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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家主權的視角探討通用語的確立和選擇的必要性

    時間:2014-08-30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5786字
    論文摘要

      通用語的全稱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即通行于全國的語言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簡稱《語言法》) 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用語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使這一語言政策得到憲法的保障,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從國家主權的視角來看,通用語的確立和選擇合乎中國的歷史及國情,順應政治和民族發展的需要,對維護國家主權、提升國家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確立國家通用語是維護國家主權的根本保障

      從歷史上民族國家建構的政治經驗來看,確立國家通用語,是維護國家主權的一個根本保障。為了構建一體化國家,民族國家在建立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實行統一的行政管理和發展同質的國民文化過程中,必須借助某種共同語作為工具或載體。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會采取立法或行政手段確定一種或幾種語言通行全國,這類語言通常被稱為該國的“通用語”或“國語”。

      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表明,確立通用于整個國家的統一的語言,是民族國家發展進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通用語在國家建構過程中主要發揮以下作用: 第一,實用作用。通用語在國家建構中具有多方面的實際效用。通用語尤其是通用的書面語,是保障主權國家處理政治經濟事務的交際媒介,是實現上情下達和民主決議、確保民主制度有效實施的重要載體。通用語對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經濟建設、教育普及、科技發展等各項事務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沒有統一的語言,上述目標難以實現。此外,對個人來說,掌握通用語是拓展交際和生活空間的前提,是取得社會認同的必要手段和進入主流社會的必備工具。因此,無論是對主權國家還是對國家內部的個體而言,通用語都具有無可替代的實用功能。第二,凝聚作用。通用語有助于提升主權國家的凝聚力。語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載體,統一的語言有助于國家形成統一的文化和共同的民族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通用語具有象征國民身份的意義。在多數人的意識里,掌握并使用國家通用語是國民身份的一個重要表現; 如果拒絕掌握或使用國家通用語則可能是拒絕國民身份、拒絕融入國民社會的表現。主權國家確立通用語的一個重要意圖,正是希望通過一個共同的語言喚起國民的國家身份意識,產生國家認同感,形成國家的內部凝聚力。第三,標志作用。通用語是主權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如果一個主權國家擁有區別于其他國家的通用語,那么這個國家通常會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標志比國旗、國徽、國歌更能反映主權國家的特性,更能代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別性特征。

      擁有自己的語言有助于界定一個國家,人們可以因為說某一共同的語言而屬于某一國家。這是主權國家建構所需要的重要元素。

      總之,多民族國家統一的國家意識、行政管理、市場經濟、國民文化的構建都需要共同的語言作為交流工具,語言的統一對于多民族多語言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主權的維護和鞏固具有根基作用。因此,許多民族國家在構建過程中都對通用語的確立給予很大程度的關注。許多學者都指出這一點,即“語言是民族建構過程中的共生事件”。

      以前蘇聯的解體為例。造成前蘇聯解體的因素有很多,“語言國有化”運動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開展了語言立法運動,宣布本國主體民族使用的語言為國語。這就是“語言國有化”運動,即在各個加盟共和國之內推行本國本土通用語。這一語言政策變革的實際目的是通過民族語言的“國有化”實現國家的獨立。比如,愛沙尼亞自其語言立法宣布愛沙尼亞語成為國語之后,通曉愛沙尼亞語便成為進入國家權力機構的一個重要條件。頒布《語言法》僅僅兩年半,愛沙尼亞就從前蘇聯獨立出來。“愛沙尼亞從語言的國有化發展到國家的主權化,再從國家的主權化宣布退出蘇聯,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從一定意義上說,愛沙尼亞的《語言法》之花結出了愛沙尼亞的國家獨立之果”。在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通過語言立法獨立出來的有十二個。

      由于語言具有身份認同的功能,政治家們充分利用這一點,通過確立國語的語言立法或語言政策為民族國家的獨立開辟道路。“在語言國有化的運動中,語言被各共和國的精英們作為進行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借此將共和國從中央的集權體制中解脫出來,最終獲得政治上的獨立”。

      由此可見,語言的統一或分離與國家的統一或分離之間存在著密切而又復雜的聯系。前蘇聯各加盟國的“語言國有化”運動在促成這些加盟國獨立的同時,也加速了蘇維埃共和國的解體。我們從這一政治現實中所能看到的是,確立國家通用語是推動國家獨立、維護國家主權的一個根本保障。前者與后者即使不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也應該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特別是當國家面臨統一或分裂大局時,有關確立通用語的語言政策尤其敏感和重要。

