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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角度制度文明演進本質及其特點

    時間:2014-11-28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6534字
    論文摘要

      一
      
      從靜態的意義上,制度文明是特定歷史階段人類改造自然界、社會及自身所積累的制度方面的積極成果,如奴隸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等;從動態意義上,制度文明是對比于某一制度方面參照物所表征的進步和文明狀態,“按照這個意義,制度文明可以稱為‘文明的制度’,指一種合理的、進步的、科學的、合乎人民利益需要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有生命力的,為人們所向往、追求的制度。”

      毋庸置疑,制度文明的演進必然是以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為基礎的,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制度文明演進具有自身明顯的特征。

      以政治學的視角觀之,制度文明的演進實質上是落后的制度形態為先進的制度形態所替代的過程,既可以表現為不同國體、政體的遞進,亦可以是在同一國體或者政體保持不變情況下體制機制上的改進與完善。在由古代西歐向中世紀發展的過程中,制度文明的演進即呈現出鮮明的差異性,“古代政治所產生的是根植在奴隸制之上的一種專制國家。中世紀的政治產品則是一種國家制度,即政府權威受到強有力的等級代表制、特權聯盟以及比人定義務更高級的非人定義務的限制。”

      從人類歷史的宏觀視野審視,制度文明的演進是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關鍵所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出現實質上即不同制度文明的誕生,在此意義上制度文明的演進標識著不同的進步社會階段、社會狀態的生成、發展。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學者們對社會發展所作的不同角度的解讀,從一定意義上都反映了制度文明演進的進步性、階段性特點。著名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把人類發展界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時期,實際上反映了由制度向制度文明轉變的過程。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將人類歷史發展分為五個階段:開化時期、古代羅馬的奴隸制、中世紀神學及封建制、封建社會之后的轉變、實業制度時期,另一位空想社會主義大師傅立葉按照生產、生產的性質劃分社會發展階段,形成原始、蒙昧時期以及宗法、野蠻、文明、保障、協作、和諧等不同制度時段。實證社會學創始人奧古斯特·孔德將人類心智發展劃分為神學、形而上學和科學等時期,與之相適應,人類社會也歷經軍事、過渡和工業三個時期。馬克思認為,只有生產力的發展才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原動力,“大體上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可以看出,不管人類歷史發展的階段如何劃分,由制度文明的演進所包含的階段性、進步性特征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進步性相互吻合,從不同側面向人們展示了制度文明演進的路徑,因此“制度文明,特別是政治制度文明,是區分社會文明發展階段和水平的主要標準。”

      二

      一般來說,制度文明的演進往往會表現出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進步的制度在演進中逐步得到更廣泛的社會認同。制度文明在本質上標識一種先進的制度狀態。之所以是先進的,是由于它適應了生產力及社會發展的要求,內在地契合人們對安全、秩序、正義等價值的需要。在一般意義上,制度文明的生成只是意味著先進制度的初步誕生,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它所具備的功能還未能充分得以發揮,而制度文明的演進,則表示能夠使制度功能得以充分發揮的各種條件日漸完備,人們當然會對先進的制度產生更廣泛的認同。眾所周知,社會認同是制度存續的最牢固根基,制度文明的演進顯然將強化這種認同。接著,這種認同會緩慢地沉淀成為人們心靈深處的一種意識,對外呈現出特定的行為模式,進而轉化為文化。“一定的制度必然會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作用,但一定的文化更會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作用。”

      實際上,規則的習慣化、文化化本身即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重要表現,制度本身的剛性不斷地向人們的柔性認同發生轉換,換句話說,制度文明的演進同時開啟制度化的過程,制度所包含的價值在社會上得以逐步的傳播和流布。“一 般 來 說,習 俗 比 法 律 跟 隨 思 想 更緊。”

