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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中國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問題

    時間:2019-04-20 來源:淄博師專論叢 作者:張莉,劉清江,夏慶宇 本文字數:10532字

      摘    要: 在現階段的中國, 每當出現重大的引發社會分化、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時, 總會有階級分析理論的在場, 但也很快為其他理論、思潮所淹沒。就這種不重視階級分析理論的社會現象分析其現實的邏輯困境, 進而指出階級分析理論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適用性的發展, 不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特有現象。隨之進一步分析階級分析理論在適用性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缺陷:社會秩序結構比較的缺席、新社會秩序結構建立的路徑依賴、官僚階層的缺席, 推演出正是這些缺陷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階級分析理論的式微, 最后提出了重視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對策。

      關鍵詞: 階級分析理論; 適用性; 社會不平等; 社會秩序結構; 官僚階層;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a, when there are major social problems and phenomena that lead to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there will always be class analysis theory, but it will soon be submerged by other theories and trends of though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dilemma of the social phenomenon that society does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heory of class analysis,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class analysis theory has always been applic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at it is not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n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defects of the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its applicability: the absence of comparison of social order structur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ocial order structure, and the absence of bureaucratic stratum. It deduces that these defects lead to the aggrav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decline of class analysis theory.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a new path to the applicability of class analysis theory.

      Keyword: class analysis theory; applicability; social inequality; social order structure; bureaucratic stratum;

      階級分析理論是應用階級分析方法對社會現實進行的學理性研究, 內容主要包括階級沖突理論、階級合作理論和階級劃分理論等。階級沖突是階級合作和階級劃分的前提, 階級劃分是階級合作的基礎, 忽視了階級沖突的階級分析不應該屬于階級分析理論的范疇, 忽略了階級劃分的階級合作分析同樣也不應該屬于階級分析理論的范疇。階級作為馬克思主義解析社會結構的結構單元, 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的核心概念。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現實的基礎上, 主要揭示階級之間矛盾運動的規律。

    社會主義中國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問題

      當王偉光指出階級分析方法在今天仍然適用, [1]立刻在社會各界引起爭議, 有的學者認為王偉光是亂貼“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標簽。作為社會主義旗幟性的階級分析理論就被推到了風尖浪口, 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就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無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關鍵問題。

      一、階級分析理論研究的分歧及現實邏輯困境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在思想理論界, 階級分析理論是否適用現代化中國的發展就一直存在著分歧。面對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化, 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問題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 以至于在現實中形成了一種邏輯困境。

      (一) 階級分析理論研究的分歧

      當鄧小平以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理論將資本主義因素的合理存在融進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建設的過程中, 階級分析理論研究的分歧就產生了。在肯定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上, 有的認為, 階級分析理論會造成現代化障礙、影響正常的社會分化、形成新的社會不公、輕視個體合理性存在, [2]應該予以放棄。有的認為, 階級分析理論是社會主義方向的保證, 忽視階級問題, 許多經濟問題就無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3]就會形成以政權鞏固和發展導向為前提的雙重標準。[4]對于大部分的理論研究者, 卻走向了中間調和路線, 淡化階級分析理論的影響, 但是也有分歧:有的在承認階級分析理論基本內核和基本精神正確的基礎上, 認為某些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體結論已經不再適應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現實, 需要作出新的發展和進行理論上的完善;[5]有的以階層分析代替階級分析, 將二者混而為一, 忽略了立場方向的大是大非, 以至于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在改革開放以來很少將理論與現實緊密結合起來, 不是在漠視、忽視現實的情況下空談理論, 就是在避開階級立場表達的情況下只著重具體的社會問題、社會現實。在階級分析理論層面上, 要么強調階級斗爭, 要么強調階級合作, 很少在階級劃分問題上進行深入。

      (二) 現實邏輯困境

      雖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 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但是經濟發展的成就卻是在逐漸淡化階級意識的過程中取得的。在改革開放之初, 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 進而合理肯定了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在此情況下, 有人開始擔心“權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是吳敬璉近幾年來一直關注的話題, 在講話、采訪、撰寫文章、專著時, 多次強調“權貴資本主義”, 如《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警惕國家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直面大轉型時代, 謹防中國市場經濟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等。腐敗曾一度使一部分政府官員成為民眾痛恨的對象, “立黨為公, 執政為民”的根基遭到侵蝕。“否認了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 共產黨就沒有執政的理論前提, 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繼續存在的歷史必然性、社會的正當性、政治的合法性”[6]。每當出現新問題、新現象時, 階級分析理論就出來表達一下立場, 而后匿于幕后。這主要是因為擔心過分強調階級斗爭、階級分析方法會斷送已經取得的成果, 造成社會發展的衰退, 只講階層劃分, 不講階級劃分。

