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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生態學派空間研究的范式、內容及成果

    時間:2015-07-16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5639字
    摘要

      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的社會科學界廣泛的空間轉向,主要是依托城市社會研究展開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空間單位,空間一直貫穿于城市社會研究中。1916 年美國社會學家帕克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建立了第一個城市研究中心,這標志著城市社會學的建立。以帕克為首的芝加哥學派在實際研究中創立了人類生態學理論。人類生態學是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第一個主流范式,其空間思想也是社會空間研究的奠基力量和重要組成部分。梳理人類生態學派的城市空間研究,對于掌握社會空間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可以使我們從空間視角重新認識人類生態學的思想。

      一、人類生態學派空間研究的范式

      人類生態學,顧名思義,是使用自然科學中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而形成的一種理論。“生態學”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 1869 年提出的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人類生態學認為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可以適用于人類社會。在自然界,各種生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構成了一個生命網絡。另一方面,一個區域內的資源總是有限的,物種之間會為爭奪資源展開競爭,不同物種通過競爭在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導致均衡關系的實現。“各種物種之間的競爭性合作關系的分析或許可以很好地用作人類生態學類似的研究模式。”[1]“人類是群生群居的動物,他無法單獨生存,相對來看,人是弱小的,他不僅需要一定的環境保護他,供他居住,還需要有同類伙伴的協同合作。”[2]在此基礎上,人類生態學者還指出人類社群自發地進行“生物性”生存斗爭,結果導致自身與環境間功能適應,城市以及城市的形態結構都是人們適應環境的產物。

      生態學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要通過某種特征(如地形、雨量)識別環境的邊界,然后研究環境中各種動植物之間、動植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相互適應的生態過程和生態體系。這一方法引入人類社會研究中,便是通過住宅、人口密度等特征來識別區域的邊界,然后研究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競爭和適應。在人類生態學派看來,最能代表生態空間單位的是社區,因為社區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圍,其中的人們相互依存,同時又對這一地區范圍內的資源展開競爭。因此帕克強調“:生態學關注的是社區,而不是社會。”[1](60)物種依賴于資源才能生存。具體到城市中,“區位”成為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土地利用和建設造成了城市中區域的不同價值,區位直接決定人們能得到其它生活資源。不同的人群和社會組織依據自身的實力占據不同的區位,競爭決定了人口的分布和居住區域的地點和規模,每一個共同體就是這樣在城市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小環境。這種分化會在空間上表現出來,由此,帕克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城市中各類群體居住的空間距離等于這些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 [1](60)因此,人類生態學也可以叫做空間生態學,其任務是研究通過競爭人們如何獲取和取得了什么樣的與之相應的位置,并由此引發的社會結構的形成過程。

      二、人類生態學派空間研究的內容

      “人類生態學研究的就是對一個基本過程(競爭)及其非預期效應(功能適應)的研究。”[3]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內容。

      (一)空間形成的前提:競爭動力

      空間形成的前提是人類的競爭,人類競爭的原因是人類生態學派空間研究的重要內容。人類生態學派將促使人們競爭的因素分為生物、經濟和文化三種。古典人類生態學認為生物層面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涉及人類是否能生存、適應環境,其競爭具有生物層面的特征。在競爭過程中,會產生自發的無計劃性的群體合作。

      古典人類生態學、新正統人類生態學派都將經濟活動看作是引發競爭的關鍵力量。一般來講,區域的中心位置是最佳區位。因為從中心位置到周邊所有地點的距離是最近的,占據這一位置的人能從容不迫地對任何一點做出反應。在人類生態學看來,距離不僅是自然的距離,還包括時間和成本。任何一個社會體系(個人或群體)在選擇位置時唯一考慮的是成本或者價格,這種競爭適應就是一種經濟行為。“在當時文化水平下,之所以可以用生態學方法來研究社會互動,就是因為所有的組織都趨向成為一個企業。不僅商業,而且居住點、教堂、圖書館等都無一例外地根據收入和成本來選擇位置,一個社會體系的所有興趣都在于使成本最小化。”伯吉斯、霍伊特、霍利都指出,不同的人群和組織會通過自身的利益和實力占據不同的區位。如,城市中心地區的優勢地理位置,具有關鍵功能、一定經濟實力的社會單位才能占據此地區。其他單位分布于中心地區的周圍,它們的區位分布與其功能、實力直接相關。

      社會文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但無論是傳統人類生態學還是新正統人類生態學派,對文化在社區形成中的作用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雖然他們承認人類社會的競爭是受風俗習慣和文化限制的,但同時也指出文化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習俗和輿論等文化因素對自然社會秩序的控制作用只是讓自然社會過程更復雜,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自然社會秩序。”[4](44)然而人類社會活動與文化息息相關,一個完整的生態理論必須把文化因素考慮在內,文化生態學正是從社會文化角度來分析社區。弗雷、喬納森、庫波等人對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發現,有些土地的利用完全出于非經濟方面的用途。

