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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理性的本質探析

    時間:2019-07-24 來源: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袁航 本文字數:9940字

      摘    要: 在當代公共政治哲學的復興過程中,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論是一條引人矚目的脈絡, 而爭論的主題在于作為理性個體的社會成員與社會規范的關系。對此, 羅爾斯提出“公共理性”這一概念。公共理性不僅從自我觀的角度回應了社群主義的詰問, 更憑借公共理性對社會的規范作用, 使政治共識在理論上完成了從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的過渡。在公共理性厚重的倫理維度下, 羅爾斯規劃了在多元社會中尋找社會公共規范, 為個體自由劃定合理界限的方案。這一工作對當代公共哲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公共理性; 自我觀; 社會規范; 倫理; 多元社會;

      Abstract: In the revival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public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ebat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is a remarkable thread, and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mbers as rational individuals and social norms. As for this, Rawl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public reason", which not only responded to the query of communitar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concept but also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consensus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to the public sphere theoretically by virtue of the normative role of public reason in society. Under the heavy ethical dimension of public reason, Rawls planned a plan to seek social public norms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and draw reasonable boundaries for individual freedo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public philosophy.

      Keyword: Public reason; self-concept; social norms; ethics; pluralistic society;

      當代政治哲學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思考作為整體的政治社會制度和作為公民的人自身之間的關系。當代民主社會由身份平等的公民按照平等的合作關系所建構, 因此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時會受到來自社會公共價值的規范和約束。這些公共價值如何產生?羅爾斯的公共理性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案, 即通過公共理性, 將私人領域中的完備性學說與公共領域中的政治正義相結合, 使公民對政治正義的價值規范產生共識, 以此賦予這些價值規范以社會普遍性。在這一過程中, 理性個體與社會規范的統一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 社會規范來源于理性個體的共同選擇;其二, 理性個體對社會規范的自發遵從。

      理性個體的自我決定能力體現為自我觀, 而正是羅爾斯最初的自由主義式自我觀激發了絕大多數社群主義者的批評。在后期的著作中, 羅爾斯修正了公共理性賴以為基的自我觀。在放棄了傳統自由主義“無拘束”的自我觀并用政治自由主義“寬容”的自我觀回應了社群主義的質疑后, 羅爾斯將公共理性確立為公共領域中現實的政治價值規范。羅爾斯對公共理性的表述體現出規范性價值從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的跨越, 通過公共理性, 公眾建構了彼此認同的、公共領域內的政治正義原則。最后, 在面對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現狀時, 羅爾斯指出, 公共理性在“公民義務”方面的道德要求就是政治合法性的體現, 這種政治合法性確保了公眾對政治正義原則的遵守, 盡可能緩和了不同群體在政治領域中的沖突狀態。

      一、以寬容為核心的自我觀

      理性個體對社會規范的選擇與認同源于他們對不同社會方式的選擇, 這種選擇便是自我觀的體現。在自由主義者看來, 對當代公眾的平等對待體現為對他們自我觀的尊重, 然而并非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持相同的自我觀。在自由主義理論內部, 對自主與寬容這對根本價值的爭論, 促使羅爾斯產生了由“綜合自由主義”向“政治自由主義”的轉變。[1]這一轉變指出了公共理性的適用范圍——包括公共權責和責任在內的基本政治問題。在這些問題上, 羅爾斯認為個體應該接受理性的可修正原則, 并在修正公共性問題的看法的基礎上尋求共識。

