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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在不同時代的意義

    時間:2019-04-20 來源:燕山大學學報 作者:胥仕元 本文字數:11836字

      摘    要: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反映了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有關政治問題的實質、政治價值取向、政治理念的基本認知。這些認知在戰國時代表現為變法圖強、圖霸, 追求富國強兵。在帝制時代, 成為統治集團治國理政、用臣治事的重要理論指導。在當今時代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中“為天下”的行政理念、“定名分”的規則意識、“一斷于法”的正義觀等, 均有其重要的借鑒價值, 值得揚棄后加以吸收, 服務于當今的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和法治建設。

      關鍵詞: 先秦法家; 政治哲學; 強國哲學; 治國哲學; 致用哲學;

      Abstract: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Pre-Qin Legalists reflect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issues, the politic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political views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e-Qin legalis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se perceptions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the pursuit of prosperity and military power through reform and striving for hegemony. In the era of monarchy, these percep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uling class to govern the country.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ountry ruled by law, the Pre-Qin legalists' political philosophy, such as “the emperor rules for the world”, “acting according to rules”and “legislation-based verdict”, all can shed light on the current state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Keyword: Pre-Qin legalis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ower philosophy; governance philosophy; utility philosophy;

      先秦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的一家, 代表人物既包括法家先驅管仲、子產, 也包括被后世列為主要代表的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等。他們各有著述流傳后世, 有的較為完整, 如《管子》《商君書》《韓非子》, 有的已經失傳, 需要從其他典籍中探尋。這些流傳下來的“歷史記憶”中包含著法家代表人物濃厚的政治哲學思考。由于學界對政治哲學界定的寬泛性和開放性, 我們把政治哲學的內涵概括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生活永恒問題的探究, 是對政治實質的認識, 是思想家的政治價值取向, 也是對應當是怎樣的政治理念的闡釋。明確內涵, 是為了探討問題能夠有一個“基石”, 有了這一“基石”, 就可以從先秦法家政治哲學本身出發, 了解他們在思考什么問題, 又如何論述這些問題, 進而探討先秦法家政治哲學在戰國時代、帝制時代以及當今時代有何時代意義和借鑒價值。不妥之處, 敬請方家指正。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在不同時代的意義

      一、先秦法家政治哲學是戰國時代的強國哲學

      呂思勉先生認為:“法家之學, 在先秦諸子中, 是最為新穎的。先秦諸子之學, 只有這一家見用于時;而見用之后, 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確非偶然之事。”[1]41呂先生的觀點說明法家之學較其他諸子之學的優勢。嵇文甫先生認為:“戰國時代實際政治上的趨勢, 是從貴族政治過渡到君主集權政治, 也就是從氏族貴族的統治過渡到新興地主的統治。法家學說正反映這種趨勢, 也就是說, 是適應這種趨勢而產生出來的。”[2]96嵇先生實際上表述了先秦法家生活的時代情形, 只有了解了他們生活時代的政治及社會情形, 才能了解法家適應時代需要的原因。那么, 法家的優勢究竟在哪里, 又是如何適應時代需要的呢?

      (一) 言“變”以圖強

      距離是在上坡時產生的。戰國時代, 尤其是到了戰國七雄時期, 各國追求在競爭中勝出的重要措施是變法, 哪個國家 (諸侯國) 在變法中取得成就, 就能在“上坡”中把對手甩在后邊。

      易中天先生把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稱為是有關如何“救世”的爭論, 當然打個引號, 說“救市”也可以。在戰國“天下無道”的大環境下, 如何“救世”?各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道家認為, 當時要緊的不是“做什么”, 而是“不做什么”, 甚至“什么都不做”。不做, 反倒有救。是謂“不救之救”, 原因是, 道家認為根本就不該有“市”, 沒有“市”, 就不必“救市”。儒家認為問題出在人心, 因而主張安心;法家認為問題出在制度, 故此主張改制、變法;墨家認為既出在制度, 也出在人心, 因此, 既主張改制, 也主張安心。在儒墨法三家中, 最成功的是法家, 因為秦漢以后的政治制度, 就是法家設計的。[3]2-10

