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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鏈-生產者服務業聯系下的中國城市網絡

    時間:2015-01-06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6308字
    論文摘要

      城市網絡研究起源于對“流的空間”(Space of Flow)的理解,早期關于世界城市網絡的研究主要是通過電信容量、航空客流、互聯網進行分析。

      國內學者也采用類似方法對中國城市網絡進行了實證研究,采用中國航空航班數據、互聯網骨干網數據分析中國城市網絡的空間組織結構,隨著薩森運用高級生產性服務業對全球城市進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之后,眾多學者將高級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研究世界城市網絡的重要手段。泰勒等采用會計、金融、廣告和法律四種高級生產性服務在主要世界城市的分布和聯系,從組織角度探索了世界城市間的。近幾年來,有學者從跨國公司價值鏈分析了世界城市網絡的價值分工與聯系,許多學者提出從全球價值鏈這一視角來研究世界城市網絡。作為將全球價值鏈引入世界城市網絡的研究框架之中,并通過生產性服務業與全球城市網絡聯系起來,此研究視角克服了世界城市網絡研究僅包含高等級城市的不足之處,形成多元世界城市網絡的理論框架。但研究成果大多僅關注特定城市的世界城市化過程,并沒有廣泛探討多種類型世界城市網絡的基本空間格局,相應地,對多元世界城市網絡的形成發展機理的理論解釋也就更為缺乏。

      1 基于價值鏈-生產者服務業的城市網絡研究視角

      隨著對城市網絡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西方學者們開始認識到目前世界城市網絡研究的缺陷,尤其是運用少數幾種先進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網絡研究特定世界城市之間的聯系并不能解釋當前世界經濟所能包括的地理范疇,因此許多學者提出運用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這一理論工具來研究世界城市網絡。但傳統全球價值鏈理論僅關注制造業價值生產環節的相互關系,缺乏對生產者服務業在建立和維系全球價值鏈中所起關鍵作用的理解。盡管有學者呼吁要發掘服務業對全球價值鏈的聯系紐帶作用,但全球價值鏈分析框架一直沒有深入到這一領域中。

      生產者服務業是制造業生產的中間投入環節,為制造業的生產提供服務,全球價值鏈不同區段之間的交易需要各種類型的生產者服務的支持得以實現。而且,全球價值鏈在空間上主要通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生產外包呈現出全球分散化生產格局,跨國界的生產與交易導致對生產服務業更為強烈的需求。

      正是全球價值鏈這種復雜的企業間組織模式和空間分散化格局,使得生產者服務業成為全球價值鏈不同生產區段或模塊相互聯系的“粘合劑”。

      生產者服務業在促進全球價值鏈整個鏈條的連接與價值創造過程中,自身也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不可或缺的價值創造環節。

      正是基于生產者服務業的“粘合劑”作用,有學者提出了“生產區段和服務鏈”(production blocks and service links)理論,描繪了融入生產者服務業環節的完整的全球價值鏈模型,也有學者將其定義為全球制造 - 服務價值鏈。

      基于制造業價值鏈 - 生產者服務業視角對城市網絡進行分析,可有效克服當前從生產者服務業視角僅關注高等級城市組成的城市網絡研究范式,將制造業價值鏈聯系下的低等級城市與高等級的世界城市聯系起來,形成多元城市網絡。

      鑒于目前城市網絡研究僅采用跨國公司網絡數據、生產者服務業機構網絡數據、航空網絡數據等單一視角的現狀,使得從價值鏈視角的公司網絡基礎上形成的城市網絡與從生產者服務視角上形成的城市網絡相互割裂。因此,本文從價值鏈 - 生產者服務業的交互視角來考察中國城市網絡的空間結構,以期形成完整的城市網絡圖譜。

      2價值鏈-生產者服務業聯系下的中國城市網絡本文從價值鏈 - 生產者服務業角度出發,選取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術)企業及為其服務的生產者服務業公司的地理聯系來分析城市網絡的空間聯系。根據中國證監會行業分類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261 家 ICT 企業的年報、公司網站披露的公開資料的分析,提取為其提供會計、法律和金融三種高級生產者服務公司的地理信息,通過 ICT 企業總部所在城市與為其提供服務的生產者服務公司所在城市的點與點的聯系,分析由 ICT 產業價值鏈 - 生產者服務業所構成的中國城市網絡結構。