      制度之所以能夠得以貫徹和遵守,可以說并不是主要憑借本身和法律保障所具有的強制力,或者說靠強制力只能暫時地維護制度表面上的存在和運轉。從深層次看,制度的長久持存和發揮作用還要有賴于人們對制度價值的信仰和自覺遵奉,只有這樣才能使制度有力地調整和指導人們的行為。而如果制度的價值體系出現癱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然就談不上制度的效能了,因而制度的本質告訴我們,僅僅依靠外在的強力來維系制度存續的措施絕對不是長久之計。基于此,孟德斯鳩認為,“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風俗習慣強加于一切民族,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這樣做一點好處都沒有。”

      由此看來,人們內心的自覺認同才是制度能夠得以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制度文明的演進實質上就是進步的制度體系不斷走向完善、制度的運行逐步向成熟、合理的狀態邁進,“一般而論,制度運轉成熟的特點,在于社會每個人都認為制度合乎程序運行的任何結果都不能用非程序的方法來解決,而只能靠這套程序本身……制度趨向成熟,就在于這種心理和認識不斷發生作用,同時社會提供了足夠的各項條件保證制度的形成和存在。”

      因此,制度逐步獲得人們接受和社會普遍認同的過程其實就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過程。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于 19 世紀 30 年代實地考察美國后認為,這里的人們不管是民主的敵人還是民主的朋友,都在自覺不自覺地為幫助和促進民主效勞。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主制文明在當時美國的演進情況,也說明民主的價值正在俘獲人心。也只有這樣,民主制文明的功效才能在現實實踐中得以充分展現。

      第二,制度形式由單一走向多元、系統。“制度的耐久性源于自我強化的性質。”

      為使制度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制度文明的演進同時也意味著先進制度進一步的自我強化。根據結構 - 功能理論,制度文明只有使自身的結構根據環境的需要發生分化:從簡單走向復雜、由單一性邁向多樣化、從不系統向系統化轉變,才能增強制度的柔韌性和靈活度,從而更好地適應制度的外在環境。一般而言,當制度置身于新的環境時,就會面臨一定的挑戰,在此情況下,制度只有在原有結構的基礎上不斷挖掘自身潛力、開發擴展出眾多的新功能,方可渡過最初嚴重的生存危機、經受住環境的嚴峻考驗。而隨著更多新功能被開發,舊有的制度結構必然會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進行適應性調整和改變。根據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提出的應激—挑戰模式,人類文明會呈現出循環興衰輪替的景觀,而制度文明的演進只會使自身不斷趨向成熟、合理。研究文明史的法國學者基佐經過考察歐洲的歷史發展后認為,古代的制度文明明顯地表現為單一的特點,“當我們注視那些出現在近代歐洲文明之前的文明時,不論它們是亞洲的還是其他地方的,甚至包括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我們對于它們普遍具有的那種單一性不能不感到吃驚。”

      在不同地方,這種單一性的表現盡管不同,但單一性的特征卻顯而易見,類型相異的文明中各種制度、設施、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維習慣在很大程度上均表現出單一性的一面。特別是在政權組織形式方面,就每一個歷史階段而言,古代社會似乎毫無例外地印證著某種同一性:或者民主政治,或者純粹的君主政治,或者神權政治,幾乎每一種政體都能在某一時期輪流占據統治地位。只是到了近代,這種單一性特征才宣告結束并開始向多元化發展,“近代歐洲給了我們一切政體、一切社會組織試驗的樣本。純粹的或混合的君主政治政體、神權政治政體、共和政體、或多或少的貴族政治政體,曾這樣同時繁榮昌盛地存在著。”

      “社會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只依賴某一個制度,而 需 要 的 是 一 套 相 互 制 約 和 補 充 的 制度”,雖然在性質上舊制度是落后的,但就體系機制的完備程度而言卻是比較高的。演化發展出一套先進的制度體系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題中之義,在制度體系內部各個制度之間互為條件、相互關聯、相互依存、銜接有序,這樣制度文明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整體效用。17 -18 世紀以前,歐洲的君主政體占據絕對優勢,世襲制與君主制相伴而生。隨著時代的進步,君主制逐漸走向衰朽,世襲制則強化了此種罪惡與落后。美國獨立戰爭的啟蒙思想家托馬斯·潘恩指出,世襲制的罪惡在于它因循每個君主承繼者性情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依靠偶然性的事件、沖動的情感進行統治,使生氣勃勃的大自然秩序被顛倒,“世襲繼承制是對君主政體的諷刺”,“它把君主變成一個任何兒童或白癡都能擔任的職位,從而使君主政體顯得再荒唐可笑也沒有。”

