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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頻發的原因分析

    時間:2016-06-1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282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案的成因探析 
    【第一章】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案例研究導論 
    【第二章】財務報告造假相關理論概述 
    【第三章】萬福生科財務報告造假案分析 
    【第四章】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頻發的原因分析 
    【第五章】加強我國治理財務報告造假的對策 
    【結論/參考文獻】中國財務報告造假預防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第 4 章 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頻發的原因分析-基于萬福生科財務報告造假案的反思

      萬福生科財務報告造假案并不是我國上市公司的第一個,更不會是最后一個,在我國的資本市場下中,為何這種情況不斷發生,屢禁不止,其原因究竟有哪些呢?這就需要我們結合實際案例進行仔細分析,才能找到對策。接下來將以萬福生科財務報告造假案件為例,從里到外來一探究竟。

      4.1 企業內部動因分析

      企業的股權適度的集中能夠產生利益趨同的經濟效益,使得控股股東中的大小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對公司的治理產生良好的效率并且能夠建立良好的內部控制制度并執行,完善企業會計信息,提高其真實可靠性。然而,控股股權若過度集中則會產生利益侵占的效益,此時比重微弱的外部控制無法與大股東的力量進行抗衡,從而導致控股股東因此侵占中小股東以及上市公司的利益,在此環境下,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必難以保證。然而在我國,上市公司里普遍存在著一股獨大,股權過分高度集中的現象,為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過操縱利潤,粉飾業績,致使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嚴重。另相對非上市公司角度來看,企業進行財務造假則是出于逃稅,獲取更多的貸款資金等目的。

      4.1.1 謀求企業自身利益--內部動因之根本

      放眼市場中所存在的企業財務造假現象,就一般企業而言,其規模不足以達到上市標準之前,企業進行財務造假的目的則恰恰是盡可能的做低自己賬面上的利潤,以此來逃避企業所得稅費等相關的稅負成本,又或者是為了保障資金鏈的充足穩定,而造假做出資產收益率良好的財務報表等。從中小企業來看,其財務造假的方向跟上市公司做高利潤截然相反,但這不影響我們得出結論,不管是何種類型的企業進行財務造假,其內在的本質原因都是基于企業自私的利益出發,上市公司由于要達到上市的標準,必須將自己近三年的財務報告粉飾的優雅完美,而一張優雅的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必然是要求有著良好的業績,豐厚的利潤做為支撐,因此上市公司在進行財務造假的過程中,則是盡可能的將企業的利潤做高,盡管會產生一定的造假成本,但和上市之后所獲取的利益相比,財務造假這部分的成本,就像“撿了西瓜,丟了芝麻”一樣。

      因此,企業進行財務造假的本質原因就在于為其自身謀求更大的利益。

      4.1.2 公司控制環境薄弱

      從股權結構上來看:龔永福和其妻子楊榮華分別擁有萬福生科 29.99% 的股份,共計 59.98%,是公司最大且唯一個人持股超過 5%的股東。公司的控制權完全掌握在龔永福夫妻手中,形成了公司“一股獨大”的治理結構,并且公司缺乏有效的內部監控機制,獨立董事和監事形同虛設。資料顯示,公司多年來存在虛構材料采購、虛增銷售收入、虛增利潤等惡劣行徑。但是,從公司 2011年的年度報告可以看出,公司當年共召開了 6 次董事會,三名獨立董事均每次都參加了董事會。作為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過硬的獨立董事卻從未在董事會上提出過一次反對票或棄權票。由此可以認為本應該發現重大財務造假的三位獨立董事并沒有履行其應盡的義務,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關注過公司的財務問題。

