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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金納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

    時間:2020-03-03 來源:求是學刊 作者:姚大志 本文字數:10195字

      摘    要: 當代共和主義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被稱為“公民共和主義”,另一派被稱為“古典共和主義”。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哈貝馬斯,而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斯金納。斯金納的古典共和主義理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的主題是個人自由,斯金納同自由主義者一樣主張“消極自由”的觀念,但是他更為強調依附和奴役;第二個部分的主題是自由國家,斯金納同自由主義者一樣主張“同意說”,但是他的國家觀念更為強調公民參與和公共利益。自由主義與古典共和主義在自由觀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對于自由主義,剝奪自由的東西是干涉;對于古典共和主義,剝奪自由的東西主要是依附。

      關鍵詞: 政治哲學; 斯金納; 共和主義; 自由主義;

      Abstract: Contemporary republic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 “civil republicanism”and“classical republicanism”.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rmer is Habermas, while that of the latter is Skinner. Skinner's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individual liberty. Skinner advocates“negative liberty”like the liberals, but he puts more emphasis on attachment and slavery.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liberal state. He advocates the“consent theory”like the liberals, but his concept of the state underlines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in the view of liberty. For liberalism, what deprives liberty is interference; For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what deprives liberty is mainly attachment.

      Keyword: political philosophy; Skinner; republicanism; liberalism;

      在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 雖然自由主義一如既往地占有統治地位, 但是其他派別也對它提出了挑戰, 特別是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個人, 社群主義的基石是共同體。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構成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光譜的兩端, 而共和主義則位于兩者之間。當代共和主義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被稱為“公民共和主義”, 它重視“積極自由”的觀念, 強調民主和政治參與;另一派被稱為“古典共和主義”, 它更重視“消極自由”的觀念, 強調憲政和法治。從思想淵源來說, “公民共和主義”源于古代雅典, 而“古典共和主義”源于古羅馬。從思想傾向來說, “公民共和主義”更為接近社群主義, 而“古典共和主義”更為接近自由主義。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 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斯金納 (Quentin Skinner) 。

      斯金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 他研究的是歷史, 但他針對的靶子則是現實。斯金納理解的現實就是自由主義在當代政治哲學中處于統治地位, 而他從尼采和福柯那里學習了顛覆自由主義統治地位的方法。借鑒尼采的“系譜學”, 他試圖追溯西方政治思想的系譜, 其結果是在自由主義之前發現了共和主義;借鑒福柯的“考古學”, 他試圖挖掘已經塵封的思想瑰寶, 而這種瑰寶就是共和主義。也就是說, 斯金納歷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典共和主義來挑戰自由主義。

      一、個人自由

      如果說哈貝馬斯式的公民共和主義之核心觀念是合法性, 那么斯金納式的古典共和主義之核心觀念則是自由。對于哈貝馬斯, 合法性來自于民主的程序, 因此“合法性”是一個論證性的觀念, 其目的是為國家權力提供一種證明。對于斯金納, 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根基, 從而“自由”是一個論戰性的觀念, 其目的是從根基上對自由主義提出挑戰。要挑戰自由主義, 必須對準靶子。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有兩種正統的表達:一種是伯林 (Isaiah Berlin) 關于“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 和“積極自由” (positive liberty) 的區分;另外一種是麥克魯姆 (Gerald MacCallum) 關于自由的“三位一體”的定義。

      在1958年發表的《兩種自由概念》中, 伯林提出了自由概念的經典區分, 即“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分。所謂“消極自由”是指人們擺脫什么的自由, 也就是說, 自由意味著免除各種限制;所謂“積極自由”是指人們可以去做什么的自由, 一般而言, 自由意味著自己統治自己。前者對應的問題是“政府能夠在什么程度上對我施加干涉”, 后者對應的問題是“誰應該統治我”。伯林認為, 這種自由的區分反映了人們在利益、信念和生活目的方面的深刻分歧。伯林關于自由的區分引起了激烈爭論。一方面, 雖然很多人贊成伯林對自由的區分, 但是他們對哪一種自由更為重要產生了分歧。自由主義者一般認為消極自由比積極自由更為重要, 良心自由比政治參與的自由具有更重要的內在價值。社群主義者和很多共和主義者則認為積極自由更為重要, 政治參與應該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有優先的地位。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人反對伯林的區分, 認為這種區分在理論上是混亂的, 在實踐上則會把人們引向歧途。一些理論家試圖超越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來闡發出第三種自由概念, 而麥克魯姆是最著名的代表。
     

