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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會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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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公司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完善緒論

    時間:2016-10-08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10843字

      第一章 緒論

      1.1 背景、目的和意義。

      1.1.1 研究背景。

      伴隨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社會市場的競爭愈演愈烈,許多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產品、價格競爭,更多的是集中在核心價值方面。所以,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必須樹立競爭意識,承擔社會責任,從品牌形象上入手,提升企業的核心價值優勢。因此,對于煤炭行業的企業來說,要想在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必須重視社會責任。

      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推動社會逐漸向前發展,產生了許多社會性問題。其中,企業社會責任逐漸提上日程,在學術界和企業界都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國內也沒有形成系統化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理論體系與實踐框架。20 世紀初,我國才開始出現企業社會責任思想,對應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出現也相對落后。關于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2006 年,我國國家電網公開發布了第一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第二年,我國出臺了《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旨在基本明確央企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行為。自此以后,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制度才逐漸開始實施,不過這種規范制度僅僅集中在大型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鮮少會公開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煤炭經濟有密切的關系,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離不開煤炭行業的重要支撐作用。如今,作為基礎性企業之一,煤炭逐漸與人們的生產生活聯系緊密。

      我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軌道上,煤炭及其深加工產品需求旺盛,煤炭企業的發展更是對 GDP 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但是,煤炭污染性較大,煤炭企業屬于一種高危險、高污染的企業種類。因此,要想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煤炭企業必須樹立社會責任意識,在維持生產生活煤炭需求的同時,引入環保理念,提倡科技創新,才能促進煤炭企業可持續發展。

      1.1.2 研究目的。

      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概念與內涵存在許多爭論,學術界也形成了許多相對立的理論成果。目前,我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理論成果也鮮少有定量分析,大多為定性分析,總體分析與行業分析少之又少,這就造成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研究大多沒有較高的可信度與執行力。

      從行業來看,煤炭一直屬于高污染行業,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也受到大眾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因為煤炭行業不僅關系到安全生產問題,而且還關系到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甚至關系到國民的生產生活發展。所以,不同于其他類型的企業,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披露十分重要。陜西煤業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陜煤化集團)是陜西省首屈一指的煤炭生產企業,在社會中享有較高的影響力,一直處于全省煤炭行業的領軍地位。因此,陜煤化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尤為關鍵。

      陜西省北部的經濟發展較快,但是主要集中在煤炭等礦產資源,經濟結構相對單一,也沒有形成多元化的產業形態。如今,全省的產業轉型逐漸提上日程,分析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評價信息十分重要,這有利于調整陜西省的產業結構,促進全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為陜西省的支柱產業之一,煤炭企業的良好發展可有利地推動當地經濟朝良性循環發展。如果引導不善,煤炭的高污染性將直接影響城市空氣環境、居民生活質量。

      因此,本文詳細地論說我國煤炭行業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現狀,并選取了陜煤化集團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陜煤化企業的特點和社會責任履行的現狀,提出完善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建議和對策,力求完善陜煤化的社會責任的體系,從而為陜西省煤炭企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鋪墊。

      1.1.3 研究意義。

      雖然所有的企業應該認識到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不過不同行業的經營性質不同,產品結構也存在差異,所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關鍵內容也不能全盤一致。舉例來說,電力、鋼鐵、煤炭等企業屬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企業性質,如果生產經營不善將造成大量的污染物質,危害城市與人類安全。所以,這類型的企業必須嚴格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對于那些污染小、消耗低的金融企業來說,承擔的社會責任也相對較小。根據我國現有的理論研究成果來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實證研究較少,也很少形成系統化的實證措施。因此,本文站在理論與實證的角度具體地闡述了我國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問題,并結合利益相關者的理論,選擇陜煤化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案例分析,深刻分析其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還將陜煤化與全球著名的企業進行比較分析,尋找二者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面的異同點,剖析我國企業在這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一般而言,某一個企業的優勢并不能反映全省的優勢,但是一個企業的弱勢往往能代表全省某個行業存在的短板,所以,本文主要希望通過分析陜煤化的現狀、問題及其對策,能對陜西省同類型的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提供有些參考意見。

