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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波考克的美國例外共和主義解釋合理與不足

    時間:2014-09-30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7821字
    論文摘要

      自 18 世紀 40 年代至今,對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已有諸多解釋,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桑巴特的“烤牛肉和蘋果派”論,塞利格·珀爾曼(Selig Perlman) 的“無產者投票權”論,丹尼爾·貝爾的“實用妥協”論,以及路易斯·哈茨的“自由主義共識”論等。隨著 20 世紀后半葉共和主義思潮的復興,一種美國例外的共和主義解釋也被提出來了,代表人物是約翰·波考克。由于國內對這一論點還比較陌生,本文重在介紹這一論點,并對它的合理與不足之處作出分析。

      一、約翰·波考克的解釋: 共和主義與辯證歷史觀相沖突

      “共和”源自拉丁語“respublica”,本意是“公共的事業(事情) ”,也就是指國家為全體公民共有,而非君主一人之物。在眾多學者的演繹下,“共和”已承載了太多的涵義,但具體到波考克,“共和”主要代表一種價值取向: 全體公民以協商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由此帶來的社會諸階層之間的融合能夠防止某一階層獨大帶來的危險。在波考克看來,“混合政體”理論是體現共和主義精髓的政體設計。該理論假設任何單一政體———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惟有將三個階層融合在一起的混合政體才能保證政治體的穩固。“混合政體”的思想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就有所體現,因此亞里士多德被波考克置于共和主義的源頭。

      可見,對波考克而言,共和主義的核心是公民生活。在《馬基雅維里時刻》一書的結尾,波考克解釋了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原因: “美國思想的困境———從另一方面說也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是它不斷與這個過程(指歷史過程) 發生道德爭執。這種困境的一面是具備美德的人格這一公民理想,它不因專業化而腐敗,它獻身于具有多樣性的社會整體,這種理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同樣的人格理想,它期待著從專業化的異化作用中獲得救贖。然而它的另一面卻是,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沖動經常以失敗告終,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它要‘強迫人自由’,要讓他們進入歷史或進入政治和歷史的行動,這超出了他們的能力所能夠允許的范圍。”

      結合《馬基雅維里時刻》全文,可以判斷上述引文有兩層含義。第一,波考克認為馬克思向往的“自由人聯合體”與共和主義的“多樣性的社會整體”是一致的。在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中,人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從事多種職業,這意味著人的獨立性的恢復———從雇傭奴隸制中解脫出來,不再因謀生所需而受資本家擺布。共和主義理想中的公民同樣是自由的,但自由的內涵不是以賽亞·柏林所謂的“消極自由”,而是自治,用波考克的話來說就是一種“表現公共關切和公民活力(說到底是政治活力) 的生活方式”。自治理想是以獨立人格與公共生活的存在為前提的,因此共和主義同樣對現代經濟體系導致的依附現象和公民生活的衰落持批判態度。

      第二,馬克思主義與共和主義實現理想的方式不同。馬克思的理論基石是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也隨之發生變革,在階級斗爭的作用下,社會形態不斷向前演進。中間階層消失,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結果。打破對立的唯一方式是實現社會性質的轉變,也就是用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人必須意識到并服膺這一過程才能最終實現自由。可見,馬克思秉持的是一種歸屬于歷史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它假設人類社會是不斷進步的,舊事物必然被新事物所取代。

      與馬克思主義不同,共和主義渴求多樣化的社會整體。為此,它要做到以下三點: (1) 使價值取向多樣化的社會階層共存,這就要求社會經濟條件能夠保證各個階層的相對獨立。(2) 開放公共領域,使各個階層平等地參與公共生活,這就要求政治參與權利的不斷普及。(3) 鼓勵階層之間以對話和協商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這就要求完善議事程序。可見,共和主義既要求社會階層的多樣化,又要求多樣化的社會階層維持對共同體的認同,它否認階級對立是值得追求的,或者說,它要防范的正是階級對立,因為它會撕裂既有差異又相互平等的社會; 而在馬克思的設想中,理想社會恰恰要經過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大獲全勝后才能實現,這種實現自由的方式帶有“強迫性”。