      二、合理選擇通用語是維護國家主權的重要基礎

      一般認為,通用語這種特殊地位的獲得對于使用該語言的民族在本國經濟和政治體制中獲取各種社會利益,對于該民族傳統文化在全國范圍內的普及與弘揚,都有著明顯的益處。因此,在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中,通用語的選擇變得十分敏感,處理不好就有可能會引發嚴重的民族沖突或社會矛盾,對社會穩定和國家主權產生消極不利影響。

      ( 一) 選擇通用語的原則和重要性

      對于民族及語言數量單一的主權國家而言,由于國內沒有其他語言競爭,所以無須考慮通用語的選擇問題,民族共同語可以順利成章地成為國家通用語。這類國家在制定語言政策時,通常不需要關注語言的地位規劃,而是重點關注語言的本體規劃,對既有的民族共同語進行規范化、標準化建設。同時,也適當關注對外語的習得規劃,有時還制定本國語言向國外推廣的政策。按照通用語的數量來界定,這類國家可稱為單語制國家,即確立一種國家通用語。

      然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是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這類國家在選擇國家通用語方面會遇到很多困難。從世界范圍內多民族國家的建構歷史來看,通用語的選擇一般要依照該國的民族構成和語言國情而定。根據民族結構和民族語言的強弱對比情況,多民族國家可以分為三類,不同類型的國家有不同做法。

      第一類是民族人口結構為單核心型的多民族國家,即某一民族在該國的人口數量占絕對優勢,該民族語言也具有較悠久的歷史,成為強勢語言。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因使用人數少、社會用途小而被邊緣化。對于這類國家來說,核心民族的強勢語言被選為該國的通用語,一般不會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反對,對該國的民族關系和國家主權一般也不會產生不良影響。這類國家制定語言政策的重點是語言的本體規劃,同時也在制定外語習得規劃和語言推廣政策方面投入一些力量。這類國家也是單語制國家。

      第二類是民族人口結構為雙核心或三核心型的多民族國家,即生活在該國的兩個或三個民族的力量對比及其所使用語言的功能對比強弱相當,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被邊緣化。那么該國選擇哪種語言作為通用語的問題就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嚴重的民族沖突。很多國家的做法是,同時選擇這兩個或三個民族的強勢語言作為通用語,以避免產生民族矛盾。這類國家語言政策的重點主要放在語言的地位規劃上,可稱為雙語制或三語制國家。

      第三類是民族人口結構為多核心型的多民族國家,存在眾多地位均勢的民族,以及社會功能相當的強勢語言,而又沒有哪種語言可以被視為民族身份的代表。對這類多個民族、多種語言混合在一起的國家來說,選擇哪種語言作為通用語的問題尤其復雜。為了避免民族紛爭,通常的做法是選擇多種優勢語言作為通用語。這類國家語言政策的重點除了語言的地位規劃之外,還有語言習得規劃,國民需要學習多種通用語。這類國家可稱為多語制國家。

      以上是世界范圍內主權國家選擇通用語的一般原則。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如果沒有按照上述原則選擇通用語,就可能引發民族矛盾和沖突,對本國構建和諧的民族關系和統一的國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在原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當時占全國總人口的56. 4%,他們要求巴基斯坦的語言政策制定者把全國大多數人使用的孟加拉語定為國家通用語,但是這個要求遭到拒絕。語言政策制定者認為,雖然使用孟加拉語的人口最多,但是分布不夠廣泛,僅僅集中在孟加拉一個省; 而使用烏爾都語的人口數量雖然很少,但是廣泛分布于全國各地,尤其在伊斯蘭教中廣為使用,影響力很大。為此,他們選擇烏爾都語作為國家通用語。這一做法導致孟加拉人的強烈抗議,并發動了大規模的“國語運動”。經過長期激烈的斗爭,1956 年巴基斯坦憲法被迫宣布孟加拉語和烏爾都語共同作為國家通用語。但與此同時,卻又讓孟加拉語和烏爾都語采用相同的文字。

      這進一步加深了孟加拉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此后政府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語言政策都被看作是反對孟加拉語的陰謀。1971 年,巴基斯坦分裂。盡管造成分裂的原因很多,但是關于孟加拉語的地位規劃問題是公認的一個重要因素。巴基斯坦政府不顧孟加拉人的民族意愿而選擇烏爾都語作為唯一通用語的做法,既違反了巴基斯坦語言生活的實際,又傷害了孟加拉人的語言利益和民族感情,導致民族關系出現嚴重危機,語言紛爭逐漸演變成抵制巴基斯坦政府統治、反對霸權主義的運動,最終導致孟加拉民族從巴基斯坦分離出來,建立了獨立的孟加拉國。