      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早在 19 世紀 20 年代,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開始研究企業社會責任,首個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思想的是美國的約翰·莫里斯·克拉克,此后不同類型的研究成果蓬勃出現。其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實踐的發展詳細地闡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內涵、計量、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等方面的重點,不同程度的豐富了這方面的廣度與深度。

      1.2.1 國外研究現狀。

      (1)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起源、內涵與爭論。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思想的國家,經濟學家 Oliver·Sheldon 第一次表明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到了 20 世紀50 年代,經濟學家 Bowen 在其《商人的社會責任》[1]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Businessman)中詳細地論述了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并受到其他學者的廣泛認同,繼而引發了研究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熱潮。

      在企業社會責任定義方面,不同類型的學者呈現了不同的理論觀點。Davis(1960)指出社會責任主要是指企業經營者的決策大于企業的經濟利益,為了緩和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必須走出一些妥協并采取一些行動[2]70-76.Carroll(1991)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具體地劃分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即慈善責任、倫理責任、法律責任、經濟責任等,并認為這四種類型的責任呈現一個金字塔的責任結構體系,也就是說經濟責任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是履行另外三種責任的基礎[3]39-48.他的理論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并運用到企業的實踐操作中。在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出現后,企業是否應該承擔、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在實務界與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傳統古典經濟學直接否定企業社會責任論,指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經營生產的最終目的是保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創造更高的利潤。Friedman 就是傳統古典經濟領域的代表人物,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明確提出,對于自由社會的企業來說,在保證遵循各項社會規則的原則下,必須發揮各項資源的作用,營造更多的經濟利益,而不是要履行所謂的社會責任,這是對自由社會的徹底否定,也不利于社會的民主與自由[4].

      從 1960 年開始,提倡企業應該履行社會責任的觀點越來越受到大眾和社會的認可。

      Druker 指出,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后會得到一些回報,這些回報也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利潤,企業經營長遠的關鍵是滿足社會的需要[5].支持這一觀點的學者紛紛表示社會問題的滋生和企業有很大的關聯,企業在獲得自身利益的同時,更應該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2)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研究現狀。

      世界上,研究社會責任會計最早的國家要數美國。早在 1986 年,美國會計學家David.F.Linowes 就在自己著作的《社會經濟會計》中提出了社會責任這個名詞,這個名詞出現以后在美國會計學界以及社會責任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David.F.Linowes 的理論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研究發展奠定了基礎。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在研究社會責任會計的時候先后成立了社會計量委員會以及生態環境委員會,甚至在 1973 年提出應該將企業在社會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測量、描述等方式展示出來,并應該從企業的財務報表中體現,這就對企業財務報表的目標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國社會計量委員會在 1977 年正式發布了"企業社會業績計量"的研究聲明,在聲明中強調企業在商品生產、商品銷售、環境資源等方面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也可成為社會業績)必須在"企業社會業績計量"報告中體現出來。另外,在對社會業績的各個情況進行說明的時候還需要對信息的種類、作用、來源等進行詳細說明,最后應該對報告的形式進行闡述。美國的會計師協會以及會計學會專門針對社會責任會計報告的制作進行了說明,并成立了社會業績會計委員會、社會成本計量委員會、組織行為環境影響委員會、社會成本委員會等。部分政府機構明確表示企業應該提供社會責任報告,以職業安全和事故防護局、聯邦貿易委員會等為代表的政府機構都要求企業公開社會責任信息情況,具體說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

      此外,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也提出為了規范企業會計信息的公開化,政府應該提出更多要求企業公開披露社會責任的法律規章制度,確保企業真正地進行實施。

