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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西方政治運作的不同及其思考

    時間:2014-12-04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5958字
    論文摘要

      政治運作因政治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探討和研究我國政治運作及特色,對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道路、理性參與政治生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研究政治行為,了解各種政治行為實施的方式和途徑,是合理安排政治制度、明智地參與政治生活的必要條件”。

      一、政治運作的科學內涵

      政治運作是指政治行為主體為實現特定目標,按照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要求,圍繞公共權力展開的社會活動。其主體是政治行為主體:包括國家、政黨、政治社團和政治人,其中,執政黨和國家是宏觀主體,在野黨和政治社團是中觀主體,政治人是微觀主體。其目的是實現特定目標:執政黨和國家的運作是維護社會、政治秩序,實現或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在野黨和政治社團運作是為了使公共政策偏向于自己,實現利益最大化,最終實現或維護本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根本利益;政治人運作是為了實現或維護自身利益,“利益是社會成員政治行為的動因”。

      其實質是政治行為:即“人們在特定利益基礎上,圍繞著政治權力的獲得和運用、政治權利的獲得和實現而展開的社會活動”,是政治權力和權利的動態表現;政治權力的動態表現是制約、支配和控制行為,即政治統治、管理和斗爭;政治權利的動態表現是政治參與,“政治行為主要表現為政治斗爭行為、政治統治行為、政治管理行為和政治參與行為”。

      其依據是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要求:政治制度規定了各政治行為主體的行為,確保了政治運作秩序;政治程序規定了政治運作的步驟等,因此,政治必須按一定政治制度和程序的要求來運作,“政治行為以一定的政治機構為框架,以一定的政治規范為準繩。這樣,政治行為才顯得有序,社會才能生存”。

      其特點是圍繞公共權力展開:“人們的政治行為都是以政治權力為中心內容展開的”。

      二、中西方政治運作差異

      (一)人性論和經濟基礎、經濟形態和產生途徑等不同導致運作差異

      從人性論基礎看:中國從孟子開始就強調人性善,主張通過統治者發揚善性治國平天下,注重內部制約和道德監督,導致“人治”;西方從人性惡出發,強調統治者可能干壞事,因此,要制定嚴密的法律從外部監督以防止它們干壞事,導致“法治”。

      從經濟基礎看,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在封建社會中,中國兩千多年實行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最終所有權屬于國家,國家可直接對農戶征稅、征兵等,地主占有的土地國家可隨時剝奪,導致國家、地主對農戶實行雙重控制,形成中央集權;西方主要實行封建領主土地私有制,權力恩賜制,即權力隨土地分配而分配,導致權力分散,加上為避免專制和權力專斷,形成分權制衡。在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人人占有生產資料,人人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這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私有觀念、個人利益至上,個人主義盛行,為確保個人、集團利益最大化,往往參與政治,爭權奪利。

      從主要經濟形態看:中國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直到今天中國農村仍以自然、半自然經濟為主),這既導致了經濟上個體對國家具有強烈依附性;西方則較早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發展既導致了平等、自由等民主觀念,又導致了個體權利本位,個體對國家具有獨立性,還形成了公民文化,為民主和分權奠定了經濟基礎和內在要求,“商品經濟的發展,煉就更多的參與型公民”。

      從產生途徑看:執政黨的產生中,中國執政黨是為完成歷史任務、適應政治斗爭需要而產生的,其執政地位往往是政治斗爭中形成,再用法律加以規定的,它有較完整的、履行國家機構職能的組織機構體系,通過在各級經濟政治等組織、機關中建立的黨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政治和組織等方面的領導來控制國家和社會。西方執政黨往往起源于議會斗爭,是為參加、贏得選舉而產生的,其執政地位往往由選舉決定,組織機構不健全,不具有國家機構職能。

      從自然科學的發展程度看: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注重人倫關系調節,禮義規范高于一切,提倡人為了符合某種禮義規范應該犧牲自己的利益,“重義輕利”被視為高風亮節、品格高尚;西方自然科學發達,比較重功利和實效。

      這一切導致了中西方政治運作差異。

      (二)運作差異主要表現為執政黨權力和國家權力運作的不同

      從執政黨權力的產生及運作看:第一,從執政方式看,西方執政黨往往在贏得選舉,并組織起新一屆政府之后就“退居二線”,一般不干預政府決策,更不直接處理政府的內政外交事務;中國則不是。二者的主要區別:一是執政黨與其他政黨的關系是否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二是執政是否是指掌握了從國家整體到部分的全部權力;三是執政是否是指在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比較直接的領導。“是”的就是中國執政黨的執政方式。

