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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流動人口城市生活處境與社會融合

    時間:2015-05-28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354字
    摘要

      一、引言

      迪爾凱姆在他的《〈社會分工論〉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分工絕對不會造成社會的肢解和崩潰,它的各個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的聯系在一起,傾向于形成一種平衡,形成一種自我調節機制。”[1]

      也就是說,社會分工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分化與整合,至于怎樣在因社會分工而造成的利益分化和沖突的基礎上實現整合的問題,迪爾凱姆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社會也就因此陷入了一種“整合困境”.從目前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工和流動狀況看,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這種“整合困境”在我國農村流動人口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和突出。本文中的農村流動人口是狹義上的指稱,僅指從農村來到城市務工的農民,也就是學界通用的“農民工”.為了避免使用“農民工”這一仍帶有身份標簽的稱呼,而將其稱為農村流動人口。從社會分工看,生活在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已經脫離了傳統的農業生產,在城市中就業,參與到了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但這些農村流動人口仍然被貼著“農民”的身份標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處于一種“非農”“非城”的雙重邊緣人境地。由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2]

      這表明黨中央已經開始關注到如何使大量生活在城市邊緣的農村流動人口擺脫邊緣化地位,成為城市市民,從而實現社會公平的問題。實現農村流動人口由被排斥到融合,無論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自身,還是對于我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農村流動人口城市生活處境

      (一)非正規就業

      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非正規就業是其城市生活邊緣化的重要表現,是城市制度制約的結果。按國際勞工組織的界定,所謂“非正規就業”是指所從事的勞動得不到公共當局的承認、記載、保護或管理,得不到法律法規的承認和保護,因此被剝奪了勞動力市場保障、就業保障、工作保障、生產保障、技能更新保障、收入保障和代表性保障等七種基本保障[3].按照這一界定,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就業最集中的建筑業、餐飲服務業、服裝制造業、小家電生產企業、家政服務業等大部分行業都是非正規就業部門。盡管農民進城務工在國家的政策和制度上得到了允許,但保護城市居民就業和排斥外來居民就業的制度和政策依然存在。政策性就業歧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以戶口為由,辭退沒有本地城市戶口的農村流動人口,將其崗位轉讓給本地需就業的勞動者。二是通過向農村流動人口所工作的單位或農村流動人口征收各種與就業有關的費用,使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就業的成本增加,無法在城市長久生活下去。在這些就業保護政策和制度面前,農村流動人口平等就業的權利和機會受到了限制。大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危險系數高的工作。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結果顯示:在農村流動人口所從事的工作中,有35.7%的人從事制造業,有18.4%的人從事建筑業,從事服務業的占12.2%,其次是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其中,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與以往相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雖然農村流動人口能夠在城市中就業,但從事的都是收入低、勞動強度大的工作。有限的收入僅僅能夠維持他們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幾乎沒有支付其他如再教育、技能培訓和休閑娛樂消費的能力。極低的抗風險能力使他們被排斥在城市生活的邊緣,無法融入城市。

      (二)政治參與機會缺失與利益表達受阻

      政治參與的基本內涵可以理解為通過自己的合法行動來干預和影響或試圖干預和影響社會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政治參與是人們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的最重要并且是最有效的方式。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政治生活中的邊緣化主要表現在政治參與機會的缺失與利益表達受阻。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內輸入”型政府決策機制,導致包括農村流動人口在內的諸多弱勢群體的政治參與機會和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認可,致使城市外來人口的政治權益保護與利益表達需求很難通過政府決策和正常渠道得到滿足。長期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他們很容易萌生對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反感和不滿,也極易導致社會環境的動蕩與不安。此外,信息渠道的暢通與否是影響政治參與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流動人口不但在城市生活中沒有政治參與的機會,也由于政治信息傳播渠道閉塞,他們對所居住城市有關政治活動的情況并不了解。由于農村流動人口一直被認為是城市的“外來人”,沒有城市戶口,因此,沒有資格參與到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同樣尷尬的是,由于這一群體已經離開農村到城市生活,他們對原來鄉村里的公共信息所知非常有限,對于村里的諸如村干部選舉一類政治活動的詳細信息并不了解,家鄉人也很難把有關信息傳遞給他們。由此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政治參與存在著明顯的參與不足和邊緣化及參與排斥,直接影響了農村流動人口的利益表達和話語權。話語權是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可以表達訴求的權利。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由于邊緣化地位,農村流動人口并沒有自己的利益表達渠道,更沒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資源,表現出一種“失語”狀態,而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三)來自城市社會的歧視與偏見