      說法家的救世之策是最管用的, 既有其理論概括, 又有實踐效應。管仲、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等人的理論, 直擊當時社會亂象的病源, 并對癥下藥, 提出了如何富國強兵、君主如何治理國家的良方猛藥。實踐也證明, 最終是采用法家思想的秦國一統天下。

      管仲曾對齊桓公說:“修舊法,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國語·齊語》) 主張改變傳統的法令, 選擇其中符合實際的留下來逐步實施, 齊桓公按照管仲的建議改革傳統的法令, 終使齊國在桓公時期成就霸業。李悝的改革, “行之魏國, 國以富強” (《漢書·食貨志》) , 申不害“昭侯用為相, 內修政教, 外應諸侯, 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強, 無侵韓者。”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 廢舊制而立新規, 實現富國強兵, 虎視諸侯。

      所以說, 法家人士主張變法并付諸實踐, 都在一定時期內使其輔佐的國君在諸侯中鶴立雞群, 使其服務的國家 (諸侯國) 雄踞“天下”。故此, 可以說, 言“變”圖強是先秦法家政治哲學的重要內容。

      (二) 言“霸”以求強

      西周建立伊始, 確立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 各諸侯也能夠以周天子馬首是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周天子的地位越來越弱,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 西周結束, 東周開始。這個時候, 周天子已經衰弱到需要諸侯保護的程度了。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 常常是由強者書寫的, 這就很自然地出現了春秋戰國時期一個奇怪的現象, 即“雙核現象”。周天子是名義上的“共主”, 此外, 又有一個實力強大的“霸主”, 霸主號令天下, 會盟諸侯。齊桓公稱霸諸侯, 就是在管仲的輔佐下成就霸業的。“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 (《史記·管晏列傳》) “霸道”是法家為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開出的濟世良方。

      我們既然在探討政治哲學, 那么“道”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講“道”也是先秦諸子的主打功夫, “天道”“帝道”“王道”“霸道”是被各家所采用的不同主張, 法家講“霸道”, 最典型的是商鞅, 商鞅入秦, 多次面見秦孝公, 和孝公分別談了帝道、王道和霸道, 在談帝道和王道時, 孝公了無興趣且有昏昏欲睡之意, 最后講“霸道”, 孝公聽得津津有味, 接受了商鞅的建議, 進行變法, 商鞅沒有讓孝公失望, 實現了富國強兵。

      那么, 什么是“霸道”, 講得比較透徹的是孟子, 孟子在講“王道”時, 提到了“霸道”, 他認為:“以力假仁者霸, 霸必有大國。”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把“霸”與“仁”聯系起來, 即憑武力假借仁義, 有貶斥“霸”的意思, 但“霸必有大國”, 則是比較實際的認識, 就是說, 稱霸必須有強大的國力。劉澤華先生認為:“在中國歷史上, 最先把王與霸作為不同的政治路線概念而使用的是孟子”。“所謂霸道, 就是‘以力服人’。霸道也講仁義, 不過那是為了作招牌和旗幟以騙人。”[4]271

      秦孝公之所以能夠對商鞅講“霸道”感興趣, 關鍵在于當時的秦, 已經有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 (賈誼《過秦論》) , 所以瞧不起溫文爾雅的王道, 兼濟天下的帝道, 更瞧不起返璞歸真的自然之道。商鞅的霸道理論契合了其求強之心, 更符合當時時代的“秀肌肉”要求。用韓非的話說, 就是:“上古競于道德, 中世逐于智謀, 當今爭于氣力。” (《韓非子·五蠹》) “力多則人朝, 力寡則朝于人, 故明君務力。” (《韓非子·顯學》) 力在哪里?在民眾中, 明君的職責就是把“力”從民眾中調出來, 服務其霸業。