      階級斗爭、沖突、矛盾是階級分析理論存在的前提和必要。階級斗爭、沖突、矛盾并不會因為主觀上的忽視而消失。如果一味地忽視階級斗爭、階級分析的方法, 社會主義的紅旗就很難扛下去, 社會主義制度會被資本邏輯緊密捆綁, 累積沖突和矛盾, 遲緩社會公平建設, 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的公平基因就會失去社會的給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實現人人平等、共同富裕, 而階級分析理論就是為了改變資本社會的不平等應運而生的。否定階級分析理論, 就自然導致社會主義制度設計邏輯的混亂。

      但是, 過分強調階級斗爭的重要, 將階級合作關系異變為階級隸屬、階級服從的關系, 資本對社會的積極作用無法體現出來, 影響經濟發展, 形不成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勢能差, 社會發展動能就會不足。社會差別是客觀的、功能性的。階級斗爭是為了避免不平等的擴大, 而不是為了消滅社會差別。階級斗爭的度如何把握, 將是一個關鍵問題, 處理不好就會陷入兩難的邏輯困境。

      二、階級分析理論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適用性的問題

      如果中國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就不應該對階級分析理論只采取謹慎的態度。不能因為階級斗爭擴大化, 而忽略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作用, 不能因為目前階級分析理論的缺陷, 而忽略在現實中的適用性發展。不單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存在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實際上, 自從階級分析理論進入中國社會, 就一直存在著適用性問題。階級分析的理論和方法應當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和發展。

      (一) 適用性問題存在的現實依據

      只要社會中存在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存在著社會分化, 階級分析理論適用性問題的存在就有其現實的依據, 更何況階級分析理論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理論的旗幟。

      1.社會不平等

      “一化三改”之前, 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經濟成分, 社會成員在經濟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化三改”后, 中國社會成為清一色的國有經濟, 曾經的剝削階級也已經經過社會主義的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在政治上、經濟上具有一定的平等性。然而, 階級分析理論是解決社會不平等的理論工具, 尤其是要解決資本造成的不平等。“只要資本存在, 作為資本對立面的社會批判理論——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就必然有其強大生命力。”[5]只要社會存在不平等現象, 階級分析理論就有其存在的現實依據。

      2.社會分化

      “階級分析的目的就是要確認具有始終如一重要性的社會分化。” (Grusky, et al, 2000) [7]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就是在兩大階級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的日益對立中產生的。不管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社會分化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在土地、財產收歸國有的時候, 因成分、思想的差異也會分化為不同的類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由于各種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 社會分化就呈多樣化發展。

      社會分化為社會不平等的產生提供了可能。不同的歷史時期, 社會分化的情況是不同的, 形成的社會不平等也就具有不一樣的表現。這就決定了階級分析理論有必要存在, 但是也需要適用性發展。

      (二) 階級分析理論在中國社會中的適用性發展

      階級狀況的變化并沒有否定馬克思階級理論的基本內核, 相反, 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提供了邏輯和現實的可能。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本質上是解決資本全面控制社會的一種理論工具, 其產生的社會基礎是《共產黨宣言》描述的“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 分裂為兩大相互對立的階級的”、城市經濟處于發展主導地位的歐洲社會。在其進入中國社會時, 資本主義尚處于幼稚階段, 中國整體上還是一個鄉土社會, 是一個與歐洲社會秩序結構不一樣的社會。因此,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一開始并不適合中國社會的發展。