      從高層管理人員的專業素質上來看,縱觀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期間的內部 9位高層管理人員,僅 1 人為碩士學位,1 人為本科學歷,其余 6 人為大專學歷,還有 1 人只有高中學歷,以最關鍵的財務總監覃學軍為例,其是我國早期就從事會計活動的老財務人員,然則其專業技能并沒有隨著年代的發展而提高,仍舊停留在簡單的“做賬”層面,萬福生科財務造假的這部大戲,絕非其能力所能做出來,其不過僅僅是按照指示,單純的進行財務造假,甚至都無法解釋某些指標所代表的意思。雖說學歷的高低不能完全證明一個人的能力,但至少可以體現出這個團隊專業水平的局限性。試問一家上市公司,在如此匱乏的專業知識團隊的領導下,如何能有質的發展,嚴重的管理缺失必然是導致企業走向財務造假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后從萬福生科的造假規模上來看,萬福生科除了對我們看到的“證、賬、表”以及配套的購銷合同的肆意造假意外,甚至其在上市之前,派人前往各大超市到處擺賣陬福牌大米,造成“銷售興旺”的假象,然則其上市之后,各大超市再見陬福牌大米的身影。正所謂做戲做全套,萬福生科這般自導自演的鬧劇,真也讓人“佩服”,天天正業不誤,經琢磨如何圓謊,如此低下的職業操守也是萬福生科財務造假的又一誘因。

      萬福生科作為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先天就存在著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難以形成有效的內部治理機制。即使公司為了上市設立了一套完整的內部控制制度,其實質上也只是為了應付審核檢查的一個形式。筆者認為針對此板塊的上市公司應積極推行持股多元化,引入機構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大股東和小股東之間的矛盾與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以萬福生科為例,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龔永福兼任公司總經理,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未分離,此時的經理人在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以及制定管理制度等方面擁有更大更加自由的決定權,這樣極易導致董事會成為他們的“一言堂”,從而致使懂事會的決策及監督職能的喪失,對經理層的監督也僅僅流于形式而已,最終增大了公司經理操縱利潤、侵占公司外部投資者的合法利益,以及對白提供失真虛假的會計信息的可能性。還有更致命的情況是,龔永福夫人楊榮華的兩位姐妹都曾是監事會的成員,這使得監事會監督職責完全不獨立,這樣的高層關系底下的管理更像是一個家族在進行相互利益的維護,而完全不需要顧慮他人的看法及意見。這樣就導致了萬福生科的董事會、管理層完全凌駕于公司的內部控制之上,公司的內控制度,內控機構形同虛設。

      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雖然萬福生科不需要在財務人員上實行回避制度,況且其財務總監覃學軍與龔永福夫婦之間也無直系親屬關系,但是從某個角度上來看,龔永福夫婦與覃學軍多年的交情勝過親屬關系,萬福生科的財務總監由龔永福直接聘任,在萬福生科尚未做大之前,或許覃學軍還能勝任萬福生科日常的經營活動的財務核算,但當萬福生科準備上市之時,覃學軍的能力和財務知識遠遠達不到一家上市公司財務總監的勝任要求,然則此時的覃學軍則就變成了一只連線木偶,按照龔永福以及一整個團隊的要求,做著自己不會做也不想做的假賬,并且是驚天造假大賬。因此,站在會計監督主體上來看,是否也應該考慮考慮非國有事業單位也要實行一種“回避制度”呢?

      4.1.3 成本和收益的比較

      之前在分析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案的特點中曾表述其造假成本之高可謂是近年來財務造假案之最。但這“最高造假成本”的代價卻絲毫沒有影響到萬福生科通過財務造假上市而獲取到的遠遠高于其造假成本的收益。盡管對萬福生科的董事長龔永福作出終身證券市場禁入的禁令,其高層也進行了大換血,可這樣的處罰在這些高管通過財務造假所獲取的高額利潤面前,這點“犧牲”顯得的是那么的微乎其微。因此,我國資本市場中為何總有人愿意“犧牲”受罰,也正是這完全不配比的成本與收益,使得企業即使付出再大的造假成本,但卻能換回的是遠遠大于成本的收益,在這場犧牲中,真正受到損失的是那些中小投資者們,而非這些企業高管。因而,巨額的成本與收益差額,也是導致企業財務造假的主要原因。

      4.2 外部環境分析

      我國企業上市所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有一系列財務指標的限制,要求上市公司在近三年中的經營成果可靠真實,并保持連續盈利,具有比較強的可持續經營能力,且其盈利指標的計算是建立在扣除營業外收支凈額實現的非經常性損益后的日常經營活動產生的凈利潤。除此之外,還要求上市公司的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達到適中比率,具有良好的財務狀況,保持較高的現金流量,以支撐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對比在創業板申請上市的發行人在經營業績方面必須具備的條件是:最近兩年連續盈利的能力要達到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于一千萬元,并且要求保持遞增狀態;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凈利潤不得少于五百萬元,最近一年的營業收入則不得少于五千萬元,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凈利潤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后孰低者為計算依據。最近一期的期末凈資產不得少于兩千萬元,且不存在未彌補的虧損。

