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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性別與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的關系

    時間:2014-09-2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7621字
    論文摘要

      在民主化和信息化蓬勃發展的當今世界,女性對政治知識的掌握和政治參與狀況,不僅成為一個國家婦女地位和性別平等的重要標志,也體現著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發展程度。

      通暢的政治知識獲取渠道,成為公民參與政治事務的基本前提;政治知識的擁有狀況,也顯著影響著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然而,知識的獲得和知識水平的分布在社會不同群體中通常是不平等的,政治知識同樣如此。政治知識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獲取方式和分布情況的差異,是導致這些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狀況差異的重要因素。西方學者研究證實,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效力中存在顯著的性別鴻溝(gender gap)。即使在美國這樣公民與政治權利高度自由的國家,在控制了教育、收入、社會階層等變量時,政治領域中的性別差異依然顯著存在,女性對于政治生活顯示出較小的興趣、參與度、知識以及效力。

      在中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政治知識掌握和政治參與程度上均具有顯著優勢。此外,在擁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地域分布的女性群體中,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的分布也極為不平衡。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兩性之間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近年來中國的城市職業女性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 有著較強的性別平等意識,努力消除男女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領域的各種不平等。

      她們開始展現出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在總體政治知識水平上,男女兩性也并不存在顯著差異。在對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的性別鴻溝的研究中,我們更應該關注兩性之間在政治知識構成上的差異。Stolle 和 Gidengil 提出區域政治知識(localpolitical knowledge)的概念,并且發現男性和女性的政治知識在地理區域維度上有顯著差異,女性具備更多的地區政治知識,而男性對于全國或者全球的政治知識有更多的關注。

      這就意味著,兩性之間在政治知識的掌握上各有優勢,相比較而言,女性更多地掌握自己所在社區的政治知識,比如社區自治組織的人員和結構,而男性更多地掌握全國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知識,比如本國國家領導人、國家機構和重大國家政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在傳統觀點中,男性所掌握的政治知識才是“真正”的政治知識,能夠直接影響公民在正式政治機制中的參與,比如選舉和黨派政治。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大量的政治參與是發生在地方層面的,采取的是非正式的、民間的形式,比如建立社會組織、發起社會運動等。這些形式的政治參與在當代中國已經日益發展為一種重要的政治現象,例如草根社會組織在基層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各種抗爭和維權運動越來越呈現出現代社會運動的形式和特點。在地方層面的非正式政治參與大量涌現的背景下,女性較多掌握的地區政治知識將對政治參與的內容和形式有顯著影響。

      本文將使用 2008 年美國芝加哥地區研究(Chicago Area Study)關于公民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的數據,運用描述統計和多元回歸的方法,呈現兩性之間的政治知識差異,解釋政治知識性別鴻溝產生的原因。同時,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對性別與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的關系進行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以及兩性之間的政治知識差異對理解當代社會政治參與的啟示,特別是對當代中國推動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和公眾參與的啟示。

      一、政治知識中的性別鴻溝

      政治知識是“儲存在個體長期記憶中的關于政治的事實性信息”,與信念、態度和意見不同,這些“事實性信息”關乎政治運作的規則、政體、政黨與公眾,公眾掌握了當前重要的公共事務政治知識,就有助于作出理性選擇,也有助于形成反映自己利益訴求的政策傾向。

      已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具備更多的政治知識、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①大量研究已經檢驗了政治知識的性別鴻溝的存在及其大小。Mondak 和 Anderson 發現,無論在絕對值還是相對值上,政治知識的性別差距都是很大的,男性的知識顯著多于女性。其他研究也都得到了相似的發現。其中 Verba 等人使用 1990 年美國公民參與調查(American Citizen Participation Study) 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男性在共有 10 個問題的政治知識問卷中的平均得分整整高出女性 1 分,這在 10 分制的問卷中差異是巨大的。

      很多研究把政治知識的性別差異,歸因于兩性之間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和政治知識學習模式。Verba等人指出,傳遞給男性和女性的社會和文化信號表明,“政治是男性的世界”。而兩性之間在政治社會化和政治知識學習模式上的差異,又被歸結為女性在政治參與上的資源劣勢,以及她們所承擔的社會和家庭責任阻礙了她們對于政治的參與和興趣。同時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事務中通常承擔著不同的角色,男性通常表現出對于政治事務甚至政治沖突和斗爭更大的愛好和激烈的行為。

      除了上述客觀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中對政治知識的測量方法也會產生影響。在考察政治知識水平的問卷中,所提問題一般集中于國家層面的政治問題。例如,美國的政治知識問卷經常提出哪個黨派更加保守、哪個黨派在參議院擁有大多席位等問題,這些問題多針對男性更感興趣的國家層面的政治事件。然而女性更感興趣和掌握更多的則是地方層面的政治知識,因為女性通常依賴家庭和社區內的人際網絡獲得信息和資源,因此她們的社會網絡相對于男性更狹小和本地化。