      追求“霸道”稱雄諸侯, 實際上已經成為當時“胸懷大志”的國君們的強國首選。

      (三) 言“耕戰”以固強

      探討這個問題, 需要從人性的角度入手, 先秦法家的認識是, 人性好利, 那么, 國家應該循著人們逐利的念頭順勢引導, 最終實現國家的強盛。

      人性好利的認識, 《管子·禁藏》中就有闡述:“夫凡人之情, 見利莫能勿就, 見害莫能勿避。”凡人之常情, 見利沒有不追求的, 見害沒有不想躲避的。《禁藏》中舉例說, “商人通賈, 倍道兼行, 夜以續日, 千里而不遠者, 利在前也。”商人做買賣, 一天趕兩天的路, 夜以繼日, 千里迢迢而不以為遠, 是因為利在前邊。“漁人之入海, 海深萬仞, 就彼逆流, 乘危百里宿 (通夙) 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漁人下海, 海深萬仞, 在那里逆流而進, 冒險航行百里, 晝夜都不出來, 是因為利在水中。“故利之所在, 雖千仞萬山無所不上, 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所以, 利之所在, 即使千仞的高山, 人們也要上;即使深淵之下, 人們也愿意進去。商鞅從百姓“求名”“求利”的角度出發, 認為:“民之性:饑而求食, 勞而求佚, 苦則索樂, 辱則求榮, 此民之情也。”又說:“名利之所出, 不可不審也。利出于地, 則民盡力;名出于戰, 則民致死。”對于民眾取得名利的來路, 是不能不加以審察的。土地上能獲得利益, 那么, 人們就盡力去種地。戰爭中能獲得名聲, 人們就會拼死作戰。“入使民盡力, 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 則勝敵, 勝敵而草不荒, 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商君書·算地》) 對內使民眾盡力耕地, 那么, 土地就不會荒蕪, 對外使民眾拼死作戰, 就能夠戰勝敵人。能戰勝敵人土地又不荒蕪, 那么國富兵強的功業就可以坐地而收了。“名利之所湊, 則民道之。” (《商君書·算地》) 韓非認為, “好利惡害, 夫人之所有也。” (《韓非子·難二》) “利之所在民歸之, 名之所彰士死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慎到等也有人性好利的認識, 在此不贅述。

      商鞅認為抓住百姓好名利的心理, 然后留出耕戰一條利途, 即所謂的“利出一孔”, (《商君書·弱民》) 就可以使百姓盡心盡力從事耕戰。“內務耕稼, 外勸戰死之賞罰” (《史記·秦本紀》) , “有軍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 ……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 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 就能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耕戰是鞏固強國地位的必經之途。“富貴之門必出于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 起居飲食所歌謠者, 戰也。” (《商君書·賞刑》) 形成“民之見戰也, 如餓狼之見肉” (《商君書·畫策》) 的氛圍, “父遺其子, 兄遺其弟, 妻遺其夫, 皆曰‘不得, 無返’。” (《商君書·畫策》) 韓非有同樣的主張, “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 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 (《韓非子·和氏》) 一切與耕戰無關之業都將受到打擊。

      總之, 從變法圖強、霸業求強、耕戰固強諸方面而言, 透視先秦法家的政治哲學, 能夠有一個基本的斷言,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無疑是戰國時代的強國哲學。

      但必須強調, 法家政治哲學在戰國時代的運用, 需要一個先決條件, 那就是君主的支持, 如果離開君主的支持, 一切富國強兵的“靈丹妙藥”都只能是紙上談兵。通觀整個戰國乃至中國古代社會, 哪種思想的暢行都離不開君主的支持, 這是探討問題的基本前提。

      二、先秦法家政治哲學是帝制時代的治國哲學

      中國自漢武帝以后歷代統治者, 表面上宣揚的是儒家思想文化, 但在治國時實際上是儒、道、法雜用, 即所謂“雜霸”政治術。尤其是法家思想非常直觀的有關政治的思考, 是他們推行統治的主要工具, 這個事實不管正視還是回避, 它都是客觀存在的。