      波考克言下之意是,美國人偏愛多樣化的公民生活,因此難以接受以階級斗爭為發展動力的辯證歷史觀,這兩種價值取向不斷發生“道德爭執”,以至于“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沖動經常以失敗告終”。

      辯證歷史觀在美國不起作用是由黑格爾首先提出的,波考克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黑格爾對當時美國的評論是,雖然它是個生機勃勃的政治文化,但它仍然缺少能夠使他稱之為‘國家’的任何東西”,當真正的國家成為必然時,“他所理解的歷史辯證法就會開始發揮作用”。

      但實際上,波考克對黑格爾的觀點作了大幅度的修正。黑格爾認為,“在一個現實的國家和一個現實的政府成立以前,必須先有階級區別的發生,必須貧富兩階級成為極端懸殊,一大部分人已經不能再用他們原來慣常的方式來滿足他們人生的需要”。美國沒有成為“真正國家”的原因在于西部土地的存在緩解了階級沖突,“有了這個出路,不滿足的主因便解除了,現有的民治狀況也可以繼續維持了”。波考克同意歷史辯證法在美國不起作用,但指出根本原因不是邊疆所起的安全閥作用,而是共和主義思維方式。為此,他提供了兩個方面的論據:第一,將安全閥理論置于共和主義框架下來解釋。波考克不否認美洲人向西部拓殖這一事實,但他認為促使他們這樣做的是共和主義觀念。

      上文說到共和主義傳統重視公民的相對獨立性,因此要求社會經濟安排能夠保證這一點。在當時的美國人看來,地產是保證公民獨立的不二選擇。

      這可從杰斐遜對自耕農的贊美中看出來: “耕種土地的廣大群眾道德腐化的例子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不像農民那樣尊重上蒼,尊重自己的土地和尊重自己的勞動,而是依靠偶然性和顧客的反復無常的性格的人們,才會走上道德上的腐化。依靠心理會產生奴性及貪財之心,會扼殺道德的萌芽,并且為野心家的陰謀提供適當的工具。”

      不只是杰斐遜,諾亞·韋伯斯特、約翰·迪金森也表達過相同的觀點,美國 19 世紀末的平民主義運動也是以“土地神話”的名義發動的。

      據此,西進運動便被波考克巧妙地解釋為美國人維持共和主義美德的嘗試:“由于美國的工業勞動者是征服蠻荒狀態,而不是要改造古代農業景觀,這片大陸上的‘勞動者’是在征服空間,而不是在改造歷史,因此與歐洲相比,美國的勞動力一向不愿自視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所以,信奉歷史決定論的社會主義一向是知識分子帶到美國的舶來品。”

      仔細閱讀,不難發現黑格爾的話還包含另外一層意思———西部遲早會被開墾完畢,到那時,歷史辯證法會像在歐洲一樣在美國發揮作用。距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演講不到 100 年,美國人口統計局局長的報告即顯示,西部土地開墾殆盡。波考克對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解釋是一般性的,他實際上是在暗示歷史辯證法絕不會在美國發揮作用,“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沖突在美國的發展,甚至比在其他發達工業社會更加緩慢”,“然而人所共知的是,它至今尚未完成”。

      如果說共和主義確實能夠抵御社會主義的話,波考克為自圓其說還必需說明,西部土地開墾完畢后,共和主義傳統是以何種形式在美國維持下去的。美國的對外擴張被波考克用來解決這一難題,他認為美國 1890 年選擇用“‘門戶開放’的貿易去解放亞洲”是共和主義傳統繼續發揮作用的表現之一。

      第二,對美國本土馬克思主義者赫伯特·馬爾庫塞的解讀。共和主義有自己的一套詞匯來解讀現實。工人受制于資本家,難以實現自由這一狀況,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匯中被稱為“異化”,而在共和主義的語匯中則被稱為“腐敗”。波考克承認“赫伯特·馬爾庫塞是由美國背景造就出來的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爾庫塞曾在《單向度的人》一書里指出,現代工業社會使人們沉溺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質享受,從而失去了反思、批判現行社會的意識與能力,淪為單向度的人。