      在美國,日托中心是美國拉丁裔母親們獲得信息的重要場所,而年輕黑人女性的社會運動則與她們的家庭和教會網絡有直接的相關性。因此,如果在測量政治知識時僅詢問國家層面的政治問題,必然使得男性在此方面的知識優勢凸顯出來,從而導致顯著的測量誤差。而如果充分考慮到兩性之間在政治知識上的這種差異,在測量時也加入關于地方政治知識的問題,則可以有效糾正這種測量誤差。Verba 等人的研究發現,男性在 10 個問題的政治知識問卷中有 9 個問題的回答正確率超過女性,而唯一女性回答正確率超過男性的問題是詢問地區公立學校校長的姓名。

      此外,測量政治知識時的問題設置以及兩性之間的填答方式的差異,也會對測量結果產生影響而導致誤差。這突出地表現在使用多選題測量政治知識時,如果問題的答案中有“不知道”這個選項,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根據猜測來選填其他答案而不愿意選填“不知道”,因而男性的得分實際上高于他們真實的政治知識水平。性別選擇理論(sexual selectiontheory)對此的解釋是,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承擔風險,因此也更愿意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去猜測。

      男性的這種猜測傾向在回答國家層面的問題時更為明顯。

      由于測量技術所導致的男性在政治知識測量中的知識“通脹”,因此如果僅僅根據政治知識測量得分來預測政治參與行為,那么實際上男性的政治知識對于他們的政治參與的預測力,會顯著小于女性的政治知識的預測力,尤其是在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上。

      由此可見,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識的掌握上存在國家 / 地區層面的差別。而由于社會科學研究中問題的設計較多傾向于詢問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并且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根據猜測來選填問題答案而不愿意選填“不知道”,因此男性在此類問卷調查中所顯示出的政治知識水平明顯高于女性。然而這種性別之間的差異,并非真實情況的全面反映,因為兩性之間在政治知識上的國家 / 地區層面差異沒有得到體現,而且男性的得分實際上高于他們真實的政治知識水平。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的理論,本研究試圖進一步驗證兩性之間在政治知識掌握方面的國家 / 地區層次差異,以及測量政治知識時的性別偏差。筆者首先假定,政治知識的性別差異是一個普遍的人類社會現象,在世界各國均有表現。由于美國社會的政治體制發展和政治參與意識培養都比較成熟,政治參與渠道比較暢通,而且美國在各種大規模社會科學調查項目中,均較多地關注了性別問題和政治參與問題,因此本研究采用美國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試圖由此得出較為一般性的社會科學理論,而非局限于對美國本身的區域研究。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是 2008 年美國芝加哥地區研究(Chicago Area Study)的調查數據。芝加哥地區研究是由美國伊利諾伊州政府資助、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逐年開展的對芝加哥地區公民生活的社會調查。選擇 2008年這個時間點,是因為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芝加哥作為當時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的政治故鄉,顯示出空前的公民政治參與熱潮。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芝加哥地區研究的主題是,居民的性別、種族、民族差異如何影響他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態度。問卷調查采用電話問卷調查的方式,在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實驗室進行,依據隨機數字撥號的方式,抽取芝加哥地區英語及西班牙語為第一語言的 18 歲以上居民的住戶電話作為樣本,共產生 672 份問卷,調查過程中問卷回答率為20.3%,有效問卷比例為 86.7%。所存在的抽樣偏差主要在于,研究僅能覆蓋芝加哥地區有固定電話的家庭。根據 2007 年的美國“當前人口調查”(2007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8.4%的芝加哥居民沒有固定電話,他們通常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多為單身青年租賃住戶組成。樣本的性別構成為女性414 人,男性 258 人,所受教育年限為 7-17 年,年齡是 18-91 歲。總體來說,樣本的抽取和分布符合隨機性和回歸分析的需要。