      20 世紀 70 年代,埃斯特斯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從會計報表的角度闡述企業社會責任公開財務信息的重要性。到了 80 年代,布盧姆和埃爾格斯(Bloom Robert andElgers Pieter T.)的《會計理論和會計政策》等數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社會責任會計理論,認為企業會計與企業社會責任有密切的關系。

      雖然在社會責任會計方面,美國學術界形成了許多理論成果,不過這方面的會計實務卻發展較為滯后。事實上,目前美國并沒有公開具體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報表。

      結合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在《幸福》雜志當中發布的五百個工業企業的年度報表,其中有四百五十六個企業針對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具體數據和信息進行了相應地披露,占據了所有企業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比重。然而,這些披露出的數據一般都是不完整的,還有一部分數據是與環境污染的治理存在一定聯系的,比如企業對于生產經營活動排放的廢水或是廢棄等進行治理的具體狀況。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企業對于其雇傭少數民族員工的情況、增加員工福利的情況等數據進行了相應的公布。

      從現階段社會責任會計發展的實際狀況來講,美國發展的速度比較緩慢,而西歐等國家發展速度比較快,究其原因,便是歐盟各國針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及員工福利方面相對比較關注。

      英國是十分關注社會責任會計的一個發達國家。在上世紀 80 年代,ASSC 便編寫并出版了一部書籍--《公司報告》,大力支持企業對社會責任報告進行相應的編制,除了要編制傳統形式的財務報表以外,還應當進一步編制企業的就業報告、企業的發展前景表、企業的增值報告等等,以此來滿足除了公司股東之外主體對于企業信息的具體需求。

      從根本上來講,法國是最為關注于社會責任會計的一個國家。在上世紀 70 年代,法國通過正式的法律文件強制性規定,企業必須要通過貨幣的形式來表現出其對職工發放福利的實際狀況,其中包含了企業職工的勞動保護費及福利費等等。只有是企業內擁有三十名的職工,就必須編制相應的年度社會責任會計報表。

      除了法國、美國等國家之外,瑞典以及德國等國家的政府也同樣強制性要求企業必須要對社會責任會計的信息進行披露,基本上表現了企業為了保護環境而實施的具體措施和工作。

      總體而言,國外針對社會責任會計所展開的研究不僅僅在理論層面上獲得了不錯的研究成果,同時在實務領域也進行了相對全面的落實。不過現階段全球范圍內任何一個國家都未構建一個相對完善的社會責任會計計量系統,究其原因便是社會責任會計依然處于一個初期落實階段,沒有規定統一性的要求和準則。

      (3)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形式與計量研究現狀。

      伴隨理論研究的不斷加深,再加上實踐經驗積累不但增多,有關于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方面的激烈爭論逐步趨勢平靜,在理論界以及實務界都針對企業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及應當披露的社會責任進行了認可。在這之后,相關研究學者及各個研究機構便針對企業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信息的具體內容展開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而在上世紀 70年代,美國的 NAA(全國會計師協會)協會便公布了相應的研究報告,針對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信息進行規定,主要包含了企業的人力資本、企業的產品及相關服務、企業所處的環境及擁有的資源、企業在社會的具體參與狀況等四個不同的類別,同時在這幾個類別的條件下又詳細劃分成為二十一個小類別[6]59-60.

      在上世紀 70 年代末,Emst·Ernst 公司便直接將企業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直接分成了7 種不同的大類別及 27 個不同的小類別,這當中前者基本上包含了產品、能源、人力資源及環境等等信息[7].

      在上世紀 90 年代末期,Gray 等人針對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信息展開了相對詳細的類別劃分,這些學者提出企業應當對自然環境、能源、雇員、消費者等 15 種信息進行披露[8]78-101.

      針對企業利用什么樣的方法和手段來對社會責任信息進行披露,國外的研究學者以及具體的機構也展開了眾多的研究與分析。在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的 NAA 協會便提出,社會責任會計的具體發展能夠為企業披露、計量社會責任信息提供有效的幫助與支持,在對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信息進行披露的環節中,基本上包含了幾個不同的披露時期,分別是對企業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活動進行相應的確定和具體的描述、利用貨幣的方式或非貨幣的方式進行計量、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活動所帶來的具體影響進行估計[9]51-89.