      波考克認為,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批評沿用了共和主義分析腐敗時所用的語言,“美國人所繼承的那些造成見利忘義的官員、政府中軍事—工業綜合體的成長以及沒有主心骨的、單向度的個人語言和觀念系統,都可以被視為與古典理論分析腐敗所使用的、公民人本主義在譴責凱撒和洛倫佐·德·美第奇、馬爾伯羅、沃波爾和漢密爾頓時所用的語言一脈相承”。顯然,波考克在美國本土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發現了共和主義的影子。

      二、約翰·波考克解釋的合理之處

      波考克的共和主義解釋是對美國思想史的自由主義解釋的修正,因此它招致了新洛克派的激烈批評。但基于以下兩點原因,可以判斷波考克的論點之一———美國人深受共和主義傳統的影響———是能夠成立的。

      第一,波考克采取的“語境主義”方法。約翰·波考克是劍橋學派的重要成員。劍橋學派是一個思想史流派,在研究思想史的方法上獨樹一幟。達恩、斯金納、波考克三人倚重大量原始文獻,以期恢復思想家的語言環境,發掘思想家的本意。

      這種研究方法被稱為“語境主義”,它與施特勞斯學派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鮮明對照。后者認為,思想史中存在一些永恒的問題,思想的價值在于對這些永恒問題的回答。劍橋學派的預設與此不同: 過去的思想家不會為后人解決問題,他們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和言說必然受制于當時可供選擇的語言,突破語境限制的思想家是不存在的。波考克在寫作《馬基雅維里時刻》一書時,依據的正是語境主義,他在 2003 年為新版《馬基雅維里時刻》撰寫的書跋中說道: “《時刻》在此基礎(返回語境) 上還試圖探索文本的命運,以及隨著這些文本從一種語境到另一種語境(從 16 世紀到 18世紀,從佛羅倫薩到英格蘭、蘇格蘭和革命時代的北美) 所傳達出的話語。”

      盡管巴特菲爾德曾說過,歷史學家“確實從來不可能從他那個時代中抽身而出”,但波考克依據的語境主義方法使他對美國思想史的解釋更加可信。

      第二,波考克的解釋適用于美國的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這里僅以社會黨為例加以說明。

      美國社會黨在對“工資奴隸制”進行批判時,運用的確實是共和主義語匯,這進一步證明了共和主義對美國人的影響程度。尤金·德布斯在給美國鐵路同盟(American Railway Union) 的一封信中說道,“載滿人類罪惡、愚行和不幸的歷史揭示了這樣的事實———工資制在本質上等同于奴隸制,它永久存在并產生著相同的結果,它制造并維持著一種一被提及就讓人類驚懼的條件”,“工資奴隸制使他們(指工人) 被永久地束縛住”,“不管我們被吹捧的文明在過去取得了什么樣的成就,工資奴隸制卻沒有被根除”。

      按照自由主義的邏輯,工人與資本家簽訂契約,出賣勞動、賺取報酬,完全出于自愿,與依附于主人的奴隸有本質區別,工人如何稱得上是奴隸呢? 尤金·德布斯的說法只有在共和主義傳統中才能得到理解。共和主義傳統有多種面相,但具體到美國,它主要是指一種有關公民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經濟安排要能保證公民有足夠的獨立性參與公共生活。上文已經說過,19 世紀中葉以前的美國人認為擁有土地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佳途徑。當時的工人在賺取工資時,心里想著有朝一日賺取足夠金錢后到西部購買屬于自己的土地,他不會永遠靠出賣勞動賺錢。隨著西部土地在19 世紀后半葉開發殆盡,工人的這一理想逐漸落空了。不能從賺工資中擺脫出來的工人,永遠受資本家支配,根本談不上獨立,更別提參與公共事務了。在他們看來,這與南方奴隸的處境并無區別。因此,工資奴隸制是合適的說法。

      在社會黨之前,綠背紙幣黨、勞工騎士團以及人民黨就對工資奴隸制提出了類似的批評,這通常被稱為勞工共和主義。桑德爾認為美國勞工共和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工資奴隸制的批判,這一傳統直到羅斯福新政時期才完全消失,但在《民主的不滿》一書中,他并未將美國社會黨作為例證。