      1.中國階級分析理論的產生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是為城市革命服務的。前蘇聯與中國的社會結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也同時存在著大量的農民。但是由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從城市開始的, 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最初是從城市發起的。同時, 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尚未成功, 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新民主主義城市革命的失敗, 迫使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革命的主要力量, 適用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理論就產生了。由于蘇聯革命模式的影響, 中國階級分析理論最初分為兩派, 一派是陳獨秀的階級分析理論, 一派是毛澤東的階級分析理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指出:“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大約占百分之八十, 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8]。不管是陳獨秀還是毛澤東, 都認為當時中國社會存在兩大對立的階級結構:城市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鄉村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主要指的是兩大階級的對立, 農民階級是依附于這種對立結構的, 在中國社會, 必須指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對立, 因為這涉及到革命的動力來源。由于帝國主義外來勢力的存在, 陳獨秀和毛澤東都將買辦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在革命力量的認識上, 陳獨秀認為無產階級不能成為一支獨立的革命力量, [9]必須有可以依靠的其他革命力量, 陳獨秀沒有認識到農民階級的革命性, 受歐洲階級分析理論的影響, 形成了二次革命的思維, 將資產階級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依靠力量。而毛澤東在肯定無產階級的革命獨立性后, 鑒于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薄弱, 通過進一步的農民階級劃分, 尋找到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 并將農村的雇農、游民也劃歸為無產階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10]成為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成為最符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求的階級分析理論文本。但是, 因為中國化的階級分析理論挑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結構, 在階級分析理論適用中國社會革命需要的時候, 中國將以對立格局的理念逐漸代替傳統的差序格局, 家庭、家族被作為落后、陳腐的社會結構基元被顛覆, 這也成為后來階級分析理論適應性發展的歷史基礎。

      2.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階級分析理論在實踐上的適用性調整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進而城市武裝暴動失敗后, 中國的階級分析理論重點放在如何對待農村的土地問題。根據《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及相應的階級斗爭經驗,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 將根據地所有的土地沒收歸工農政府, 農民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權, 禁止土地買賣, 主要照顧了無地少地的農民, 影響了中農的革命積極性。后來, 《興國土地法》作出一個重大的原則性修改: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到1931年, 逐步形成了一條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正確進行土地分配的方法, 即: (1) 依靠貧農, 聯合中農, 限制富農, 促護中小工商業者, 消滅地主階級, 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2) 以鄉為單位, 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在原耕地基礎上, 實行抽多補少, 抽肥補瘦。中國階級分析理論的革命性劃分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在抗日戰爭時期, 為了團結更多的人、調動廣大農民的抗日積極性, 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 對地主的土地并不采取完全沒收的政策, 將地主階級劃分為開明紳士和頑固派兩種。解放戰爭時期, 暫時妥協性的土地政策調整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 。《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 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其他一切封建土地所有制, 廢除封建債務;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 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 不分男女老幼, 統一平均分配。[11]1948年4月, 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的講話中, 提出了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是:依靠貧農, 團結中農, 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 發展農業生產。富農、地主成為要消滅的對象。由于地主、富農、中農之間的界限不是很分明的, 中農很容易上升到富農, 最終會影響到中農的生產積極性, 新解放區土地政策調整為保存富農經濟, 允許臨時雇傭的存在。從1950年冬起, 新解放區分期分批地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 全國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省外, 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約三億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為了服務工業的發展, 很快通過“一化三改 ”, 將農民的土地收歸到集體, 便于糧食的全國性調配。

      3.“一化三改”后階級分析理論的應用歧變

      因為土地改革, 無產階級不再包括農村的雇農和游民。城市的工人成為無產階級的唯一成分。雖然通過“一化三改”, 農民也不具有土地所有權, 但無產階級身份再也不屬于農民, 只有在支持工業發展的時候, 部分農民才能轉化為工人。工人和農民的身份因戶口制度而發生了固化。在“一化三改”前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地主、中農、貧農等階級劃分形成的身份符號, 一化三改后也固定下來。被沒收了土地、財產的地主、資產階級等并沒有因為土地、財產的失去而歸于無產階級的行列。如果按照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劃分方法, 就不應該再有不同的身份符號。

      4.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斗私批修”

      在文革時期, 認為應當根據人們的思想和政治觀點來劃分階級。社會結構的改變摧毀了傳統的社會秩序, 新的平等社會的構建并不能徹底消滅人們心中的私欲, 毛澤東因這些新現象看到了舊思想的復辟, 掀起了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為旗號的文化改造運動, 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文化大革命。當時主要批斗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新現象實際上就是社會分化后形成新的不平等現象, 原來代表無產階級的人群實際上發生了分化。狠斗私心一閃念的結果是, 階級斗爭因之擔負了改革開放以后淡化階級意識的肇因。

      5.改革開放后, 階級分析理論在社會發展中的功能變化

      階級分析理論因為階級斗爭擴大化,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漸淡化, 成為一個謹慎討論的話題。共產黨的純潔性及黨員的黨性不再受到質疑, 鄧小平“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 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12]。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是可控的, 也就是“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 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13]。在政策的保駕護航下, 階級分析理論逐漸從階級斗爭轉向了階級合作。因為剝削階級的消滅, 階級的劃分也就束之高閣, 成為毛澤東階級分析理論的專屬品。

