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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關系

    時間:2014-08-20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1664字
    論文摘要

      一、問題的提出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是當代中國發展進程中的戰略性問題。黨的十八大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置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綱領的高度。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首先要從理論上解決以下基本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何具有“特色”?其形成發展遵循著一種什么樣的理論脈絡和實踐邏輯?如何認識中國政治發展動力的特殊性問題?我們認為回答這些問題必須緊緊圍繞中國特殊的政治關系模式和制度結構體系。中國特色的政黨-國家-社會關系模式和制度體系構成了政治發展“中國道路”路徑依賴的原初條件,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適應性調整以及自身的發展轉型始終是與中國政治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其中,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變革及其執政理念的更新往往成為中國政治社會變化的開端。因此,我們把中國共產黨指導國家建設的意識形態及其執政理念的變化作為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關鍵性自變量。本文從理論、現實和發展三個坐標維度系統考察了執政黨意識形態適應性變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關系。首先,在理論坐標上梳理了國內外學者關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關系的觀點,探討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聯。其次,在現實坐標上論述了執政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歷史軌跡。最后,在發展坐標上討論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的未來挑戰及應對策略,并從執政黨意識形態創新的角度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作了基本評估。

      二、理論坐標: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關聯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意識形態以其簡單而明確的符號元素,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良善生活的未來愿景,并把人們追求幸福的信心和行動連接起來,激勵著人們去實現那些烏托邦式的目標。誠如薩金特(L.T.Sargent)所言:“意識形態為其信仰者提供了這個世界‘實然’與‘應然’的圖景,并借此把這個極其復雜的世界組織成極為簡單且可理解的事物。”

      西方發展政治學的研究表明,意識形態在后發國家政治發展過程中承擔著特殊的功能,這是因為意識形態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它既包含了對現實生活的看法,也蘊含了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它不僅為人們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也為人們指明了實現目標所需要的行動步驟。由于意識形態以群眾為對象,“因此通常是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簡單詞語來陳述。基于同一理由,意識形態在語氣上通常是鼓動性的,鼓舞人們盡最大的努力來達成意識形態所設定的目標。”

      (一)合法性重構與適應性轉型: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的海外視角。
      
      新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一些學者認為應該改變 20 世紀 80、90 年代忽視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的狀況,要重新評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布魯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柏斯德(Br.dsgaard)與鄭永年、凱瑞·布朗(Krrry Brown)等,他們分別從執政基礎、合法性轉變、意識形態變革、組織建設以及未來發展等方面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方位的評估和研究。其中一部分海外學者探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關聯,認為從意識形態終結論的角度探討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為時過早,意識形態在中國政治體制中依舊占據重要地位,“因為不僅從黨的威權主義執政的具體歷史和本質來看是如此,而且從整個社會和制度變遷的過程來看也是如此。”

      海外學者主要從合法性理論和政黨適應性角度探討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一是從合法性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執政挑戰以及意識形態重構對中共穩固執政地位的作用。他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基礎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用經濟激勵取代道德激勵,意識形態逐漸世俗化和去魅化,第二次是中共十四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基礎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強調以人為本與和諧。這兩個階段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調整意味著它對社會利益調整和民眾訴求的靈活反應,也反映出意識形態在轉型期中國社會高度分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海克·霍爾比格(Heike Holbig)、布魯斯·迪克森。二是從政黨適應性角度來討論中共意識形態的重構與中國政治發展問題。如德國學者 F.哈爾迪希(Falk Hartig)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革命型階級政黨向治理型全民政黨轉變,其所持的意識形態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共“選擇了一條意識形態由列寧主義逐步轉向民族主義的現代化之路,大力提倡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現代化和國家利益的相統一”,并強調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既是客觀現實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共應變與創新能力的體現。

      美國學者沈大偉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調適與收縮的過程中探討了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認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共意識形態的性質和功能發生了根本變化,徹底改變了意識形態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意識形態成為一種事后為政策決策論證和辯護的工具。他考察了宣傳部門在中國“調適與收縮”過程中的作用,并探討了本土意識形態運動,即“三個代表”思想、“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以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學者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探討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內容、功能作用和傳播意識形態的宣傳系統這三個維度上。