      但約翰·埃尼亞特(John P. Enyeart) 的研究彌補了桑德爾的不足,他評價道: 美國社會黨繼承和運用了美國激進共和傳統的主要信條。

      這里仍舊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馬克思也提到過工資奴隸制,這樣一種解釋似乎更能成立,即美國社會黨對工資奴隸制的批判來自于馬克思。其實不然,據亞歷克斯·古瑞維奇(Alex Gourevitch)考證,工資奴隸制這一說法最早出現在 18 世紀20 年代的美國,紐約工人黨的創建者托馬斯·斯基德莫爾(Thomas Skidmore) 是這一說法的最早提出者。1841—1842 年馬克思由黑格爾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時,對美利堅共和國產生了興趣,他閱讀的文獻來自三個人———博 蒙 特(Beaumont) 、托克維爾以及英國人托馬斯·漢密爾頓。漢密爾頓在游歷美國后,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美國人及其習慣》(Men and Manners inAmerica) ,這本著作記錄了他與紐約工人黨領袖的對話,而正是這部分對話被馬克思摘錄下來。

      亞歷克斯·古瑞維奇是想證明馬克思筆下的工資奴隸制來源于美國,而工資奴隸制確確實實屬于共和主義傳統。昆廷·斯金納在一次采訪中談到過卡爾·馬克思與共和主義自由的關系,并感嘆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因此,如果斯金納和亞歷克斯·古瑞維奇的論斷能夠成立的話,單是美國社會黨對工資奴隸制的批評就足以說明該黨的意識形態中有共和主義成分。

      三、約翰·波考克解釋的不足之處: 以美國社會黨為參照

      西班牙和英國的左翼政黨已經開始嘗試用共和主義取代社會主義。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于1979 年放棄馬克思主義后,其領袖薩帕特羅在2000 年明確宣稱自己信奉佩蒂特式的共和主義。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英國一些左翼學者呼吁工黨將經濟共和主義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試圖以此取代新自由主義。因此,分析波考克的解釋能否成立具有現實意義,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方式莫過于參照美國社會黨的意識形態和成就。

      首先,共和主義不僅未能抵御社會主義,反而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性。美國社會黨用共和主義的語言批評工資奴隸制,卻用社會主義的方法根除工資奴隸制。在社會主義的實現方式上,社會黨內存在左右之爭,但在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上兩派并無多大分歧,那就是實現合作共和國。

      邁克爾·卡津曾說道: 社會黨“能夠用合作共和國這一相同的宏大愿景來激勵不同階層的美國人———像蓋洛德·希爾維爾(Gaylord Wishire) 這樣的本土企業家、像西德尼·希爾曼 (SidneyHillman) 這樣的猶太移民紡織工人以及來自奧克拉荷馬和田納西的前人民黨福音派信徒”。

      在德布斯的描繪中,合作共和國是這樣的:“人們為了彼此的財產、幸福和獨立在一起和諧地工作,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有人是主人,也沒有人是奴隸,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的大腦、肌肉和靈魂都屬于自己,而非像在工資制下那樣屬于其他人。”

      為了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合作共和國,社會黨制定了包含當前要求的綱領: “一、不但壟斷公司、托拉斯和聯合企業控制的一切工業要實行公有,而且一切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一切公用事業也要實行公有。這樣一些工業的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來削減資本家階級的財產稅,而是要全部用于增加職工的工資和縮短工時,用于改善服務事業和減少消費者的捐稅。……六、男女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七、實行創制權、復決權和比例代表制,給予選民以罷免其代表的權利……”

      上述措施的最終目的是“把工人階級和同情它的階級組成一個政黨,以期奪取政府的各項權力并利用這些權力來把現在的生產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改變為全體人民的集體所有制”。因此,合作共和國是一個公有制的社會,符合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社會的想象。

      波考克說過,馬克思的人格理想與共和主義的人格理想是一致的,區別在于公民生活與辯證歷史觀,這一區別使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不能相容。但上述分析表明,至少就美國社會黨而言,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并非難以調和。美國共和主義傳統渴望的是人格獨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公民自治,但在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占有的現代社會中,這似乎是不能實現的。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改革是美國人恢復公民自治的一次嘗試,這次運動催生了創制權、復決權等保證直接民主的制度,但后來的事實表明限制壟斷和金錢勢力的愿望最終落空了。