      不僅這些,他還認為君主政體、世襲制所禍害的決不只是某個國家,還包括整個世界。共和制政府則站在君主政體的對立面,其設置純粹是為了關照集體和個人的公益。大革命洗禮之后,共和政體逐步取代了君主政體。正如與君主政體相伴生的是世襲制,在潘恩看來代議制也和共和政體如影隨形,“它無需同任何特定的形式相聯系,但是它卻很自然地同代議的形式結合起來,因為代議制最適合于達到國民要付出代價來支持的目標。”

      他進一步指出,代議制建基于社會、文明之上,以理性、經驗和自然為指導,因而代議制增加了共和制的優勢,這種制度不僅能夠盡可能地延攬人才、創制符合理性的法律、集中全社會所需要的知識和整體利益,使政府始終保持成熟、穩定的狀態,避免知識和權力的相互脫節,而且也預防了世襲制下個體的偶然性行為對整個國家所造成的持續性消極后果。基于此,共和制遠非君主制所能比擬。君主制為共和制所取代,世襲制為代議制所替代,已經成為近代歐洲制度文明演進的必然結果和確定不移的發展趨勢。

      第三,時代性特征比較顯著。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人類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都會產生認識、改造世界、社會及自身的成果,反映在調整和改善社會關系方面的成果即是制度文明。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所處的環境和任務各異,產生制度文明成果的類型也就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社會發展階段,先進制度成果的誕生即意味著制度文明的演進。這些制度成果為何會在此時代、時期而沒有在彼時代、時期產生,可以說是特定時代、時期孕育的結果。由此看來,制度文明成果不可能不打上時代演化的印記。

      在西方古典民主時期,在奴隸制的城邦政治背景下,婦女、奴隸、外邦人被擯棄于政治生活之外,民主只為少數人所享有,因此這一時期的制度文明可以被概括為奴隸制民主文明;在神學籠罩的中世紀,盡管神權統治一切,壓抑和窒息思想進步以及社會發展的活力,但同時也正是由于宗教的保護,使古老的希臘、羅馬文化遺產得以留存,避免了由于羅馬帝國后期戰爭頻仍的破壞而導致西方文化斷裂的危險,從這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制度成果可以稱之為神權制文明;到了中世紀后期,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神權體系日趨成為歐洲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近代制度文明的演進自然應運而生。托克維爾指出,西歐社會到了中世紀末期已經呈現出變亂紛繁的情勢:各個國家之間相互了解、交流,相互學習和模仿,但又相互觀望、倍感困惑,主要原因在于許多民族一方面對自己歷史上沉淀流傳下來富有特色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而另一方面又感到別的國家的制度與自身的制度相比并不具有多少優勢。“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現一套共同制度的設想,這種制度正因為它既非本國的,也非外國的,所以能適用于無論何時何人。”

      這種共同制度設想的出現即預示著歐洲制度文明終將突破神權政治體系的羈絆而發生演進。作為時代產物的宗教改革運動應時而生,在形形色色的國度和各種非常不同的環境中,歐洲到處彌漫著制度變革的風氣。“如果我們發現,盡管運動在不同的條件下進行,而它追求的目的是一個,獲得的結果是一個,保持的特性是一個,那么很明顯,這一特性超越了條件的差異和機會的不等,它必然是這一事件的基本特性,而這一結果必然是它的基本目的。”

      12 至 16 世紀,歐洲一直發生著緩慢而又不易被察覺的變化,似乎有一種力量要將整個社會引導到某種具有嶄新形式和發育成熟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君主制逐漸代替神權制而成為制度文明演進的潮流,君主政體在歐洲不同地區紛紛建立,“君王就像一個可以安裝在許多異樣軀體上的頭顱,不同種子結出的同樣果實。”