    斯金納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
     

      在《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 (1967) 一文中, 麥克魯姆提出, 自由就是人們免除這種或那種限制而去做這樣或那樣的事情。自由有三個構成要素:第一是行為主體, 在一般情況下就是自然人;第二是各種各樣的限制, 它們表現為從法律規定的義務和禁令, 到公共輿論和社會壓力所產生的強制性影響;第三是人們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 在沒有限制的場合, 人們可以自由地去做 (或不去做) 他們想做 (或不想做) 的任何事情。在麥克魯姆看來, 自由就是這些要素的三位一體關系。1

      雖然伯林和麥克魯姆代表了自由主義的兩種不同觀點, 而且麥克魯姆的自由概念就是針對伯林關于自由的區分提出來的, 但是這兩種觀點并非是不相容的。對于自由主義者 (如羅爾斯) , 他們可以接受麥克魯姆關于自由的三位一體定義, 同時贊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分, 并且主張自己的觀點與消極自由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對于共和主義者 (如斯金納) , 他們認為伯林和麥克魯姆都是自由主義者, 不僅兩者的消極自由概念是成問題的, 而且他們的自由觀也是不可接受的。

      這樣, 斯金納在自由問題上就有三項任務:第一, 反駁麥克魯姆的自由觀;第二, 反駁伯林的自由觀;第三, 提出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觀。

      從斯金納的觀點看, 在麥克魯姆的三位一體自由觀中, 自由主義最強調的因素是限制。斯金納的思路是:如果我們能夠闡發一種自由觀, 而這種自由觀可以沒有限制的因素, 那么就可以證明麥克魯姆的三位一體自由觀就是錯誤的。借鑒社群主義者 (如麥金太爾) 的觀點, 斯金納提出, 古希臘的道德哲學依賴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主張, 我們是帶有某些特定人類目的的道德人 (這種觀點后來為亞里士多德派的自然主義倫理學繼承了) ;第二個前提主張, 人類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 我們的目的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 (這種觀點后來為托馬斯主義的經院哲學繼承了) 。基于這兩個前提, 我們只有真正從事于導向“幸福” (eudaimonia) 的活動, 從而體現了最內在的人類目的, 我們才能夠擁有真正的自由。對于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托馬斯主義, 人類的社會本性及其內在目的就蘊涵了一種積極自由的觀念。斯金納論證說:如果這些前提能夠成立, 那么我們就可以從它們推論出一種積極自由的理論;這種積極自由的理論完全不需要限制的因素, 從而麥克魯姆的三位一體自由觀是錯誤的。2

      斯金納只是借用社群主義的觀點 (以及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托馬斯主義) 來闡發一種積極自由的觀念, 以證明麥克魯姆的三位一體說是錯誤的, 而他本人既不贊成社群主義 (以及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托馬斯主義) , 也不關注積極自由的觀念。斯金納重視的是消極自由, 這與伯林一樣。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認為伯林的消極自由觀念是錯誤的。按照伯林的消極自由觀念, 自由意味著免除各種限制。如果存在限制, 那么就沒有自由。如果有自由, 那么就意味著限制的缺失。3對于伯林, 自由與限制是連在一起的, 決定是否擁有自由的唯一因素是限制。斯金納認為伯林的觀點是錯誤的, 因為決定一個人是否自由的因素與其說是限制, 不如說是依附。在斯金納看來, 如果某個人依附其他人, 那么即使他沒有受到限制, 他也會處于不自由的狀況, 因為他始終處于對其他人 (主人或統治者) 善意的依賴之中。某個統治者 (或主人) 可能是善良的和仁慈的, 不會干涉臣民 (或奴隸) 的自由, 但是臣民 (或奴隸) 畢竟是臣民 (或奴隸) , 他永遠活在奴役的陰影中。4

