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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城市空間社會學及其在我國的發展

    時間:2015-10-23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7633字
    摘要

      20 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學術界跨學科研究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并形成了一系列轉向,其中空間轉向最為引人注目[1],甚至構成社會理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2].空間已不再只是自然空間,更是一種社會空間,具有豐富的社會內涵[3].空間不僅是一種物質性存在,還蘊含了政治、文化、心理、經濟等社會意義[4].空間成為了社會科學(如社會學、哲學、歷史學、文化學) 與自然科學(如地理學、建筑學等) 跨學科的重要研究議題[5].在此背景下,空間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一種轉向逐漸發展起來。當空間的研究方法引入城市社會學,城市空間社會學隨之興起。

      一、城市空間社會學: 前提與定義

      (一) 空間的社會屬性

      隨著人類實踐的不斷進步發展,空間也隨之發生著由物理到人文、自然到社會的讓渡與轉換[6].人類活動開展以一定的空間為基礎,而空間不僅建構著人類活動,人類活動同時也塑造著空間,空間是自然與社會相結合的完美表現形式[7].空間不僅具有自然屬性,更加具有了社會內涵。空間并非抽象的自然物或是外在于人類活動的靜態場所,而是產生于有目的的社會實踐之中,是社會關系的產物[8].一方面,空間是一種社會屬性嵌入單純的自然屬性的空間,空間被賦予了較強的社會意義,具體表現為以下三點: 空間與社會因素(性別、權力、教育、階級、種族等) 的關系; 空間與行為因素的關系,例如,空間與社會互動之間的相互影響; 空間與文化、心理等因素的關系,不同的社會文化下的空間具有不同的社會內涵[9].另一方面,人們在空間中的互動,不僅被空間塑造,同時也塑造著空間,并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空間。空間是所有人類活動都無可避免的社會元素,空間的社會學只有在特定的社會實踐中加以分析,空間同時也被社會關系所建構、所運作、所實踐[10]186.社會空間成為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

      (二) 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

      城市空間社會學的最近興起在學科上首先要歸功于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社會空間視角(Social Spatial Perspective) 由城市社會學家高特第納(M·Gottdiener) 和享切森(R·Hutchison) 在《新城市社會學》(The new urban sociology) 一書中首次提出.在該書中強調采用社會空間的方法對城市社會進行分析,自此,空間研究成為了城市社會學的重要分支,社會空間的范式成為了城市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取向[12].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近半個世紀以來,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城市問題逐漸成為了城市社會學關注的重要議題,而社會空間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城市問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空間是一個既具有社會學意蘊的結構概念,同時又是一個地理概念[13],這與城市社會學的解釋路徑不謀而合。第二,隨著城市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其不斷與其他學科進行交互碰撞,城市社會學越來越具有跨學科性質,空間成為了多學科研究議題,例如對空間哲學、空間地理學、空間美學等學科的吸引與借鑒。特別是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等關于城市空間的研究,更是引領了一股空間研究熱潮。

      盡管什么是城市空間社會學目前并未有明確統一界定,但從已有的相關研究中可管窺一二。

      首先,城市空間社會學是城市社會學的一個研究分支,或者研究取向。城市空間社會學產生于早期城市社會學對城市空間的研究,并經歷了將城市空間視為獨立的、純粹的空間到將城市空間過程與城市社會過程相結合進行研究的過程[14].

      其次,城市空間社會學,強調以空間的視角和社會學的方法對城市社會問題進行解讀[15].城市空間是其研究對象,空間視角是其研究取向,但研究范疇依舊是社會學的。基于此,本文將城市空間社會學界定為: 以空間的視角、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城市社會問題進行探索的研究取向。

      二、西方城市空間社會學: 溯源與演化

      (一) 經典社會學家的城市空間闡釋

      馬克思(Karl Marx)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政治經濟學著作中,分析了一定空間和時間制約下的資本主義物質生產,進而研究社會與空間的關系[16].馬克思一方面認為自然空間經受著來自人類實踐的生產性重構,人類在改變其生存空間的物理形態過程中,依循生產方式的發展,從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及其結構、體制等方面,對空間進行著社會性重塑[17]; 另一方面,他認為人類社會生活及其物質實踐是一個內容豐富、永不止息的對空間進行筑造和再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斷改變著人與人、社會與自然的空間關系。在政治經濟學思維下,馬克思進一步詳細論述了城鄉遷轉的空間構建、社會分工的空間實踐、階級對立的空間劃界、民族差異的空間差別等方面,以此來闡釋空間占有呈現權益格局、空間居住反映人的社會品質、空間筑造表征社會發展軌跡等觀點[6].馬克思的空間生產思想以及對階級關系的分析對后續城市空間生產研究、都市運動研究、城市治理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列斐伏爾、卡斯特、大衛·哈維等都從馬克思的空間社會學思想中汲取營養,形成了與芝加哥人文生態學派相對應的新城市社會學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新馬克思主義在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對話中實現了社會理論的空間化轉向,構建了以"空間生產"為核心的新的社會理論體系[17].