      第二,從執政黨權力運作看:在組織選舉上,中國執政黨往往自己提出候選人、組織參加選舉等,選舉結果不改變、相反會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執政地位;西方選舉往往由選舉委員會等組織,各政黨都可按一定程序提出本黨候選人、展開競選等,選舉結果決定是否執政。在組閣方式上,中國執政黨單獨組建政府;西方執政黨在總統制國家由執政黨單獨組建,議會制國家往往聯合組建。在執掌政權上,中國執政黨往往通過黨的各級組織機構執掌全部國家權力;西方執政黨往往聯合、執掌部分國家權力(行政權和部分立法權)。在人事制度及黨、社關系上,中國執政黨影響“文官”及文官制度,實行“黨管干部”原則,執政黨領導、支配政治社團,協調社團間的關系;西方執政黨不影響文官及文官制度,實行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離,政務官隨選舉結果的變化而調整,事務官則保持相對穩定,它與社團的關系是利益競爭、剝奪、相互利用等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表現為資產階級政黨權力與利益集團權力之間的關系,由于私有制的存在,這種關系首先是一種利益的相互爭奪關系”,“另一方面,這種關系又是一種利益的相互利用關系”,第三,從執政黨與國家的關系看:中國是先有執政黨,后有執政黨領導的國家;西方是先有國家,后有執政黨。中國執政黨的組織機構設置往往與國家機構的設置是并行的,執政黨權力體系與政權體系既各自獨立運作,又相互聯系:即執政黨權力體系領導、控制政權體系。

      西方執政黨的組織機構設置與國家機構的設置不是并行的。第四,從執政黨與軍隊的關系看:中國軍隊必須無條件地置于執政黨領導之下,軍隊最高領導和指揮權集中于執政黨的最高領導機構。

      西方國家的軍隊只向國家負責,產生于政黨之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從國家權力的產生及運作看:首先,從國家權力實質及運行特點看,中國是赤裸裸的族姓之間的征服和統治,是族姓統治的合法武力;西方是“駕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

      運行特點上中國從古到今國家權力的運行都伴隨著濃厚的血緣關系、家族統治、宗法制度和道德因素,強調內部制約和修身養性;西方權力運作往往利益色彩濃厚,強調外部制約。

      其次,從國家權力運作看,第一,從權力分配看,中國在1949年之前權力橫向分配往往是中央集權、專斷,縱向分配實質上是世襲;之后橫向上是選舉,縱向上是法定。西方權力分配在古代橫向上有集權、專斷,有選舉,縱向上有世襲和法定;其主要區別在于:橫向分配上中國傾向于集權,西方傾向于分權。第二,從權力運作看,在運作性質及領域上,中國歷來強調家族性、家族統治和家族管理,實質是對農、牧民階級的統治和管理,國與家(君主的家)往往合二為一;西方權力運作從自然法理論出發,強調公共性、管理性和服務性,掩蓋階級性;運作實質是對無產者和勞動者的統治和管理,是對公共領域的統治和管理,因為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民主、自由觀念深入人心,市民社會逐漸成熟。在運作手段及國家與社會關系上,中國在手段上歷來注重道德教化和思想控制,強調政治文化功能,主張“王道”,為此,一方面歷來強調國家至上,強調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利益的原則來處理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另一方面,從超越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三個層面論證國家合法性;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中國歷來強調強國家、弱社會。西方在手段上注重經濟控制,強調經濟實力和物質基礎,主張“法治”:一方面強調個體、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主張個人利益至上,并按照國家、集體服務于個人利益的原則處理,認為君王產生于人民,應對人民負責,另一方面,從神權和程序化等途徑強調權威,增強合法性;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強調國家和社會互動,主張公共權力確保公民政治自由、權利等,強調弱國家、強社會。在運作原則及方式上:原則上中國強調議行合一,西方強調分權制衡。方式上中國主要強調運用傳統政治文化加快政治社會化進程,弘揚主流政治文化,培養統治階級需要的政治人才;西方強調運用神權和社會契約論來論證統治的合法性。在運作模式上,中國強調自上而下,注重權力的縱向運作,一般表現為垂直運動、集權和專斷;西方往往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互動,權力橫向和縱向運作并重,縱向上表現為單一制和聯邦制,橫向上表現為分權制衡。在權力制約上,中國政治文化鑄造的“集體無意識”則強調仁義禮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親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通天人一內外,內圣外王。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是重外部調節,即通過一定的政治制度、權力運用、法律制度等機制調節人的行動,達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

