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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融讓梨”體現的儒家政治教化理念

    時間:2014-11-28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2534字
    論文摘要

      “融四歲,能讓梨。弟于長,宜先知”,《三字經》的這一表述,讓“孔融讓梨”的故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古人云:“熟讀三字經,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禮。”長久以來,人們囿于《三字經》的這一普世教化理念,將此故事定性為傳統道德層面的謙讓之禮,成為弘揚中華美德的活生生的案例。然而,有誰知道“孔融讓梨”的故事在產生流傳的過程中,一直被作為政治生態教化的工具而存在,其意義遠大于故事本身是否真實存在過。

      “孔融讓梨”的故事最早見于《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言語第二”,《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從這里可以看出,《世說新語箋疏》所引“孔融讓梨”故事,出自《續漢書》,該書為西晉司馬彪所撰,“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然自范曄的《后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這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而《藝文志》付之闕如,也就意味著我們今天來考證“孔融讓梨”的故事已經看不到在《續漢書》里的原始記載。無獨有偶,唐代李賢在為范曄《后漢書·孔融傳》作注時,也引用了《續漢書》“孔融讓梨”的故事。《融家傳》曰“:年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兩段文字大略相同,區別在于前者所引注明為“融別傳”,后者注明為“融家傳”;另外,李賢注文加了句“由是宗族奇之”,意在對孔融進行褒揚。然后,李賢此注目的明確,意在補正,原因在于范曄《后漢書·孔融傳》雖承襲司馬彪《續漢書》而來,卻沒有著錄“孔融讓梨”的故事,因此才有了李賢的補注。如果我們細作推敲:關于“孔融讓梨”的故事,《后漢書》沒有著錄,《續漢書》已佚文,《世說新語箋疏》和唐李賢注皆引自《續漢書》,在時間上,《后漢書》產生的年代要早于《世說新語》,更早于唐代的李賢。為何距離《續漢書》時間更近的《后漢書》沒有著錄呢?這實在耐人尋味。那么,“孔融讓梨”的故事是否真的發生過?還是《續漢書》的撰者司馬彪杜撰的呢?這就需要我們探視孔融其人及這一故事背后折射的政治生態觀念。孔融其人,范曄《后漢書》有傳,稱之“幼有異才”,為此,還舉了一個孔融不畏權貴的故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仆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煒后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河南尹李膺自守簡慢,不結交俗客,孔融以十歲幼齡,敢于以子弟相攀,并對小看他的李膺反唇相譏,毫不退讓,充分體現了他的膽識與謀略。相比較“孔融讓梨”的故事,范曄明顯更推崇此故事中的孔融,因此,才輟彼而錄此。在《后漢書》中,范曄著重塑造的就是這樣一個勇于反抗權貴,敢作敢為,鋒芒畢露,在亂世中與命運抗爭的孔融形象。當董卓操縱朝廷廢立時,他每每忤卓之旨,結果由虎賁中郎將左遷為議郎。后來在許昌,孔融又常常發議論或寫文章攻擊嘲諷曹操的一些措施。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鄴城,其子曹丕納袁紹兒媳甄氏為妻,孔融知道后寫信給曹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曹操不明白這是對他們父子的譏刺,還問此事出何經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當然耳。”當時連年用兵,又加上災荒,軍糧十分短缺,曹操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連續作書加以反對。后來又上奏認為應當遵照古時京師的體制,千里以內,不封諸侯。曹操懷疑他所說漸廣,更加害怕他。于是指使丞相軍謀祭酒路粹誣告孔融。這樣,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兒女皆被誅。范曄稱譽其“: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與孔融相似,范曄也生逢亂世,早年曾任鼓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后官至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因事觸怒劉義康,左遷為宣城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太守。后來他又幾次升遷,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因有人告發他密謀擁立劉義康,于是以謀反的罪名被處以死刑。近乎相同的命運,讓范曄對孔融有了惺惺相惜之感,將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孔融的身上,將其塑造成為亂世英才的形象,而如“孔融讓梨”故事里所體現的儒家“溫良恭儉讓”的禮儀規范,顯然是在亂世里行不通的,故而將“孔融讓梨”的故事輟而不錄。

      事實上,孔融本人也對儒家的孝悌觀念持懷疑態度,他曾與好友禰衡議論說:“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父親對于兒子,有什么親情可言,論其生子的本意,不過是發情的結果。

      母親對于兒子,又做了什么呢,就像東西存放在瓦罐里,東西出來了,與瓦罐也就沒什么關系了。”說到底孩子無非是父母發情的產物。這就是后世“父母于子女無恩論”的由來。試想這樣一個悖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孔融,誰又能相信他是“孔融讓梨”故事的主角呢?

      那么為何《世說新語箋疏》和唐李賢注均認定司馬彪《續漢書》著錄了“孔融讓梨”的故事呢?司馬彪是晉朝皇族,高陽王司馬睦長子。西晉承魏而來,結束了三國戰亂的局面,達到了暫時的統一。統治者需要重塑儒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西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為主以法為輔,內法外儒的政治體制,使漢朝出現繁榮鼎盛的局面。西晉統治者自然對此要有所借鑒。“孔融讓梨”的故事集中體現了“我小兒,法當取小者”中的“法”這一宗旨。這里所謂的“法”,指的就是儒家倫理思想中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大而化之,則是實現統治秩序中的等級制度的和諧。因此,在這里,孔融又變身而為維護儒家政治倫理生態觀念的楷模。

      綜上所述“,孔融讓梨”的故事體現的是統治階級以儒家思想進行政治教化的理念,因而,才出現了《續漢書》和《后漢書》中維護儒家思想和悖逆儒家思想的兩個孔融形象。

      參考文獻
      
      [1]劉義慶,劉孝標.世說新語箋疏[M].中華書局,2011.
      [2]范曄.后漢書[M].中華書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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