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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麗斯·M. 楊《包容與民主》的解讀

    時間:2014-11-21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3149字
    論文標題

      艾 麗 斯·M. 楊(Iris MarionYoung,1949-2006)是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女權主義者,同時也是多元文化和差異政治的積極倡導者.《包容與民主》是艾麗斯·M. 楊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當代研究包容與排斥、民主與正義問題的經典作品.

      在《包容與民主》中,楊所運用的是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批判理論不是從有關道德或者人性的哲學假設出發推導出相應的規范理念與原則,而是從實然的前提出發對社會諸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解析與批判.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需要反思那些進入研究者視野中的現實的社會關系、過程與結構,確認其中哪些關系、過程與結構對于所研究的問題具有重要影響,并且分析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進而得出相應的判斷和結論.

      楊認為,在民主與正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但是,她并沒有試圖提出一種包羅萬象的正義理論,而是延續與發展了她曾經在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Difference 中的思考,訴諸下述兩種正義理念,即自我發展與自決.

      "就我對它們的理解而言,這兩種普遍性的價值對應于兩種普遍的非正義狀況,即壓迫和支配.其中,壓迫是對自我發展的制度性約束,而支配則是對自決的制度性約束."(中文版,38 頁)在楊看來,任何民主理論與實踐恰當與否,都應當受上述兩種正義理念的檢驗 ;并且,應當通過民主過程逐步削弱那些以壓迫和支配為表現形式的非正義狀況.基于上述思路,楊剖析了當代民主理論中的聚合型民主模式.

      在她看來,當代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投票表決型"民主,也就是聚合型民主.其中,候選人在某些問題上提出主張,而選民們則投票贊同某位候選人.其結果是,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受到排斥或被邊緣化,他們可能除了服從之外別無選擇.因此,當代西方民主的問題在于,"在存在著由財富與權力引起的結構性不平等的情況下,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可能會強化這些結構性的不平等,因為有權有勢者能夠使那些擁有較少權力的人的聲音與議題邊緣化"(42 頁).正是由于存在這樣的問題,包容就成為一種涉及正義的重要規范,成為衡量民主政治質量的主要標準 :"某項民主決策所具有的規范意義上的正當性,取決于那些受其影響的人被包容進決策制定過程并且擁有影響其結果的機會的程度."人們所以要求實現包容,其原因在于他們遭受過各種排斥.

      楊將排斥區分為外部排斥與內部排斥.所謂外部排斥,就是指"各種本來應當被包括進來的群體和個人被有意地或無意地排除在討論與決策制定的論壇之外"(66頁).外部排斥表明某些群體或個人控制著決策制定過程,將其他人排斥在外,使其根本無從置喙.

      所謂內部排斥,就是指"即使人們有機會參與決策制定的程序與討論會,然而,他們也缺乏有效的機會去影響其他人的思想"(68頁).在內部排斥的情形中,雖然某些群體或個人從形式上講在決策過程中擁有一席之地,但是,那些支配決策制定過程的群體或個人往往會通過議程設置等方式排斥他們,使他們在其中無足輕重.在這種意義上,那些在形式上能夠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然而卻受到內部排斥的群體或個人,只不過是用來裝飾門面的政治花瓶而已.

      楊所闡釋的包容與排斥的理念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楊認為,美國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展開的有關福利改革的辯論就是具有排斥性的.在這場辯論中,那些低收入群體的成員,特別是其中那些單身母親,是最容易受福利政策改革影響的,但是,他們卻像是不相關者那樣受到排斥.他們沒有被認為是有助于提出明智的建議、意見和視角的公民,而是被當作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和麻煩制造者,被當作福利政策改革的客體.所以,盡管大量的專家學者在辯論過程中分析了低收入群體產生的根源,并且預測了福利政策改革將會對他們產生何種影響,然而,低收入群體成員自身的意見、觀點和理由卻幾乎未能得到表達,同時也沒有機會被包容到決策制定過程中去.

      針對各種排斥,楊指出,應當擴展出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溝通模式.在她看來,雖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協商民主是探討民主問題的有益的起點,但是,這種民主理論卻傾向于將溝通限定為論證(argument),并且對何為合理的論證方式做出了過于偏頗和狹隘的界定,因而依然導致了排斥.例如,現有的協商規范通常要求參與者表達清晰,在表達風格上不帶感情色彩,這種協商規范本身就是具有排斥性的.