    公共理性的本質探析

      “綜合自由主義”的自我觀認為, 個體能夠跳出所處的環境并對其進行反思:“作為公民應當被普遍地當作具有這樣一種能力……要跳出那些特殊的善觀念并考問和評價與之相關的各種最終目標。”[2] (544) 這可以被理解為個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不受原生群體價值觀的束縛。自由主義自我觀的核心內容是自我優先于目的, 其結果是使“既定的社會常規”在個體生活的不同時間段中具有差異。例如個體曾經對某一價值的信念并不能夠阻礙今后對這種信念的追問和懷疑, 這就是將“自我”與“目的”加以區分后的結果。這種自我觀來源于康德的自我主體概念。前康德時代的近代哲學選擇以自然主義作為工具的人性論道路, 但其根本缺陷就是道德的“他律性” (Heteronomie) :意志不是以自身為依據, 而是由它之外的東西所主宰, 外在因素并不具備普遍約束性, 其結果是使人類的道德成為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為了克服這一問題, 康德提出道德律令是理性為自身制定的規則, 使道德的來源從他律轉變為自律:人的自由體現為意志的自由, 而意志本身在理性的規定范圍內, 因此它必然要遵守理性對自身的立法。在康德學說中, 人是具有雙重身份的存在:在感覺世界中, 他作為自然中的個體而存在;在物自體世界中, 他又具有實踐理性存在物的本質, 正如思辨領域的物自體無法被認識一樣, 實踐理性領域中的物自體 (人) 也無法被認識。將實踐理性中的人看作超然于現象領域的物自體, 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將實踐理性建立在經驗基礎之外, 但這種觀點最終導致了“綜合自由主義”的先驗特征:作為實踐主體的人有能力超越經驗層面的實踐, 以最高層次的理性為依據完成自身的立法和行動。

      上述先驗特征引發了社群主義的猛烈抨擊, 但社群主義的批判同樣暴露了自身的弊端。社群主義者認為, 《正義論》時期的羅爾斯秉承康德這種形而上學的先驗自我觀, 在他的理論中, 自我是先天的、非經驗的產物:“自我優先于它所確定的目的。”[3] (560) 在社群主義者看來, 這一概念并未注意到如下事實:自我是被“嵌入”于現存的經驗社會中并因此受到社會常規的約束, 這意味著個體在選擇生活方式時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社會的規范。因此, 對自我決定這一能力的規定并不存在于脫離社會的超驗層面, 而只能在經驗社會內部。尊重個體的自我決定并不意味著跳出自身所處的環境來決定自我, 而是鼓勵個體專注于自己的社會角色并為共同利益的實現貢獻自己的力量。對此, 桑德爾論證道:“自我的邊界是開放的, 主體的身份是主體能動性的產物而非前提。”[4] (152) 但是只要他承認個體可以擺脫特定的社會身份和價值觀, 他就必須接受自由主義式的論斷:個人具有判斷和選擇社會價值規范的能力。當代著名自由主義學者金里卡認為, 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間并非水火不容:“把實踐推理當作‘自我發現’的過程的社群主義觀點, 與把實踐推理當作判斷與選擇過程的自由主義的觀點, 這兩者之間最多只具有語義上的區別。”[5] (228) 與其說社群主義的批判完全駁倒了自由主義的自我觀, 不如說后者對自我觀的規定通過這場爭論變得更加完善, 羅爾斯以寬容為核心價值的新的自我觀就是這一論斷的直接體現。1

      在以寬容為核心的自我觀中, 羅爾斯為其重新注入了經驗特征, 一方面他承認個體的價值觀受到所屬群體價值觀的影響, 另一方面他指出個體能夠在反思的過程中審視并修正這些價值觀。這種新的自我觀既維護了實踐理性對自我目標和價值的可修正性觀念, 又對經驗意義上的個體表示寬容, 而這種兼顧方法的實現就是在個體的生活中區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 并將價值判斷的部分限定在公共領域, 將“嵌入式自我”的觀念部分限定在私人領域中, 如羅爾斯所言:“當涉及自己的私人事務或自己所屬團體的內部生活時, 公民的行為選擇完全不同于政治觀念的選擇。”[6] (241) 具體而言, 對政治正義的價值選擇屬于公共領域, 而對私人生活的行為選擇屬于私人領域。在這種情況下, 重疊共識便從政治層面的妥協策略變為倫理層面的社會規范。由此可知, 重疊共識的前提分為兩個方面:其一, 個體具有基本的正義感和追求某種善觀念的道德能力, 這是共識得以達成的框架, 重疊共識的關鍵就是對這兩種道德能力形成一致的看法, 它要求以社群主義者為代表的非自由主義者在討論公共事務時也認同個體具有審視和改變自己善觀念的能力;其二, 公共領域從私人領域的價值判斷中脫離出來, 這一狀況保證了理性個體能夠區分政治價值與私人行為的差異。理解“政治自由主義”的寬容自我觀, 就在于理解個體的雙重屬性:個體可以在私人領域中成為社群主義者, 而在公共領域中作為自由主義者參與公共事務。

