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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快速城市化的潛在風險及對策(本科)

    時間:2014-11-19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2614字
      題目:中國快速城市化的潛在風險及對策
      
      目錄
      
      摘要(詳見正文)
      
      一、 前言 
      (一)課題研究意義 
      (二)城市與城市化
      (三)城市化的進程及現狀   
      
      二、中國的快速城市化
      (一)快速城市化的內涵
      (二)我國快速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三)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風險因素分析
      (四)防范快速城市化風險的對策
      
      結論 
      
      參考文獻
      
      以下是論文正文
     
      摘要: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涉及政治、經濟、環境、社會各個方面, 發達國家花了幾百年走 過的城市化道路中國正在用很短時間走完,但是中國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已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障礙,城市化過快和過度可能造成難以逆轉和糾正的后果,如何妥善處理城市化過程中風險與問題,已成為中國持續發展的一大難題。本文在借鑒本領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歸納總結的方法,對中國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的風險進行系統的分析總結,提出了應對快速城市化風險的建議。  
      
      關鍵詞:城市化;快速城市化;風險    
      
      一、 前言 
      
      城市化,是人類所居住的城市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工業化階段的社會變遷過程,是人類社會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表現為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的數目增多,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農業人口不斷轉化為城市人口,城市用地擴展,城市建設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日益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當中。  城市化是區域人口變遷、社會經濟轉型和地域空間重構的過程。城市化的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諾瑟姆(R.M.Northam,1979)總結了多個國家和地區城市化發展歷程和軌跡,將城市化的發展分為初級緩慢階段,中級加速發展階段和后期飽和階段。根據諾瑟姆的“S”型階段模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城市水平處于30%~60%的時期屬于城市化發展的快速時期。其內涵是“城市化速度加快,農村人口快速轉變為城市人口,鄉村用地快速轉變為城市建設用地的過程”。因此,快速城市化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化速度較快的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城市化進程同樣呈現出快速化的特征。  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個風險化的過程,象征著文明進步的城市,不僅包含了更多的風險,而且城市的規模效益也使風險被成倍放大。處于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國,一些地方對此顯然準備不足。城市在飛速擴張,規劃和管理水平卻未能同步跟進。 
      
      (一)課題研究意義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涉及政治、經濟、環境、社會各個方面, 發達國家花了幾百年走過的城市化道路中國正在用很短時間走完。因此在城市化過程中存在著經濟、社會、生態、政治等方面的潛在風險, 只有全面加以識別,才能通過有效地制訂下一步城市化發展規劃來加以防范, 從而使城市化發展促進的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這將對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政策、城市發展和探索新型城市化的各種不同道路等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已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障礙,城市化過快和過度可能造成難以逆轉和糾正的后果,如何處理城市化過程中風險與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難題。  中國的城市化,就其規模來說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不能相提并論的。它不僅關系到今天,而且關系到明天,關系到后代。我們的步伐應該穩健,應當最大限度發揮城市化的利好,盡量避免或減少因為不慎和盲目可能帶來的弊端。在當代中國盲目城市化、過度城市化現象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深刻反思當下的城市化戰略,重視城市化風險的研究。 
      
      (二)城市與城市化 
      
      談及城市化,不可缺省的就要涉及到城市的形成及其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城市的產生及其內涵有過較為精辟的論述。他們指出:城市起源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生產力的發展,“某一民族的內部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農村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獨立和分散。”后來列寧沿著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又將城市的概念更加明確化,提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從一般意義上講,城市是一個極抽象的概念,泛指與鄉村相對的一種聚集地、經濟空間、組織制度與結構、生活景觀等等。因而我們可以將其定義成為:城市是人類歷史上形成的,以非農業人口為主體的,人口、經濟、政治、文化高度聚集的社會系統。  城市化作為一個動態的概念,體現著一種過程和趨勢;作為一種現象,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如何對城市化概念進行界定呢?不同學科從各自的角度對其有不同的解釋。經濟學認為,城市化是各種非農業發展的經濟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過程;人口學認為,城市化是農村人口逐漸變為城市人口的現象和過程;地理學認為,城市化是居民聚落和經濟布局的空間區位再分配,并呈現出日益集中化的過程;社會學認為,城市化是一個城市性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等等。本文認為,對城市化概念的界定首先應尋其根本動力之所在,繼而再展開,闡釋其內涵。從各國城市化發展的實踐來看,雖然在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地域條件、歷史文化等方面均迥然相異,但卻存在著共同的規律,即其驅動力有著共同的機制——生產方式的轉變、工業化的發展。因此,可以將城市化詮釋為:社會生產力的變革所引起的人類生產、交換、生活方式改變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它可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內容: 
      