      對比先秦時期思想體系比較完整的儒墨道法四家, “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會前進的趨勢”, 其他各家“都是想把世運逆挽之, 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時代, 所以都不能行”。[5]41因此, 可以說, 儒道墨三家的“治世、救世”理論都是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追求的是“最好”, 至于在現實中是否有用不予考慮。而法家不同, 法家是現實主義, 法家思想是針對解決現實政治問題而產生的, 它是不是“最好”沒關系, 但一定管用, 管用的東西為封建帝王們所愛, 所以說, 盡管秦以后表面上幾乎沒有統治者高舉法家主張的大旗治國, 但法家思想的精髓已深深浸透到統治者治國的血液中。

      (一) 強化君權的治國原則

      在帝制時代, 統治者為了保住江山社稷, 無不在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強化君權, 先秦法家為強化君權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哲學思考。

      法家代表人物都從不同角度闡述過強化君權的思想及君主擁有絕對權力的重要性。管仲認為:“銜命者君之尊也。” (《管子·形勢》) 臣下能夠奉行君主的命令, 是因為君主尊貴, 有威勢。言外之意, 君主必須有權才能威服臣子。商鞅同樣認為“君尊則令行” (《商君書·君臣》) , 君主尊貴有權勢, 命令才能得到執行。慎到認為:“賢而屈于不肖者, 權輕也;不肖而服于賢者, 位尊也。堯為匹夫, 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 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 賢不足以服不肖, 而勢位足以屈賢矣。” (《慎子·威德》) 慎到用“賢”和“不肖”來做比方, 認為, 賢德之人屈服于不肖者, 是因為賢者權力太輕;不肖能夠服從于賢者使喚, 是因為賢者在尊貴的位置上。堯是一介平民時, 連他的鄰家也使喚不動, 及至南面而王、俯視天下, 則令行禁止。由此看來, 僅僅是賢不足以服不肖, 而權勢足以使賢者屈服。和慎到一樣, 韓非也以“桀”“堯”為例, 認為, “桀為天子, 能制天下, 非賢也, 勢重也。堯為匹夫, 不能正三家, 非不肖也, 位卑也。” (《韓非子·功名》) 就此而言, 韓非毫不隱晦地提醒君主, 治國必須握有“刑賞”二柄, 握有最高權力才可以統御天下、役使臣民。

      商鞅變法中影響深遠的郡縣制改革, 是強化君權的實際反映。春秋時期秦國就在邊遠地區設置帶有軍事性質的縣, 戰國時期, 縣的數量逐漸增多, 特別是公元前374年 (秦獻公十一年) 在櫟陽設縣, 意義重大, 因為櫟陽是秦的國都, 在國都設置縣, 為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縣制作了準備。商鞅變法時, “集小鄉邑聚為縣, 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 (《史記·商君列傳》) 郡縣的長官非世襲, 由國君直接任免, “與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完全不同, 是屬于封建性質的行政機構和官僚制度。這一套行政機構, 為以后數千年的封建國家機器最初的雛形。”[6]152國君直接任免郡縣長官, 有利于中央對地方的垂直管理, 對強化君權意義重大。

      以上所擇法家主張強化君權的思想和實踐只是法家思想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多彩的法家政治哲學, 特別是“法、勢、術”等馭臣治國的措施, 是帝制時代君主們強化集權的重要法寶。

      (二) 用臣治事的獨到見解

      封建時代皇帝的主要工作是用臣治事, 如何用臣治事, 先秦法家有其獨到的見解。慎到的思想具有代表性, 他認為:“民雜處而各有所能, 所能者不同, 此民之情也。” (《慎子·民雜》) 民眾混雜居住在一起, 各人做各人的事情, 每個人的專長各不相同, 這是民眾的實際情況。“大君者, 太上也, 兼畜下者也。”人君高高在上, 對下邊各有專長的人才都能兼容并蓄。“下之所能不同, 而皆上之用也。”雖然民眾的專長各不相同, 但都能為君主所利用。“是故不設一方以求于人, 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因此, 君主不在一個方面尋求人才, 君主的要求就沒有得不到滿足的。“大君不擇其下, 故足。不擇其下, 則易為下矣。易為下, 則莫不容。莫不容, 故多下, 多下之謂太上。” (《慎子·民雜》) 君主對臣下不故意挑剔, 各種人才就充足并能夠被包容, 臣下就容易做事。君主能包容各種各樣的人才, 處在下邊的人就自然增多, 君主的威望就越高。