      寬容的自我觀有力地回應了社群主義者對羅爾斯的批評, 也將重疊共識的適用范圍限定在公共領域中。以這種經過改良的自我觀為媒介, 羅爾斯通過公共理性論述了理性自我與社會規范的關系, 將其統一于以多元價值為特征的當代社會中。在理性多元已經成為一個客觀事實的當代社會中, 社會規范對個人的約束何以可能?這種約束是否具有普遍性?作為一種特殊政治正義觀念的產生過程, 公共理性就是羅爾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

      二、以共識為核心的公共理性

      對公共理性的運用是個體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達成共識的關鍵, 在此公共理性的作用體現為公共價值的證成, 這“并不只是從前提推出結論的有效論證, 而是要從彼此可理性地接受的前提推出彼此可理性地接受的結論”[7] (394) 。從羅爾斯期望的寬容的自我觀出發, 個體在討論有關基本正義的公共問題時會擱置其私人領域的完備性學說, 并根據政治正義的價值和判斷標準來達成共識。持不同完備學說的個體在公共領域中的共識體現在哪些方面?這種共識又何以可能?公共理性的論證回答了上述問題, 賦予了社會規范以普遍性, 指出了公共的社會規范如何從各具差異的理性個體中產生。

      在以共識為目標的現代民主國家內, 公共理性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公共性, 它體現在公共理性的推理過程和內容中。以公共理性為主題的討論始自“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和“公共理由” (public reasons) 的概念之分, 前者指“公民在有關基本正義問題的公共場域中使用的推理理性”[1] (10) , 而后者則是在推理和討論中被彼此認同且用以達成共識的理由。作為人的基本邏輯能力和認知能力, 理性為個體所擁有和運用, 而對公共理性的運用就是個體在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推理, “所有的推理方式……都必須承認某些共同的要素:判斷的概念、推導的原則、證據規則……我們關注的是理性, 而不僅僅是話語”[1] (220) 。對基本認知要素的廣泛認同是公眾參與基本政治問題討論的前提, 這些要素本身就是無爭議的科學事實、常識信念提供的原則和標準。個體在參與基本正義問題的討論時都會從這些準則出發闡述自己的理由, 經過公共推理后的結論才有可能成為共識。然而, 公共理性并不僅僅是一種推理規范, 它的特定內容還涉及政治層面的正義觀念。在個體運用公共理性對基本政治正義問題進行討論時, 彼此的分歧和可能的共識均來自個體的價值、原則和理由, 這些價值、原則和理由來源于一種為公眾所認可的政治觀念, 它包含兩部分政治價值:“第一種價值是政治正義的價值……第二種價值是公共理性的價值……這些價值包括理性的德性一類的政治德性。”[1] (224) 上述政治價值來源于民主政治長期運行的文化和價值積累, 因此, 從這些政治價值出發更容易使個體擱置有爭議的完備性學說, 并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獲取共識。

      公共理性的第二個特征是相互性, 它是共識得以可能的保障, 也是對公共理性的約束。在政治生活的討論中, 理性個體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認知和判斷推理能力外, 還需要具備推己及人的道德能力, 這種道德能力就體現為相互性:“為了證明自己的政治行為選擇, 我們提供充分的理由, 且認為這些理由對其他理性公民而言同樣是可接受的。”[8] (173) 關于相互性的論證, 在羅爾斯的理論中主要體現為對“理性的” (reasonable) 和“合理的” (rational) 的劃分。“理性的”這一概念是權利平等的當代社會中重要的合作基礎, 而“合理的”概念適用于獨立的個體在追求目的時的價值判斷和手段選擇。理性的理念與合理的理念由原初狀態所設定, 前者體現著各方的推理過程, 后者體現著“無知之幕”對個體的道德約束, 二者的結合產生了社會的倫理規范。鑒于“無知之幕”對身處其中的個體提出了強烈的道德要求, 且這種要求遠遠超出開放式商談相對松散的規定, 因此作為理性與合理性結合的特征, 相互性對個體提出了兩個要求:其一, 在面對基本政治問題時, 個體的視野要從私人領域轉向政治生活, 從公共角度思考政治議題;其二, 在參與公共討論時, 個體應平等對待他人, 以一種自由且非強制的主體間關系為原則。

