zone)。 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進入轉型帶時, 它就會出現向民主化過渡的前景。

      2.2 經濟發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礎

      從書中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來看, 亨廷頓所說的經濟發展的涵義有三: ①該國經濟發展不只是像單憑產油國家那樣的經濟增長,而是要涉及工業發展,并且具有廣泛的基礎。

      ②經濟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的變遷, 從而便會推動民主轉型。 這里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會推動社會中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 一個發展壯大的中產階級也會直接地對民主化產生有利影響。 因此,在第三波的民主化運動中,“幾乎在每一個國家民主化最積極的支持者都是來自中產階級”。 ③經濟發展意味著經濟增長,但不包含經濟危機。 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平穩增長且不發生經濟危機,那么這個國家的民主化道路實現就指日可待。

      亨廷頓總結到,在第三波中,經濟發展超過轉型帶,達到實質水平,且只伴隨短期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是實現民主體制轉型最易成功的時候。

      為什么說經濟發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礎, 對此亨廷頓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首先,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意味著國家財富的積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因此,會導致更多的經濟體系出現, 這樣經濟體系的增多會使國家的權利難以集中,并且各種利益集團也會爭取話語權,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因經濟地位的顯赫而提升。 這就要求國家要開始權利分化,決策權分散開,這些現象將有助于民主化進程的發展。 其次,他認為,經濟發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上升,一些除了溫飽問題以外的要求和權利隨之產生, 這樣就不得不推動社會結構變遷和民眾對自己身份的價值觀的態度轉變, 社會中組織之間的信任度增強,人民生活的滿足感提升,這些都會間接促使民主轉型的發生。 再次,亨廷頓研究了從 1960-1981 年間,發展中國家每個家庭中人民接受教育上中學的年齡團體的比例, 認為更多的人接受了教育,他們的教育程度和水平較之前大大提高,這與民主化存在高度的關聯。 另外,亨廷頓還分析到經濟發展會推動國家各個方面的發展, 使更多的公共資源和個人資源都得到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和利用, 這樣互利合作的經濟模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是與政治上流行的融合和妥協策略相似的思想觀念,會同時促進民主化的發展。 最后,盡管經濟發展常常在短期內可能導致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嚴重化, 但從長期規劃來看經濟發展將更有助于更加平等的收入和分配。 民主并不代表絕對的平等,徹底的經濟平等是不存在的,而經濟發展最終會降低經濟上的不平等,從而有助于民主的出現。

      3 對中國的啟示

      經濟發展是有助于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這是亨廷頓在《第三波———20 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得出來的一條通則。 可以說,中國當前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是有利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備受矚目, 然而發展的同時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這些改變能夠促進民主化進程。 可以看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過度的控制得以放松,各項決策權得到了分散,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的話語權、選擇權和自主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這些都為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顯然有利于民主化的發展。 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目標中,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只有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才能為中國民主化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我們不能相信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某種程度的某一天,民主化會自然降臨的荒謬假設,而應該加大力度, 在中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適宜地加快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1]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 [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達爾.論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Juan Linz,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Consolidation[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4] 亨廷頓 . 第三波 ———20 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 [M]. 上海 : 三聯書店 ,1998.
      [5]Carles Boix,Sebastian Rosato.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1800—1999[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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