      在意識形態內容方面,從注重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包容性到強調胡錦濤“以人為本”、“社會和諧”、“科學發展”的新變化,強調中共意識形態的融會性。在意識形態功能上,認為意識形態的轉變既有繼承性又有創新性,這種變化為中共的執政提供了合理性,同時也看到意識形態對政策的理性化論證。在意識形態的傳播系統上,認為中共宣傳系統的適應性變化是中共調適能力的重要要素,現代化的中共宣傳系統作為一種信息控制和傳播的制度機制對于意識形態的功能拓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三種解釋框架: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的國內視角。

      國內學術界對意識形態和政治發展的探討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宏觀層面論述政治發展與意識形態的邏輯關聯,認為意識形態和政治發展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意識形態是政治發展的一個基本內容,而政治發展又是特定意識形態的必然結果,政治發展和意識形態之間相互依賴,共同促進政治體系的變革與完善。

      二是構建中觀解釋框架,從意識形態角度分析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力。這一解釋框架主要是強調了政黨與意識形態在現實政治過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認為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精神的力量必然要依附于政黨這一客觀載體才能發揮作用,同時意識形態反過來又影響政黨的興衰成敗,進而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狀況。從這一解釋框架出發,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強意識形態政黨,為了保持合法性和發展活力,不斷地進行意識形態再功能化,保持了意識形態的連續性和開放性,這不僅體現出執政黨自身的創新力與修復力,同時也為中國政治發展注入動力,開拓了發展空間。

      三是從微觀層面探討意識形態的具體變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如蕭功秦結合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方法,從轉型政治學的角度歷史地考察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創新的兩個主要階段、特點及其政治學意義,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發展過程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理論試錯和創新過程,中國意識形態創新的具體機制是“在革命意識形態概念庫中,尋找能包容發展性、開放性同時又能滿足意識形態對執政黨的合法性保護功能的、最有助于表達改革開放理念的符號元素。”劉劍君則強調意識形態是能夠成為為政治發展提供準則與藍圖的政治文化力量,其演變過程能夠折射政治發展的軌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合理化完善及其對改革開放的推動。

      總的來說,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思想觀念體系”,一方面為社會政治制度提供正當性證明,提高社會公眾的政治認同,促進政治體系穩定;另一方面,它能動地反作用于經濟社會政治結構,顯示其巨大的改造功能,“一定社會的精神生產、意識形態對其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積極功能的發揮,以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推動著人類歷史的進步和發展。”

      如果要發揮意識形態的正能量作用來促進政治發展,就必須不斷進行意識形態變革與創新,正如諾斯所言:“大凡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團體的忠誠擁護,或者作為外在條件變化的結果而得到舊的團體的忠誠擁護。”

      三、現實坐標: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意識形態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從“革命斗爭型”到“改革建設型”: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改革式重構。

      政黨與革命的相結合成功地改變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邏輯,這種革命不同于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更替,它實質上是一種制度的根本變革,辛亥革命改變封建專制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基石,在某種意義上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精神成功融入到中國社會基質并喚起中國人政治熱情的客觀結果。然而革命后中國的政治發展并不是以政治制度化為發展目標,相反,直至改革開放前,革命精神作為一種歷史慣性一直影響著中國政治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治發展的一種話語性路徑依賴。

      政治觀念史的研究表明,新中國成立后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盡管改革和發展在某個歷史階段被提及的次數略高于革命,但是革命精神始終主導著共和國現代化的建設,“革命”成為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階段的表征。以表一為例,新中國以后“革命”、“斗爭”、“改革”、“建設”等關鍵詞出現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和黨章中的頻次有著明顯變化。從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革命斗爭”成為指導國家建設的主導意識形態。對此,劉建軍等人認為,黨的八大到十一大,在黨章和歷次代表大會報告中“革命”、“斗爭”、“階級”等詞匯出現的頻率要高于“改革”、“發展”、“建設”,并且“革命”等詞匯在使用上往往注重“用于描述實際的階級斗爭或號召人們進行階級斗爭”。相反,黨的十二大以來,盡管“革命”、“斗爭”、“階級”也出現在黨的政治文件中,但是無論從使用頻次還是使用涵義上都出現了明顯變化,“革命”等詞匯“一般是在回顧和總結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和把改革比喻成一場革命性變革時才使用”。