      基于公共性和相互性的共同要求, 羅爾斯的公共理性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生活中康德式建構主義的體現。二者的依據都是道德實踐的普遍性, 但其來源并不相同, 這就決定了公共理性本質上是一種倫理的政治原則, 而非道德原則本身。依據普遍同意的標準, 康德指出了直言律令和假言律令的差異:“假言律令……必須以某一可能的行動作為手段……直言律令則表明某一行動本身就是客觀必然的, 與其他的目的無干。”[9] (316) 通過證明理性事實的普遍存在, 康德確立了純粹實踐理性即純粹自由意志這一事實的存在, 并以之為標準評判經驗實踐理性。上述區分對應著理性與合理性的差異, 然而理性與合理性之間最大的不同則體現在普遍性的不同來源上。在康德看來, 道德法則對所有理性存在物生效, 而法則的普遍性來源于人對該法則的普遍同意。康德的道德基礎建立在人類的理性自由基礎上, 這就使得理性在為自身立法時不受特定個體的特殊性的影響, 而這一做法也是康德對目的論倫理學的超越。但在羅爾斯的學說中, 公共理性面對的是一個理性多元的當代社會, 任何試圖獲得普遍同意的法則都必須在推理方式和法則內容方面得到公民的普遍接受。因此, 羅爾斯不得不對康德式建構主義進行修正, 用政治原則取代康德建構主義中的道德原則, 以此回避政治正義觀念中的形而上學因素, 使得這種“政治建構主義”能在秉持不同價值觀的公民之間取得政治價值上的共識。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發現, 公共理性的核心內容在于政治層面的共識, 而后者同時也是理性個體在公共討論中推理和篩選出的社會規范。在當代民主社會中, 公民是理性個體的社會身份, 而共識的達成就是公民基于公認的科學事實和判斷原則, 在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長期的文化積累中選擇彼此認可的政治價值的結果。鑒于當代社會理性多元的常態, 羅爾斯將公共理性的建構方法從康德式的道德建構主義修改為政治建構主義, 將作為共識結果的政治正義觀念“呈現為一種自立式 (freestanding) 觀點, 它不是從任何一種整全性的宗教、道德或哲學學說中推導出來的”[10]。的確, 在經驗的現實世界中, 我們無法將社會規范的普遍性建立在理性為自身立法的基礎上, 而只能將其限定在通過政治生活運行所積累的社會規范中;同時, 這一限定也將完備性學說的內容排斥在社會規范的內容之外。在這個意義上, 羅爾斯對政治自由主義自我觀的改良是合理的, 公共領域中的社會規范與私人領域中的完備學說之間的劃分, 的確使公共理性能夠在政治生活中被非自由主義者所接受并運用。然而, 僅僅從理論上證成個體如何推導出社會規范是不夠的。在充滿理念分歧的當代社會中, 如何保證社會規范能夠有效地約束人們的具體行動, 從政治正義的具體要求來看, 這一保障就是使公共理性成為政治合法性的要求。

      三、以公民道德義務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

      公共理性在羅爾斯的學說中被作為政治合法性的要求而引入:“可以設想自由平等的公民遵從作為人類的共同理性所確立的政治原則……這就是自由主義的合法性原則。”[1] (217) 基于平等個體在討論政治規范時所持有的相互性原則, 可以看出自由主義的政治合法性為個體提出了一項道德意義上的“公民義務”, 這種義務要求個體在發表有關基本政治問題的意見時, 必須從作為公共理性的政治價值出發。作為政治合法性之要求的公共理性, 不僅彌合了馬基雅維利時代開始的道德與政治的分離, 而且拉開了道德辯護與傳統真理之間的距離, 使公共理性的道德維度能夠在理性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得到呈現。