      其中弗雷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北肯山曾經是一些著名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的居住地,幾乎每個房子都居住過名人,北肯山被賦予了價值象征特性。因此,即使北肯山離中心商業區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很近,但它始終保持著上層階級居住區的特點,并且由于象征價值,北肯山可以在經歷短暫蕭條后,迅速復興。此外,波士頓有一塊 48 畝的共有地,由于在此發生過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共有地成為當地崇拜、祭祀、力量的源泉,人們不斷推動立法,強化對共有地的保護。弗雷的研究指出“:空間有象征功能,空間與所象征的社會價值結合成一體,成為當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土地的利用狀態。”

      (二)空間形成的生態過程

      麥肯齊總結出城市空間變化的三種生態過程,分別是集中與分散、入侵與接替、隔離。這些生態過程造成了城市社區的變化。集中是指人口和機構向某些區域聚集,分散則與之相反。土地占有者的變化會導致“入侵”和“接替”的出現“,入侵”是指一種群體進入以另一種群體為主體的社區,當前者取代后者成為社區新的統治群體時,就造成了“接替”.入侵和接替會引起區域內部經濟特征的變化。競爭協作使相似的人聚集到同質區域,這些社區彼此分離,就叫做隔離。種族、民族、社會階層、職業都可以成為隔離的手段和識別標準。

      (三)功能適應的結果:空間結構

      人們生態適應的結果是不同的人群和社會單位占據不同的區位,這樣便形成了城市空間結構,一些學者致力于建立城市空間組織的生態模型。伯吉斯以芝加哥為例,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圓城市結構模型,即城市的中心是商業區,外圍是早期建造的舊房子,外圍第三帶是工人住宅區,第四帶是中產階級住宅區,最外圍是富人居住區。

      霍伊特不認為同心圓結構是解釋城市生態的唯一模式。他指出,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將沿著不同的交通路線逐漸向外圍擴大,成為扇形。輕工業和批發商業依附運輸道路成楔形,貧民住在環繞工商業區的地段,中產階級和富人沿交通大道或河道向外發展,自成一區。城市生態結構由若干個扇面結構組成。扇形模式城市生態結構與同心圓結構模型在各組成部分以及相互關系上并無本質區別,都認為城市只有一個中心商業區,窮人靠近工業區和中心商業區……不同的是同心圓結構的每個部分都均等地向各個方向擴張,而扇形結構的某些部分會向某一方向擴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城市活動向中心的集中化趨勢逐漸被相反的分散化取代。哈里斯和厄爾曼提出了不同于單核心的同心圓和扇形模型的“多中心模型”.該模型認為,在城市中,相同的活動,或者支撐某種活動的設施和條件(如工廠離不開水源)會集中于某一區域,而不相協調的機構會彼此分離,城市中會形成多個中心。

      古典人類生態學的模型得到新正統生態學的驗證和發展。霍利證實了伯吉斯的土地使用模型,不過霍利指出模型是組織功能分化和支配的結果,而不是中心支配的產物。關鍵功能單位的生產能力決定了一個系統分化的程度以及占據空間的大小。一般來說,關鍵功能單位優先選擇位置,其它單位則分布于關鍵功能單位周圍,它們之間的距離與彼此之間的關系程度相對應。

      三、人類生態學派的空間研究的遺產與局限

      區位作為分析關鍵的確定使空間一直隱含于人類生態學的研究,人類生態學派是首個系統關注空間1要義,它又在關注地域的同時提出了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基礎的“適應性”問題,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及啟示意義。

