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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教育中孔子因材施教理念的應用

    時間:2020-01-03 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李艷萍 本文字數:9829字

      摘    要: 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不能停留在注重簡單的個體差異基礎上,它也超越了學校教育的范疇。這個思想的現代性建構,應該立足于“材”和“教”兩個方面。因人而異、隨時立中、隨處適宜必然成為現代場域中建構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三個基本維度。因人而異體現為針對教育對象的資質、出身展開,隨時立中突出依據發展階段、社會環境等要素變化靈活實施,隨處適宜則強調適應場境、需求的不同做出恰當的應對。

      關鍵詞: 孔子; 因材施教; 教育方法; 適中;

      Abstract: The Confucius' thought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Yin Cai Shi Jiao) cannot stay on the basis of merel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t also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this though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wo aspects,i. e. “material”and“teaching”.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the Confucius' thought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Yin Cai Shi Jiao) must be constructed in modern fiel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objects' qualifications and family background,whi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soci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If it is suitable everywhere,it should make appropriate responses to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demands.

      Keyword: Confucius;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Yin Cai Shi Jiao); educational methods; moderate;

      孔子教育思想在當下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鑒意義,它應當成為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必要參照,作為促成社會主義政治建構和社會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就“因材施教”思想而言,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做出新的闡釋,建構起符合現代性特征的理論范疇。人作為“材”的本質體現,就教育而言,不僅指個體的差異,更應該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深入到人的各個方面、各個層面去思考,諸如與生俱來的性分而異、價值曲線、時空流轉等等。這里所謂“現代性”,就時間概念而言,意指符合當今時代要求或時代特征。對于“因材施教”思想的現代性建構,我們著重于“材”的具體化和“教”的配合。

      一、立足主體的差異教育理論建構

      孔子認為人有不同的資質、出身、性格和能力等,因此其教育方法也提倡“因人而異”,要根據主體不同的特征展開不同的教育。在施行教育時,切忌先入為主的固執己見,不執著于個體之我,而要根據對象及其言說和行為的不同給予不同的對待,此即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把這種“毋我”的思想運用于其“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中,指出面對不同的對象教學方法要靈活,要“因人而異”。而這個“人”的“異”大致有以下幾種分判:
     

    現代教育中孔子因材施教理念的應用
     

      (一)依據與生俱來的性分而異

      孔子認為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學之者,有困而不學者”1的區分,人在本性上雖然沒有太多先天的差別,但人在認識、理解和行動等能力上是有先天差別的,因此他根據人的能力的差別將人分為“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幾類。他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2中的“語上”“語下”就是說的教育方法上的“因人而異”,對于接受和理解知識能力不同的學生,必須教給他們不同的教育內容,運用不同的對話方式。如果對于具有不同能力的對象都用同樣的教育方式,講解同樣的教育內容,則可能會導致一些人無法接受和理解其所采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對于不同的對象,在教育時,必須做到可以說的一定要說,不能說的一定不說,要到了能說的時候才說。因為“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3一個聰明的施教者必定是在該教什么的時候教什么,不該教時堅決不教,對不同的對象施以不同的教育。比如孔子在傳授“性與天道”的問題上,他的弟子子貢就曾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4所以朱熹說:“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于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5對于“文章”之事,每一個弟子都能得到傳授,而“性與天道”的傳授,則有些學生是聽不到的。對于一般的知識,如“詩”“書”“禮”等是每一個弟子的一般秉性所能接受的,所以人人都能得到教授;而比較艱澀難懂的知識,如“性與天道”則只有諸如子貢等認識能力較強的弟子能得到教授,這便是孔子依循中庸之適宜的原則,而做到的“因人而異”的施教方法。如果弟子能夠通過自己的學習做到“下學上達”,甚至可以“默而識之”,則自然會在合適的時候得聞此道,否則,“雖圣人便說出,也曉不得”6,能力沒達到能夠接受的程度,講了也是白講。

      另外,孔子還根據弟子的不同能力和特長,對他們做了“類”的區分。他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7。不同的人具有各自擅長的不同能力,“因人而異”的教育就是要充分發揮各自的能力與特長。但是孔子又認為“君子不器”,教導學生不能局限于單一的能力、不能固守一己之長。“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認為子貢就像“瑚璉”之器一樣,雖然很高貴,但是只有單一的用途,以此告誡子貢要加強其他方面能力和素質的學習培養。