      因此,楊認為,在政治討論中,問候、修辭和敘述有助于減少內部排斥,能夠補充和完善現有的協商模式所強調的論證方式.

      當然,無論問候、修辭還是敘述,都可能會存在著欺騙和操縱,可能是虛情假意的客套話,是具有誤導性的操縱之辭或自欺欺人的謊言.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認問候、修辭和敘述通常會具有減少排斥、促進包容的作用.

      在政治過程中,那些參與者往往會由于階級、性別、種族、民族、性偏好或宗教信仰方面的差異而屬于不同的群體.那么,像這樣的群體差異是否會導致排斥呢?楊認為,存在著兩種類型的群體差異,一種是文化意義上的群體差異,另一種是結構性的群體差異.文化意義上的群體差異是借助于語言、建筑、音樂、食物、日常習俗、審美標準、居住空間等體現出來的.結構性的群體差異則以性別、種族、階級、性偏好和能力等方面的差異為基礎,它涉及權力、資源配置和話語權等方面的結構性關系."結構性的不平等存在于那些具有相關性的強制與約束中."(124 頁)楊指出,結構性差異與結構性不平等比文化方面的群體差異更加值得關注.如果某個群體在民族、文化、宗教或語言等方面得不到承認,那么,它往往也遭受了結構性不平等,會在資源、政治影響力或經濟收益上受到排斥.所以,那些想要獲得文化承認的群體不僅會要求維護其文化群體的自豪感和價值,而且會要求終結各種使他們處于不利地位的結構性不平等,要求獲得他們應得的資源.

      在上述有關包容與排斥的分析的基礎上,楊闡釋了她所理解的代表制.在楊看來,代表制是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授權與問責,其宗旨是使不同的利益、意見與視角(respective)都能夠得到表達與包容.楊認為,存在著利益、意見與視角三種不同的代表制模式.其中,楊著重闡述了視角代表制.

      通常而言,那些處于不同境況中的人會形成不同經驗、知識與情感,因而具有不同的社會視角."視角是一種觀察各種社會過程的方式,而不會決定某個人究竟觀察到了什么事情.兩個人可能會共同享有某種社會視角,但是,他們仍然會不同地經歷著他們的社會定位."(171 頁)也就是說,盡管那些具有相似視角的人完全可能在利益和意見上存在沖突,然而,他們也會由于其相似的視角而存在共鳴,擁有其他人所不會共享的親密關系.楊援引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廣為人知的美國參議員羅伯特·帕克伍德(Robert Packwood)被控對其女助手實施性騷擾的案例.在這個案例中,由于帕克伍德在參議院供職期間表現卓越,所以,他的許多男性同僚都不愿意就相關指控舉行倫理制裁聽證會.但是,美國參眾兩院幾乎所有的女性議員都參與舉辦了聯合新聞發布會,要求參議院審查針對帕克伍德的指控.毫無疑問,那些女性議員來自不同的黨派和地區,她們之間在利益、政見和其他問題上存在許多分歧,并且,她們對于帕克伍德是否真的實施了性騷擾也是看法不一 ;但是,她們的共同行動卻表明,她們在性騷擾問題上具有相似的視角.所以,在代表制模式方面,不僅需要有關利益與意見的代表制,而且需要使某些視角能夠展現出來的視角代表制.在《包容與民主》中,楊也探討了公民社會、大都市居住區的隔離以及全球治理等問題,深化了她關于包容、排斥、民主與正義等問題的分析.艾麗斯·M. 楊是一位富有學術原創性的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

      她對于普羅大眾懷有深深的愛,曾經在美國、南非、新西蘭等地參加過許多關切弱勢群體的社會活動.在她逝世后,許多學界同行給予她很高的評價.羅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g-Williams)飽含深情地寫道 :"我由于楊所具有的淵博嚴謹的學識而欽佩她,由于楊歡快活潑、充滿熱情的自信而欣賞她,由于楊富有洞察力、堅持不懈的道德情感而羨慕她.

      我為自己曾經認識她而感到幸運,我也對她懷有深深的思念."著名法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高度贊揚了楊的學術成就 :"眾所周知,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楊是最重要的和最富有原創性的政治理論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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