      在問卷中,政治知識問卷分為地區知識和全國知識兩部分。詢問全國政治知識的問題諸如“哪一黨派在華盛頓眾議院擁有多數席位?”等,而詢問地區政治知識的問題則諸如“芝加哥地區年度預算由誰制定?州長、州議會還是州最高法院?”對政治參與的測量也分為不同層面,包括地區層面上在政治游行和集會中的政治參與,就社區與地區事務與地方政治人物的信件、電話溝通,以及國家層面上在美國大選中的投票參與。在問卷中,肯定的回答被編碼為“1”,否定、不知道和拒絕的回答被編碼為“0”。個人政治參與的度量為肯定回答的比例。政治興趣則作為定序變量進行測量,答案包括“極其感興趣”、“非常有興趣”、“有一些興趣”、“不是很有興趣”、“完全沒有興趣”,并按照興趣程度的排序被依次編碼為 5到 1,5 為最高興趣度。這些主要的自變量和因變量描述統計結果如表 1 所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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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作為重要的自變量由調查員辨認并記錄,女性被訪者編碼為“1”,男性被訪者為“0”。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受訪者的年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齡。為了更清楚地展現樣本在人口統計上的特點,表 2 對問卷中問及的所有重要的人口統計量都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運用美國的數據考察性別、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行為的關系及其對中國政治參與發展的現實意義,而美國人口的種族構成對于中國的社會人口構成并沒有顯著的參照價值,因此在本文第三部分的統計分析中,我們并沒有控制種族這一變量。【表2】
    論文摘要
      
      筆者使用 SAS 軟件,以個人為單位進行關于政治知識性別差異的描述統計分析,發現性別鴻溝顯著地存在于地區和國家兩個層面的政治知識上。在回答關于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的問題時,男性的平均回答正確率是 59.4%,顯著高于女性的 47.6%;但是在回答關于地區層面的政治知識的問題時,男性的平均回答正確率是 46.5%,而女性為 45.6%,兩性之間沒有顯著的差距。在回答“不知道”的概率方面,在關于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的問題上,男性中有21.1%回答“不知道”,而女性則有 33.7%回答“不知道”。然而在關于芝加哥地區政治知識的問題上,男性中有 30.1%回答了“不知道”,女性中則有 32%回答“不知道”,兩性之間的差距大為縮小。卡方檢驗結果同樣顯示,男性和女性在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上存在顯著差異,而在地區層面的政治知識上沒有顯著差異。(見表 3)【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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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統計分析的主要發現

      筆者使用 SAS 軟件進行相關分析、統計顯著性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主要建立 3 組回歸模型。第一組以國家和地區政治知識作為因變量,分析性別、政治興趣、收入、教育程度、年齡等自變量和控制變量對于該因變量的影響。第二組以在關于地區和國家政治知識的問題上回答“不知道”答案的比率作為因變量,再次分析性別、政治興趣、收入、教育程度、年齡等自變量和控制變量對于“不知道”答案的影響,從而考察男性風險偏好的心理特點在回答問題時所表現出的猜測傾向。第三組基于政治知識對政治參與行為的預測性,分別考察國家和地區政治知識對于政治參與的影響,以及性別在這組關系中的交互作用,從而檢驗男性的政治知識測量中是否有猜測行為所導致的知識“通脹”。

      首先對人口統計量對國家 / 地區政治知識水平的影響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性別、收入、年齡、政治興趣為控制變量建立回歸方程,得到分析結果如表4 所示。結果顯示,在總體政治知識水平上的性別差異普遍存在,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年齡、政治興趣等變量時,性別和知識兩個變量的交互在 p 值為 0.05時顯著。女性比男性少 4.4%的政治知識。當區別分析地區和國家層面的知識水平時,性別差異發生了變化。在國家層面上,性別差距為 10%,具有0.001的顯著水平;而在地區知識上,性別對于政治知識的影響并不顯著。然而大多數關于政治知識的問卷調查中,問題都集中在國家和全球層面,這就無法有效測量女性掌握較多的地區政治知識。【表4】
    論文摘要
      
      接著對人口統計量對“不知道”選項選答率的影響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表 5 中提供了二元線性回歸模型(只考慮性別在政治知識上的差異)以及多元回歸模型(加入其他人口統計量做控制變量)的模型分析結果。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對于“不知道”答案的選答率有顯著的影響。女性選答“不知道”的比率比男性多了 6%,這一方面可以歸因為女性擁有較少的政治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以歸因為女性更愿意選答“不知道”而不是猜測答案。無控制變量的第一組模型分析表明,在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上,女性選答“不知道”的比率比男性多了 11.7%,而在地區知識上,女性選答“不知道”的比率僅比男性多出2.5%。【表5】
    論文摘要

      加入控制變量的第二組多元回歸模型分析顯示,在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上,當其他變量保持不變時,女性選答“不知道”的比率比男性多了 7.1%。我們可以據此推測,男性在關于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的問題上較少選答“不知道”,一方面是由于他們擁有更多的國家層面的政治知識,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們試圖猜測答案而產生了知識測量上的“通脹”。當然回歸模型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證實男性具有更多的猜測傾向,因此筆者繼續進行第三組模型分析。