      由于不同群體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生長環境的不同,因此,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認同感也不同。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也就會出現由上述原因形成的“先天優越”的群體和“先天不足”的弱勢群體。“先天優越”和“先天不足”的群體之間會因彼此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的不同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偏見和歧視。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實行城鄉有別的二元政策,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來到城市工作和生活,自然要同城市居民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但是,城市人由于具有因戶籍制度而獲得的資源優勢形成一種天生的優越感,而農村流動人口從農村來到陌生的城市,可以利用和占有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

      在城市人眼中,他們素質不高又沒有文化,給城市帶來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和不安定因素,使城市面臨著新的就業壓力,同城市居民爭奪有限的資源,同時也給城市中的環境衛生、市容市貌、社會治安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而這些不認同、歧視和偏見使生活在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在社會參與和人際交往中表現出一種“自卑感”,認為自己無論在城市中多么努力與認真工作,為城市做出了多少貢獻,仍不能立足于城市,因此,農村流動人口自身對城市人的態度和主動融入城市社會的積極性都會受到影響,導致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降低,始終無法與城市市民形成有效的溝通和交往關系。

      (四)自我認同的“內卷化”

      “內卷化”概念由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第一個使用,用來描述一類文化模式當達到了某種最終的形態以后,既沒有辦法穩定下來,也沒有辦法使自己轉變到新的形態,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地在內部變得更加復雜[4].農村流動人口自我認同的“內卷化”特征主要體現在這一群體“雙重邊緣人”的尷尬身份。

      由于農村流動人口長期生活在城市,鄉村社會的吸引力正在減弱,對原本熟悉的生活和文化也開始表現出某種不適應,可以說無論在地域上還是在心理上都離開了農村,對農村社會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正在降低。而由于城市的排斥、歧視和偏見使農村流動人口仍無法得到城市的接納和認同,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在這樣的矛盾與兩難情境中,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也無法建立。由此一來,在鄉村和城市都無法獲得認同和支持的情況下,農村流動人口只有將自己的這種需要轉向自己從屬的群體內部,從群體內部尋求支持、理解來滿足自己的群體歸屬感,表現出復雜的“內卷化”特征。在群體內部尋求身份上的認同,是在農村流動人口無法自我歸類(既不是農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既是農村人,又是城市人)的基礎上形成的,無法歸類的結果只能是向自己所在的農村流動人口內部尋求認可。

      對自身身份的矛盾與猶疑,使他們很少與城市人交往,也很少參與所在社區的活動,基本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內。無論是正常的社會交往,還是他們在城市生活中遇到困難和風險的時候,都會在親戚、老鄉等“熟人”圈子中展開。他們還是以帶有鄉土社會的關系特征和交往方式在城市中進行交往行動的,并沒有建立起所謂的“非鄉土社會關系”,同城市居民存在著明顯的交往隔離。

      三、農村流動人口城市社會融合的社會支持系統構建

      (一)政府的支持

      1.建立城鄉平等的戶籍制度

      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政府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將農村流動人口納入城市管理的范疇。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說明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關注戶籍制度的改革。在此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很多省市也開始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但也應看到,這些探索和嘗試仍處在改革的表層階段,更多的只是改變了戶籍的“空間”性質,而且,農村流動人口要想在城市落戶,“門檻”也都很高,只有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的農村精英流動人口才有可能獲得城市戶口,大部分普通流動人口被排除在外。此外,在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也應看到,戶籍制度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戶籍制度的改革,城鄉一體戶籍政策的推行,最重要的是要改變戶籍身份所附著的利益與資源,如果這一點得不到真正的改變,那么,“同籍”是沒有意義的。

      2.制定平等的就業政策

      建立平等的就業制度和就業政策,實現農村流動人口充分就業,是消除就業歧視、改變農村流動人口城市生活處境的重要保證,也是農村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關鍵。政府應在改變戶籍政策的基礎上,制定平等的就業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創造平等的就業機會。政府應運用政策的力量為農村流動人口創造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在城市中就業的機會,給農村流動人口平等的就業權利。第二,就業服務與就業待遇平等。隨著政府執政理念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應充分發揮其服務功能,為進城農村流動人口提供一個良好的就業環境是政府職責所在。政府應盡量減少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就業的麻煩與阻力。城市治安、稅務、工商、環衛、交通管理等政府部門應規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收費與管理。

      同時,要實現平等的就業待遇。政府通過出臺相關的政策來保障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工資水平,給予農村流動人口在就業中的公正待遇。建立最低工資水平制度,同時做到真正“同工同酬”.第三,建立平等的就業保障制度。政府應出臺相應的管理辦法,保障農村流動人口的就業安全。政府應做出詳細的規定,如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為其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不得隨意修改勞動合同條款或中止勞動合同、解雇勞動者,即使在合法解雇時,也應向其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償,并強制用人單位執行,使農村流動人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就業保障。