      在上世紀 90 年代,Zeghal 等人要求企業必須要利用相關報告的方式來對社會責任信息進行披露,而其主要的計量方式和測量方式,篩選之前的文獻資料可以看出,所使用的方法大體都是指數法或是社會責任會計方法等[10]38-53.

      Linowes 是一名美國的會計學家,他于上世紀 60 年代末期在全球范圍內第一次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理念,從這之后,實務界以及理論界便進一步產生了應用社會責任會計方法把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信息總括到其會計體系當中,希望通過傳統形式的會計體系來將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信息劃分為幾種不同類別展開披露工作和計量工作[11].

      1976 年,Epstein 以美國知名的 Abt 聯合公司為例,收集并整理了該企業在 1973 年發布的財務資產負債表、財務利潤表等資料,通過歸納與分析,Epstein 明確提出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時應付出的社會資產或社會負債,及企業可能取得收益[12]23-42.隨著研究愈加深入,內控分析法在更廣大范圍內得到使用。1989 年,Guthrie 等人在考量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時采用了頁數計量法,并以此為據對信息披露情況進行了評價[13]343-352.1990 年,Zeghal 等人在考量企業信息披露水平時采用了字數計量法,并以此為據對信息披露情況進行了評價[14]38-53;2005 年,Joyce 綜合頁數計量法與字數計量法等方法探討了企業信息的穩健性[15]123-151.但相比以上方法,學術界普遍認可指數法。如1987 年,Booth 在其研究中指出,指數法能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16]35-51.

      1.2.2 國內研究現狀。

      (1)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研究現狀。

      90 年代,我國學術界正式聚焦企業的社會責任,并結合西方理論成果進行了多種研究。在研究早期,學者多介紹西方實踐經驗與相關理論。一段時間后才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情,構建符合我國現實需求的理論體系。由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契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理念,社會責任具有較清晰的界定。如大部分研究者都提出,企業有責任履行其社會責任。

      1990 年,研究學者袁家方主持編撰了《企業社會責任》。他在書中提出,企業在取得盈利以保障自身順利向前發展的同時,要積極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面對并解決社會問題。這也是我國學術界早期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17].

      進入新世紀后,我國關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研究不斷增加,在社會責任內涵方面也做了更加明確的界定。如 2002 年,盧代富在其研究提出,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即企業在為其股東創造最大化收益過程中需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責任,如開展公益事業、參與環保建設等.1999 年和 2002 年,劉俊海與[19]盧代富[20]提出,企業不僅要為其股東創造最大化收益,還要積極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積極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甚至增進社會公眾的利益。

      2005 年,周祖成在研究中明確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是綜合性責任,企業必須要明確利益相關方,并承擔應履行的經濟、法律與道德責任[21].

      (2)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研究現狀。

      經過近 20 年的發展,我國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方面已小有成就。1999 年,在主持編撰《國際會計學》教材時,常勛教授首次納入了"社會責任會計",并明確指出,企業在其經濟活動過程中應提供其社會影響計量報告,即進行社會責任會計[22]103-108.而后,楊榮彥等人在主持編撰《高級會計通論》時又詳細介紹了社會責任會計理論,并明確指出了社會責任會計應包含的內容。在主持編撰《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時,宋獻中等人納入了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歷程及理論結構,并結合我國具體實踐提供了相關建議[23]140-175.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學術界越來越關注社會責任履行問題,不少與此相關的文獻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如廖洪在主持編撰《會計理論及其應用分析》時就明確指出,必須要立足企業現實,與國際積極接軌,探討企業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會計工作[24]330-305.