      與之相近,有學者統計分析了《人民日報》(1949-1979 年)出現的“革命”和“改革”的詞頻變化。從他們的研究結論來看,革命和改革在 1949 年-1979 年這段歷史時期基本呈現同步變化趨勢,二者關系較為復雜,盡管1949 年-1961 年間“改革”的詞頻高于“革命”,但是隨著左傾主義泛濫,“改革”一次出現的頻率迅速下降。“1967 年,‘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革命’出現的頻率也達到了空前的 229%。”從上述研究來看,“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巨大的政治推動力改造著新中國的政治社會面貌,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整體性的社會改造運動證明了革命精神不僅是推動政府系統高效運轉的精神動力,而且也是實現政治整合的思想工具”。

      “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不僅喚起了人民的政治熱情,更是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系統。然而,隨著“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的泛濫,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陷入了一個復雜和矛盾的歷史時期。“革命精神”所造成的道德困境和歷史困境也嚴重干擾著中國政治發展進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對執政黨意識形態進行了重構,成功地實現由“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向“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的轉變。“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確立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二是從增強意識形態的解釋力和合理性出發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社會主義本質論;三是從提高意識形態的包容力和靈活性出發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意義和作用體現在:

      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和“實事求是”原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開辟創造了空間。真理標準大討論徹底結束了“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指導,其政治意義在于它賦予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邏輯合法性。從學理層面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過程,既不能教條主義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經典論述,也不能照搬照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只能是依靠人民群眾首創精神和探索實踐,用實踐標準來衡量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第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社會主義本質論”指明了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問題。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十五大進一步重申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性質和方向性問題。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社會主義本質論”一方面從社會性質上明確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政治發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另一方面從發展程度上指出了中國政治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國政治發展需要經歷若干個具體的發展階段,其內容是對具體制度進行完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

      第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闡釋框架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支撐。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于中國政治發展的推動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一科學話語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動力源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既要解決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問題,更要處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實現生產關系的根本變革以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既闡釋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力,又為中國政治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其次“,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一科學話語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文化支撐。“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要以先進文化來解放思想,在時代浪潮中引領社會觀念的變革,為政治變革掃清觀念障礙;強調了先進文化對公民的道德素養、科學文化水平以及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的提升作用,這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最后,“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科學話語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本質目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本質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要求執政黨增強其開放性和包容性,拓寬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渠道,協調好人民整體利益和具體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實現人民當家的真實性,增強人民作主的能動性。

      (二)從“改革建設型”到“和諧發展型”: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發展式轉換。

      “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世俗化特征,彰顯著執政黨對意識形態的創新力和開放包容性,并為政治制度創新提供了動力。如果說“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取代“革命斗爭型”意識形態是執政黨對其意識形態的一種邏輯重構的話,那么十六大之后“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演變成“和諧發展型”

      意識形態則是執政黨對其意識形態的一種命題轉換。這是因為,改革建設取代革命斗爭是要從根本上重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邏輯合法性,而改革建設演變成和諧發展則是要凸顯出執政黨意識形態調整的連續性和平衡性,目的在于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重新闡述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

      十六大以來,執政黨意識形態之所以要進行發展式轉換,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意識形態并不是僵化不變的思想價值和觀念體系,而是應注重增強意識形態對轉型期社會矛盾問題的解釋力。一方面從改革式重構到發展式轉換,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變革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把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中心工作。“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發展就是要從理論層面豐富黨的先進性的內涵,為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據。正如國外研究人員所指出的:“對黨的先鋒隊的新的闡釋反映出當今時代的內涵,即生產力、科學進步和人類文明進步發展迅猛的特點,這種觀點反映出旨在‘振興中華’的改革精神”。

      十六大以來,中國發展呈現出新特征和新要求,發展的不均衡性以及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等問題要求執政黨更加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協調、可持續。正是在這一宏觀背景下,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重大戰略命題。對此,鄭永年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調整旨在“避免黨和中國現實的發展變得不相關,而要使得黨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得密切相關”。