      (二)社區的支持

      社區具有社會團結和社會整合的功能。農村流動人口如果能融入其所生活的社區,也就意味著開始融入所生活的城市。2012年1月民政部發布的《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中明確指出,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應遵循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強化服務、完善管理,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因地制宜、注重實效的原則。開始鼓勵各地從實際出發探索實行農村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社區的途徑和措施。從社區層面的具體操作看,為支持農村流動人口盡快融入社區,首先就要將農村流動人口納入社區服務范圍,在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文化娛樂和生育等方面解決農村流動人口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成立信息化服務平臺,進一步加強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服務意識。同時,也要吸納所在社區的農村流動人口,積極參與到社區管理中,變過去的“被管理”狀態為積極主動的“我要管理”.讓農村流動人口無論是在社區的公共事務管理中還是在文化娛樂活動中都能發揮自身的作用。此外,要加強農村流動人口與社區居民的交往與互動。社區可以通過組織各種居民活動來改善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的關系,增進彼此的交流和社區的凝聚力,形成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社區居民互幫互助、友好相處,促使他們更快地實現與社區的融合。

      (三)用工單位的支持

      由于非正規就業,農村流動人口大多從事的是勞動強度大、易發生危險的行業,這就要求用工單位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和就業保障。現實的情況是,用工單位只是農村流動人口就業的場所,由于戶籍制度限制,他們并沒有獲得與城市工人一樣的社會保障,被拖欠工資、工傷等現象時有發生,用工單位本應是農村流動人口城市就業的保護者而不是利益的損害者。用工單位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支持,首先表現為應認真執行國家的就業政策,消除就業歧視,讓就業的農村流動人口享有與城市市民一樣的就業機會和工作待遇。同時,用工單位應該成為農村流動人口城市生活的堅強后盾,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同時,可以充分發揮用工單位工會組織的作用,開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凝聚力和企業內部融合的文化娛樂活動,豐富他們的業余生活,從而提高農村流動人口對用工單位的認可,消除他們在城市社會中的被排斥感和被剝奪感,加快城市社會融合的進程。

      (四)民間組織的支持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民間組織報告藍皮書2013》顯示: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共有民間組織49.9萬個,比2011年增長8.1%.近年,我國公益性民間組織的興起,為農村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做出了貢獻。公益性的民間組織和志愿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擔企業和政府的職能。在農村流動人口的權益保護、技能培訓、子女教育等方面,民間組織可以依托各種公益性項目,展開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支持和幫助。近年,雖然我國民間組織的數量在逐漸增加,也為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專門針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支持仍待進一步加強。對于民間組織,政府應給予更多的政策和法律上的扶持,規范民間組織的發展,明確民間組織的地位,從而使其更好地發展,發揮其政府功能的補充作用。

      (五)農村流動人口自我支持

      在農村流動人口城市融合支持系統中,其自我支持不可或缺。這種支持主要表現在農村流動人口的自我認同和對城市生活的信心。如前所述,在自我認同上,更多的農村流動人口表現出猶疑和不確定。或由于各種原因,導致無法實現城市生活融合而產生自我認同的“內卷化”.農村流動人口自身應增強城市生活的信心和主動融入城市的積極性,加強與城市社區居民、同企業城市員工的交往和互動。建立良好的社區關系,以城市的建設者和主人翁的精神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城市社會的建設和管理中。

      總之,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尋求非農活動,已成為無法遏制的潮流。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農民工總數達到1.6億。數量如此大的農村流動人口從熟悉的鄉村來到陌生的城市,卻并沒有融入城市社會,他們無法在制度、政治參與等方面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也無法和城市居民形成良好的交往和互動關系,他們為城市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1斥的結果,勢必會對我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消除排斥,實現公平,促進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無論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自身,還是對于我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誠然,農村流動人口從排斥到融合的過程將是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的過程,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的融合也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終極目標。近年,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為促進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的融合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消除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排斥做出了有益的嘗試。但也必須看到,在推進農村流動人口市民化過程中,必須從制度上根本改變這一群體的邊緣化地位,去除身份標簽,加強其對城市社會的認同。

      在農村流動人口不斷提高自身融入城市社會積極性的同時,城市社會也能以寬容的態度接納外來農村流動人口。消除排斥,實現融合是農村流動人口城市生活處境的理想狀態。

      參考文獻

      [1]涂爾干。社會分工論(第二版序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R].

      [3]王春光。我國城市就業制度對進城農村流動人口生存和發展的影響[J].浙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57-62.

      [4]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J].社會學研究,2004,(5):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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