      與社群主義者以及公民共和主義者 (如哈貝馬斯) 不同, 斯金納關注的重心不是積極自由, 而是消極自由。與自由主義者也不同, 斯金納認為對自由的威脅主要不是限制, 而是依附。從限制來思考自由, 自由的對立面是干涉。從依附來思考自由, 自由的對立面是奴役。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政府對個人自由的干涉, 而共和主義反對的是依附, 例如, 臣民對統治者的依附, 或者奴隸對主人的依附。

      斯金納反駁伯林和麥克魯姆, 其最終目的是提出一種與自由主義相抗衡的消極自由概念。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概念強調的東西是限制, 而且一般來說, 在對人及其行為的各種限制中, 最重要的是法律。但是從斯金納的觀點看, 法律不是自由的敵人, 而是自由的保障。基于這種立場, 斯金納試圖闡發出一種古典共和主義的個人自由觀念。這種古典共和主義的個人自由觀念由兩個觀點構成:第一個觀點試圖把自由與公民自治和公共服務聯系起來, 以表明個人自由需要公民美德;第二個觀點則試圖把自由與法律聯系起來, 以強調沒有法律的強制, 就沒有公民美德, 而沒有公民美德, 就沒有個人自由。5下面, 我們來分析斯金納關于這兩種觀點的論證。

      在各種政體中, 古典共和主義者所追求的理想政體是共和國, 如古羅馬共和國。在共和政體中, 古典共和主義者最為關注的東西是憲政安排。斯金納認為, 一種憲政安排的正當性依賴于兩點:首先, 政府表達了共同體的真實意志;其次, 政府推進了共同體的善。6也就是說, 共和政體的實質在于公民自治。要實行自治, 共和國的公民就需要擁有公民美德, 他們能夠自愿服務于公共的善。一個人只有具備公民美德, 他才會愿意參與政治和管理政府, 并且在這些活動中永遠把公共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在斯金納看來, 很少有人能夠始終保持這樣的公民美德, 因為大多數人總是把個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斯金納效仿古代的共和主義者, 把公民美德的這種缺失稱為“腐化”。

      自由意味著公民自治, 而公民自治需要公民美德。如果公民美德對于自由來說是必要的, 同時又因為人們的腐化而缺少它們, 那么如何能夠使人們擁有公民美德呢?斯金納主張, 如果人們沒有美德, 那么就必須強迫他們擁有美德。能夠強迫人們擁有美德的東西是法律。因此古典共和主義更重視法律, 并且主張法律不是限制自由, 而是帶來自由。古典共和主義者的思路是這樣的:在法律的強制下, 人們參與政治生活, 從事公共服務, 履行公民義務;在人們的各種美德中, 履行公民義務是最重要的美德;人們能夠為公眾服務, 履行公民義務, 這就是實現了自治;因為在共和國中公民的自由體現為自治, 所以法律強迫給人們帶來的東西與其說是限制, 不如說是自由。

      總而言之, 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都是對立的:自由主義強調認真對待權利, 權利先于義務, 而古典共和主義強調認真對待義務, 義務先于權利;自由主義用法律保護個人的權利, 免于政府、團體和他人的干涉, 而古典共和主義用法律強迫個人履行其公民義務, 以服務于公共利益;自由主義認為法律之于自由的意義是消極的, 其功能在于提供保護, 而古典共和主義認為法律之于自由的意義是積極的, 其功能是創造出自由。

      二、自由國家

      對于共和主義來說, 自由不僅是個人的事情, 而且更是國家的事情。雖然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持有自由國家的觀念, 但是對于國家應該具有什么性質并且發揮什么樣的功能, 兩者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主義在自由國家中更為強調權利和法治, 并且主張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護人們的權利不受侵犯。共和主義在自由國家中則通常更為強調自治和民主, 即國家不僅應該體現人民的意志, 而且也應該由人民來管理, 這意味著它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體的善。

      斯金納試圖通過研究自由主義之前的歷史來闡發一種古典共和主義的國家觀念。他認為, 在自由主義于18世紀取得統治地位之前, 西方的思想是共和主義的。從文藝復興開始, 一些理論家逐步發展出古典共和主義思想, 其中包括馬基雅維利、西德尼、尼德漢姆、莫爾、彌爾頓和哈林頓等。斯金納把這些古典共和主義者稱為“新羅馬理論家”, 并且努力從他們的著作中概括出共和主義的國家理論。