      2003 年,陽秋林進一步研究了社會責任會計計量問題,并提出要將自然資源等納入會計過程中,構建專門的會計報表說明責任履行付出的資金情況[25]136-137.在探究如何正確披露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會計信息時,黎精明明確提出,我國應建立并健全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并盡可能單列該責任的會計科目,避免與原有的會計科目相混。同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構建并完善具有獨立特性的社會責任會計報告。

      此外,他提出,社會責任會計的信息披露體系必須要在會計基礎上納入非會計基礎,在傳統會計報表基礎上適當附加相關輔助報表,并作報表說明。

      盡管我國在社會責任會計方面做了諸多研究,并取得了較顯著的成果,但總體而言,社會責任會計相關研究仍屬于較初級狀態,特別是在核算方法、會計內控等方面,多參照他國研究,設想簡單,理論研究也未取得得力的突破。整體研究缺乏系統性與可行性。

      (3)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形式與計量研究現狀國內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差異,因而不同學者對于社會責任內容的界定也是不同的,國內學者對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問題的研究也是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展開的。

      學者葛家澍及林志軍(2001)研究提出,企業利益相關者不僅僅關心與企業日常經營管理相關的財務信息,還關心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一些信息如職工福利待遇、就業環境、培訓提升、社會保險等[26].

      陽秋林(2005)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內容范圍進行了擴展,根據他的觀點,企業不僅僅需要披露其"社會貢獻率"以及"社會累積率"情況,還需要披露與其產品質量、經營管理信譽、售后服務以及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相關的信息[27]137.

      李正與向銳(2007)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可以分為六大類,即企業內部員工類、外部消費者類、社會環境類、社區類以及其他類,并進一步指出目前國內大部分企業重在披露產品質量、內部員工以及社會影響相關的信息,卻較少披露有關環境保護、資源回收利用方面的信息[28]3-11.

      學者金立印(2006)、沈洪濤以及楊燔(2008)也都從企業利益相關者信息需求的視角出發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做合理分類,根據他們的觀點,企業有義務披露與其內職工、管理層、政府機構、社會環境等存在關聯的社會責任信息。

      除此之外,深圳證券交易所于 2006 年發布了《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該指引規定,上市公司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分別為企業利益相關者保護、股東與債權人權益保護、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社會公益事業以及職工權益保護。而上海證券交易所于 2008 年發布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32]中規定上巿公司的社會責任應當包含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以及社區這五大方面的信息。

      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方式問題,學者宋獻中以及李皎予(1992)提出了三個從低到高不同等級的界定方法,這開創了我國國內有關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模式研究的先例,而他們的研究也受到了廣泛的認同[33]101-105.

      而學者黎精明(2004)則提出了四條建議來構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具體而言就是設置社會責任會計科目、三大核心報表附加部分輔助性財務報表、會計以及非會計基礎型共同發展、編制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34]8-13.

      學者陽秋林(2005)在研究中嘗試架構出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模式,他提出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對于社會責任信息的方式和全面性可以有所差異,前者建議直接在現有報告體系中增設部分相關內容來反映,后者應當編制獨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此外,他還試探性地制定了企業社會資產負債表、社會利潤表和社會現金流量表[35]121-124.

      學者于增彪、何晴(2010)通過研究提出僅僅依靠某一種信息披露法(例如提供企業會計財務或者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是無法滿足企業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的,"現階段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正朝著報告形式多樣化、報告內容多維化的方向在發展"[36]34-36.

      在確認以及計量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學者李正與向銳(2007)對前人提出的四種方法進行了系統性回顧,主要包括:社會責任會計法、聲譽評分法、內容分析法以及指數法,根據他們的觀點,這四種方法中前兩種相對比較局限,實用性不強;而第三種方法--內容分析法計量出來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情況與企業實際披露水平的誤差較大,可靠性不足。因而他們在研究中使用指數法來計量 2003 年在上海證券交易上市的642 家公司的社會責任披露情況[37]3-11.