      第三組模型考察的是國家和地區政治知識對于政治參與的影響,以及性別在這組關系中的交互作用。表 6 所示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當政治知識作為預測政治參與行為的顯著自變量時(例如在回歸分析中,國家和地區層面的政治知識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在 0.001 上顯著),由于長期以來的研究證實男性擁有較高的政治知識水平,因此這應該預測出男性比女性的政治參與行為也更多。然而,模型分析顯示,男性的政治知識對于他們的政治參與的預測性是小于女性的,在國家知識上,低于女性 0.415 個單位,在地區知識上,也低于女性 0.224 個單位。這說明,男性的政治知識中是存在顯著的測量誤差的,男性遠遠高于女性的政治知識水平,并不完全是實際的政治知識水平的反映,而是部分源自問卷填答時的猜測行為所導致的知識“通脹”。【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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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美國芝加哥地區研究的數據,驗證了政治知識中的性別差異是顯著存在的。兩性之間掌握的政治知識存在著國家/ 地區層面的差別,男性掌握較多的是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政治知識,而女性掌握較多的是地區層面的政治知識。這也與已有研究中關于女性傾向于利用小規模、本地化的人際網絡獲得信息的發現相一致。

      然而社會科學研究中所設計的問卷,往往較多詢問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政治知識,這導致女性的政治知識水平并沒有充分呈現出來。而且由于男性在填答問題時更愿意猜測答案而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因此男性的政治知識呈現出這種測量誤差所導致的“通脹”。因此,使用男性政治知識的測量結果去預測男性的政治參與行為,其有效性是比較有限的。

      本研究的發現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個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層面,一個是社會治理理論與政策研究的層面。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層面的意義,主要是在研究性別與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行為的關系時,必須充分重視男性和女性之間在政治知識上的國家 / 地區層面的差別。政治知識的測量方式的多樣化和合理化有利于克服測量中的偏差。首先,在詢問政治知識的問卷問題和訪談問題設計時,既要詢問國家和全球層面的政治知識,也要詢問地區層面的政治知識,從而有效測量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識構成上的差異。其次,在問卷問題設計時,除了多項選擇題,還可以設計開放式問題,同時輔以深度訪談等定性研究方法,這樣就能盡可能地減少男性在填答問題時習慣性的猜測傾向所造成的測量誤差。當然,在對政治知識的國家 / 地區層面的差別進行研究時,只有把這種差別與性別差異聯系起來進行分析,才能理解性別與政治知識的相關性。中國也有學者對公民政治知識的國家 / 地區層面的差異給予了關注,并發現公民對全國性的政治知識認知度比較高,表現為較熟知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而對地方政治知識的認知度相對比較低,表現為對省長和市長的認識度較低。

      然而該研究并未把性別作為關鍵的自變量進行分析,因此無法獲知性別對政治知識層面差異的影響。

      從總體上看,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對公民政治知識的關注還很不充分。以 2006 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問卷(城市卷 /S030600950)為例,在A 部分詢問了公民的政治身份,例如是否是黨員干部;在 E 部分則詢問了政治參與行為,例如是否參與了抗爭性集體活動;同時也詢問了政治態度,例如是否愿意加入環保民間團體,但沒有設計問題直接詢問政治知識。與政治信念、態度和意見不同,政治知識是關于政治的事實性信息,是政治參與的一項基礎性條件,直接影響著政治參與的質量。

      在研究政治參與時,對政治身份、政治知識和政治態度的關注缺一不可,只有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對政治參與行為進行有效的預測。

      社會治理理論與政策研究層面的意義,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治理中,要充分重視和發揮女性在地區政治知識上的比較優勢,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和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強調權力來源的多樣化和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大量的社會治理事務是在地方層面進行的,需要政府、公民、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協同參與。女性更為深入地嵌入本地社會網絡中,傾向于利用小規模、本地化的人際網絡獲得信息,因此她們的地區政治知識更為豐富,例如她們更熟知本地的教育、醫療和住房體系,更了解本地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更關注本地的公共空間和社會網絡。這些地區政治知識,對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參與都有影響,例如影響對本地政府和政治領導人的滿意度,并進而影響在地方黨委、人大、政協中的政治參與行為,也與本地的社會組織的運作、社會運動的發起有密切關系。借助于社會組織和新媒體,體制外的、非正式的政治參與在現代社會中日益重要,地方黨委政府以及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對此有更充分的認識。放在社會治理的框架中去理解,女性掌握較多的地區層面的政治知識,對于建設社會公共空間、培育公民意識、推動公眾參與,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周云. 關于都市職業女性政治參與意識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對上海市職業女性的抽樣調查[J].改革與發展, 2007, (3).
      [2]張明新. 互聯網時代中國公眾的政治參與:檢驗政治知識的影響[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 20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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