      斯金納所闡發的這種古典共和主義國家理論是由兩個基本觀念構成的:一個基本觀念是這種國家理論的正面, 即“自由國家” (free state) ;另外一個基本觀念是這種國家理論的反面, 即“公共奴役” (public servitude) 。斯金納認為, 新羅馬理論家把國家理解為一個自由的共同體, 而共同體的行為是由其全體人民決定的。因此, 如果人們要想理解自由的真正意義, 那么他們必須把“個人自由”置于“自由國家”之中。用新羅馬理論家的話說, 共同體擁有政治身體, 就像個人擁有自然身體一樣。我們可以把個人與國家的自由加以對比:個人的自然身體是自由的, 這意味著他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采取行動;同樣, 國家的政治身體是自由的, 這意味著它可以按照自己意愿不受限制地使用其權力來追求自己的目的。無論是個人的自由還是國家的自由, 都是按照其自治的能力來界定的。這就意味著, “一個自由國家是一個共同體, 在這個共同體中, 政治身體的行為是由全體成員作為一個整體的意志決定的”。7

      斯金納認為, 一個國家是自由的, 這意味著它所使用的法律是通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制定的。共和主義者把法律看作支配政治身體運動的規則。所謂法律通過全體公民的同意而制定, 就是說國家的政治身體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的。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 它就是自由的。相反, 國家在其他意志的支配下行動, 它就是不自由的。古典共和主義的國家理論實質上是一種“同意理論”, 即國家應該得到人民的同意。我們應該注意到, 無論是古典共和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上主張的都是“同意理論”。但是斯金納認為兩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對于自由主義, “同意理論”的目的是證明政府的合法性;對于古典共和主義, “同意理論”的目的更為激進, 它要求所有法律都必須經由人們的同意而制定, 因為他們就是要服從這一法律的人。古典共和主義主張, 人民既是法律的制定者, 也是法律的服從者。

      讓我們把古典共和主義的上述主張歸納一下:自由國家應該體現人民的意志。從古典共和主義的觀點看, 一個國家是自由的, 這意味著它體現了人民的意志, 并按照人民的意志來行動。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 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人們一般認為, 所謂人民的意志是指所有公民的個人意志的總和。然而我們知道,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 所有公民的意志通常并不是一致的。如果所有公民的意志不是一致的, 那么這種個人意志的總和就不存在。正是鑒于這一點, 盧梭主張人民的意志就是“公意”, 以區別于“眾意” (所有個人意志的總和) 。在這個問題上斯金納借鑒了盧梭的觀點:“當我們說到人民的意志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一定是指多數人的意志。”8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 那么所謂“按照人民的意志而行動”只不過意味著“按照多數人的意志而行動”。問題在于, 事情為什么由多數人的意志來決定?共和主義者認為, 雖然“多數決定”不是決定行動的最好方法, 但是我們沒有比它更好的辦法。與“同意理論”類似, 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都贊同實行“多數決定”。兩者的分歧在于:自由主義更為關心的東西是在實行“多數決定”時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擔心密爾所說的“多數暴政”;而共和主義更為關心的東西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擔心社會的動亂和失序。

      現在讓我們分析古典共和主義國家理論的另外一面:不自由意味著什么?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不自由意味著受到了非法的干涉或者限制, 意味著人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從斯金納的古典共和主義觀點看, 自由的反面始終是奴役。因此對于個人, 不自由意味著成為奴隸;對于國家, 不自由意味著公共奴役。如果自由始終是與奴役對應的, 那么使人處于奴役狀態的東西是什么?斯金納認為, 奴隸之所以是不自由的, 不在于他們事實上是否受到了強制和壓迫 (因為他們的主人可能是非常仁慈的) , 而在于他們的從屬的法律地位。一個人成為奴隸并且是不自由的, 根本原因是他們在法律上屬于某個人的權利范圍, 并且通常處于某個人的權力支配之下。

      斯金納把國家的不自由稱為“公共奴役”, 而且他認為除民主制度之外的任何其他政體形式都屬于“公共奴役”。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國家, 奴役意味著被剝奪了按照自己意志從事行動的能力。在這種意義上, 自由國家應該體現出人民的意志。如果一個國家體現的不是人民的意志, 而是某個人 (君主制) 或某些人 (貴族制) 的意志, 那么它就是不自由的。如果一個國家不是體現人民的意志, 而是聽命于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意志, 那么即使它仍在實行法治, 還保有各種憲法權利, 它也是處于奴役狀態之中的。9也就是說, 只有民主制度是自由的, 其他的制度都是在實行公共奴役。