      另一方面,從改革式重構到發展式轉換,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變革凸顯出中國共產黨執政形態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發展基調。如果說執政黨對意識形態的改革式重構透露出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運用革命方法治理國家的政黨成功轉型成一個運用改革建設的方法治理國家的現代政黨的話,那么其對意識形態的發展式轉換則透露出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執政形態的完整認識。執政黨用“改革建設型”意識形態指導國家建設其目的在于通過推動經濟發展來提升執政黨的統治合法性。然而,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也日益多元化,如何調適執政黨意識形態以容納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觀念,以適應和引導社會現實,并明確黨領導國家建設的藍圖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成為新時期執政黨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課題。“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的提出是為了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增強執政黨的政治認同,其中“以人為本”為深化改革發展奠定了總基調。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以人為本”的發展基調表明了執政黨對多元利益訴求的容納,對塑造公民主體意識的政治關切,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努力追求。

      “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是科學性,即“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所強調的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是一個均衡性發展的戰略思路,其根本目的是實現“以人為本”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二是實踐性,即科學發展觀解決的是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它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總結和邏輯歸納,它要求實現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以質量型發展來回擊中國數量型發展模式所受到的批評。這兩個基本屬性決定了“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規范性證明既是執政黨“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創新體現,也反映了執政黨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所扮演的主體角色。德國學者海克·霍爾比格曾評述到:

      “在胡錦濤時代,意識形態創新和現代的核心內容不僅是對精英主義的‘三個代表’概念進行平民主義的再闡釋,而且是對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闡述。在實踐的層面,這些概念意味著重新重視社會公平和正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反映出傳統的共同利益傾向和黨的領導人對‘群眾’的關切。在理論的層面上,新的概念已經相互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把黨的領導地位合法化。”

      從政治發展角度來看,“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

      一是“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所強調的“以人為本”原則為堅持和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奠定了價值基礎。“以人為本”是“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的核心立場,為實現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提供了價值原則。在“以人為本”理念下,政治發展在目的上始終是關注一定政治社會關系下具體的人,始終是“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發展的本質區別并不在于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是否發達,而在于是否能夠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和資本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根本區別。在具體實踐中“,民主政治”和“民生政治”的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以人為本”精神原則的重要體現。

      二是“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所強調的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為堅持和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提出了基本要求。這一要求從外部規定性來看,就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相統一相適應。從內部規定性來看,就是要全面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這體現在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通過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治系統功能的優化,建設“和諧參與型”政治文化,有序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等方面;要協調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這體現在政治參與擴大和政治結構穩定的有機協調,執政黨建設和國家政權建設的有機協調,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法治建設的有機協調,基本政治制度完善和政治體制改革步調的有機協調;要可持續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這體現在正確處理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化、社會心理變化和可持續性政治發展的關系,并加強制度化建設,提高可持續性政治發展的危機治理能力。

      三是“和諧發展型”意識形態所強調的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為堅持和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提供了具體途徑。統籌兼顧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就是要統籌兼顧各種政治關系,即在政治發展過程是通過制度化建設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關系,滿足不同政治主體的利益訴求,實現社會主義政治關系的和諧穩定;就是要統籌兼顧地發展國家民主和社會民主,在發展國家民主層面要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現社會主義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有機結合,在發展社會民主層面要規范群眾自治,在政府引導下發展社會組織,擴大基層民主,增強社會自治能力,實現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

      四、發展坐標:執政黨意識形態創新與中國政治發展的未來

      (一)挑戰回應:政治發展視野下的執政黨意識形態創新。

      從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實踐來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變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一方面,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變革創新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提供動力開拓空間;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為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創新變革提供新的政治環境和條件。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新時期新階段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新任務新挑戰需要黨不斷調整執政思路,更新執政理念,創新執政意識形態,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新的理論指導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當前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挑戰有:

      從內部來看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及執政黨自身建設對中國政治發展帶來的發展性挑戰,這主要表現在:(1)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不可持續、體制轉軌相對滯后、利益結構發生扭曲、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體性事件不斷蔓延等深層次問題盤根錯節、相互交織,經濟、社會、行政等各個領域改革攻堅的難度不斷提升,缺乏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宏觀設計和頂層設計;(2) 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十分突出,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程度,與中國的政治發展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如何以社會公平正義為導向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并以政治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成為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問題;(3)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無論是黨內制度建設、執政理念、黨內民主的各環節等方面與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要求還存在一定的不相適應。