      再次,從治國方略、治國之道及政治體制的建立思路看:第一,治國方略上,中國主德重德,儒家政治文化講求禮,也講求法,把禮法關系定位為“德主刑輔”,其人治政治包括:一是注重賢良;二是注重禮法德刑的關系:強調禮為本、為體、為主,法為末、為用、為輔。西方主法重法,致力于正義國格的追求,其以法治國思想認為,法律擁有超越時空的權限,法律永遠高于人。第二,治國之道上,首先,中國尋道,西方窮理,中國最終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國之道和做人之道,而西方文化追求科學理性。其次,中國對治國之道的探尋和西方對國家本質研究的側重點是不同的,中國歷來關注治國之道,追求德、禮、政、法的統一結合,強調以民為本。西方政治文化傳統崇尚理性主義,注重政體研究,對公民的“自我”表現關切。

      第三,政治體制建立的思路上,中國政治體制設計的導向則適應中國國情采取一元化,中國早期國家如夏商周無一例外都是巫———王合體的一元權力結構。西方政治體制設計的導向實行多元化,政治體制建立思想的不同,形成了中西在政治局面上表現為一統天下和分立主義的不同。

      三、對中西方政治運作差異的現實思考

      (一)政治運作因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中國的政治運作有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因此,既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理解中國政治運作,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的政治運作模式,又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中國化進程,還要吸收人類政治高效運作的一切積極成果,但我們絕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運作模式。

      (二)中國特色的政治運作模式

      在執政黨權力的運作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全面領導,掌握包括軍隊在內的全部國家權力,形成一個領導核心,才能確保黨和國家權力正常運作,確保社會、政治穩定。

      在治國方略上:堅持“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德治”和“法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并隨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適時調整“德治”和“法治”的內容、方式和重點。

      在價值觀念上:堅持國家至上和集體主義原則,堅持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個人、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原則處理利益關系和利益矛盾,大力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文化傳統,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

      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要大力培育公民社會,實現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習慣,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疏通、擴大政治參與渠道,促進政治參與和政治發展,培育公民社會,另一方面,要在黨的領導和國家推動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政府由統治型-規制型-共治型-服務型轉變,最終達到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在國家權力運作上:一方面堅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運作的有機統一,以自上而下運作為主,在黨的領導和國家推動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并擴大自下而上的權力運作,適時調整二者關系,最終達到自下而上運作為主,有效監督公共權力,防止其濫用和腐敗;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道德約束的力量協助國家權力運作,即國家權力運用道德力量作用于家庭,家庭運用道德力量作用于成員,以建立和鞏固社會、政治秩序,確保社會、政治正常運作。

      在權力制約上:堅持修身養性、道德約束為基礎的內部監督、制約與加強法制建設、懲治腐敗為基礎的外部制約的有機統一。一方面在道德教化、培養輸送政治人才時要強調人性善,修身-齊家-治國-安天下,強調道德修養、道德約束,另一方面,在制度設計、權力運作和任用、考核官員時強調人性惡,加強制度建設和制度約束,強調外部制約,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

      在政治理想上:實現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社會———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即以家庭為最小單位,以社區為基礎,以道德約束為內在動力,以法制約束為外在動力,以和諧為目標的、以同輩平等、長幼有序的大同社會。它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人人平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理想社會,它既具有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等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征,又具有注重道德約束、遵守孝悌、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等中國特色。

      (三)采取有效措施,確保我國政治高效運作

      一要按“三個代表”要求,全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黨的執政、領導和工作水平,使它真正根據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關鍵;二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完善政治制度,細化政治程序,降低運作成本,這是重點;三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探尋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確保公有制經濟在質、量上都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確保我國政治運作的性質和方向,這是方向保障;四要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減少行政審批,增加、疏通和擴大政治參與渠道,促進和擴大政治參與,規范、完善權力運作程序,完善監督機制,這是基本途徑;五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習慣,培育公民社會,實現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這是重要組成部分;六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利用社會主義道德的約束力量協助政治權力的運作,以降低運作成本,提高運作效率,這是精神動力和重要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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