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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克自由主義的形成及其社會政治理論

    時間:2014-08-20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203字
    論文摘要

      一、問題的提出

      F.A.哈耶克(以下簡稱哈氏)是一位極富爭議的保守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追捧他的人視其為最富原創性的自由主義宗師,謗議他的人指責其思想過于保守狹隘。他的自由主義理論一度無人問津,但也曾盛極一時,深受西方右翼人士的青睞。新左派理論家佩里·安德森在評論哈耶克和其他三位右翼思想家時略帶戲謔地說:“我們在這里談論的四重唱歌手,對于自己的信念確實有一定的政治勇氣。但他們主要還是伴著社會秩序的聲調高低而起伏。所以盡管他們好像經常處在邊緣位置,甚至在他們的同仁看來有點行為怪異,但他們的聲音在王公大臣那里是聽得到的……哈耶克在英國下議院的大堂里賺得了撒切爾夫人的致敬……”可見,哈耶克是一個毀譽參半的爭議人物。究其原因,哈耶克是一個堅定的“二元主義者”,他的思想體系中有一種二分法的傾向,如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建構理性與演化理性、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憲政自由與民主自由、社會正義與否定性正義等等。哈氏的“二元主義”是具有對立傾向的二元主義,他堅持認同他認為正確的一元,對“錯誤”的一元則予以批駁和拒斥。本文首先對哈氏二元主義觀的歷史背景和學術淵源予以澄清,進而通過二元主義視角剖析他的社會政治理論,最后評價他的二元主義觀帶來的問題及啟示。

      二、哈耶克二元主義觀形成的歷史背景

      哈氏二元主義視野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自由主義從誕生之日起便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世界,它的核心教條是一以貫之的:個人主義、市場主義以及憲政主義等。這些核心教條確立了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準則,如社會規則應當是在個人活動中自發生成的,而非外力強加、人為建立的;經濟活動應當由市場調節,而非國家干預;權力結構應當是分權制衡的,而非集權壟斷的。盡管自由主義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理論體系,但這些基本教條和準則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然而,隨著工業經濟的飛躍式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日趨復雜,僅靠個人和市場的力量越來越無法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塊頑疾,并在大蕭條期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守夜人”國家已經難以為繼。因此,以格林、霍布豪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在19世紀初開始興起。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內核是宣揚加強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從而發展人的積極自由。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的盛行則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達至頂峰。

      在政治實踐上,歐美國家紛紛卷入了新自由主義的風潮之中。美國羅斯福政府在二戰期間就高擎國家干預的大旗,以應對戰爭對社會的無情吞噬,美國政府的力量在這一時期大大增強。歐洲在戰后也加強了國家干預,建立起福利國家模式,并經歷了一段他們為之自豪的黃金歲月。

      盡管新自由主義成功化解了社會危機,但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教條雖得以保留卻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自由主義分裂為新舊兩個世界。自發進化的秩序觀受到了挑戰,國家開始成為制定社會規則的主角,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日漸式微。個人主義仍然是自由主義的內核,但個人不再是自發秩序和消極自由的堅定捍衛者,個人開始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進而通過各種政治渠道分得一杯羹。國家地位的提升必然導致國家權力的無限膨脹和日益集中,不論是所謂的“議會國家”,還是所謂的“行政國家”,都表明憲政傳統的根基開始腐蝕。

      新自由主義的弊病逐漸暴露了出來。戰后,美國政府的力量進一步增強,約翰遜總統推出“偉大社會”運動,企圖通過國家這一“有形之手”來改造整個社會,消滅貧困,但最終卻以失敗而告終。

      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爆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社會運動風起云涌。在度過其黃金歲月之后,歐洲各國政府面對龐大的福利計劃越來越難以承擔,開始顯得力不從心,福利國家模式在70年代以破產而告終。

      哈耶克親眼目睹了自由主義范式的激烈轉變,他的學術傾向也一再右轉。很顯然,自由主義世界內部的分裂是哈氏形成“二元主義”視野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的失敗更直接影響了哈氏的思維模式。倘若人們仍然徜徉于古樸傳統的自由主義世界,很難想象哈氏會像下文所述的那樣用苛刻的眼光丈量一切。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福利國家的破產,以哈耶克為首的新右派提出以恢復古典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簡稱為新自由主義。詞綴的變化揭示了自由主義內部的二元之 間 存 在 著 巨 大 的張力。

