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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民本觀的中國政治體制評價研究

    時間:2018-10-16 來源:山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 作者:李軍峰,王恩明 本文字數:6002字

      摘    要: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民心所向是統治者建立和維護其統治正當性的依據。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孕育、誕生、成長以及正在進行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革新, 無不體現民本思想是中國政治體制存在的正當性的基石。執政者要保持其執政地位的正當性, 就必須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強化執政體系的制度安排和執政人員的業務能力培養, 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以鞏固其執政地位的正當性。

      關鍵詞: 民本; 政治體制; 正當性; 治理體系; 治理能力;
     

    基于民本觀的中國政治體制評價研究
     

      Abstract: It is people's support that decides whether ruling authorities can exist and last their governance or not. It is people's support that is the basis for ruling authoritie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origination,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form in national ruling system and ruling competence, embody that people-orientation thought is the cornerstone for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to exist and maintain legitimacy. If ruling authorities want to maintain legitimacy of their ruling positions, they must keep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strengthen systematic arrangement for ruling system, develop ruling stuff'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ry hard to ga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so as to maintain legitimacy of their ruling positions.

      Keyword: people-orientation; political system; legitimacy; ruling system; ruling competence;

      民心向背是內在地、天然地成為統治者建立和維護其統治正當性的依據。這也符合現代法學關于法律是否具備合法性的原理。統治者依靠特定的政治體系執行其統治權, 政治體系按照特定邏輯關系來運行統治權。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建立與發展, 雖然離不開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但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跟中國厚重的民本政治思想的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 在國家政治體制方面, 起決定影響的是民本思想。本文旨在對民本思想和傳統的政治體系的運行邏輯做出簡要分析。

      傳統政治在政治體系上, 秦一統天下設置郡縣, 漢承秦制, 并傳承于后來各朝代, 體制上形成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體制[1]25;政治體系運行的思想邏輯上, 以尊君為根本要義貫徹中央與地方關系, 構成新型君主與新型國家的基本特質。尊尊與親親之義, 既體現在朝廷的廟堂之上, 又推及并貫徹于父子、夫婦的家庭生活之中[1]27。對于統治者自身而言, 在操守上具備敬民、愛民的以民為本的德行, 是維護統治者存在并保持其統治正當性的要件。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指導下的政治體系和政治文化現實。在當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 民本政治思想又有什么樣的具體價值呢?

      一、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產生與存在的正當性

      一些國內外的政治學人, 簡單地從西方的社會契約和人民主權理論的視角, 認為中國的政治及體制不具有正當性。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這種質疑緣于對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沒有清楚的、深刻的認識。事物存在必然具有其存在的客觀條件。有什么樣的社會, 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毋庸置疑, 社會是政府存在的前提條件, 中國當前政治體系的存在和發展, 與中國的政治傳統及政治文化密不可分。這一點, 我們可以從西方政治和中國政治的當前狀態的分析中得出結論。

      (一) 西方民主政治簡述

      伴隨著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發展, 西式民主日漸暴露出其弊端。隨著世界經濟形勢進入新常態發展模式, 經濟增長趨緩, 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難以掩蓋資產階級民主的種種弊端。

      1. 代議制政治 (非本質上的民主)

      代議制本身并不是狹義上的民主形式, 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形式本身是把國家事務的民主變成了“選主”[2], 也只有在“選主”這件事情上是真正的民主, 以后便是由選出來的“主人”代替國民管理國家事務, 實行代議政制。資產階級政府的代議制本身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 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對于普通群眾的利益的顧及是無能為力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選舉本身, 是資產階級積極出資購買對自己有利政策的有錢人的權錢較量[1]57, 是大資產階級為自己尋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已。這種政治制度本身無法克服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 而且這種矛盾會隨著生產的發展而加重。

      2. 民主的劣質性根源 (個人主義)

      資產階級民主的結果是, 政客為了選票, 只能搞短期的策略, 而對長期的國家戰略, 常常因為任期的短暫而無能為力。一項對國家有利的長期戰略, 如果未必能夠讓資產階級財團在近期謀得利益, 就得不到選票的支持, 因此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紛紛陷入“短期行為”的專制。美國的“去工業化”現實, 致使其“再工業化”變得困難重重。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 某些事務對民主方式本身而言, 并不一定具備科學性。對于大范圍的國家事務, 民主本身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而且歷史上也從未真正出現過國家事務層面上的民主。民主本身在參與者的相同專業領域才具備科學性, 否則民主的后果是可怕的, 蘇格拉底向來把國家層面上的事務民主化視為“群氓”政治。