      孔子還認為人在性情上也各不相同,比如他評價弟子“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8。因而,孔子除了根據弟子能力的差別施行教育,用其所長外,還會依據弟子不同的品性,進行不同的教導,以補其不足。如子路剛毅勇猛,孔子便教育他做事要三思而行,以退守之道告誡之;而冉有則畏縮怯弱,孔子便教育他要勇敢無懼,以進取之道導之。這就是“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9所含的道理。

      (二)依據主體所處的情境而異

      孔子的“因人而異”的教育方法,不僅表現在對不同資質、能力、性格的人的分別上,針對同一主體在不同的時候和情境中的不同表現孔子也會做出不同的教育。每個個體都不是只具有一種資質、能力乃至性格,而是一個具有多重資質、能力和性格的多面體。所以對同一對象,孔子會針對其表現做出不同的教育。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10。顏回是一個十分高尚的人,但是他也不能每時每刻都持守內心之仁,故而有所失落。人的毅力有高低的區分,也并非絕對的持久,這是個體在現實生活中多面性的表現。所以才會出現“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11的情況,而在此時必須要及時教育他們持守心中之仁而不違仁。人的品性、思想、言語、行為也并不是完全絕對的,即品性好的人,其思想、言行也有不可取之處;而品性不好的人有時也會說出很有道理的話,做出很有道理的事。所以,孔子告誡弟子要“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12。看待評價一個人不能以單一的眼光和認識,而要保持一種多樣性的開放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在學習中真正做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3,以發揮“因人而異”教育方法的最大功效,而實現學生的隨時學習,不斷進步。

      (三)依據價值取向的情況而異

      一個人因為存在不同的側面,而表現出人生的多面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就是一個飄忽不定的個體。恰恰相反,人在大部分時候的表現都是穩定的,其資質、能力以及性格都會表現出一定的持續性和連貫性。因而,可以依據社會不同主體在品性、思想、言語、行為方面的表現對其做一個“類”的劃分。對處于政治生活中的主體的“類”的劃分,主要就是為了國家社會的政治教育,要針對不同“類”的人給予不同的社會教育與引導。孔子依據“中庸”的準則對處于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個人思想、言行的不同價值指向,將人分為“君子”和“民”,并依據中庸的適宜準則講明了對二者所應采取的不同態度及教育方式。

      在先秦的典籍中有很多關于“民”的論述,據此可知“民”在先秦社會中的角色扮演是比較被動的,而其社會地位也是比較低下的。因為,“民”的人生追求一般停留于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及滿足上,缺乏對道德以及知識向往的自主性。這是由當時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所決定的,與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相合。一般民眾,在基本的物質生活都無法得到滿足的時候,對其精神和德行的要求在他們看來都是多余且不可思議的。所以孔子根據人的不同價值追求將人分為了“君子”和“民”。他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14這里的“小人”并不是指道德敗壞、為惡不善、與君子行為相對的“小人”,而是指尚未意識到真正的道德的“善”,沒有形成對“善”的自主追求的一般民眾。“君子”考慮和看重的是德性和法則,而一般民眾所追求的則是實利與實惠。所以統治者的為政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根據這種因價值追求不同而進行的人的“類”的劃分,而展開對萬民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對于一般的“民”,不僅要引導其向善,還必須要給予其實惠與實利,即要“惠民”“利民”。孔子曾對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15,“君子之道”就是為政之道,教育萬民要以“惠”養之,而后以“義”使之。他還說“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16“五美四惡”就是要順應民眾的需求,給民眾以實利。所以,對民眾施行教育首先就要因其所利而利之,而給民眾實惠的做法并不會為自己的統治造成什么損失。因此,統治者要順應民心、民意,根據民眾之所需、所求,給予實利來教育引導民眾,使民眾順從,進而得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鞏固自身的政權和統治。

      對民眾教育不能單純以道德教育,還必須要有實利的引導,因為作為民之上者的“君子”也有對“利”與“惠”有需求與向往。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17,君子也是有物質欲望的,也會向往富貴的生活,只是這種追求必須建立在“道”的基礎上,如不合道,則不可求。這意味著君子所追求的就不只是物質的富貴與利益,而是德性與道。君子取利以義,但是一般民眾則容易被利益所驅使、迷惑而舍義取利,把物質追求凌駕于道德追求之上。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18一般民眾容易被物質欲望所役使,不能安于窮困,所以,孟子才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19因此,統治者在教育民眾、引導民眾向善的時候,不能以“君子”的標準,按照“君子”的要求來教育民眾,而要先從滿足一般民眾的物質需求和愿望出發,進而對其的“君子”式的道德教育。對一般民眾的教育必須先“富之”,而后才能“教之”。“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0就是對這種教育方式和邏輯的最好總結。對于一般民眾如不先解決其物質方面的問題,而直接加之以道德教育,強行以道德化之,則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出現物極必反的現象,達不到教育的目的和效用。