      對外開放后, 韋伯的階層分析理論代替了階級分析理論, 階級階層相攜出現, 階級沖突論轉向了階級功能論 (功能論實際是階層分析理論) 。階級分析理論因為階層分析的轉化, 被認為深化發展了。不能談階級分化, 只能談階層分化。階層分化中一個重要現象是中產階級的崛起, 中產階級是調節階級矛盾的社會穩定器。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沖突開始寄希望于中產階級的壯大, 因而賴特等學者的階級分析理論也備受關注。學術研究實際上并沒有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上深入挖掘, 而是不斷引進西方的學術理論, 走向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性研究的方向上。社會分化出現的“獨立階層:失業人群和無業人群”并沒有納入階級分析理論的范疇, 農民工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有現象長時期未能劃到“工人”的序列, 全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才首次肯定農民工的工人身份, 但是其在城市應享受的無產階級身份權利因身份制度的阻隔卻很難享有。世界工廠的逐漸形成使理論界出現了階級分析回歸的呼聲[1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20世紀50-70年代, 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階級理論出現復興跡象, 一大批社會學家 (Lockwood, 1958;Dahrendorf, 1959;Aron, 1964;Ossowski, 1963;Lenski, 1966;Parkin, 1971;Giddens, 1973;Braverman, 1974;Poulantzas, 1974;Wright, 1979;Bourdieu, 1984) 開始重新關注階級問題并試圖發展或重建階級理論, 而中國在2000年后借助于西方新階級分析理論開始反思中國的現實。[15]改革開放政策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社會在不斷地分化, 現實中已經實實在在存在“新階級”, 這個新生階級不僅出現了而且有自己的經濟訴求 (如要求進入壟斷性、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 , 而且有政治訴求 (如某些人提出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政治主張) 。得利的社會精英卻在公共場合下不愿承認“新階級”的產生。由于黨的指導思想之一——鄧小平理論否認黨內會出現資產階級, 新階級也就沒有納入階級分析理論的研究范圍。

      當階級分析理論的革命功能弱化, 在現實中已經存在“新階級”的情況下, 一些人還認為“我國的私營企業主存在著發展為一個階級的可能性, 但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 不會最終形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16]。

      最終在當今反腐的大背景下, 王偉光再提階級分析理論不過時, 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對現實反應靈敏度不足的階級分析理論, 已經處于理論研究的邊緣化狀態。

      三、階級分析理論適用性發展存在的問題

      階級分析理論邊緣化發展, 其適應性問題遭受了政策、理論、現實的困擾。作為社會主義的旗幟性理論, 在中國人民以身份的標簽享受著人民民主專政施予的權利時, 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發展就存在著問題。后來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發展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階級分析理論根本是要解決社會不平等, 當新的身份不平等被階級分析理論忽視后, 其解決不平等的效力在不斷下降。

      (一) 引進階級分析理論時社會秩序結構比較的缺席

      中國被船堅炮利打開國門后, 西方的器物、制度、理念吸引了中國各個階層的人們。精英引導著中國饑渴如飴地學習效仿西方的一切, 傳統社會結構無不毀之而后快。因社會秩序結構的差異, 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進入中國后, 最初階級分析理論只為了解決革命的首要問題而中國化, 而并沒有理性地對待中國社會秩序結構與歐洲社會秩序結構、俄國社會秩序結構的差異事實。

      其實, 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最初的社會基礎是城市社會, 而不是農村社會, 更不是中國農村社會。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是城市經濟兩大階級對立的產物, 而在中國農村社會, 很難說地主與農民是一對截然對立的階級。中國的農村社會是以宗親關系相聯系的, 在一個村子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是能在親屬關系的親疏遠近做一個排列。這不像歐洲、俄國的農村社會, 村里人的關系不是以宗親關系為紐帶的, 他們是因為莊園主或者是宗教關系而連接在一起。歐洲的農村在歷史上附屬于城市, 是城市功能的延伸, 而中國農村因為鄉紳自治, 每個農村是一種獨立的社會單元, 農村之間存在著集市貿易。不管富人還是窮人, 都在宗親社會結構下生活, 有的農村家族還存在著公田, 以維持家族經濟狀況不好的小家庭生活。因此, 在中國農村社會中, 宗親關系彌合著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之間因經濟差別帶來的矛盾, 避免矛盾向截然對立的方向轉變。再說經濟差別也不是變動不居的, 富農很有可能成為地主或中農, 甚至是貧農, 地主也可能向其他階層流動。不管貧富狀況如何變動, 孝慈禮儀不會發生變動。