      另外企業如果申請再融資也必須符合相關的財務條件,對于增發和發行可轉債,除了要求連續三年盈利以外,還要求近三年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達到 6%.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案的一大特別之處在于,其造假的一開始就將財務數據的基點定的過高,導致其之后幾年內不得不以更大金額的財務造假去滿足上市后的相關要求。這樣巨額的財務造假怎能不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以及如此“優秀”的企業必然也會是其他競爭對手虎視眈眈的對象,其造假丑聞遲早會浮出水面。

      如今,市場上企業數量眾多,如何從經濟活動中獲取利益,是所有企業奮斗的目標,因此在巨大的利益的誘使驅動下,盡管上述的上市門檻條件要求一般難以達到,但一些希望盡快上市融資又達不到設定條件的企業就會不惜動用各種造假手段虛增利潤粉飾報表,甚至進行巨額的財務造假以達到上市的目的。

      4.2.1 “中國式”上市,提供客觀機會

      造假是需要成本的,虛增收入就要多交稅,對監管部門要給封口費,而對配合造假的公司還要給好處費。那么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家為何還拼命造假?上市公司造假事件為何層出不窮呢?在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造假目的性及針對性都很強,上市公司絕對不只為單純的把利潤做高來而造假。IPO 需要包裝,上市前三年的利潤需要保持一個遞增的狀態,否則無法向其保薦機構交待,進而造成后續融資受到一定的影響。而對外增發有指標,股權激勵也有指標,不能連續三年虧損等等。在我國創業板的上市條件中,能夠明確看到對企業凈利潤、凈資產等財務指標的定量要求,而對企業發展潛力和內部治理卻沒有要求或者要求模糊。這是我國上市環境下的一個致命的漏洞空間,導致大部分不符合上市條件或已經上市交易的公式在這樣的指標導向下,不得不采取財務造假來應對市場的監管,從中謀取暴利。

      同時,公司發起人的素質也是我國上市規則忽略的一方面,萬福生科董事長龔永福早前就有販賣陳化糧給高校食堂的不道德記錄,并且其學歷也不高,不懂財務專業知識,連同業競爭及關聯方交易都分不清,面對如此偏低的職業能力和素質,然而我國資本市場卻沒有相關的道德約束門檻或準入門檻。正是因為我國監管層多年來僅僅只對財務數據上的單項指標規定了具體并嚴苛的要求,使得萬福生科能夠通過包裝財務數據輕易而順利準備上市。

      4.2.2 IPO 市場不完善,中介機構服務質量差

      萬福生科會計信息嚴重失真事件的發生,反映了整個行業在 IPO 市場快速發展之下制度缺失,以及投行領域早已普遍存在忽視風險的行為失范。在金融證券市場快速發展過程中,保薦機構在自身業績和利益的驅使下,存在“跑馬圈地”,相互攀比,大干快上、倉促上馬的浮躁風氣。高速的發行節奏和高股價、高市盈率帶來的超募傭金收益,更是助推了券商這一整體板塊急躁浮夸的氛圍。

      業績、利益最大化成為不少投行的首要甚至唯一目標。與此同時一些外部審計機構在利益面前不嚴格審查財務信息內容的真實性,甚至于刻意與上市公司共謀,出具嚴重失真的審計報告,監管部門、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保薦制體系下賦予給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的資格,很長一段時間作為一種稀缺的通道資源存在。正是因為其本身的稀缺性加上監管力度不夠,保薦機構擁有相對更為自由的操作空間,而通道本身附有的較大的政策紅利價值,能夠給投行帶來足夠豐厚收益,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投行的就把其主要精力是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取得通道收益上,并且通過對通道資源的爭奪和不斷提高通道的周轉率和利用率,來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最大化。由于通道收益豐厚,券商投行們通過引進和增設團隊和業務部門,抓住盡可能多的業務機會迅速生長,極易形成以‘包工頭’和‘生產隊’為特征的粗放復制的擴張模式。不少券商對通道收益的過度追求,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投行從管理者到從業人員均出現只重視業績數量而忽略經濟事項本身質量的行業導向,重視在短期內如何實現利益的最大話,而不管之后產生如何不良的社會影響,長期責任意識淡薄。而各券商爭奪通道容易造成的投行的從業人員無序流動,更進一步加劇了個人的短視行為,忽視了對機構和平臺的長期聲譽維護。