      首先是人口城市化,即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的大批鄉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廣大農村受城市文明的滲透和影響,文明程度逐步提升,從而國民素質全面提高。 
      
      其次,地域城市化,即直觀表象上地域景觀發生變化,人口和產業在空間上集中所導致的城市數量、質量地域分異的過程。 
      
      再次,產業結構高級化,即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根本變革,產業結構逐步升級,傳統低效的第一產業向現代高效的第二、三產業轉換。  最后,生活質量優化,即大批低消費農民群體轉變為高消費市民群體,基于職業和行業利益的社會經濟組織取代了農村中基于家庭紐帶、地方情感的社會經濟組織,人際交往與生活方式也隨之變化。人民生活、居住水平發生質的改變,生活質量全面提高。 
      
      (三)城市化的進程及現狀 
      
      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城市發展已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四千年前,夏禹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我國就出現了早期城市的雛形。至春秋戰國之交,城與市結合形成了早期的城市。然而,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由于深受重農抑工商的社會制度的約束,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表現出長期的超穩定性特征。因此,作為社會結構轉換的城市化現象,只是近現代工業化的產物。1949 年,我國城市化率剛剛達到世界城市化的起步標準。可以說,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隨即開始進行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之時,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才在中國啟動。下面,我們可將中國城市化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1、城市化起步階段(1949—1957)  建國初期,我國為了恢復國民經濟,將城市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優先發展重工業上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啟動了 156 個重點工業項目,吸收了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工礦就業,從而使城鎮人口迅速增加。在這一階段,原有的工業城市得到了擴展,新的工業城市不斷建立。到 1957 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已達到15.4%,較 1949 年提高了 4.8 個百分點。我國城市化正經歷著短暫的快速發展時期 
      
      2、城市化不穩定發展階段(1958—1965)  這一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波動劇烈,具體的可以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1)1958—1960 年短暫的過度城市化時期。1958 年以后我國開始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由于“一五”計劃提早并順利地完成,中央決策層內便出現了“左傾”冒進的思想,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一場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經濟“大躍進”運動開始了。在“趕超英美”、“以鋼為綱”等不切實際的政策性口號的鼓動下,工業化以“爆發式”速度擴張,農村人口以空前失控的規模涌入城市,城市化超高速發展,三年間城鎮人口比重提高到 19.8%。而與此同時,農村人民公社運動極大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致使糧食連續兩年大幅減產;而城市由于負擔過重,糧食和消費品供應緊張,工農業發展比例嚴重失調,國民經濟出現了大波動。此期間城鎮人口比重的增長,明顯超過了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承受能力,是一種畸形的、過度的、脫離農業基礎的增長,不符合城市化發展規律。(2)1961—1965 年絕對反城市化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蘇關系惡化,“大躍進”所造成的影響也日益顯化,經濟陷入了自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困難時期。中央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城市發展方面實行了反城市化政策,如停止大規模基本建設、精簡工業、壓縮城鎮人口、減少城鎮等。到 1963 年,全國城鎮人口減少了 2,600萬人,城鎮人口比重下降到 16.84%。到 1965 年,這一比重雖比 1963 年略有提高,但仍僅為 17.98%。 
      
      3、城市化停滯發展階段(1966—1977)  1966—1977 年是我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時期。我國經過 1961 年到 1965 年的五年調整,國民經濟已開始好轉,但是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卻再一次使我國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城市化進程也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在文革期間,一方面,大批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干部下放,使城鎮凈遷出 500 多萬人;另一方面,國家又把大量的資金用于“三線建設”,對城市建設的投資微乎其微,而且“山、散、洞”政策的推行,使得工業布局分散,因而難以帶動城市的發展。從 1966 年到 1977 年,我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長 2.06%,低于同期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城鎮人口比重從 1966 年的 17.86%逐年下降到 1972 年的 17.13%,然后又逐漸上升到 1977 年的 17.55%,卻始終沒有超過 1966 年的水平,城市化處于停滯狀態。 
      
      4、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1978 至今)  1978 年以后,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城市化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城鎮人口比重由 1978 年的 17.9%迅速提高到 2000年的 36.2%,每年   平均提高將近 1 個百分點,這一增長速度已居于世界的前列。但盡管如此,我國城市化發展仍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進程,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這一階段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風險,并提出防范這些風險的方法。 
      