      當土地革命將原來財富獲得的合理性打破了, 原來的社會秩序結構就被摧壞了。盡管土地革命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平等性, 但依靠暴力獲取財富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也獲得了肯定。在現代化進程中, 隨著新的不平等的出現, 土地革命帶來的平等性受到了侵蝕, 但暴力獲取財富的邏輯沉淀下來, 加劇了新的不平等。隨著精英向城市的流動, 農村社會的治理權力轉向了能夠展示暴力或財富的人手里。如果農村土地改革能夠考慮到社會結構的差異, 中國的階級分析可能會更好地適用社會的發展, 依靠平等的觀念改變鄉紳劣紳化的衰退狀態, 在教育平等化的推動下, 在中國人整體上文化道德水平的提高下, 中國的社會結構自然會得到升華。

      (二) 新社會秩序結構建立的蘇聯路徑依賴

      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徹底改變了原來的社會經濟結構, 在經濟上拉平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原來的無產者、少產者取得了社會話語權, 但是傳統的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的秩序邏輯還支配著人們的思維。在有著強大傳統秩序結構力量的情況下, 中國建立一種更為平等、公平的社會制度, 是史無前例的。當時, 蘇聯建立新秩序結構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雖然中國和蘇聯歷史基礎差異巨大, 但是這種新秩序結構建設積累的經驗卻是唯一的。

      因此, 新秩序社會結構的建立不可避免會滑向照搬蘇聯經驗的路子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了符合中國社會現實的道路, 但在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 由于經濟、社會管理的幼稚, 蘇聯的建設經驗就甚為可貴:身份政治、國家對社會各方面的垂直控制。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在東正教文明的社會中建立起來的, 蘇聯人民宗教馴化行為的社會習慣必然會影響到蘇聯當權者的行為。對于這些首先敢于吃社會主義葡萄的人, 除了借助于社會主義理想設計的思想, 更多的現實行動必然受已經形成的宗教行為習慣的影響。

      (三) 官僚階層的缺席:從“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到社會的多階層劃分

      社會主義中國的官僚階層因其最初主要來源于工人和農民, 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官員其所代表的必然是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官員成為工人和農民利益的代言人, 是能夠得到廣大人民認可的。知識分子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成為被改造的對象, 當官員出現了特權化, 毛澤東在糾正過程中, 也沒有將官員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 還是自然地劃到了無產階級陣營。改革開放后官員是代表工人和農民掌握政權的群體, 這個群體手中的權力決定了與其他人群的差別, 應該被劃為一個特殊的階層。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 社會分化出多個階層, 官員只被簡單地劃為管理階層, 也沒有單獨作為一個階層劃分出來。這個階層在階級分析理論中的缺席, 會導致對于社會已經出現的階級分化, 不能及時地應用階級分析理論進行階級的重新劃分, 而是將農民工固定為農民身份, 作為“農民的特殊階層”, 以“超越階級歸屬”漠視階級的分化, “落入了自由主義的敘事框架”, 導致一部分社會成員無道德底線。

      四、分析結論:當今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對策

      黨的十八大以來, 反腐成為政治新常態, 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已經在以壯士斷腕的勇氣, 扭轉官場生態。腐敗分子被納入了制度反腐的對象。階級分析理論應該與現實的政治新常態相適應, 積極走向政治分析的中心, 保證社會主義的大旗不倒。

      階級分析理論不能只是略微講講階級合作, 不能因為曾經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歷史教訓不講階級斗爭, 更不能不正視新的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化的出現, 不講階級劃分。鄧小平說過,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 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 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每個理論都有其特殊時代的使命, 不能隨便突破時代的限制, 尤其是政策方向性的理論。政策理論之間要保持一致的邏輯關系, 階級分析理論是能夠保證邏輯一致的關鍵。

      只要我們扛著社會主義的大旗, 擔負傳承中華文明的重任, 必須重視階級分析理論, 重視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從來沒有, 也不可能脫離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6], 忽視了階級分析理論的適用性發展, 就無法正確對待權力與資本結合掠奪社會財富、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現實。中華文明能夠長時期連續不衰, 是能夠較為有效地防止不平等的極化和長時期固化, 能夠較為有效地處理權力與資本的關系。傳承文明與階級分析理論在此取得了一致性。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就是要使我國全體社會成員同步進入小康, 就是要縮小社會分化、促進社會平等。建設公平公正的社會, 就是要向無階級分化的方向發展。為了發展生產力, 我國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但以2020年進入小康社會為起點, 我國將進入邁向共同富裕的新階段、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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