      二、基于需求的教育規律探索

      在現實生活中,時間永遠處于絕對的流動之中,隨著時間的流動,世間萬物也隨之產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有的顯著,有的細微。作為萬物之一的人也隨著時間的流動而不斷地變化發展。孔子以為,人在不同時候應該有不同的狀態,他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20孔子以自身的經歷說明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學習狀態、修養是不同的,因而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不同的。隨著人的不斷成長,人的修養與德性也不斷地完善,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與人生發展的各個階段是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不同的人生發展階段,對人的修養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少年時不能以中年的標準來要求,中年時不能以老年的標準來衡量,否則只會造成人的偽善,或者揠苗助長,導致人的發展畸形或者中途夭折。這一點落實到具體的教育上就是要應時而動。針對個體生命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需要不同的修養這一現實情況,教育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如此才能更好地引導個體生命的發展,而不至使個體的發展因與現實情況不相適應而發生沖突,最終導致個體身心受挫,影響個體生命的完成。

      (一)體現發展的自然階段要求

      為了更好地施行“隨時立中”的教育,孔子根據人生發展的自然階段,指出君子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遇到的問題以及應對之法。他說: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21

      相比之前以年齡為標準的分判,以人生發展的體力或者認識為標準將人的發展分為“少”“壯”“老”三個階段顯得更加具有代表性,更能切合一般人的人生道德修養歷程,更加具有操作性。人在少年時,性格和脾氣都還沒有安定,容易沖動、迷茫,所以要教之以安定的修養方法,避免外物的誘惑和迷惑;壯年之時,人的性格和脾氣都處于非常剛強的時候,易爆易怒,好勝,所以要教之以溫和之道,切忌好勇斗狠;老年之時人的各方面機能都已經衰退,所以應該學會放棄,不要執著于人生之得。每個個體都會經歷一個由年少到年老的人生過程,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會遇到各種不同的挫折、阻礙甚至是危機,在遇到這些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能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法給出應對和調整。在堅持一貫之道的基礎上,遵循人生發展的規律,不強求取道,當人生發展遇到變化和轉機時,也要能做出及時的轉變,避免人生的發展進入一個混亂無序的狀態,使人生的發展能夠隨著時間的流轉而完美順暢,這便是孔子“隨時立中”之法所追求的教育功用。

      (二)適應外在的社會環境特點

      時間的流轉不僅會影響個體人生的發展,還會影響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的變化,進而影響人的政治態度和理想。因而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對人的教育也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轉變。孔子身處春秋諸侯混戰、禮崩樂壞之際,他一面感嘆世態日下,一面又想著恢復周代的禮樂教育。因此孔子提出了“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兩個時代劃分的標準,并指出應對身處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人施以不同的社會教育,以挽回當時日益下滑的社會風氣,引導人在不同的社會時代做出正確的行為應對。

      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22

      由此可見,孔子對于“有道”和“無道”兩個世道的態度和應對方式是不同的。“天下有道”時則積極入世,奉行“達則兼濟天下”原則,教萬民以仁義禮智信等仁愛之道;“天下無道”時則可選擇引退,遵從“窮則獨善其身”的原則,做好自身的道德修養和自我教育,以待時而動,應時而變。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23

      孔子對處于不同時代的逸民,如伯夷、叔齊、柳下惠等人的行為做出評價,說明處于不同時代的賢者的不同行為方式,認為各有所取,但自己如果身處當時則會與他們的做法不同。所以孟子才會說:“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24孟子認為孔子是“圣之時者”,是以上這些賢者行為的集大成者。他既可以奉行伯夷、叔齊的德行,又可以像柳下惠那樣行事。他會根據事情及時代的不同而改變自身的態度和行為,做出合宜的應對,絕不會固守某一種被認為是“賢”的行為,因此才能成為“集大成”者。