      道德與政治的分離始自馬基雅維利的人性觀和國家學說。當時的意大利國土烽煙彌漫, 來自國際強鄰和國內斗爭的雙重壓力使馬基雅維利意識到強大王權的重要性。從人性本惡的觀點和嚴格的政治學的權力概念出發, 他指出, 政治在本質上體現為權力, 而權力的出現是為了滿足國家最基本的政治需求, 權力自身就是終極目的和最高善的體現。基于這一邏輯, 他認為, 任何政治行為本質上都是權力的體現, 因此不需要與道德和宗教相關, 而應該以能否達到目的為衡量標準。這就打破了自古希臘以來政治和道德相互統一的局面, 人不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權力而非道德成為國家相關機構、職能和法律的基礎。然而, 近代的理性啟蒙確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體地位, 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也相應地要從作為主體的人之中尋找, 但道德與政治的分離切斷了人與政治之間的聯系, 因此近代以來政治哲學的任務就是如何修復道德與政治的關系。

      在馬基雅維利之后, 近代對政治合法性的關注經歷了由正當性向合理性的轉換過程, 學者們力圖為政治權力尋找道德基礎, 試圖使其得到公民普遍的認同。作為全面、體系地闡述合法性問題的社會學家, 韋伯考察了影響合法性的兩個基本層面:一方面是道德和價值觀念等主觀影響, 另一方面是環境和法律條文等客觀影響。然而, 他認為, 將公民對合法權威的服從建立在主觀的規范性理由上是不符合實際的, 這就使他的學說在當代政治合法性的范疇內舉步維艱。雖然并未意識到規范性理由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義, 但韋伯的努力仍然開創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對合法性問題的正當性論證這一思想進路。政治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在當代不再訴諸建構理想的社會形式, 而是立足于多元化的社會現實, 立足于公民自發遵從的政治共識。在當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中, 公民對政治權力的接受和服從源于公民社會的政治合法性, 但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來源卻受到了新的挑戰:理性的個體在正確運用其理性能力和政治能力參與政治生活的過程中, 往往會遭遇到彼此間在哲學、道德和信仰問題等方面產生的不同判斷甚至不可調和的沖突, 這種來源于不同的完備性學說之間的分歧就被稱作“判斷的負擔”。盡管羅爾斯曾在政治自由主義的寬容自我觀中明確對個體提出要求, 將公共的政治生活與私人領域區別對待, 但在現實生活中, 政治生活與私人領域并非涇渭分明, 來自私人領域的特殊因素很可能影響到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所作的判斷。《正義論》中良序社會的理想狀態并不符合現實情況, “無知之幕”中公民對正義原則完全服從的假設在政治自由主義中面臨諸多困難, 羅爾斯只能在《公共理性觀念再探》這篇文章中放棄了公民對正義原則的普遍認同。然而, 他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作為公平的正義”這一原則本身, 因為這是羅爾斯政治哲學中最核心的倫理規范, 他只是將該原則的要求置于理性個體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公民道德義務之內, 以期使公民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內在地遵從正義原則。

      公共理性對公民的約束體現在兩方面, 這種約束是社會倫理維度的體現:一方面, 公共理性內在地蘊含一種“倫理的訴求”[11], 這就是對公平的追求。作為公共理性中規范性維度的公平體現在理性個體的公民身份中。其一, 當代公共理性的參與主體具備平等的公民身份, 對公共理性的運用建立在每個普通公民都能得以體驗的政治生活的基礎之上, 公民身份也意味著個人政治權利與義務的統一, 意味著理性個體自身與他者之間的關系平等;其二, 公共理性對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提出了“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要求, 強調公民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要考慮其他自由平等的參與者對這一觀點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 自由主義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公民具備一種“支持公共規范”的道德義務。面對理性多元的社會中出現的“判斷的負擔”, 即使理性的個體并不能完全同意某一種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念, 但他們仍然有義務提出和支持那些他們認為能獲得其他自由且平等的公民所支持的政治規范。公民的道德義務克服了共識可能面臨的最大問題即理性的分歧, 將政治規范對理性個體行為的約束從理性對自身的立法轉變為公民自身的義務, 理性個體對政治規范的服從由理想狀態中的道德必然變為現實生活中的求同存異。公民的道德義務為政治自由主義社會的法律權威建立了一個道德基礎, 將合法性與對公平正義的要求進行了統一。同時, 這種道德義務為理性多元的社會中社會規范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約束不必再去尋找道德上的普遍性, 因為個體對社會規范的服從, 本身就是一種普遍的道德要求。