      哈氏的“二元主義”視野還不僅僅來源于自由主義世界內部的張力,也來自自由世界和極權世界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自由世界和極權世界是具有本質區分的二元,極權主義粗暴地踐踏甚至顛覆了自由主義的核心教條,個人、市場和憲政在極權國家蕩然無存。二戰期間的納粹國家、戰后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都被哈氏視為極權國家的典型。可以說,從寫下《通往奴役之路》開始,極權主義國家就成為哈氏畢生批判的對象。

      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卻目睹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式微,更令他沮喪的是,新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之后,卻將社會拖入泥潭,并給人們的思想造成了極大混亂。因此,在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念之間正本清源成為哈耶克倡導其理論學說的重要前提。

      三、哈耶克二元主義觀的學術背景

      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淵源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這兩大思想淵源實現了哈氏理論在“經濟研究方面的‘市場經濟預設’與政治研究方面的‘自由的實現’接榫”。哈耶克是一個自由放任主義者,堅決捍衛自由市場秩序,認為人們的行為在自由市場這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秩序的調節之下,能夠獲取利益的最大化。

      這種“市場經濟的預設”的理論內核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哈氏的“個人主義”受益于奧地利學派中的經濟學,該學派的邊際效用理論持一種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

      所謂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就是將個人主義放在方法論的語境之中,如上文中所說,哈氏并未將個人上升到本體主義的高度,而是將個人置于社會秩序之中,受到社會秩序的制約,同時又主張從個人而非集體的視角對社會秩序進行考察。“哈耶克所主張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并不是簡單地在‘整體主義’與‘唯個人主義’這兩極之中所作的任何一極選擇,而是試圖通過同時否定這兩種方法而開出一種能夠使社會現象得到真正理解的方法論。”

      第一,批判“偽個人主義”。哈氏將自己的個人主義稱為“真個人主義”,而將笛卡爾傳統的個人主義稱作“偽個人主義”。這兩種個人主義所依憑的原則迥然相異:“偽個人主義”是一種“唯個人主義”,認為個人具有本體論意義,個人是高于社會的。“真個人主義”則旨在闡明一種自生自發產物之形成的現象。“偽個人主義”認為社會過程受個人的理性控制的時候,社會才能有效地服務于個人,而“真個人主義”則認為如果讓人享有自由,那么他們取得的成就往往大于個人理性所能設計或預見到的成就。

      第二,對“方法論的集體主義”的批判。哈耶克并沒有因為批判偽個人主義就轉而采用“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他認為“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的謬誤有過之而無不及。集體主義的本質在于“一方面否定任何并非直接出于理性設計甚或理性不及的各種社會力量,另一方面則試圖僅根據唯理主義的理性觀并且以極端的方式從政治上、經濟上和道德上重構社會秩序”。哈氏駁斥了集體主義的虛無性,他認為諸如社會或階級這樣的集合體并不存在,有些事情比如生產或消費這樣的行為,只有個人才會如此行事,集體是不能獨立于個人而存在的。“偽個人主義”歸根結底不過是一種改頭換面的集體主義,因為它割裂了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并進而持唯理主義的思維方式,由此在實踐中必然導向集體主義。由此,我們發現“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個人行動是客觀存在的,而集體不是客觀存在的,它有賴于個人的心智構建。因此要通過個人的行動而非集體的理性使社會得以演化,而非構建。

      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另一個直接的思想淵源是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哈耶克接續了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一是自由觀念,二是‘憲政概念’”,哈氏將自由主義劃分為英國自由主義傳統與歐陸自由主義傳統。前者發軔于17、18世紀英國輝格黨的政治信條:通過法治政府保護大不列顛人民的個人自由。后者發源于歐洲大陸,主張人們根據理性原則對社會加以重構。哈氏之所以鐘情于英國自由主義傳統,是由于這一傳統是真正崇尚個人自由的:“就更為古老的英國傳統而言,在法律的保護下免受一切專橫強制這個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是主要價值,而在大陸傳統那兒,由每個群體自己決定自己政府的形式,占據著最高的位置。這導致歐洲大陸的運動很早就同民主運動結合在一起,甚至兩者成了一回事。但這種自由民主所關心的問題,和英國式的自由主義傳統關心的問題,是有所不同的。”

      英國自由傳統與法國自由傳統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保護的是個人自由,后者則對所謂的民主自由青睞有加,個人自由必然導向自由市場和法治憲政,民主自由則傾向計劃主義和多數至上。

      以上從學術背景揭示了哈耶克二元主義觀的思想淵源,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對峙、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和歐陸自由主義傳統之間的齟齬造成了諸多價值觀念內部的二元對立。作為一個正統的古典自由主義者,這種對立加深了哈氏對于諸如集體主義、建構理性、國家干預這樣一些觀念的排斥和反感。這種二元主義觀深深地植入到了哈氏的社會政治理論之中。