      從慎到的主張看, 至少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人各有所長, 君主治理國家要用人所長。二是君主應該“不設一方以求于人”。三是君主不要對臣子做事故意挑剔。這些都是帝制時代賢明的君主應該具有的選人用人觀點。

      另外, 慎到認為要“用人之自為, 不用人之為我”。慎到從因循“天道”“自然”的角度出發, 認為“因也者, 因人之情也”, 即所謂因循, 就是遵循自然規律, 順應民情。“人莫不自為也, 化而使之為我, 則莫可得而用矣。”人們沒有不想著為自己的, 要強行改變他們為自己做事而變成為我做事, 也就是強行讓他們為君主做事, 那就不可能找到可用的人才。“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 祿不厚者, 不與入難。”因此, 古代帝王對不肯接受俸祿的人才, 不任用他們做臣子。對于不愿接受優厚俸祿的人, 不讓他們擔任艱巨的任務。“故用人之自為, 不用人之為我, 則莫不可得而用矣, 此之謂因。” (《慎子·因循》) 所以, 君主要善于利用人們都竭力為自己做事的心理, 而不是利用為君主做事的特點, 那么, 就沒有不能為我所用的人, 這就叫因循自然, 順應民情。

      從中可以看出, 慎到說得非常直接, 每個人做事都是在最大限度地“自為”, 也就是為自己, 這和法家主張人性好利是一致的。所以, 君主要抓住人的這一性格特征, 而不是想著每個人都會無私地為君主奉獻, 那么, 天下就沒有不能為我所用之人。

      確實, 帝制時代的所謂“明君”, 在用臣治事時基本是抓住了臣子“自為”的心理, 達成了較好的治理效果, 臣子也愿意竭盡所能為君主辦事, 用韓非的話說就是“臣盡死力以與君市” (《韓非子·難一》) 。依照后繼前人的一般邏輯, 帝制時代的君王用人治事時, 自覺不自覺地吸收法家思想自在情理之中。

      (三) 極端刻薄的治理措施

      帝制時代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具體措施直接關乎各朝代社會穩定和國祚的長短, 因此, 實施什么樣的治理措施是最高統治集團極為重視的問題, 先秦法家提出的一些極端刻薄的治理措施為帝制時代的君王們提供了某些借鑒。

      法家的極端治理措施從李悝《法經》就可見端倪, 《法經》六篇中的《盜法》《賊法》是專門規定如何懲治侵犯私有財產的犯罪行為的。如對于盜竊財物之人, 懲治措施是籍沒其妻家、母家等, 對路上拾遺的行為處以斷足, 處罰力度是空前的, 這種嚴苛措施適應了當時保護私有制的社會變革的需要。《法經》其實也是一部政治法, 因為它禁止民眾聚集、結黨, 聚眾三日以上要處死, 還禁止百姓評議法律, 違者處死。這些規定對后世法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統治者治理社會提供思想來源也是肯定的。

      就商鞅而言, 有學者認為, 商鞅的改革絕沒有“增量改革”的設想, 絲毫沒有考慮過“漸進”這個字眼, 也不需要論證什么“社會承受力”。[7]13這完全是強勢的統治力量的單邊行為, 是一種非常激進的極端治理方式。

      商君之法規定, “不告奸者腰斬”, “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 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書》) 意思是, 不告奸者, 處于腰斬;藏匿奸者與降敵罪一樣處罰, 不務農而經商者或干農活不賣力者, 妻子兒女都要收為官奴。為了治安的需要, 規定“步過六尺者有罰, 棄灰于道者被刑” (劉歆《新序》) , 這和李悝規定的“路上拾遺斷足”是何其相似。更為極端的是, 商鞅剝奪了人們評判變法好壞的言論自由,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這里說了兩種情況, 一是認為有覺得變法后不便行事的, 一是認為變法好的。商鞅認為, 這兩種人都是“亂化之民”, 所以把他們都遷往邊遠地區。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為商鞅變法唱贊歌也不行, 也是“亂化之民”, 也要遷往邊遠地區, 商鞅認識問題的視角是, 不許人們議論變法本身, 不論好壞, 均須依法而行, “其后民莫敢議令。” (《史記·商君列傳》) 從此以后, 民眾就不敢議論政令了。這又和李悝禁止議論政令是多么的如出一轍。