      除馬克思外,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 、齊美爾(Georg Sim-mel) 等社會學家也對城市空間進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然而,他們對城市的空間解讀只是其社會學研究中的極小部分,對城市空間開展系統性社會學研究的當屬美國芝加哥學派 (ChicagoSchool) .芝加哥學派以空間地位為核心分析單位,從微觀世界的社會互動關系出發,運用社會解組和社會病態等理論概念,以區位、流動性等概念來測量、描述和解釋城市空間中的社會分層現象[18],如關于猶太人社區和貧民窟的研究[19]、對芝加哥東區的地域空間的族群關系的考察[20]等。

      芝加哥學派以人文生態學的視角,成為了傳統城市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一直占據著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的主導位置,直到與之對立的卡斯特、列斐伏爾為代表的新城市社會學的興起,才使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由一家獨大變為多足鼎立[21].新城市社會學對芝加哥學派的空間思想進行了強烈批判,認為芝加哥學派將城市中的一切問題或現象都看成是城市空間所決定的,城市空間是一種自變量的觀點,實則為一種"空間拜物教(Fetish-ism of Space) ",而新城市社會學認為城市空間只是因變量,它受財富與權力、資本主義制度和國際經濟秩序所支配[22].

      (二) 新城市社會學的推動

      對城市空間社會學興起具有更為直接推動意義的當屬于卡斯特、列斐伏爾與大衛·哈維三位新城市社會學巨匠。在他們的努力下,城市社會學出現了明顯的空間轉向[23].

      卡斯特關于城市空間社會學的貢獻主要在于對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 和都市運動(urban movement) 的精辟分析。卡斯特認為都市的本質問題事實上與集體消費過程,或者馬克思主義所謂的勞動力再生產集體資料的組織有密切關系。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組織以一般統計角度而言,表現為非常熟悉的地理 - 社會現實,即都市區域。一個具體的都市區域是一個特定的空間單位,不只是一個消費單位。城市由實踐與功能的大量分化所組成,通過它所表現的特定歷史形式表達社會如一個整體。想要研究城市,就必須研究城市空間中的資本、生產、分配、政治、意識形態等。
      
      在空間形式層次上,城鎮與鄉村不是唯一被建構的,空間形式上的分化,即集體消費的多樣性(plurality) ,城市與鄉間本身具有空間二元性的矛盾。卡斯特在此理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中集體消費的理論及其與都市政治矛盾的關連,研究社會階級與消費的過程,先進資本主義的轉化等議題[10]186 -217,并對都市運動進行了探究。卡斯特的都市運動理論建立在反思和批判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范式的基礎之上。芝加哥學派致力于研究城市的空間結構、生活方式等,卻忽略了城市空間中的權力和沖突。卡斯特從都市運動的角度考察城市空間的重構與再生產,將都市運動界定為源于城市問題的一種有意識的集體實踐,能夠反抗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利益的主導,從而在社會層面使城市系統、本地文化和政治制度產生質性轉變[24].在后續研究中,卡斯特以集體消費和都市運動理論為軸心展開了對城市空間的分析,為后續都市運動、城市空間生產與重構等研究提供了豐厚的理論積淀。