      但是, 現實的政治制度比政治理論更為復雜。從理論上說, 只有三種制度形式, 即一個人的統治 (君主制) 、一些人的統治 (貴族制) 以及所有人的統治 (民主制) 。然而, 現實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是某種混合政體, 比如英國實行的是民主制度, 但是仍然保留了君主制。在很長一段時間, 英國的議會掌握國家權力, 但是君主擁有否決權。斯金納認為, 在民主體制內保留某種特別權力, 而這種權力能夠壓倒民主的權力, 這時就會產生公共奴役。因為在這種否決權中, 國家是按照一個人的意志而非人民的意志采取行動。在君主擁有否決權的制度下生活, 就是在奴役的危險中生活。10

      在上面的分析中, 我們看到斯金納始終強調自由與奴役的對立, 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國家。而且, 在斯金納看來, 奴役是指法律權利的不平等。就西方歷史進程來說, 對于前現代社會 (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社會) , 普通百姓與統治階級 (奴隸主或封建領主) 在法律權利方面確實存在不平等, 可以說普通百姓在政治上依附于統治者。新羅馬理論家在這種情況下用奴役來界定自由, 強調自由與奴役的對立, 這是合適的。然而在當代西方社會中, 即使我們認為仍舊存在階級差別和不平等,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 這些不平等主要不是法律權利方面的, 而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在這種背景下, 斯金納強調自由與奴役的對立, 給人的感覺似乎是無的放矢。

      三、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

      斯金納闡發了一種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觀念, 在這種觀念中, 雖然他同自由主義者一樣主張“消極自由”的觀念, 但是他的自由觀念更為強調依附和奴役。斯金納也闡發了一種古典共和主義的國家觀念, 在這種觀念中, 雖然他同自由主義者一樣主張“同意說”, 但是他的國家觀念更為強調公民參與和公共利益。雖然總體上共和主義在西方政治哲學的光譜上位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 但是無論是自由理論還是國家理論, 斯金納的觀點都離自由主義更近, 而離社群主義更遠, 盡管共和主義與社群主義似乎擁有更多的共同性。現在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把這種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放在一起加以考察, 以進一步探討兩者的關系。

      古典共和主義一直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批評:只有國家是自由的, 而這種國家中的個人則是不自由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 共和主義主張國家應該體現人民的意志, 而在這種國家中, 公共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 公民義務優先于公民權利, 既沒有預防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迫害, 也沒有考慮對個人權利的保護, 這樣, 個人自由難免會受到政府和他人的侵犯。

      那么古典共和主義者如何來為自己辯護呢?他們如何來證明國家自由優先于個人自由?斯金納通過歷史研究, 引用新羅馬理論家的思想來回答自由主義的批評。對于早期的新羅馬理論家來說, 人們之所以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國家 (城邦共和國) , 這是因為自由的國家能夠給他們帶來光榮和偉大。因為與專制國家相比, 自由國家更為強大。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 對于馬基雅維利和那個時代的共和主義者來說, 人們之所以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國家 (共和國) , 則是因為自由的國家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這種好處在于自由的國家維護公共利益, 而君主制維護君主的個人私利。最終到了17世紀的時候, 一些共和主義理論家才明確主張, 人民支持自由的共和制度, 這是因為只有在這種制度的保護之下, 他們才能夠享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就是說, 通過幾百年新羅馬理論家們的努力, 古典共和主義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只有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 個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11

      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都主張, 雖然人應該是自由的, 但是他有可能失去自由。人是如何失去自由的?自由主義與古典共和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有分歧的。對于自由主義來說, 人之所以失去自由, 這是因為他受到了干涉。自由主義主張, 每個人都擁有一些基本的權利和自由, 它們或者是自然的 (在專制政體中) , 或者是法律的 (在民主政體中) , 而這些權利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謂自由, 就是沒有干涉。如果這些自然的或法律的權利和自由受到了國家的強制性干預, 那么自由就消失了。因此在自由主義者看來, 無論是在專制國家還是民主國家, 人們一旦受到他人、團體或國家的強制干涉, 他們就是不自由的。特別是對于極端自由主義者來說, 國家即使是為了幫助底層群體而加稅, 這也是侵犯了人們的自由。

