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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會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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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資產減值會計文獻綜述

    時間:2017-04-25 來源:未知 作者:姚老師 本文字數:3086字

      第 2 章 國內外文獻綜述

      與歐美國家相比,針對資產減值會計方面的研究我國起步較晚,一九九二年,國內第一次頒布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這是我國資產減值會計的先鋒。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國內外會計理論界關于資產減值會計的文獻研究逐漸增多,主要的貢獻研究主要集中在計量屬性、基礎理論和實務規范三個方面。

      2.1 資產減值會計計量屬性研究。

      HenrySweeney認為真實的財務報表能夠完全的反映出價格的走勢。隨著二戰落下帷幕,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導致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差距巨大,很多學者提出以銷售凈價、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和現實成本作為資產的計量屬性。由于當時市場的很多數據并不可靠,所以在會計實務中并沒有真正采納。但從此以后,資產開始采用多種計量屬性,即每年末以銷售凈價、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重新計量資產的價值,與賬面價值相比,以低者作為實際價值,差額形成資產減值損失。

      20世紀60年代"變異的重置成本"計量方式首次被著名會計學家Edwards與Bell提出,這是對資產價值重新評估的一種方法,他們認為,資產未來的價格只是一種估計,雖然當前的價格不符合未來生產的需求,但是也只有當前的價格才具備資產相關性和客觀性的要求,因此資產實質價值其實是基于某一時間點的價值。

      金未(2008)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資產減值會計減弱了會計的真實性,這種代價提出了一種新的會計處理程序,即與管理層決策相關,就這一方面看來,這是與歷史成本會計相對應的一種計量模式。新準則要求在附注披露方面的精細化,從而減少了企業利用資產減值粉飾報表的可能。

      王琴認為資產減值會計的關鍵在于如何正確、合理的選擇與該項資產相對應的計量屬性。她將資產的計量分為兩類,即"可交換"和"在用",二者雖然在處理方面有區別,但是采用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一致的;此外,如果某項資產的公允價值不能夠獲得,則暫時不對其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只需要在附注中詳細披露其原因即可。

      陳敏比較了資產減值新、舊準則之間的差異,經分析得出二者的利弊。他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新的資產減值準則能夠有效的防止上市公司用估計代替精確的確認和計量,另外使得"可回收金額"的計量在實務的應用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有效地遏制企業利用資產減值損失虛增盈余這一情形。但是還是存在以下弊端,比如折現率的選擇具有很大的彈性、未來現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為預測、公允價值的公平市場很難選擇等問題。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有關國內外在計量屬性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對該問題的研究在某些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

      2.2 資產減值會計的基礎理論研究。

      趙麗光(2014)認為資產減值準備和折舊都體現了"正確計算損益、合理確定補償尺度"的原則,但是二者在計提的性質、目的、依據、核算時點、計提方式以及范圍、賬務處理和所得稅影響方面均存在差異。折舊體現了"資產的損耗",而對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可以說是對歷史成本的修正過程。折舊和減值準備同時都表現出會計信息質量的謹慎性原則。二者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減值準備的計提會影響到折舊額的高低,同時折舊金額也會影響減值準備計提數的大小。

      郭群、孫曉梅提出了資產減值會計依據的是謹慎性會計原則,基礎是資本保全,尺度是歷史成本原則,假設是持續經營的觀點。分析了會計計量屬性對于資產減值會計的影響,也分析了會計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資產減值會計產生影響。

      裴洋,陳衛萍(2011)認為,如果站在投資者的角度,資產減值準備有利于提供更穩定的財務報告信息;同時,資產減值準備與會計信息質量的謹慎性原則相契合。但是,當資產價值確實回升時,資產的內在價值會被嚴重低估。