      列斐伏爾繼承了馬克思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為基礎,探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空間如何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并對城市進程與資本主義空間組織的聯系給予了重視[14].列斐伏爾關于城市空間社會學的貢獻主要在于: 第一,對城市權利、城市革命與空間的分析。列斐伏爾對城市化與現代日常生活重建的意義加以強調,提出通過實現"城市的權利"和"差異的權利",來實現日常生活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賦予新型社會空間實踐的合法性[14].工業化到城市化的轉變,這種"都市革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方面。都市空間組織和空間形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同時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市空間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被建構出來的,維護和體現著主導性的社會空間,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資本主義政治實踐的舞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過程中的基本矛盾體現在空間的資本化與人的社會空間需要之間的矛盾。都市空間的生產每天都以資本的邏輯在進行,都市空間的面貌被資本所塑造。更重要的是,作為人類社會本來屬性的日常生活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統治[25].然而,列斐伏爾并非認為資本主義的城市空間生產就不可逾越,他提出一種"差異空間"的生產,探討一種新的空間生產和政治秩序的可能性,都市成為"差異空間"的生產的現實載體,在都市背景下,將會形成一種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差異空間".第二,深化馬克思對作為資本主義產物的城市空間的研究。列斐伏爾繼承了馬克思的傳統,但并不滿足于對馬克思空間批判思想的繼承,對其進行了改造和深化。列斐伏爾認為,馬克思歷史辯證法重點在于生產關系的生產,而生產關系的產生與空間的生產緊密相關,生產關系本身就一種社會空間。列斐伏爾吸收了馬克思歷史辯證法,并形成了以空間作為核心基礎,自成一體的空間辯證法[26].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思想為當前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貢獻卓著,為理解和分析城市變遷的現實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理論視角,對城市空間社會學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14].

      與列斐伏爾一樣,大衛·哈維的思想也深受馬克思傳統的影響,將空間問題作為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方面,并試圖將其作為一個積極的因素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之中[27].哈維對城市空間社會學的論述主要在于對空間生產的分析及其空間正義思想。一方面,哈維沿著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路線,分析特定的人類實踐如何生產并使用特定的空間,闡釋城市空間生產的運作邏輯[28].哈維首先闡釋了空間生產如何可能,他認為時間和空間皆具有社會內涵,實踐是這種社會內涵的基礎; 時間和空間是特定社會關系的載體,時空關系是社會體系的結構性特征; 時間和空間直接參與了特定社會關系的建構,時間和空間的控制、占有、分配關系體現著社會的權力結構[29].正因為空間具有豐富的社會內涵,因此空間生產不僅是可能的,更是必然的。城市的興起與資本主義發展關系密切,資本主義催生的城市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就是一個空間的生產過程。哈維給空間賦予了更多地理學方面的因素,如果說馬克思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代表,列斐伏爾是空間辯證法的代表,那么哈維則遵行的是歷史 - 地理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哈維以城市作為空間思考的起點,從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進行了批判。哈維認為,地理不平衡發展首先體現在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中,表現為城市空間惡性的頻繁改造,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其資本循環的觀點。與馬克思關注生產領域的資本循環、列斐伏爾關注資本積累次級循環不同,哈維認為資本投資向次級循環的轉移同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因為城市建筑環境本身就是一項資本積累的形式[29].在不平衡地理發展的基礎上,哈維提出空間正義思想。

      哈維的空間正義基于兩點: 一是普遍主義正義理論,認為社會正義應當是一套同質性的話語,它超越不同社會空間的異質性而具有普遍約束力,這種約束力是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規范系統,例如社會契約對不同空間規制; 二是特殊主義正義理論,這一思想源于后現代結構主義所倡導的正義理論,這種特殊正義理論尋求保持差異的權利。在普遍主義正義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地方性的地理結構通常被設定為固定化的政治容器,故空間生產的異質性被漠視,況且普遍正義本身也包含著某種不正義,而特殊主義正義理論,開創了一種多元的正義,因此,哈維更加贊同特殊正義的思想[30].哈維的空間生產思想繼承和發揮了馬克思、列斐伏爾的相關理論,并使空間,特別是城市空間的分析達到新的高度,其空間思想為城市空間社會學的興起產生了重要推動力量。

      三、城市空間社會學在我國: 理解與拓展

      (一) 理解與應用

      當城市空間社會學進入我國后,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極大興趣,并在城市空間社會學元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城市發展的特殊背景,形成了城市治理和都市運動兩大研究主題。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使城市空間面臨著諸多壓力,產生各種各樣的"城市病",城市治理問題突出; 另一方面,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空間的權力、資本、日常生活實踐的不平衡導致城市不同群體矛盾激增,產生了一系列的都市運動。城市治理難題與都市運動為城市空間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足夠的素材,也促進了我國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的深入。

      城市治理主題的興起與當下城市發展緊密相關,世界范圍內的城市變遷正在重構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政府不得不面對城市發展而帶來的治理問題,例如城市空間中的正義和公共物品的供給、城市規劃等[31].城市空間正在發生著飛速的變化,如何使城市空間變得和諧有序、公平正義,城市空間合理發展成為了城市治理的首要問題。