      平安證券的團隊人數從 2004 年投行實行保薦制以來的 49 人一路飆升到高峰期的 350 人,而保薦代表人也從最初的 7 人增加到 85 人,每年的申報和發行家數從每年幾家迅速激增至每年幾十家,在 2010 年和 2011 年連續兩年居于行業第一。與此同時,平安證券的人均產能指標也攀升到整個投行的最高水平。

      在產能如此急劇擴張的同時,平安證券忽視質量的粗放特征也開始凸顯,中介機構的服務顯然已毫無質量可言。所有業務項目的流程、組織結構、業績指標等等都只是為了更快、更多的完成項目而設置的,根本沒有發揮保薦機構的本質職能,最后一旦被保薦的公司出現問題,保薦機構自己就立馬變成“只薦不保”,我國的保薦行業的服務質量愧對其“保薦”的行業名稱。在現有投行模式下,為激勵各個業務團隊進行業務拓展的狼性,很多以中小項目為特點的券商,主要實行項目直接提成制度,個人收益直接與項目傭金收入掛鉤,按單結算、迅速兌現。由此帶來的行業潛規則就是,投行人員的收入主要來自于項目傭金的實現,因此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推動項目過會發行,而不是發現問題終止項目,成為相當部分投行團隊的“理性”選擇。

      在萬福生科造假案中,保薦機構、審計機構以及法律查證機構正是利用自身通道資源和審計、查證權利,成為了萬福生科上市的“包工頭”,甚至可能指使萬福生科財務總監覃學軍和眾多財務人員制作假賬,“一條龍”服務幫助企業順利上市。由此看來,傳統的通道投行模式已經開始逐步接近天花板,并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系列風險隱患。如何更加有效的防范 IPO 會計造假,對涉及到的相關行業的監督管理體制的加強及完善,值得我們好好深思。

      4.2.3 政府部門為企業財務造假開通關卡

      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不僅僅是企業本身和中介機構。在我國那些經濟不太發達的地方或是地市偏遠的地方,政府在公司上市中起著尤為重要的外部推手的作用。因為這些地方政府更有動力推動其當地公司上市,從而獲取當地 GDP 的優良政績,并且當地若有公司上市,或多或少也能帶動下地方經濟、增加地方的稅收。因此,當地方政府選一家企業做為其業績的代表作時,不僅會為企業一路開綠燈,打通關卡,甚至明知這些企業并不符合上市條件,卻精心參與企業的“包裝”.萬福生科地處湖南省常德市桃園縣,在萬福生科上市之前,常德市本地企業上市基本處于停滯狀態,更為重要的是,萬福生科是桃園縣第一家上市公司,常德市政府也曾對證監會表示當地已有十余年未有公司上市的壓力,萬福生科的上市對當地政府來說算是從未有過的重大“政績”.因此,從 2008 年年底開始,湖南省政府、常德市政府、桃源縣三級政府便積極為萬福生科上市疏通道路,甚至找到了當時的證監會有關人士溝通此事。

      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案件曝光之后,龔永福董事長曾回應事件說,萬福生科沒有考慮過上市,他本人對上市根本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沒有急于上市的需求,公司若再正常經營幾個年頭,應該是可以達到上市的標準要求的,但是當地政府這股強有力的外部推手不斷的將萬福生科往上市之路推,致使萬福生科不得不進行“華麗的包裝”進而上市。且不論龔永福董事長是否真的不急于上市,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地方政府大力、盲目的支持,萬福生科不可能以發審委委員全開綠燈的記錄順利上市,也不可能時隔五年才東窗事發。政府行為不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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