      再有“令民為什伍, 而相牧司連坐” (《史記·商君列傳》) , 即“什伍連坐制”。“這種什伍連坐的統治方法, 是秦鎮壓人民的重要手段, 它愈到后來發展得愈加嚴密。”[6]148-149有學者從鄉村治理和制度建構的角度認為, “這種什伍制度, 最終成為后代歷朝封建國家在鄉村實行保甲制度的濫觴, 成為后世封建統治者治理鄉村的一個重要制度來源。”[8]87

      法家這些極端刻薄的治理措施, 為后世統治者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法家主張的連坐、割鼻、車裂、斷足, 這些所謂的“法制”措施, 在古代社會為統治者所欣賞并成為了治民的重要工具。

      盡管漢代人們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時, 把法家極端的思想與秦始皇、李斯、秦二世極端的實踐聯系起來, 使法家思想不再堂而皇之地成為統治思想, 但外儒內法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國家治理方略, 法家思想不但沒有被淹沒, 反而在統治者的政治實踐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先秦法家政治哲學是當今時代的致用哲學

      站在當下看傳統, 也可以回眸傳統看當下。凝視先秦法家的政治哲學, 比照我們生活的時代,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在當今可以作為致用哲學。如何致用, 取決于我們自己, 因為古人已經遠去, 那么, 與古人如何對話、對話什么問題, 完全視我們的需要而定, 那就不妨從法家最講求實用的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先秦法家有關政治哲學的思考, 相較于先秦其他諸子政治哲學而言, 更具簡潔性的特點。一種觀點認為, 政治哲學作為理論, 可以是洋洋灑灑長篇大論, 也可以是直奔主題的通俗表達。顯然, 法家屬于后者, 相對于統治者而言, 直奔主題的政治哲學思考可能更有利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再者, 先秦法家不掩飾、不回避事實本真的行事風格, 在先秦時期是獨樹一幟的, 其赤裸裸地看待人性、驅民耕戰、一斷于法的做法, 對社會而言, 猶如彎刀割瘡, 是謂“刺破也是一種治療”。當然, 我們說先秦法家政治哲學是當今社會的致用之學, 不是不加區分的“拿來主義”, 而是擇其可用而借鑒之。況且, 所有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并不都是集大成者, “擇其可用”就是“拾萃而用”, 為當今服務。

      (一) 執政者的服務天下觀

      在中國古代, 執政者掌握政權“為己”還是“為天下”, 是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大部分政治哲學家或政治思想家, 也包括法家的某些思想代表, 都認為執政者掌權是“為己”, 并為此進行了論證。但法家的慎到卻特立獨行, 明確提出了“立天子為天下”的觀點, 強調國家高于個人, 法高于君主, 君主要為天下人服務。他說:“古者, 立天子而貴之者, 非以利一人也。曰, 天下無一貴, 則理無由通, 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 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 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 非立官以為長也。” (《慎到·威德》)

      其意是:在古代, 擁立天子并使其尊貴, 并不是為他一人謀利。這就是說, 天下沒有這樣一個尊貴的人, 治理天下的方略就無法貫徹, 貫徹治理天下的方略是為了天下人。所以立天子是為了治理好天下, 并不是讓天下人來為天子一個人服務;擁立國君是為了治理好國家, 并不是建立國家來為國君一個人服務;設立官職是為了更好地履行相應的職責, 并不是設置官職來為官員個人享受。“慎到從公、私觀上將天下、國家和天子、國君區分開來, 強調君臣為天下百姓掌權服務的思想, 已具有了初步的民主色彩。”[9]23從另一個角度看, “官本位”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 而慎到在先秦時期就有撼動乃至鏟除“官本位”的思想, 值得肯定和借鑒。