      任進軍和咼冰(2006)認為,資產減值會計符合決策有用觀的會計目標要求,通過提供有關資產的價值信息,向未來的意向投資者、現實的投資者提供與其決策有關的信息。并且,其二人視資產減值會計為資產的本質特征,這體現了企業持有資產的終極目標。最后,他們還認為謹慎性原則是資產減值會計最主要的體現方式。

      周忠惠、羅世全(2010)以"價值"作為出發點,探討了資產減值會計的相關理論的問題。從資產的定義看資產減值會計的內涵,同時將"決策有用觀"作為資產減值會計的理論出發點,與此同時,對資產減值應當按照價值計量,與以往的謹慎性原則相區分。

      通過對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2007年數據分析,鄧穎瑜、劉運國(2008)分析了會計準則當年在上市公司的實施效果,得出的結論是:自從新的準則頒布實施后,與以前年度相比較,對于資產減值的計提明顯減少,由此可以看出,對于資產減值的計提上市公司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

      2.3 資產減值會計的實務操作研究。

      Hugo和Neslon主要針對系統的審計思考方面,在減值跡象的判定,對未來現金流量金額的預測,測試資產的可回收金額,減值時期的跨度,證據的評價,同審計委員會組織的溝通等各方面做了比較深層次的研究。

      Ratcliffe和Munter指出,即使美國會計準則指出考慮資產減值準備的依據為個別資產,但是由于絕大多數的企業不可能對未來很長期間的未來現金流量做出準確的預測,因此在實務操作中,到目前為止很少能夠有公司準確的估計資產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經濟利益。

      Ridel(2005)研究了國際會計準則的公布對公司資產減值的影響,并檢測了影響因素。樣本共選取了1994至2004年間的2789次觀測,主要包含了987家沒有計提減值準備的公司和399家已計提了減值準備的公司,對樣本進行分析研究后表明,在減值計提方面,與以往相比行業特征改變不大;運用模型發現,準則發布前后減值的計提與企業的"大清洗"行為關聯度很高,但是與經濟成分方面基本上沒有關聯。

      黃長江、劉蘋(2007)研究發現,阻礙公司真實準確地執行減值政策,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關系到管理者的誠信和公司在治理結構方面的問題,失去了誠信,即使多么完善的技術研究,同樣會遭到企業高層的拋棄,從而使得資產減值變成企業利潤平滑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是上述所提到的技術問題,在管理者誠信的前提下,資產減值政策的執行主要依靠對可回收金額的研究,因為它為資產減值的研究提供了客觀的評價標準。

      程仲鳴、王海兵(2008)以 2006 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 200 多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他們通過對樣本的數據的對比分析,得出絕大多數企業都存在著一定的盈余管理動機。

      李文美、施亭宇(2010)通過研究 2007 年和 2008 年上交所制造業有關資產減值的數據,認為短期資產計提比例較長期資產計提比例略低。因此,仍不可避免一些公司通過轉回短期資產的方式操縱企業盈余。其次,即使是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當期不可以轉回,但是在資產處置或者變現時,仍然可以通過減少成本增加當期的利潤。

      對于減值準則本身來說,公司管理層的誠信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已經遠遠超過準則的可以規范的范圍,它能夠解決的就是資產減值技術上所遇到的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陳文晶(2015)給出了以下建議:第一,可以借鑒國際會計準則的規范,在選擇折現率的時候,可以是上市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也可以選擇相關或者相似資產市場交易中的內含報酬率。第二,上述通過借鑒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估計,在會計實務處理中,取決于財務人員的職業經驗,要求他們具有較高的職業素養,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難度,所以可以采用一些簡單的辦法。

      綜上所述,我國的資產減值會計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

      通過以上文獻的列舉發現基本集中在會計基礎理論的研究,另外很多學者對于單項資產減值準則的研究也比較深入,但是很少有涉及到對于某個企業綜合利用各類資產的減值的案例研究。2007年新的資產減值準則開始實施,新的準則修正了舊準則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在理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在實務中也更具適用性,但也存在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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