      巴基斯坦的分裂給多民族國家語言地位規劃帶來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原巴基斯坦存在兩種勢均力敵的語言,孟加拉語使用人口眾多,烏爾都語使用范圍廣泛,故而是典型的雙核心型多民族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最穩妥的做法是遵循雙語制原則,將孟加拉語和烏爾都語共同確立為國家通用語。但遺憾的是,原巴基斯坦的語言政策頑固地采取了“一個國家、一種國語”的模式,為巴基斯坦分裂埋下伏筆。

      在這一事件中我們再次看到語言的雙重政治力量,即語言既可以成為促成國家統一的積極力量,也可以成為導致國家分裂的消極力量。

      ( 二) 新中國成立后對通用語的選擇

      中國是典型的單核心型多民族國家,漢族自古以來就是主體民族,漢語始終占據著民族共同語的地位。新中國選擇漢語為通用語,采取單語制的語言政策,是毋庸置疑的正確選擇。

      1. 漢語是唯一的強勢語言

      自秦朝以來的兩千多年里,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旋律,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創造和發展了中國的疆域、歷史和中華文明。中國的民族同質性非常強,漢族始終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與此相應,漢語毫無疑問地成為強勢語言,不但使用人口最多( 母語是漢語的人口已超過全國總人口的 95%) ,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都被優先使用。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人口比較少,而且主要用于語言社區內部的日常生活領域; 即使有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社會使用功能相對較強,但也無法與漢語相比。少數民族在這種不平衡的雙語環境中,出于生產、生活的需要,自發地學習強勢語言,普遍認為掌握漢語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語言國情決定了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是理所當然的。

      2. 普通話是唯一的強勢方言

      漢語是一種多方言的語言。學術界普遍將漢語分成七大方言,包括官話( 北方話) 、吳語、粵語、閩語、湘方言、贛方言、客家話等。漢語的官話方言( 亦稱北方方言) 分布最廣,官話區人口占漢語總人口的 67. 75%,彼此通話沒有太大的困難。而東南各省的漢語方言差別很大,彼此之間不能有效通話。新中國在確立漢語為通用語之后,選擇了漢語普通話作為民族共同語,這合乎語言使用的事實和語言發展的歷史規律。以北京話為代表的漢語北方方言早在明代就成了中國的“官話”,即“官員使用的語言”,作為全國通用語言的口頭形式。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國語運動”的開展,“官話”被叫作“國語”,意為“全國性的語言”。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體現“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國家棄用“國語”一詞,改稱“普通話”,意即“通用之語言”。

      可見,中國民眾早就普遍接受了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官話、國語或普通話。這說明,新中國確立漢語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是順應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自然選擇,并非人為規定。這一選擇順理成章,并未引發其他方言區的不滿和沖突。

      3. 新中國成立后通用語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之初,漢語在全國范圍內并不普及。從書面語來看,全國 80% 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漢字難學、難認、難寫,故而難以在廣大群眾中通行; 從口語來看,漢語的方言眾多,有些方言差異很大,相當一部分方言區之間不能彼此通話。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日常生產、生活的合作與交往,制約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為合情合理解決好上述問題,國家發揮了各個領域的作用,全方位地開展工作。首先,發揮立法和行政的作用。1954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了新中國的語言政策,即“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國務院相繼成立主管語言政策的直屬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一些省、直轄市也設有文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的相應機構。此后,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統一領導下,主管部門具體負責落實各項工作,優質高效地完成了新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 1956 年 1 月 28 日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1956 年 2 月 6 日發出《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8 年 2 月 1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漢語拼音方案》。在確立通用語的過程中,國家充分發揮了立法和行政的權威作用。除此之外,國家還發揮了新聞出版、學術研究、社會團體的作用,以及社會各界著名人士的影響力,同時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大力培養語言和語言政策方面的專業人才。上述措施,可以說集中發揮了全社會的力量,使新中國的語言政策及語言規劃工作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

      總之,1950 年代的文字改革政策,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項重要舉措,普通話、規范漢字、漢語拼音方案的推行,最終確立了新中國的國家通用語,各項建設事業的開展有了統一的語言基礎,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有了統一的交際工具,國家對外交往有了統一的語言標志。國家通用語的確立和使用,為建設統一的新中國、鞏固和維護國家主權提供了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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