      1.2.3 國內外研究現狀評價。

      通過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的搜索與梳理可得,國外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及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當然,該理論自爭議不斷到獲得基本認同也是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尤其是利益相關者理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融合為企業主動承擔并積極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之后,很多學者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方式以及披露內容方面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并且不斷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計量方法進行創新;尤其在信息披露的內容以及信息披露的方式上取得了良好的時間運用成果,例如國外的大型企業已經普遍認可并使用獨立社會責任報告形式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涵蓋了豐富的信息,推廣意義極大。

      國內對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以及相關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時間較短,基本上是在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國外的研究成果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但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的經驗。最近幾年以來,一些在國外研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創新性研究成果逐漸豐富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對象、披露內容和披露方式的系統研究。然而,國內學者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比如研究內容偏重于理論及宏觀方面,較少從微觀層面針對某一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進行分析、研究;且相關的研究方法大多數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較少,尚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完整的基礎理論體系等。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課題以陜西煤業化工集團為研究對象,深入研探討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及實踐意義。

      1.3 研究的方法和內容。

      1.3.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了文獻綜述法、規范分析法、實證分析法、比較分析法以及問卷調查法這幾種科學研究法。在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借鑒符合陜煤化集團發展需求的優秀經驗,并將其運用到陜煤化集團會計信息披露的實踐當中,促進其信息披露體系的完善,為陜煤化集團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建設提供依據。

      采用實證分析方法,通過對陜煤化集團的現狀研究,探討其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然后從陜煤化集團的特點出發,尋找針對性的改進策略。與此同時還從多渠道搜集有關陜煤化集團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情況,并探討了其在社會責任履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一些科學有效的應對策略,將理論靈活運用到實踐中去,從而促進社會責任報表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此外,本研究還訪談了陜煤化集團的部分高管及員工,對于陜煤化集團現狀以及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態度進行整理,對于專項業務收集寶貴經驗,便于陜煤化集團形成統一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為建立完善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1.3.2 研究內容。

      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情況的實證分析,了解當前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現狀,選取了陜煤化集團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陜煤化企業的特點和社會責任履行的現狀,提出完善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建議和對策,力求完善陜煤化的社會責任的體系,從而為陜西省煤炭企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鋪墊。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闡述本課題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以及國內外的研究現狀,梳理整個課題的研究思路,界定本課題的主要研究內容與研究目標,進而設計出研究方法和技術路線。

      2.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理論基礎進行分析。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內容,以及從各個理論基礎為出發點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涵。

      3.以陜煤化集團為研究對象,以其近年財務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為基礎,對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現狀進行實證分析,根據分析的結果提出陜煤化集團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問題。

      4.分析國內外優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情況,進而在分析國內外國家優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情況的基礎上,為完善陜煤化集團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提出經驗借鑒。

      5.在分析了陜煤化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情況的基礎上,以國際最新發布的《G4》

      指引為依據,為陜煤化集團構建社會責任會計披露體系,為陜煤化乃至我國煤炭行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提供一定的幫助。

      6.在進行了以上分析之后,以陜煤化集團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現狀為基礎,以上各部分構建的披露體系為依據,對陜煤化集團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系進行應用,并進行分析,為下文提出配套措施奠定基礎。

      7.在進行了以上分析之后,以陜煤化集團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現狀為基礎,以上各部分構建的披露體系為依據,提出具體的完善陜煤化集團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情況的配套措施,為陜煤化乃至我國煤炭行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提供一定的幫助。

      8.總結全文并得出結論。

      1.4 技術路線。

      1.5 研究創新之處。

      與其他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以《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以及國際上最新發布的《G4 可持續發展報告》為標準,通過對比分析國內以及國外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差異,來了解當下國內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選取了陜煤化集團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陜煤化企業的特點和社會責任履行的現狀,構建適合陜煤化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提出完善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建議和對策,旨在能夠進一步促進陜煤化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完善,從而為陜西省煤炭企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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