      2.1 中國 ICT 上市企業的空間分布

      根據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所上市的 ICT 企業的總部所在地的統計發現,216 家 ICT 公司總部分布于全國 63 個城市;其中深圳、北京、上海和杭州四個城市擁有 ICT公司總部數量均超過 10 個,分別為深圳 38 個、北京 29 個、上海 18 個、杭州 11 個;ICT 公司總部數量在 5 個~10 個的城市有蘇州 9 個、福州 9 個、武漢 7 個、廣州 6 個、成都 6 個;其余城市 ICT 公司總部個數均不超過 4 個。由此可見,中國 ICT 公司總部主要集中于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及東部經濟發達城市,中西部主要中心城市也有少量分布。

      2.2 中國服務型城市的空間分布

      當代世界城市的產業結構已經由以工業主導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換,世界城市已經由工業型城市轉化為服務型城市。雖然學術界對服務型城市內涵的界定探討不多,但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服務型城市即以服務業為主導產業的城市發展模式。本文對于服務型城市的界定依據城市生產者服務企業為 ICT 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值大小進行確定;如某城市的會計、法律和金融三類生產者服務公司中任一公司為一家 ICT 企業提供服務,則可為該城市賦值 1 分;賦值總分超過 10 分,則認為該城市為服務型城市。

      根據 ICT 企業對應的會計、法律、金融三類服務公司的所在城市的統計數據分析,共有十個城市具有服務型城市的特征,分別是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廣州、南京、福州、成都、武漢和合肥(如表 1)。

      【表1】

      從服務型城市會計、法律及金融三類生產者服務的總體服務值來看,北京、深圳和上海處于中國服務型城市的頂端,總服務值均超過 90 分;杭州、廣州和南京處于中國服務型城市的第二集團,總服務值介于 15 至 30 分之間;福州、成都、武漢和合肥處于中國服務型城市的第三集團,總體服務值均小于 15 分。從會計服務分析來看,北京的服務值達到 109 分,處于一枝獨秀的格局;深圳、上海和杭州介于 20 至 30分之間;其他六個城市會計服務值均較低。

      在法律服務方面,北京、深圳和上海具有明顯的優勢,而其他 7 個城市的法律服務值均較小;在金融服務方面,北京、深圳和上海的服務質量均遠遠大于其他城市,但北京的金融服務值僅為 29 分,而深圳和上海分別為 83 分和45 分,其他城市的金融服務值均較小。由上述分析可知,生產者服務業公司主要分布于全國性及少數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這也說明經濟中心城市產業結構逐步由工業向服務業演進。

      2.3 生產者服務業 -ICT 產業塑造下的中國城市網絡

      正如上文論述,價值鏈內企業所在城市與生產者服務業企業所在城市的集聚區位并不相同,產業價值鏈內企業與生產者服務業公司的區位錯位使得價值鏈內公司所在城市與服務型城市聯系在一起,構造了復雜的城市網絡關系。

      本文根據服務型城市與 ICT 企業所在城市的會計、法律及金融三類生產者服務業的聯系值 Pij來探討中國城市網絡的空間網絡構造。

      Pij=Aij+Lij+FijPij即服務型城市 i 與向 ICT 公司所在城市 j 輸出的會計、法律及金融服務總值。Aij為城市 i 與向 ICT 公司所在城市 j 輸出的會計服務值;Lij為城市 i 與向 ICT 公司所在城市 j輸出的法律服務值;Fij為城市 i 與向 ICT 公司所在城市 j 輸出的金融服務值。

      2.3.1 基于會計、法律、金融服務業的中國城市網絡結構

      (1) 基于會計類生產者服務 -ICT 企業的中國城市網絡結構從會計類生產者服務公司與 ICT 企業的聯系來看,形成了以北京為首要服務型城市、以上海、深圳、杭州為次級服務型城市和以南京、廣州、武漢和福州為低層次服務型城市的城市網絡結構。北京向全國 44 個城市的 ICT企業提供會計服務;其中北京與深圳和上海聯系最緊密,分別向深圳和上海提供的會計服務值為 14 和 6;其次與武漢、福州、長沙、貴陽聯系也比較緊密;而向其他 38 個城市提供的服務值均較小。