      人類生態學派發展出了合理的社會空間論斷。一是空間具有社會性。盡管表述方法不同,但人類生態學派都把區位看作是一種有價之物,或者是經濟價值,或者是文化價值。在文化生態學派看來,空間的定位受到文化體系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中,社會功能的重點都會不同。空間被分配給不同的社會功能使用,如居住、加工制造、零售、祭祀等,這一標準是按照社會文化價值體系而定。另一方面,經濟利益主宰了某些社會過程的空間適應,雖然人類生態學派明確指出人們競爭性的分布過程是偶然的,沒有任何目的,但區位意味著成本,并且與其它社會資源緊密相關,利益本身就來源于文化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價值體系賦予了空間社會屬性。厄里曾指出,20 世紀的社會理論缺乏空間的觀念。雖然迪爾凱姆、齊美爾等古典社會學家曾對空間的社會性做過一些論述,但未形成系統的論述。人類生態學派的研究則將空間與城市社會的實際研究聯系起來,證實了空間的社會屬性,雖然只是淺嘗輒止的涉及,但已觸動了社會空間研究的根基。二是社會空間結構研究。人類生態學派的研究表明,社會組織和單位在不同區位上的分布導致了城市空間結構形態的形成,這一觀點極具合理性。空間結構可以揭示出城市中群體、組織、機構之間的社會關系,這也是社會研究中空間視角確立的基本依據。幾乎所有的人類生態學派學者都研究過城市空間結構,伯吉斯等人還建立起城市空間生態模型,這也成為后來學者研究的出發點和基礎。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的社區研究在伯吉斯、霍伊特等人的生態模型基礎上,根據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宗教、種族、人口五種因素來描述不同區域的空間特點和模式,以展現社會區域的發展和變遷軌跡。新韋伯主義學派則肯定人類生態學派將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合二為一的創見,但他們不限于描述城市空間結構,而是在此基礎上探索城市居住結構背后的市場競爭和分配機制,從而開辟了城市社會空間新的研究領域。

      另一方面,人類生態學為社會科學的空間研究提供了生態學視角。人類生態學理論關注人類如何適應環境,這為研究經濟、政治和道德現象提供了分析框架,因此,人類生態學理論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的基礎。正如沃斯所言,“人類生態學并不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而是一種觀點和視角、一種方法,從本質上講是科學研究社會生活的知識載體,像社會心理一樣,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學科基礎。”[4](36)因此人類生態學的空間研究并不局限于城市社會學領域,它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界空間研究的一種視角。伯吉斯等人的城市生態模型成為城市社會地理學研究的發端,生態學理論中的土地競爭原則也引發了經濟學中區位理論的研究。

      然而,人類生態學并沒有發展出完整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理論。首先,人類生態學派的空間研究并未形成系統的理論。人類生態學派分析的是生態學視角下的區位競爭,空間并非其關注的重點,因此其空間的研究是零碎的。其次,人類生態學派并未意識到空間是考察社會的重要維度。在人類生態學派看來,空間是外在于社會的客觀存在,空間的出現也是人類功能適應非預期的結果,空間并非是內在于社會的屬性。此外,人類生態學派認為在競爭中每種功能都能找到適當的空間位置,以達到空間分配的均衡狀態。這種保守主義排除了任何可能的重構,這使得他們忽略了社會沖突和矛盾對城市社會的影響,被后來的學者批評為“空間拜物教”.最后,人類生態學派將生物層面的競爭作為空間形成的動因之一。古典人類生態學重視的生物因素并沒有被后來的新正統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拋棄,他們只是批評其過分重視和強調生物性在社會中的決定作用。生物性一直是人類生態學派的研究的前提之一,即使文化生態學派,他們的研究也不能證實人們的適應性行為哪些方面是純粹生物性的,而哪些方面又是純粹文化的。這樣一來,人類生態學的理論不能明確分辨城市空間的形成有多少是生物因素造成的,又有多少是社會推動的。格蒂指出,人類生態學派所聲稱的生物和自然的過程是對社會過程本質的誤導和神秘化。卡斯特進一步指出,由帕克等人所認定的自然力量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特定力量。人類生態學將空間形成的原因一部分歸結于生物因素,顯示出其社會空間研究的不徹底性。

      結 語

      任何社會學理論都有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問題,這是導致不同流派社會理論存在局限性的重要原因。20 世紀初美國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無秩序和騷亂確實有些像自然界的生存斗爭。人類生態學派在研究中發展出具有合理性的“適應性”理論,這也是人類生態學不斷改進發展的根基。人類生態學探討的是人們通過適應達到均衡過程,這也可以視為社會整合的研究。時至今日,人類生態學派的這一議題對于理解全球化社會的某些關鍵性問題仍然具有戰略價值。在全球化時代,地點、城市以及民族國家等地域單位顯得越來越重要,在這些空間中,已經沒有一個支配性文化,各種文化如何相互適應、整合將變得越來越重要。不同的是,人類生態學派當時解決的是將各種亞文化同化為一個城市文化,而現在要處理的是不同文化和認同如何共處。因此,我們要正確認識人類生態學派空間研究對社會空間理論的貢獻,充分利用其合理的思想,這也正是分析歸納人類生態學派空間研究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夏建中。城市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59.

      [2]帕克。城市社會學[M].宋俊嶺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75.

      [3]彼得·桑德斯。空間、城市與城市社會學[A].德雷克·德里高利,約翰·厄里。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C].謝禮賢,李增奎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71.

      [4]蔡禾。城市社會學:理論與視野[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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