      孔子以自己為例,教人以“時中”,就是要教人在世間成就自己與他人。這個“時中”更多的是給人提供面對政局變化的時候所能夠適行的原則,教人不能為時局所困。只不過要做到這樣卻是很困難的,所以孔子要以“隨時立中”之法教人,以言傳身教。“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25即是說明能夠適時擺脫政局和時代的困擾的困難。若人被政局、時勢所溺,只顧跟隨政治的變動而違背“為政以德”的初衷,限于政權而成為惡政的幫兇,則此不是“隨時立中”之法所欲達到的功效。因此,孔子的“隨時立中”之法所說的應時而動,不是教人毫無原則,恰恰是要教人能根據時局的變化而做出不違大道的適宜行動。不論時間如何流動,時代如何變化,中間總有一些穩定的東西存在,這個穩定的、具有繼承性的東西就是我們所需遵守的“中”道。也正是這個“中”道使得孔子的教育始終堅持著一些基本的原則和道理,而不至使學生無所適從。比如他對“三年之喪”的堅持: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2)

      從宰我與孔子的對話可以看出,宰我認為“三年之喪”太久,應該縮減一下。因為,當時的社會已經禮崩樂壞,周代所傳下來的禮樂體系已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社會形成了一種新的、更加勢利的、世俗的風氣,所以應該改變舊有的習俗,根據新的社會情況,實行新風俗。然而孔子卻堅持“三年之喪”,不能因為時代的變化,社會局面的變化而縮減時間。因為,“三年之喪”根源于父母對子女有三年的懷抱養育之恩,為人子女都必須以“三年之喪”感懷之,這才是最合宜的,這才是“仁”,否則便是不仁不孝。《禮記正義》也有言“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圣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26力證“三年之喪”的合宜性。

      因此,孔子所施行的“隨時立中”的教育方法,不是一種沒有原則的隨意變通,而是一定的基本原則指導下的應時而動,是仁道所行之要求,是王道施行的有效途徑,是孔子“因材施教”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行為取向的教育結果規范

      “因材施教”所講的教育,除了要依據主體對象、時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外,往往與主體所處的環境和情景密切相關。而且,對象、時間、情景等之間還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交錯的關系。主體在不同的時間、身處不同的環境及情景中他的身份角色及思想行為的表現都會有所差別,思想行為的變化就意味著時間、情景的轉變。同樣,時間和情境的變化、主體的言行等外在表現都會有所不同。因而,孔子根據處于不同場景中的人需要有不同的言行表現,而提出了“隨處適宜”,即順從情景的變化而展開教育,以期人在面對不同的事物,身處不同的情境時也能做出不同但卻合適的應對行為。人在不同場景下同樣需要具有差異且合適的言行,促使了“隨處適宜”的教育的出現,這也是“因材施教”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一)在具體場境中表現適宜行為

      孔子根據人在不同的場合需要有不同行為來對弟子做“隨處適宜”的教育。具體表現為:“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27

      孔子認為身處宗族鄉黨之中,面對父兄長輩等,要保持溫和恭敬的形貌,盡量少說話,以表現自己的孝敬之心;而身處朝廷廟堂之上,面對君王百官時,則要以臣子的身份出現,本著對君王、百姓負責的態度,要保持謹慎,勇于在禮法、政事上發表自己的看法,以顯示自己的忠心。孔子認為在不同的場合會有的不同的行為表現,不是一種為求名求利而矯揉造作出的虛偽舉動,而是依據內在德性和外在禮法,自然形成的合宜的行為。所以朱子說:“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圣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28孔子教人以禮,要人在不同場合行以合宜的舉動,不是強迫人這樣去做,那樣去做,而是要通過這種教育,使人自覺自然那般去做。

      關于“隨處適宜”,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情境,要做出不同的應對,《論語》中,還有很多的論述。如“寢不尸,居不客(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兇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21等。

      (二)針對具體對象評價其表現

      孔子“隨處適宜”的教育還有更加細致的劃分,在同一場合面對不同的對象,也需要做出不同的表現。他說“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3)

      身處廟堂之上,在君主不在的時候,與下大夫交流時要保持溫和快樂卻不失剛直的形貌;與上大夫交流時要保持和悅恭敬但不失諍的形態;待到君主上朝,面對君主時要保持恭敬謹慎而不失威儀的安然之貌。而這一切不過是“圣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樣,莫不中節”27的體現,是孔子依循中庸之道而教人要做出自然如此的合宜的行為舉動。

      孔子教人以“隨處適宜”,就是要保證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身處不同場合和情境中能夠在態度和行為上有合適的變化和應對。孔子正是依循這一方法,深入了解學生的特性以及事物變化的道理,而不以單一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來教育學生,以此引導學生避免因為行為處事的執著一偏而導致角色扮演的混亂,不合內在自我,也與外在規范相悖,最后落得個體身心俱疲結果。