      從理論上說,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實現生產資料的合作占有,這正是共和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處。據杰弗里·艾薩克(Jeffery C. Isaac) 分析,馬克思早期思想中含有豐富的共和主義內容,只是后來意識到共和主義的不足后,才轉向了社會主義。

      美國社會黨能夠將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統合起來的關鍵也是認識到了這一點。希爾奎特主張通往社會主義需經過三個階段: 國家由不干預經濟到干預經濟; 由干預經濟到管制企業、保護勞工; 再到由人民選舉的政府全面控制經濟。他據此認為美國在 1913 年已經開始走上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既然社會主義與共和主義在原理上有相通的地方,又鑒于共和傳統對美國民眾的巨大感召力,美國社會黨將社會主義與共和傳統結合起來,以突出社會主義的美國特色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喬治·赫倫在1904 年說道: “如果要把美國人的頭腦轉變成社會主義者的頭腦,我們就必須求助于美國人已有的思想觀念,使社會主義適應他們理解事情的方式……我們應將社會主義者塑造成美國自由的引領者和捍衛者,而資本家的政治行為和說教早已背棄了這樣的自由。”

      不難想見,赫倫所說的自由就是上文所說的共和主義自由。

      其次,美國社會黨的意識形態和成就表明,通常所謂的美國沒有社會主義是不能成立的。埃里克·方納在《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文中總結道: “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常常被轉化為這樣兩個問題———社會主義政黨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的表現乏善可陳和美國工人缺乏無產階級意識。

      本文第一部分表明,波考克的論斷也包含了這兩點,但若以社會黨為參照,這兩點同樣需要作出限定。就第一點而言,最好的反證莫過于美國社會黨在全盛時期取得的成就: 尤金·德布斯在1912年的競選中獲得 87. 7 萬選票,占總票數的近6% ; 同年 5 月,1039 名社會主義者被選舉上任,包括 160 名市會議員和 145 名市參議員; 社會黨黨員總數也上升到 11. 8 萬人。

      埃里克·方納曾評論道: 在 20 世紀的頭 15 年,美國社會黨在大眾支持和發展前景方面,可與歐洲(除德國外) 同樣類型的政黨匹敵。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達特也強調社會黨在美國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在美國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改革運動中,社會黨實際上發揮了杠桿的作用。

      確實,1919 年后美國社會黨日漸衰落了,但這并不能抹殺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取得的成功,因此波考克的論斷“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沖動經常以失敗告終”有失偏頗。美國工人沒有階級意識的說法同樣有欠考慮。通常所說的美國工人沒有無產階級意識是比照馬克思主義講的,但若以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為衡量標準,似乎除德國外,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稱得上有無產階級意識。就此而言,例外的不是美國,而是德國。

      實際上,每個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都結合了本國的思想資源,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要得以廣泛傳播都必須循此路徑。伯納德·莫斯和威廉姆·西維爾合寫的有關法國工人的著作以及瓊·斯科特對法國市政社會主義的調查顯示,在法國勞工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興起的過程中,熟練工人的財產、交換和公民身份觀念起了重要作用。

      多羅西·羅斯則認為,清教遺產在促使英國費邊社轉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美國社會黨對工資奴隸制的批判始于共和主義、終于社會主義,這表明共和主義傳統是美國社會黨轉向社會主義的橋梁。

      在社會黨成立之前,美國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政黨是由德利昂領導的社會勞工黨,最大的工會組織則是勞工聯合會。因不滿勞聯的保守傾向,德利昂決定將社會勞工黨的力量撤出勞聯,另行組織工會,這便是廣受詬病的“雙重工會”政策。希爾奎特、德布斯等人成立社會黨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反對雙重工會政策。與社會勞工黨不同,社會黨積極打入勞聯內部,宣傳自己的主張,據艾拉·基普尼斯(Ira Kipnis) 推算,最多時有 1/3的勞聯成員支持社會黨。

      以上事實表明,社會黨深入工會,其意識形態主張也得到了廣大工人的支持。因此,美國工人并非沒有階級意識,只是其階級意識是經由共和主義表達出來的,這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色。既然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都有特殊之處,以此斷言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便是難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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