      上海向全國 11 個城市的ICT 公司提供會計服務,除深圳、吉林、重慶和太原外其它均為長三角城市,其中上海與蘇州、杭州聯系也較緊密。

      深圳主要向成都、佛山、廣州、梅州和中山提供會計服務。

      杭州主要向長沙、上海、寧波、惠州、金華、嘉興、臺州 7 個城市提供會計服務。

      而南京、廣州、武漢和福州的生產者服務公司也主要向省內城市提供服務。

      從會計類生產者服務與 ICT 公司的所構成的城市網絡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具有全國性的網絡聯系,上海的網絡聯系僅限長三角范圍,深圳、杭州、南京等其他幾個服務型城市的網絡聯系基本局限在其所在的省份。

      (2) 基于法律類生產者服務 -ICT 企業的中國城市網絡結構從法律類生產者服務公司與 ICT 企業的聯系來看,形成了以北京為核心服務型城市、以上海、深圳為次級核心服務型城市、以杭州、廣州、南京、合肥等為低層次服務型城市的網絡結構。北京向全國 32 個 ICT 企業所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其中與深圳和上海聯系最為緊密,向兩個城市 ICT 企業提供的服務值分別為為 7 和 5;其次與福州、武漢、杭州、蘇州的聯系也比較密切,向四個城市輸出的法律服務值都為 3;北京向其他 25 個城市提供的法律服務值都小于 3。上海主要向 9 個城市提供法律服務,其中聯系最為緊密的是蘇州和杭州,輸出的法律服務值為 3;向南京、南通、金華、嘉興、福州、合肥和威海提供的法律服務值均為 1。深圳主要向 9 個城市提供法律服務,包括佛山、惠州、梅州、中山、韶關、福州、成都、武漢和西安;向各個城市輸出的法律服務值均為 1。杭州、廣州、南京和合肥四個低層次服務型城市主要向所在省的省內少數幾個城市提供法律服務,如商京主要向鎮江和南通提供法律服務;廣州主要向汕頭、江門、清遠和東莞輸出法律服務。綜上所述,在法律類生產者服務于 ICT 企業所構建的城市網絡中,北京具有全國性的網絡聯系特征,上海主要與長三角區域內城市具有網絡聯系;而其他幾個低層次的服務型城市如南京、廣州等主要與所在省的城市具有網絡聯系。

      (3) 基于金融類生產者服務 -ICT 企業的中國城市網絡結構從金融類生產者服務公司與 ICT 企業的聯系來看,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三足鼎立的城市網絡格局。北京與全國 19 個城市具有金融服務聯系,但提供的金融服務值均不大于3。

      上海向全國 23 個城市提供金融服務,其中深圳、杭州、北京、蘇州的聯系最為密切,與其他19 個城市聯系較小。

      深圳向全國 30 個城市提供金融服務,其中向北京輸出的服務值達到13,說明深圳與北京的網絡聯系高度密切;深圳向廣州、上海、蘇州、寧波和武漢輸出的服務值均為 3;深圳向其他 25 個城市輸出的服務值均較小。

      廣州、南京、杭州、長沙等服務型城市對外聯系較少,所提供金融服務值也較小。

      根據上述分析可得,金融類生產者服務公司與ICT 企業所構建的城市網絡形成了北京、上海、深圳為服務核心的城市網絡,且三市相互聯系較為密切;廣州、南京、杭州、長沙等低層次服務型城市主要與省內形式聯系,與省外城市聯系較少。

      2.3.2 服務型城市的網絡案例分析 ———北京、上海、深圳
      
      (1) 北京。以北京為服務型城市核心的城市網絡中,共有 52 個城市的 ICT 企業與北京具有生產者服務聯系,占擁有 ICT 企業城市總數的 82.5%。在此城市網絡中,北京與深圳和上海聯系最為緊密,分別向上述兩個城市輸出服務值為 24 和 13;服務值輸入超過 5 的城市有武漢、福州、貴陽、成都和杭州;服務值輸入為 4 的城市有天津和廣州;北京向其他城市輸出的服務值均不大于 3。

      北京向 52 個城市輸出的服務值總量為155,其中向京津冀城市群中天津、唐山、石家莊輸出的服務值總和僅為 7,占北京服務值總量的 4.5%;向深圳與上海輸出的服務值之和為 37,占北京服務值總量的 23.9%。

      除京津冀區域城市與深圳、上海外,北京向其他城市輸出的服務值占其對外服務值總量的 71.6%。從對外服務的城市數量、占總城市數量的比例以及對外服務值得空間分布來看,北京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服務型城市,以北京為核心的城市網絡具有最為廣泛的網絡空間聯系。