      慎到“立天子為天下”的觀點, 在古代不是主流意識, 但時有閃現,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用“古者以天下為主, 君為客”批判了他生活時代“以君為主, 天下為客” (《明夷待訪錄·原君》) 的政治生態, 其實也是主張君為天下人服務的基本價值取向。

      由慎到倡導的“立天子為天下”說, 盡管不是法家整體的主張, 但這種思想的火花, 是我們現代人吸收法家思想時應該著重關注的地方, 即我們上邊所說“拾萃而用”。具體到對于公權力的擁有者而言, 應該“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二) “定名分”的規則觀

      無規則不成方圓,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的規則意識不可不借鑒, 法家是從“定名分”開始, 然后上升到規則和“法”。

      《管子·任法》說:“夫生法者, 君也;守法者, 臣也;法于法者, 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 此謂之大治。”管仲認為, 創制法的是君主, 執行法的是大臣官吏, 遵循法度行事的是民眾。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 這就叫作大治。對管仲的這些話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但我們從中看到管仲對君臣民各自的地位的界定是確定無疑的, 也就是確定了各自的名分, 在確定了各自名分的前提下, 實現社會大治。管仲還認為:“受辭者名之運也。” (《管子·形勢》) 即臣下能夠接受君主的差遣, 是由于君臣名分的緣故。

      商鞅認為, 明確名分意義重大。“一兔走, 百人逐之, 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 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 而盜不敢取, 由名分已定也。” (《商君書·定分》) 慎到也有同樣的說法, 或許是慎到借鑒了商鞅的觀點:“一兔走街, 百人追之, 貪人具存, 人莫之非者, 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 過而不顧, 非不欲兔也, 分定之后, 雖鄙不爭。” (《慎子逸文》) 商鞅、慎到都用例比的方式說明了“定名分”的重要性。很多人在大街上追一只兔子, 是因為這只兔子沒有確定的主人, 即使貪得無厭的人參與追逐, 也沒有人責備他們。市場上大量出售的兔子, 過往的人們不會爭搶, 并不是不想得到, 而是因為那些兔子有了歸屬。這也可以稱為法家的“正名”思想, 確定名分, 形成秩序。

      涉及到整個社會國家的名分如何確定,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道:“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 “正君臣上下之分”就是確定君臣上下的名分。“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 民亂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貴賤, 制爵位, 立名號, 以別君臣上下之義。” (《商君書·君臣》) 通過何種方式來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呢?商鞅認為:“圣人必為法令置官也, 置吏也, 為天下師, 所以定名分也。” (《商君書·定分》) 這樣就明白了, 商鞅說的是“以法定名分”。圣人必定以法設置官吏, 作為天下人的老師。定名分對于治國非常重要, “立法明分, 而不以私害法, 則治。” (《商君書·修權》) 即用立法來區分名分的界限, 不以私情損害法度, 國家就能大治。

      “定分”歸根到底是要確定一種規則, 規則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是制度、法律。先秦法家政治哲學中盡管有不少是權謀和術, 但至少與先秦諸子其他派別比較, 它更多地是按“規則”辦事, 少了些主觀的隨心所欲, 這是當今治理社會和國家的有益借鑒因素。