      (二) “民本”沃土上的中國政治簡述

      在傳統中國政治中, 政治體系和政治行為能否體現民本思想, 是政治存在正當性的基礎, 只要能夠體現以民為本、維護廣大群眾的利益, 就內在地具備了存在并執政的正當性。民本的本質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一種態度, 以統治者關心和維護被統治者的利益為內容。西方善治的本質要求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是保護公民利益、促使公民在讓出自己天然自由之后換取更多的自由, 獲得更好的社會保障, 獲取最大化的社會利益。善治是社會公眾公平地獲取最大化的利益。

      1. 當代中國政治孕育與確立的正當性

      自中國共產黨建立至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是當代中國政治的孕育階段。中國共產黨擔負著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使命, 為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在整個孕育過程中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正當性, 這個過程對于了解中國革命史的人來說是順理成章的。

      2.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建設和發展的正當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多年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40年來, 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建立與發展的過程中時刻關注著民心向背, 時刻不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雖然在不同的時期出現過歷史的波折和風雨, 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所表現出的態度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后, “拍蒼蠅”“打老虎”的舉動, 極力體現的是中國政治體制追求善治的態度。事實證明,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存在與發展的正當性是有其穩固的基礎的。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革新內容的正當性

      當前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理念意味著權力從“單向度強制行使”轉變為“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從而在社會協商中達成國家與社會的共治[3]163。如何推動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政府改革, 把我國建成一個“人民社會”[1]164與政府共治的國家, 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這是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引領中國政治建設的總目標[3]2。

      (一) 治理體系改革的正當性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大任務是實現治理體系的改革目標。原來的單向度強制, 缺乏與被統治者的有效溝通, 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民本”的意愿。為改善和加強與民溝通, 應建立多向度溝通的、充分了解民意的、與民協商的政治體系。

      1. 簡政:讓權給社會

      政府和社會共治要求政府不能什么都管, 政府和社會要有分工, 未來的政府是個有限政府。我國現在實行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經濟社會中, 在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情況下, 參與經濟發展的各方不失時機地自由調配生產要素, 就要求有自行其便的權力, 因此, 原有政府監管的應由市場主導的權力就應該從政府那里釋放出來, 由政府松綁相應的權力給社會, 以便參與市場的生產者及時快速地發展生產, 創造社會財富。

      在組織起來的“人民社會”中, 人民與政府的互動會加強, 政府會更加了解人民的需求和心聲。群眾會有更好的方法和技巧向政府傳達自己的期待和要求, 同時也會主動響應并執行政府和社會經協商而制定出的政策, 進而完成國家治理的過程。

      在治理理念實施的過程中, 人民與政府以何種形式互動成為改革的關鍵, 而這個形式的本質就是形成一個什么樣的權力體系, 以及政府與社會在政治體系上如何分配國家的權力內容。而這個內容的劃分, 還是要以“民本”為原則, 在主導為民謀求福祉的同時, 更要看如何做才能更加深得民心。

      未來的社會權力承擔者以行業協會、社團等具體的機制組織和自治組織為主, 這也是組織建設“人民社會”的重要工具, 也是“人民社會”與政府共同治理國家的組織形式。

      2. 放權:分權給地方

      中央與地方的人民群眾的距離較為遙遠, 而地方政府則更清晰地了解地方百姓的需求, 且更懂得采用什么樣的辦法能讓人民群眾滿意。為及時有效地滿足群眾、爭取民心, 中央把一些不涉及國家層面的政府權力交由地方政府掌管, 以便地方政府減少請示, 及時高效地服務于地方人民群眾。這些舉措也體現了民本思想的主導地位。簡政和放權是兩個方面, 是“民本”思想在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上的具體表現, 在改革的內容上無不以最大化地為人民謀福祉著想, 因此改革是具備正當性的。

      (二) 治理能力期盼的合理性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另一個任務是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也就是革新后的治理體系要具備治理能力。治理體系中的相應單元要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或作用, 這有賴于治理體系中的機制設置合理, 也要求體制中參與治理的治理者們具備相應的能力。

      1. 人民的自治強于政府的強制

      對于人民群體周邊的事務, 人民群體相比政府會更加清楚如何才能做得最好, 如何做才能讓自己最貼心、最滿意。對于非須政府管理的必要的事務, 交由人民群體自己決策管理, 相比政府的決策和強制管理, 更能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政府在所轄地域面積、人口數量、需要管理的事務性工作數量等方面, 相比社區、人民團體等社會自治組織要多得多, 但在對所需處理的事務性工作方面的專業性、及時性等方面遠遠比不上后者, 畢竟政府難以面面俱到。所以, 政府把部分人民群眾自己能自理的事務的管理權讓與社會、讓與人民自己, 是合理的。