      四、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

      《立法、法律與自由》是哈耶克社會政治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的導論部分寫道,對一個由自由人組成的社會的維續,乃取決于三個根本洞見:“第一個洞見認為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完全不同;而且,它們各自的獨特性與支配它們的兩種全然不同的規則或法律緊密相關。第二個洞見主張,當下通常所說的社會的或分配的正義,只是在上述兩種秩序的后一種即組織秩序中才具有意義……第三個洞見宣稱,那種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因其間的同一個代議機構既制定正當行為規則又指導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導使自由社會的自生自發秩序逐漸轉變成一種服務于有組織的利益集團聯盟的全權性體制。”

      哈耶克的社會政治理論主要就是由法律理論、社會理論和自由理論三部分構建而成的。

      下文將從哈耶克的社會政治理論出發,圍繞哈耶克對自由的法律與立法的法律、分配正義和個人正義、憲政自由與民主自由等概念的二元劃分來進一步探討他的自由主義理論。

      (一)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法律與立法
      哈耶克法律理論最深刻的洞見就是將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律更細致地劃分為“法律”與“立法”兩種類型,“法律”所對應的是“內部規則”,立法所對應的是“外部規則”。

      為什么自由是一項重要的價值?哈氏認為自由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它能確保人們在無知之域中自由地探索,進而保證個人所能獲得知識的最大化運用。

      自由的價值并不在于使人發展出更正確的預見能力,而是使個人行動與特定的環境和形勢相適應,從而達至其個人目的,促進社會的進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本身只是自生自發社會秩序有助益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足條件,要使自由成為充足條件,就有必要引入另一個概念:即“確獲保障的領域”,或曰“私域”。他認為“個人是否自由,并不取決于他可選擇的范圍大小,而取決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現有的意圖形成自己的行動途徑,或者取決于他人是否有權力操縱各種條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他本人的意志行事”。至于如何保證個人擁有“確獲保障的私域”便是哈氏法律理論所要加以解決的。

      哈耶克對社會秩序規則進行了二元劃分,即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所謂內部規則,乃是指社會在長期的文化進化過程中自發形成的規則,亦即哈氏所謂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外部規則則是指那種只適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務于統治者目的的規則,是經由人刻意設計出來的,亦即“立法”。外部規則是在客觀情勢中適用于無數未來事件和平等適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正當的行為規則,外部規則雖然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但它作為組織或外部秩序的工具,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從一般意義的規則轉變為特定的命令。

      從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的特征可以看出,哈氏將內部規則即法律看作是維護個人自由的重要條件,自由必定是“法律之下的自由”。當然哈氏并沒有武斷地否定立法,他認為,內部規則中包括“闡明的規則”與“未闡明的規則”,或“條文化的規則”與“未條文化的規則”。所謂“未闡明的規則”是指“一種描述性質的規則,亦即并未用評議或文字予以表達的慣常行為的模式”,而“闡明的規則”是指“形式化了的規范性質的規則,它們不僅描述行為,而且還經由確立適當標準的方式支配行為”。闡明的規則或條文化的規則事實上就是哈耶克所說的立法,但這種立法是依附于未闡明規則的,是未闡明規則的一種文字表述。

      (二)自由主義的否定性正義觀與社會分配正義觀

      一如上文所述,哈耶克推崇的是關乎個人行為正當性的否定性的內部規則,即法律。但二戰后的西方國家越來越受唯理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的影響,議會與政府成為法律的主要來源。議會和政府創立的法律既不具有普遍適用性,而且往往帶著特定的目的。“社會公正”一詞幾乎總是帶著道德標的,甚至“社會公正一詞今天被普遍用作所謂分配公正的同義詞”。哈耶克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秩序都是去道德化的,因此,他認為社會分配正義與個人自由是不相容的。哈氏猛烈地批判了蘇聯中央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稱“一個受指導的經濟必須或多或少地遵循獨裁性的路線”,對于西方福利國家他同樣頗有微辭。在哈氏看來,社會公正要么在自由市場秩序中毫無意義,要么必將摧毀自由。