      公共空間是城市在政治、經濟、公共健康和生物多樣性方面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素。當前城市公共空間規劃面臨著嚴峻挑戰,例如公共空間與城市形態,公共空間的安全、交往、參與、流動性等問題都困擾著城市治理者[32].在此背景下,運用空間社會學的視角對城市治理進行研究成為了城市社會學的重要主題。國內學者對城市空間正義的研究提出從價值、制度和政策三個層面矯治我國城市空間正義缺失的問題[33]; 有學者對城市空間再開發過程中空間的有效管理與合理運用,基于多重價值和利益博弈理論,提出制度改革與創新[34]; 有學者對城市變遷中的各種"違規""違法"的空間發展機制進行剖析,借助法律社會學的相關理論作為探索路徑,對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拆遷等問題進行研究[35]; 也有學者不僅從宏觀的角度對城市空間進行研究,也從微觀視角對城市購房行為與城市空間的關系進行探討[36]等。

      城市空間社會學另一最新研究進展是運用空間的視角對都市運動進行解讀。城市化進程中,大規模、高速度地重新配置城市空間,構成權力與資本聯袂推進的城市化。由于對城鄉土地的占用,以及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致使各種形式的都市運動此起彼伏[37].國內都市運動研究主要繼承了馬克思、卡斯特等社會學家的理論傳統,以一種批判和建構的視角對都市運動開展探討。國內有學者認為,應當從正面和積極的意義上認識社會運動的后果,社會運動可以是建設公共領域的一種形式[24].例如,認為目前中國的都市運動,作為市民群體性利益的表達方式,較之集合行動和革命,無疑是更為合理的形式[38].近年來,我國城市社會空間瞬息萬變,成為了各利益群體相互博弈的角斗場,說明我國當前城市空間發展面臨諸多病癥的同時,也為都市運動的空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此背景下,以空間的視角對都市運動進行研究成為了我國社會學研究的又一熱點。有學者考察近年來發生于兩岸三地的市民/農民"保衛家園"的都市運動個案,分析國家與社會間的關系,探尋中國社會興起的內在邏輯[39]; 又有學者從西方社會運動理論、行動社會學理論及公民權和公民勇氣對我國轉型期都市運動個案進行分析等[40].

      (二) 拓展與超越

      圍繞城市治理和都市運動的研究主題,我國城市空間社會學迅速發展,為社會學理論發展和城市實踐做出了重要貢獻。理論上,城市空間社會學極大豐富了社會學的研究體系,特別是城市空間社會學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視角,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城市社會學在空間研究中批判性的不足。實踐上,城市空間社會學的研究為更加深刻理解當前城市擴張中諸多城市問題提供了可參考的思考路徑,為預防和解決城市問題提供了一些社會學的解決方案。

      然而,就總體而言,我國城市空間社會學的研究依舊存在以下困境: 第一,研究路徑上,遵循著"西方理論,中國實踐"的套路。我國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過于注重對西方理論的依賴,跟隨西方研究亦步亦趨,并未從真正意義上將城市空間社會學本土化,更不用說孕育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西方優秀理論誠然值得借鑒和引入,但是我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具有極大的差異性,如果只是運用西方理論對中國實踐進行"生搬硬套"式解讀,那么中國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不僅會失去國際話語權,更會丟掉中國研究的本真價值。第二,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相對不足。當前,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幾乎均以理論分析和案例探討為主,而城市空間不僅具有質性特征,同樣具有明顯的量化特征,定量研究的相對缺乏,成為了當前我國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的又一缺憾。第三,研究取向上,批判性研究高于建設性研究。由于城市空間社會學興起發展深受馬克思主義批判性的影響,致使當前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批判意味濃厚,而建設性研究相對不足。第四,研究風格上,過度學理化與抽象化。由于城市空間社會學對空間哲學多有借鑒,部分城市空間社會學的研究艱澀難懂,少許研究甚至有"故弄玄虛"之嫌。

      在后續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中,路徑方面需要在介紹和吸收西方優秀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扎根中國實際,在推動我國城市空間社會學本土化的同時,彰顯中國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的獨特價值。在方法上,需要綜合社會學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不同特點,為城市空間社會學研究的深化和多元注入活力。在研究取向上,應當不僅僅停留在批判性研究的階段,而應開展更多的建設性研究,為當前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獻計獻策。在研究風格上,則應兼顧學理抽象與日常生活,促進學術研究與日常生活的結合,服務城市社會發展。總之,從"西方理論,中國實踐"到"中西理論,中國實踐"、從定性的描述到既定性又定量的解釋、從批判性解讀到建設性服務、從抽象學理到日常生活是城市空間社會學后續可能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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