      2. 整合人民, 凝聚民心

      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經濟社會得到長足發展, 在帶來豐富的物質成果的同時, 由于分配不均衡, 催生了貧富兩極分化, 不同階層認同危機在加深, 原來的控制與整合機制面臨挑戰, 人民從團結走向分裂, 分化成了有產者與無產者, 富人與窮人, 市民與農民, 精英與大眾, 舊精英與新精英, 富二代、官二代、學二代與農二代, 高級知識分子與“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等[1]130。如何將分化成不同群體的人民重新整合成一個共同體, 一個命運共同體、倫理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 再次成為亟須回答的首要的時代課題。國家治理能力的增強有待于真正把基層群眾組織起來, 真正回歸“民本”, 依靠人民。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團結起來、凝聚起來、整合起來, 再造人民, 才可能無敵于天下[1]137。

      (三) 治理能力落空的風險性預防

      事務的發展總有不可預見性, 智者千慮, 難免有失。對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改革而言, 必須看到其存在風險性的一面, 并積極主動配置風險預防的對策。

      1. 風險源頭

      治理體系方面可能遇到的風險是:國家讓權給社會, 社會的權力承擔者及組織建設還不成熟、不完善。社會能否把國家讓出來的權力行使好, 還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這就需要有“托底人”, 能夠在出險后擔當起最終的“埋單人”責任。中央政府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 必然要求地方政府具備執行新增的權力的能力, 要求對新承接的國家權力的執行有其相應的專業人員。倘若地方政府不能執行好下放的權力, 必然也需要一個“埋單人”。

      治理能力方面可能遇到的風險是:無論是關鍵崗位還是非關鍵崗位, 都可能會因為公務人員的業務能力、道德水平的不合格而帶來風險, 這個風險最終又需要一個“埋單人”。

      2. 風險預防

      各種改革風險的最終承擔者無疑是國家, 如何保證國家具備這種“埋單”的能力才是重點。經濟方面, 國家有國有經濟作保障;政治方面, 則要保證國家 (中央) 的權威, 只有保證國家 (中央) 的權威, 才能使國家 (中央) 具備真正的現代主權的國家能力, 才能真正起到國家的作用。

      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是正當的追求善治的體制

      從孕育、誕生、成長、發展的全過程來看,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始終是圍繞著“天下之行、大道為公”這個主題的, 始終是以確保“民生”的原則來執政的, 始終是以善治作為執政目標的, 因而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是正當的追求善治的體制。

      (一) 正當性 (合法性)

      “民本—善治”的程度決定政治存在的正當性 (合法性) , 政治的合法性由民心向背決定, 如同法律是否具備合法性一樣, 大家認可, 就具備合法性, 大家不認可就不具備合法性。一個政治體在維護哪部分人的利益, 為哪部分人服務, 就內在地天然地在哪些人面前具備正當性 (合法性) 。看一個政治體在誰那里具備正當性 (合法性) , 就看這個政治體在維護哪些人的利益, 在為哪些人服務。

      (二) 善治

      善治要求統治者一心為被統治者著想, 為被統治者服務。善治要求統治者要一顆公心待天下, 要求統治者及統治體系天下為公。在中國, 統治者善治的思想基礎是民本思想, 統治者建立民本的服務體系是善治實現的有效途徑。

      (三) 當代中國政治體系評價

      1. 民主與民本的比較

      追求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 畢竟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 然而民主的內在特性決定其在大范圍的國家事務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民主在社會的小范圍內是非常有利于加強人民團結的, 尤其是在這種小范圍內又結合了協商的成分, 這對于形成社會的凝聚力是非常有益的, 因此在社會治理方面應該加強民主協商政治的建設。但是在國家權力行使方面, 舉國民主執行則是民主天賦所不能的。對于統治者而言, 能保持一顆“民本”之心, 處廟堂之高不忘憂其民, 具備對國家的憂患意識, 是難能可貴的。因此“民本”在善政的建設上是非常務實的, 而根本不可能出現的“民主”對于讓國家得以善政則另當別論, 尤其是在不能考慮周全民主的條件時 (比如參與票決成員的專業性、理智性等) , 民主就要危害政治了。

      2. 民本對當代中國政治體系的意義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孕育、誕生、發展、成長, 植根于“民本”政治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中國接受, 以及被要求中國化, 是受“民本”思想的影響。當代中國政治體系具備非常務實的一面, 這為中國政治體系追求善治目標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策劃人、實施人,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是構成中國政治體制的機體和靈魂———政府是身體, 中國共產黨是靈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雖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 但中國共產黨的成長與發展更離不開為人民服務, 而這正是“民本”思想的主體。

      參考文獻:

      [1]鄢一龍, 白鋼, 章永樂, 等.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2]尹漢寧.西方民主源流與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J].紅旗文稿, 2013 (18) :16.
      [3]楊光斌.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導論 (第二版)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1]李軍峰,王恩明.民本思想是中國政治體制正當性的基石[J].山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8,31(03):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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