      從外部來看主要是全球化和政治經濟內卷化對中國政治發展帶來的結構性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實際上是深深地內嵌于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發展和演變中的,二者之間的碰撞、交織、互動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發展過程。一方面,經濟全球化降低了國家發展的自主性,同時通過經濟卷入西方國家增強了對中國民主輸出的動力。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西方國家加緊對中國進行西式民主價值的滲透,其實質是全球化政治經濟不平衡條件下對中國的新一輪“政治殖民化”。全球化和經濟卷入給中國應對西方的民主輸出帶來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某些后發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由于政治發展滯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現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和政治衰敗的局面,從而長期徘徊于發達國家門檻之外的尷尬境地,如何避免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是中國政治發展面臨的又一挑戰。

      從應對中國政治發展遇到的挑戰來看,要創新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需要注重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增強意識形態的實踐性。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增強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實踐性就是要能夠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所追求的戰略目標,分析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對合理政治秩序追尋的過程,呈現中國共產黨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作的努力和探索,為執政黨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具體的行動方向。

      二是增強意識形態的認同性。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政治發展戰略目標還必須依賴一系列政治動員過程,才能轉變成全民的政治行動。增強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認同性就是要使抽象的、原則性的政治發展戰略目標轉變為公眾的政治行動,增強政治發展戰略目標的感召力和說服力,使執政黨和政府主導的政治發展戰略目標內化為全社會的共識。

      三是增強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增強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就是要在比較分析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政治發展經驗和規律的基礎上,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維度總結中國政治發展的國情特點、歷史階段、經驗路徑和現實約束,闡明中國本土化的政治發展的理論內涵、價值維度和評價指標,彰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理論特色”,從而有效應對西方式民主話語體系的挑戰。

      (二)前景展望:“中國夢”是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意識形態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夢”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開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夢”政治內涵的本質是在黨的領導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保障人民當家的合法權利,實現人民作主的政治地位。“中國夢”是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意識形態創新,其政治內涵的理論意蘊廓清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有屬性和理論特質,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具體的實踐方向。

      首先,“中國夢”的實踐性為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開拓空間。習近平在闡述“中國夢”的內涵時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中國夢的過程需要真抓實干。“中國夢”彰顯著百年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這是“中國夢”實踐特質的根本體現。拓展和走好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是“中國夢”的實踐要求。黨的十八大從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七個方面勾勒了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目標。這些目標,構筑了現階段“中國夢”視野下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圖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夢”的實踐特質也為中國政治發展不斷開拓空間。

      其次,“中國夢”的認同性為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匯聚力量。歷史地看,“中國夢”飽含著中國人民不懈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奮斗歷程;現實地看,“中國夢”意蘊著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人民幸福和共同富裕的發展愿景。從客觀上說,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中國夢”提出的實踐前提,同時也是其關注的要點。從主觀上講,人自身的超越本性和自我意識的發展是“中國夢”提出的思想條件。“中國夢”的價值維度體現在兩個層面上,在集體層面上是追求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在個人層面上是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中國夢”所具有的價值認同、目標認同,使其已經成為推動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旗幟和指導思想。正是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中國夢”的認同性為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凝聚了發展力量。

      最后,“中國夢”的包容性為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提供支撐。“中國夢”凸顯的是民族夢與世界夢的統一,是“民族史”與“世界史”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客觀結果,它體現了文明的包容性與多樣性。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夢”的政治發展意義在于它闡釋了中國政治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合理性,打破了西方“普世價值”的霸權,彰顯了中國政治發展模式的“道路自信”;豐富了中國民主法治的理論內涵,打破了西方話語體系的壟斷,彰顯了中國政治發展模式的“理論自信”;積聚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制度優勢,打破了西方制度規范的延伸,彰顯了中國政治發展模式的“制度自信”。正是從這個層面上來看,“中國夢”的包容性為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有效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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