      (2) 上海。在以上海為服務型城市核心的城市網絡中,共有 33 個擁有 ICT 企業總部的城市納入該城市網絡之中,占城市總數量的 52.4%。在此城市網絡中,上海與蘇州和杭州聯系最為緊密;其次與北京和深圳的聯系也較為緊密,向上述兩市輸出的服務值為均為 5;向南京輸出的服務值為 3,向寧波、鎮江、福州、貴陽四市輸出的服務值為2,向其余各市輸出的服務值均為 1。

      上海向33 個城市輸出的服務值總值為 64,向長三角城市蘇州、杭州、南京、寧波、鎮江、無錫、南通、金華、嘉興輸出的服務值總和為 30,占上海對外服務質量總值得 46.9%;向北京和深圳輸出的服務值之和為 10,占上海對外服務值總量的 15.6%;除長三角城市及北京和深圳外,上海向其他城市輸出的服務值僅占其服務值總量 37.5%。

      從以上分析可知,上海主要向長三角地區城市提供生產者服務,而與區外城市聯系較少,說明長三角城市網絡內部網絡化程度較高。

      (3) 深圳。以深圳為服務型城市核心的城市網絡中,共有 36 個擁有 ICT 企業總部的城市納入該城市網絡,占 ICT 企業總部所在城市總數的 57.1%。在次城市網絡中,深圳與北京聯系最為緊密,深圳向北京輸出的服務值為 13;其次深圳向廣州和武漢輸出的服務值分別為 4,向成都、上海和寧波輸出的服務值為 3;而深圳向其他城市輸出的服務質量基本為 2 或1。深圳向 36 個城市輸出的總服務值為 71,其中向珠三角城市廣州、珠海、江門、佛山、惠州、梅州、中山、肇慶、韶關輸出的服務值總和為 15,占深圳對外服務值總量的 21.1%;向北京和上海輸出的服務值之和為 16,占深圳對外服務值的 22.5%;除珠三角城市群及北京、上海外,深圳向其他城市輸出的服務值占其總對外服務值得 56.4%。可見,深圳市兼具珠三角城市網絡服務核心及區域外服務能力的服務型城市。

      綜上所述,生產者服務業公司高度集中集聚與全國性的服務型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及區域性服務城市,且彼此相互聯系緊密。服務型城市以輸出會計、法律、金融等生產者服務將 ICT 價值鏈環節中不同企業所在城市聯系起來,形成以服務型城市為紐帶的城市網絡結構。在以服務型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網絡結構中,服務型城市為其他城市 ICT 企業的提供必要的服務以促進 ICT 價值鏈各環節的交易成本,促進 ICT 產業價值鏈的高效運行和價值產出最大化。

      3 結論

      本文基于生產者服務業與價值鏈的融合視角分析城市網絡的空間結構。通過對中國ICT 產業與生產者服務業的空間網絡聯系分析發現,形成了以北京、深圳、上海為核心的服務型城市,另外杭州、廣州、南京、福州、武漢、成都、合肥也具有一定功能的服務型城市。會計類生產者服務業所構成的城市網絡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具有全國性的網絡聯系,上海的網絡聯系僅限長三角范圍,深圳、杭州、南京等其他幾個服務型城市的網絡聯系基本局限在其所在的省份。在法律類生產者服務業所構建的城市網絡中,北京具有全國性的網絡聯系特征,上海主要與長三角區域內城市具有網絡聯系;而其他幾個低層次的服務型城市如南京、廣州等主要與所在省的城市具有網絡聯系。金融類生產者服務業所構建的城市網絡形成了北京、上海、深圳為服務核心的城市網絡,且三市相互聯系較為密切;廣州、南京、杭州、長沙等低層次服務型城市主要與省內形式聯系,與省外城市聯系較少。對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座服務型城市所構建的城市網絡分析發現,北京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服務型城市,以北京為核心的城市網絡具有最為廣泛的網絡空間聯系;上海主要向長三角地區城市提供生產者服務,而與區外城市聯系較少;深圳市兼具珠三角城市網絡服務核心及區域外服務能力的服務型城市。

      本文僅關注 ICT 產業與生產者服務業塑造的 63 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網絡,并為完全揭示中國城市網絡的整體結構,還有待根據其他產業價值鏈與生產者服務業的結合來進一步研究價值鏈 - 生產者服務業所塑造的城市網絡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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