      (三) “文化自信”的自信觀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1, 從先秦法家政治哲學中尋求值得傳承的文化因素以充分支撐民族的“文化自信”, 是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那么, 先秦法家政治哲學中哪些能為我們提供文化食糧呢?答案取決于對先秦法家的關注和認識程度如何, 但有三方面作為可以借鑒和傳承的文化要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一是契約意識和規則意識。先秦法家的法, 盡管主要指的是刑罰, 再寬泛點指的是刑賞, 但刑罰也好、刑賞也罷, 它是有明確的規定的, 直白地說就是契約意識2和規則意識運用于實際生活, 在道德說教無效無力的情形下, 用強制的手段讓社會成員具有契約意識和規則意識, 會大大提升整個社會的有序程度。相對于整個世界來說, 也是如此。二是法家的“正義觀”。我國古代文化中是有“公正”因素的,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正義”, 法家的正義觀是我國古代正義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引發變化的導火索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事件。比如, 相關權力部門對某事件裁決的不公, 就會使社會上的某些人或者一大批人由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變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法家的“一斷于法”, 既有獨斷的成分, 更有正義的成分, “正義”表現為它用“一把尺子”來面對所有的社會成員。在這一把尺子面前, 給了謀求公正的下層民眾所期盼的公平正義, 就會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 這不就是法家遺留給我們的財富嗎?三是實用簡潔的治理理念。論證某種事實是正確的、合法的, 無論多么宏大的篇幅都不為過, 因為說得越多, 講得應該越清楚, 越會使人信服。但實際治理國家和社會, 是從那些抽象的理論中歸納出具體措施, 簡潔實用就足夠了, 所以, 先秦法家沒有任何掩飾地單刀直入, 足以成為國家治理的借鑒素材,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人士思考的問題, 應該很簡單:我服務的國家 (諸侯國) 的國力如何?其他諸侯國的國力如何?我如何成就我國 (諸侯國) 的強大, 僅此而已, 然后想辦法實現目標。這樣的簡潔是很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的, 這不就是我們先人的文化嗎?

      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 在確立規則、一斷于法的前提下, 當機立斷地在他們服務的國家 (諸侯國) 推行改革、變法, 終成大業, 完全可以作為中華文化自信的組成部分充實到國人的認識理念中。

      當然, 在充分肯定先秦法家政治哲學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 也必須做一分為二的分析。和先秦儒道等諸子一樣, 他們所思考的問題, 畢竟是古代思想家對政治哲學問題的思考, 肯定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 其糟粕是必須摒棄的, 這是我們在闡釋法家政治哲學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四、結語

      在博大精深的先秦法家政治哲學中, 蘊含著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思想和方法。其實, 歸根到底, 法家的政治哲學反映的是法家代表人物對政治生活永恒問題的探究, 對政治實質的認識, 是他們的政治價值取向, 也是他們對應當是怎樣的政治理念的闡釋。探尋法家政治哲學的時代性, 是強調法家政治哲學與不同時代的對應性和各時代對其的關注。戰國時代, 天下大亂, 法家代表以其犀利的目光, 關注現實, 拋卻道德說教, 主張變法, 謀求富國強兵, 對應了戰國時代的大勢, 成就了不只一國 (諸侯國) 的“強國夢”。帝制時代, 封建君王治國理政, 有尋求理論指導的強烈渴望, 法家的思想由于秦朝短命的原因而成為必須掩飾的明珠, 但這顆“必須掩飾的明珠”引起幾乎所有統治者的關注和興趣, 把法家的理論與“儒釋道”結合, 不但繼承理論, 還使法家的政治哲學學說在實踐中熠熠生輝。當今時代,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已經遠遠不是先秦時期的法家主張的“法”, 治國理政的理念也已根本不同, 但不論是“法治”“法制”, 還是治國方略, 最終后人繼承前人的是其思想精髓, “為天下人”的天下觀, “定名分”的規則觀, “文化自信”觀等, 無疑都是值得借鑒的, 只要摒棄“刻舟求劍”的思維, 我們就能從前人的政治哲學思考中汲取到所需要的營養, 服務于當今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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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郭東旭.燕趙法文化研究 (古代版) [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9.

      注釋:

      1 此處說的“文化”, 是大文化概念, 與當今所謂“文化教育”不同。
      2 這里說的契約, 并不是近現代西方人講的契約。近現代完整意義上的契約, 應該是每個締約者個人的自由意志體現, 盡義務也應該享受權利。而法家所主張的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單方面列出的僅限于賞罰方面的“霸道條款”, 強迫民眾接受, 這和近現代有關民事及諸多方面, 充分保障民眾權益的契約是有區別的。但就法家賞罰方面的近似契約的規定, 相比隨心所欲的“人治”, 還是值得肯定的。

      胥仕元.先秦法家政治哲學的時代性[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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