      從一定意義上說,君主制在各國的普遍建立是歐洲近代制度文明演進的起點,以后新的政體形式及各種不同進步的制度形態逐步在社會發展中演化而生,譬如共和制、分權制等,這些均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階段制度文明的演進狀況,從而也體現了這一階段制度文明的鮮明時代性。

      第四,思想文化領域會出現重大變革。從制度文明的構成來看,構成制度文明系統的第一要素是理念文明,它支持和規定著特定制度文明的存在和發展,反映了進步社會制度的本質意義、思想價值原則、性質規律及社會制度所規范社會關系的價值、本質和規律。理念文明是制度文明演進的前提和支撐,只有先進的理念產生后,進步的規則、機構、設備、機制等才能在其影響和指導下建立和形成。另外,也只有依賴進步的思想、理念,方可徹底摧毀舊制度的精神,盡除制度文明演進的隱形障礙。事實上社會發展往往如此,盡管某一制度因衰亡而退出了歷史舞臺,但舊制度的精神并未徹底隨之消失,往往繼續附著于新制度之上而仍舊施展各種消極影響,“同一個禍害本身會采取新的形體。精神是在輪回的;但它遠不是由于改變了自己的面貌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原則,它在自己新的軀體中以一種青春活力的新鮮生機而新生了。當你以為你在鞭撻它的死尸或鏟平它的墳墓的時候,它卻走了出來,繼續肆虐。”所以,唯有進步的制度理念方可消除舊制度靈魂的附體。可見,理念文明的誕生是制度文明演進的前奏和序曲,理念文明的進步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題中之義。在人類社會歷史上,理念文明的進步最直接地表現為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創新。

      此種變革創新一般情況下比較多地發生于社會的重大轉折、轉型時期,歷史發展已經反復昭示:思想文化領域內每一次重大變革的出現,往往開啟制度文明演進的序幕。經歷了漫長中世紀神學的羈絆后,起始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不斷擴散,由此而引發的理念轉變到處沖擊和動搖著既有陳舊知識、思想和觀點的藩籬。這樣,中世紀陳腐的神學權威逐步被新鮮的現代氣息所覆蓋,整個歐洲社會的精神領域因之發生重大改變,影響波及至政治世界,這一時期人們的政治思想特質也因文藝復興而發生重要變化,“對于當初曾有助于鞏固關于公民資格的傳統共和概念的那些價值,人們的興趣顯著地減少了。”

      公共領域不再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享有閑暇生活的私人領域卻備受矚目,結果導致“君主統 治 的 日 益 專 制 的 形 式 得 到 了 延 伸 和 鞏固。”繼之而起的宗教改革又一次使歐洲精神信仰領域出現重大變遷,肇端于德意志的這場思想啟蒙運動自然首先促使德意志本身在精神領域產生重大轉向,接著在政治、經濟領域和宗教意義向歐洲其他地區擴散、蔓延。“在所有發生重要作用的重大事情中,宗教改革是最重大的,是其他一切的歸宿,影響一切,也受一切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制度的改革或革命才是宗教改革的核心內容,“宗教改革實質上是宗教制度的改革,革命實質上是制度的革命,唯一復興實際上是政治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于宗教改革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重大政治變遷,直接產生的后果是“國家凌駕于教會之上的巨大權力在 16世紀突然成為事實;沒人處在某個位置上來對它作出任何限制。”

      說具體點,處于 16 世紀的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在政體形式的選擇上倒向了君主制這一結果,也可以說這是不同國家在政治體制上所具有的不約而同的變化。由此從整個歐洲制度文明演進的過程來看,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實際上吹響了從中世紀神權制文明向近代君主制文明演進的號角,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實,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歷史變遷中也能夠得以印證: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為制度文明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演進提供了思想文化準備,而近代的“新文化運動”則為制度文明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演進打開了意識形態之門。概括而言,理念文明的突破和進展既是制度文明演進的先聲,又是制度文明演進中無形的促進因素和保護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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