      (三)養成包容開放的文化心態

      “隨處適宜”的“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地域”。眾所周知,不同的地域,因自然環境和發展方向及速度的不同,會出現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信仰等。在此方面,孔子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態度,他認為對于不同的文化,我們應該給予必要的尊重和包容,不能以自我的文化環境來界定、規劃他人的文化和信仰,甚至以此來規制整個世界。這個思想在“子為父隱”問題的討論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論語·子路》篇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5)

      從這一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葉公和孔子各自的家鄉,兒子對“其父攘羊”一事會有不同的行為舉動。葉公的家鄉是“子證之”,而孔子的家鄉則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孔子以此引出了對于“正直”的兩種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并以此教育學生。“其父攘羊”這件事未必真實存在,也許只是孔子為了向弟子說明在不同環境和文化中,人們對同一個社會規范的理解和應對行為都是有差別的。我們可以以之為孔子“隨處適宜”之教的一個案例:葉公所在的家鄉兒子的行為表明,他們是從一個“臣民”的角度,以“忠”為“正直”的標準來對待“其父攘羊”一事的。本著忠于君王和法律的正直精神,在“其父攘羊”時,子必須要“證之”,因為這才是真正的“直”。孔子沒有反對葉公的觀點,也沒有對其鄉之子的行為做出評價,他只是以自己家鄉為例,給出了在“其父攘羊”這件事上自己所在家鄉人子的行為。并由此引申出對于正直的另外一種理解和詮釋:從一個“子女”的身份角度考慮,以“孝”為正直的標準來對待“其父攘羊”一事時,子的行為就會出現“為父隱”的情況,而這就成為“直”的第二種可能性。孔子不反對葉公和其鄉之子的行為,表明了他的“隨處適宜”的教學理念和方法。首先,在忠孝這個問題上孔子認為忠孝是一貫統一的,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29他既主張子女要孝敬父母,又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28。只是家庭和朝廷,君臣與父子是兩種不同的關系與身份。二者之間會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沖突,但也存在調和的可能。所以孔子提出這個問題,教育學生對于同一件事,面對不同情境不能固執的堅守某一個標準,要根據情況的不同給出合適的、合宜的應對行為。孔子以“隨處適宜”之法教人,引導人在不同場合要有合宜的角色扮演,不能陷于一偏,就像忠和孝一樣,兩者不是絕對分離的,而是可以在合適的時機下互相轉化的,我們在行為上也應該依循一定的原則,做到“隨處適宜”,以使自己的行為能夠做到如面對“忠孝”時的當孝則孝、該忠則忠的隨處適宜。

      孔子以隨處適宜,順從情景的變化而展開教育,還體現在他對“仁”的解說和教導上,孔子對“仁”有多種解釋,且是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的弟子所做出的不同教導。

      孔子以其高明的智慧和言語的技巧,根據其對弟子的深入了解,充分尊重弟子的個性,以“因材施教”之法教育弟子,不僅向弟子講明了其所持的道理,推廣了仁道,還使得弟子能夠在現實的倫理生活中真正做到以仁愛之道思、以仁愛之道言、以仁愛之道行。

      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可以從更多的方面進行闡釋,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論建構方式。作為“古為今用”觀念的一種倡導,期待更多、更高的理性探索,進一步豐富、發展、傳承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

      注釋

      1《論語·季氏》
      2《論語·雍也》
      3《論語·衛靈公》
      4《論語·公冶長》
      5(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頁。
      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87頁。
      7《論語·先進》
      8《論語·先進》
      9《論語·先進》
      10《論語·雍也》
      11《中庸》
      12《論語·衛靈公》
      13《論語·述而》
      14《論語·里仁》
      15《論語·公冶長》
      16《論語·堯曰》
      17《論語·述而》
      18《論語·衛靈公》
      19《孟子·梁惠王上》
      20《論語·子路》
      21《論語·為政》
      22《論語·季氏》
      23《論語·泰伯》
      24《論語·微子》
      25《孟子·萬章下》
      26《論語·述而》
      27《論語·陽貨》
      28(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5-1956頁。
      29《論語·鄉黨》
      30(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13頁。
      31《論語·鄉黨》
      32《論語·鄉黨》
      3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63頁。
      34《論語·子路》
      35《論語·學而》
      36《論語·八佾》

      李艷萍.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現代性建構[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2(06):15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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