      在評價哈氏的正義觀時,應避免陷入一個誤區,即認為他是否定正義的。事實上,哈氏只是否定社會正義的概念,并沒有否棄正義本身。哈氏對于正義的使用是有語域限制的,他將正義一詞限定在自由市場秩序的范圍之內,因為“一種由正當行為規則所支配的自由市場秩序要比任何一種由命令支配的組織型社會都更可欲”。哈氏認為,正義是人之行為的一種屬性,“惟有人之行為才能被稱之為是正義的或不正義的……一個純粹的事實,或者一種任何都無力改變的事態,有可能是好的或壞的,但卻不是正義或不正義的”。換言之,正義只關乎人們做了什么,做的事情是否正義,而不關乎人們做某件事所帶來的后果。哈耶克的正義觀屬于程序主義的分析進路,將正義歸諸人之行動,而社會公正依憑的是道德及結果,因此這兩者是互不相容的。

      批判社會正義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可能成為某些人強制個人自由、破壞自由市場秩序和自由價值的手段。社會正義的基本訴求源于19世紀人們開始普遍關注由交換正義帶來的自由市場秩序在機會和財富分配方面產生的不平等現象,社會正義的倡導者們具有一致的理念:一是信奉唯理主義建構論的正義觀念,認為人們可以通過理性制定社會法則來掌控分配的過程;二是要求有某個代表社會的特定個人或組織強行設定某種為社會所認可的分配模式,通過權力重構社會結構。哈耶克質疑,人們將某種分配模式強加給自由市場秩序的同時是否還能維護自由市場秩序?自由市場秩序受制于正當行為規則,組織遵循的是命令和強制,社會公正正是通過各種命令和強制破壞了正當行為規則,進而威脅到了自由。

      首先,社會正義混淆了個人責任,一方面免除了個人對周遭之物和親近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又將一些模糊不清的社會責任強加給個人。其次,社會公正運用強制力量按照某種報酬模式分配財富將導致惡劣的經濟和政治后果,貧困問題雖然暫時得到了緩解,但從長遠來看則抑制了社會活力,減緩了物質進步,并造成了人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損害了個人自由。最后,社會公正催生了各種利益集團,它暗示人們可以以正義的名義要求其同意某個利益集團的特殊要求。

      通過對社會正義觀的批判,哈耶克表明了維護自由市場秩序及私有財產制的立場。自由主義正義觀的核心的特征是它所具有的否定性。否定性的正義觀是與正當行為規則勾連在一起的,“正當行為規則從本質上講是否定性的,亦即具有禁令的性質,換言之,不正義乃是真正的首要概念,因而正當行為規則的目的也就在于防阻不正義的行動”。

      對正義觀的二元劃分為哈氏批判計劃經濟和福利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他看來,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是一個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能有分配公正。當國家出現了刻意進行所謂公正分配的機構時,人們將面臨喪失自由的危險境地。

      (三)憲政自由與民主自由

      要搞清楚哈氏對自由類型的二元劃分,首先必須厘清他對于自由的定義。哈耶克繼承了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觀,認為自由是“個人獨立于他人專斷意志之外的自由”。在《什么是自由主義》一文中,哈氏將自由界定得更加細致:“它首先意味著自由的個人不服從任意的強制。但是就生活在受著保護免于強制的社會里的人而言,也需要對所有人施以某種限制使他們不能去強制別人。”

      哈氏認為,要保障自發秩序和個人自由,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憲政,所謂憲政就是要建立一個實行分權的、立憲的、保障人權的、有限的政府體制,為此人們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要確立一系列重要的憲政原則,政府只有在遵守這些憲政原則的前提之下才能對個人施以強制,由此看來,憲政實際上就是法治,法治是憲政的實施方式。哈氏所言之自由,乃是法治之下的自由。

      所謂法治,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到事前規定并宣布的規則的約束———這種規則使得一個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預見到當局在某一情況中會怎樣使用它的強制權力,和根據對此的了解計劃它自己的個人事務”。法治意味著政府機構的一切權力受到限制,約束政府權力的是事前規定并宣布的針對所有人的法律,而不是政府任意制定的、對個人區別對待的法律。法治是區分一個國家是自由還是非自由的標準,制定了齊備的法律體系不等于法治,一個非自由的政權可能頒布了數量繁多的法律,但卻不是實行法治的社會。

      但是,在現代社會,憲政與法治的內涵遭到侵蝕。隨著議會民主制度的確立和普選制的完善,民主日益成為一項與自由平行的重要價值,二者之間內在的張力是與生俱來的,但人們開始將民主與自由越來越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認為實現了民主也就實現了自由。民主的幻想“使人們產生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只要我們用民選的立法機關來‘控制政府’,那么約束政府的各種傳統手段也就可以棄之不用了”,很顯然,這里的傳統手段就是指憲政與法治,在現代民主制度的刺激下,人們相信能夠通過多數意見的力量約束政府,進而實現個人自由。