      對于古典共和主義來說, 使人們失去自由的東西與其說是干涉, 不如說是依附。斯金納認為, 只要你處于一種政治上依附的地位, 你就是不自由的, 因為依附會永遠置你于這樣的危險之中, 即強行剝奪你對自己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控制。這意味著, 如果你生活在某種政府之下, 而這種政府允許使用法外的特權, 那么你就已經處于奴隸的地位了。你的統治者可能很仁慈, 可能不會使用那些法外特權, 從而你也許仍然保有你的公民權利, 但是你保有的公民權利實際上依賴于統治者的善良意志。如果人們處于政治上的依附地位, 那么他們的自由隨時都可能失去, 這也就是說, 他們一直生活在奴役狀態之中。12

      但是, 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古典共和主義對依附的強調是錯誤的。因為依附只是某種干涉的危險, 不是實際的干涉, 而使人們真正失去自由的是干涉。古典共和主義者所說的依附通常是指:人們僅僅是法律的服從者, 而不是法律的制定者。這樣自由主義者會對古典共和主義提出兩點批評。首先, “干涉”與自由直接相關, “依附”與法律對自由的保護相關, 共和主義者把“依附”與自由直接聯系在一起, 這樣就混淆了“自由”與“自由的保護”。也就是說, 用“依附”來界定自由是錯誤的。其次, 雖然規定自由之范圍的東西是法律, 但是人們自由的范圍是由法律條文決定的, 而非由法律制定者決定的。也就是說, 個人自由與特定的法律條文相關, 而不是與特定的立法者相關。

      這些批評反映了自由主義與古典共和主義在自由觀方面的分歧。就自由觀念的性質而言, 斯金納的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者是相同的, 因為兩者肯定的都是“消極自由”的觀念。而且, 斯金納也承認, 這種“消極自由”是通過限制的缺失而表現出來的。但是對于斯金納來說, 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在于:自由主義認為, 導致失去自由的唯一形式就是干涉, 從而只要使公民免于任何非正義的干涉, 就可以確保他們的自由;而古典共和主義主張, 使人們失去自由的東西, 除了干涉, 還有依附, 而且后者是更為重要的因素。這樣, 不僅要使公民免于非正義的干涉, 而且還要免于對別人的依附。

      古典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不僅涉及自由觀本身, 而且也涉及自由觀的歷史。按照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歷史就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史, 而自由主義從近代到當代一直處于統治地位。然而按照斯金納的觀點, 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以17世紀為界, 在此之前普遍流行的是共和主義, 只是在18世紀之后, 自由主義才取得了統治地位。而且斯金納認為, 這一切都源于功利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崛起, 因為這種崛起一身二任, 它既導致了共和主義的衰落, 也幫助了自由主義的興起。從18世紀晚期開始, 功利主義在政治、道德和法律領域都全面處于支配地位, 從而導致自由主義的一統天下。但是, 斯金納所描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會面臨這樣的質疑, 即功利主義所取代的東西與其說是共和主義, 不如說是社會契約論。在18世紀之前, 西方在整個實踐哲學領域 (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等) 處于支配地位的是社會契約論, 從格勞秀斯到康德, 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是契約主義者。到了18世紀末, 功利主義的興起導致了社會契約論的突然死亡, 從而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取代了契約主義的自由主義。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 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之后, 功利主義才從統治地位跌落下來。今天西方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三分天下, 即自由主義可以分為三派, 它們是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極端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

      注釋

      1 Gerald C.MacCallum,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76, No.3, 1967, p.314.
      2 Quentin Skinner, “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in S.M.McMurrin (edited) , ues, Vol.VII, 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6, pp.232-233.
      3 伯林:《自由論》,胡傳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第189頁。
      4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9-70.
      5 Quentin Skinner, “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pp.229-230.
      6 Quentin Skinner, “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p.241.--31
      7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26.
      8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29.
      9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47-49.
      10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50-53.
      11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60.
      12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69-70.--34

      姚大志.斯金納與古典共和主義[J].求是學刊,2020,47(01):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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