      四、公共理性的局限及當代意義

      公共理性是羅爾斯平等自由主義在西方民主社會中加以運用的公民能力, 是理性個體與社會政治規范相統一的媒介。一方面, 公共理性通過對政治自由主義自我觀的改變, 將公共領域中公民參與政治的過程與私人領域中個體所持有的完備學說區分開來, 并借助這種劃分, 回應了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然而, 這種轉變在現實的表象背后隱藏著對個體與社會過于理想化的劃分。另一方面, 公共理性充分考慮到當代社會的理性多元特征, 這使得在中國語境下思考公共理性成為可能。相關問題已經以“公共闡釋”的形式出現在國內學界的研究方向中, 多樣的視角也昭示了公共理性在當代所具有的研究價值。

      羅爾斯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間的劃分過于理想化。在他看來, 那些體現個體獨特性的完備性學說, 那些表現為“不可動搖的信念與社會紐帶也就是我們可以稱之為‘非公共身份’的組成部分”[6] (241) 。基于這種分析, 社群主義群體在處理公共問題時采納政治自由主義的做法對其而言并沒有壞處, 但這種分析的理想前提在于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擁有涇渭分明的界限。在私人生活中, 社群主義者的嵌入式自我觀明顯相悖于自由主義所提倡的理性具有對善觀念和目標的可修正性, 雖然政治自由主義的自我觀為社群主義群體保留了私人生活的獨立性, 但在現實中, 就算把理性的可修正性當作純粹的政治觀念, 它也必然會“侵襲”私人生活, 而這會讓社群主義的群體付出沉重的代價。[12]金里卡通過加拿大和美國的兩個特殊的法庭案件, 指出了政治自由主義本質上“沒有提供什么途徑, 可使社群主義群體……質疑和修正自己繼承的善觀念的權利”[5] (239) 。羅爾斯認為社群主義群體接受政治自由主義的前提條件僅僅是處于公共性的政治目的, 但需要明確的是, 個體在公共事務中能夠運用的兩種能力是正義感的能力與善觀念的能力, 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它們的運用范圍也不相同。毋庸置疑, 對正義感的運用是在政治生活范圍內, 但對形成和修正善觀念這一能力的運用則涉及個體的“非公共身份”即綜合身份而非政治身份。公共理性包含兩種能力的雙重運用, 而后一種能力則不可避免地會在修正公共善觀念的過程中將其影響滲透進個體的私人生活內。基于此, 社群主義群體并沒有充分的理由接受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式的自我觀, 這也使公共理性在現實的推進過程中遇到了困難。

      在公共理性厚重的倫理維度下隱藏的是理性個體與社會規范的統一, 是在理性多元的社會現實中尋找公共規范、為個體自由劃定合理界限的現代性要求。羅爾斯的公共理性學說用共識取代了傳統政治哲學中擁有普遍有效性的真理概念, 使公民在面臨分裂型的沖突中尋找具有包容性的恢復社會秩序的方法, 有助于增強當代政治哲學在民主社會公共文化中的規范作用, 對正義感和善觀念這兩種道德能力的運用確立了公民教育的目標。在現代性框架中的政治社會, 達成共識的過程是艱難的, 但羅爾斯的嘗試至少為我們的努力方向提供了一種可能, 對我們思考層次更高、所涉范圍更廣的共同體, 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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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羅爾斯在出版于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 對他的新論予以了全面的說明。他認為自己的新論的確對社群主義的擔憂進行了答復。參見 Political Liberalism, 1990年第232頁。

      袁航.公共理性:理性個體與公共規范的統一[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04):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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