      哈氏并非簡單地從“多數的暴政”這一視角批判議會民主,因為在代議制民主國家,多數壓根就沒有直接統治的權力。事實上,比“多數的暴政”更可怕的是民主的過分發展與議會權力的濫用結合在一起,使民主政府擁有無限的權力。在代議制民主下,多數的民意往往是被偽裝的、虛假的,議會在多數民意的授權之下成為擁有最高權力且不受限制的權力機構。議會在獲取不受限制的權力后,不再依照進化理性制定法律,而是根據人或機構自身的意圖制定法律。

      議會民主的危害不僅僅在于議會權力是不受限制的,還在于議會并不能真正成為多數民意的代表,謀求取得政權的政黨必須拉攏各個利益集團,并制定有利于各個利益集團的法律和政策。“正如我們所見的那樣,代議機構因擁有無限權力而具有上述悖論性結果,根本就無法使代議機構在它自身的行動中一以貫之地實施它所贊同的一般性原則,因為在這種制度安排中,代議機構的多數為了繼續成為多數,就必定會盡其所能向不同的利益群體提供特殊的好處以換取它們的支持。”

      當然,哈氏對代議制民主的批判,并不意味著他徹底否定民主,他所否定的只是代議制民主下虛假的多數民意。他認為“嚴格地說,民主所指涉的乃是確定政府決策的一種方法或一種程序,因此,它既不指稱實質性的善或政府的某個目的,也不是一種能夠被確當地適用于非政府組織的方法”。從哈氏對民主的理解來看,民主是程序性的、工具性的政治過程,“雖說民主本身不是自由,但是它卻是保障自由的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作為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惟一能夠以和平方式更替政府的方法,民主乃是 一 種 極 其 重 要 但 卻 具 有 否 定 性 的 價 值……”赫爾德在《民主的模式》一書中將哈耶克主張的民主模式稱為“合法民主”,它是對于傳統的保護型民主的歷史傳承。這種民主模式對大眾民主持否定態度,認為大眾民主存在兩種危險:“其一,一種武斷的、壓迫性的多數統治的傾向;其二,多數統治逐漸被多數的代理人的統治所替代。”

      哈耶克主張擴大憲政和法治來保護個人自由,只有憲政和法治得到尊重時,強制性權力才會受到有效的約束。在憲政與法治框架下,“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實用手段,人 們借助 它有效地保障最高政治目的:自由”。

      五、哈耶克“二元主義”觀的利弊與啟示

      毫無疑問,哈耶克的二元主義視角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助于人們獲取真知灼見。個人自由、市場經濟和憲政法治等是在人類文明進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根本原則。上個世紀前半段,全世界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就在于不論是在自由國家還是極權國家,人們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的認知產生了偏差,甚至將一些根本原則徹底拋棄了,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對社會動一次脫胎換骨的大手術。當人類面臨智識上的混亂時,就必須正本清源,將人們的思維重新拉上正確的軌道。哈氏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堅定地捍衛了在歷史長河中累積下來的智慧,這種智慧直到今天仍有其重大價值,而他的貢獻與其非此即彼的二元主義觀是密不可分的。

      二元主義觀的弊端在于它給予其他學說爭論的余地過于狹小。古典自由主義之所以在19世紀走向衰落,在于它有著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病。如它過于強調市場經濟和個人的財產權利,而忽視了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不公平現象。盡管哈耶克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程序上平等了,結果上的不平等并不能稱作不公平。但是,在市場經濟下,結果的不公平往往就是由過程的不平等造成的,在占有資源極度不平等的前提下,富人和窮人達至成功的機會和手段如何可能平等?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給予適度的干預就是正當的。哈氏咬住國家干預的缺陷不放,忽視了現代社會日益復雜的現實,從而妨礙了國家發揮其正面的作用。因此,沒有一種學說能夠占據絕對的支配地位,一種學說的缺陷往往需要另外一種學說加以彌補。

      因此,在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時,必須秉持一種公平、辯證的思維,對其所倡導的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價值觀念予以接納,對于其偏執的思維模式則應當予以摒棄,切勿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

      對仍處于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國而言,哈耶克所倡導的一些根本價值仍是我們應當孜孜追求的,個人自由、市場經濟和法治的全面實現仍然處于進行時。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深水期,就中國社會的龐大和復雜而言,國家在很多問題上———如貧富差距、利益階層固化、環境污染、社會安全與穩定等———必然要扮演核心角色,否則,國家將不是在自生自發中走向繁榮,而是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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