      二、中國的快速城市化
      
       (一)快速城市化的內涵 
      
      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人均 GDP 超過 1000 美元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成長期;當人均 GDP 超過 3000 美元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高速成長期。2003 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相當數量的大城市人均GDP已經達到或超過3000美元,這標志著中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期。近年來,我國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以 1.5%至 2%的速度增長,截至 2008 年底,全國城市化率已達到 44.9%,城市化已從向城市中心集聚為主的初期階段過渡到以城市擴張為主的中期加速階段,由政府主導下行政干預的快速城市化逐漸成為現階段我國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本文所指的快速城市化是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政府自上而下積極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一系列的產業政策,大力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農村和城市郊區采取直接“農轉城”的方式,急劇擴展城市地域空間,由此而帶來的城市化迅速推進的一種階段性現象。 
      
      當代中國的城市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城市化,城市化歷程是一個受到高度行政干預的過程,是在市場力和行政力的交織和制衡中逐步推進的。政府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對城市化進程進行干預,對城市化進程產生影響的制度、政策或戰略共同構成了城市化發展的制度環境。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根本特征在于,政府對行政手段具有很強的依賴性,用行政手段調節城市化發展往往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計劃經濟時代實行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福利分配制度都是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主要產物;改革開放以來,頻繁的行政區劃調整(例如縣改市、市管縣、撤縣建市、撤鄉并鎮等)和各類特區、開發區的建設實質上是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另一種方式。在強有力的行政干預下,城市化發展的速度、水平、方向和模式都深深地打著制度變遷的印記。 
      
      幾十年來,盡管政府對城市化過程進行行政干預的初衷和目標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盡管影響中國城市化的兩股基本力量(市場力和行政力)的關系始終在不斷調整之中,但中國城市化的基本屬性依然是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改革開放以前,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行政力甚至是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唯一力量。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市場力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越來越顯著;制度變遷的基本方向是順應工業化和城市化規律,行政力對城市化的影響逐步從阻力向助力轉化,兩股力量作用方向的吻合度不斷提高,城市化也經歷了從長期停滯、緩慢啟動到當前的快速推進的過程。盡管有這些明顯的變化,但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至今仍然沒有脫離強有力的行政干預軌道。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對于發展效率的認同和需求程度不斷提高,城市化的內在規律和正面作用逐步得到政府的認可和肯定,這本應是行政力對城市化過程的影響逐步弱化、市場力不斷強化、市場主導型城市化逐步取代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契機,然而,也恰恰由于政府對城市化的意義和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對城市化的行政干預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呈現不斷加強的趨勢,政府主導型快速城市化正在以新的方式得到強化。 
      
      (二)我國快速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1.全國不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差距過大 
      
      我國城市分布相對集中在東部地帶,東中西三大地帶呈現明顯的梯度差異, 東部地區明顯高于西部地區; 從城市數量看, 2000 年全國 667 個城市中, 東、中、西部分別為 300 個、247 個和 120 個, 分別占全國總數的 44.98%、37.03%和 17.99%。與此同時, 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比中、西部地區明顯要快, 尤其是在沿海地區的珠三角、寧滬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區域, 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發展, 集聚了中國大量的財富、勞動力與高新技術, 使沿海許多城市經濟繁榮, 市場活躍, 生活水平提高,環境逐步改善, 已經進入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 中部地區正處于初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 西部地區仍處于城市化發展的初期階段。 
      
      2.生態環境惡化, 資源問題嚴重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工業企業及人口, 但由于工業的粗放型發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 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 造成了大氣污染、垃圾滿城、水資源短缺、土地資源短缺、噪音不絕和光磁污染等各種難以解決的環境問題, 城市的生態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從水資源來看, 隨著城市大生產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 生產用水和生活用水大量增加,加之生態環境的破壞, 影響了江河表面水的豐盈, 超量和無度的開采又造成地下水的枯竭。同時,禁而不止的工業污染和污水的超標排放, 致使江河湖泊和水源地以及地下水水質遭受嚴重污染,使得我國 660 多個城市不同程度面臨水資源問題,200 多個城市水資源嚴重不足, 有的城市被迫限量供水。  從土地資源來看, 很多地區興建了各級開發區, 但很多開發區土地都在 “曬太陽”, 當地政府對城市興建寬馬路、大廣場、大學城、高爾夫球場等十分熱衷以及盲目的房地產開發和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大, 使得土地資源越來越短缺。
      
       3.人口綜合素質不高 
      
      城市化是與現代化并生的, 現代化的發展依賴于社會人力資本的提升, 我國農村勞動者綜合素質低決定了外流勞動力的文化水平也處在較低的層次, 這將導致農民難以在城市獲得穩定和收入較高的職位, 無力承擔起家庭向城市移民、生存、發展的高額成本, 農民只能無奈地像“候鳥”一樣往來于城鄉之間。如果進城農民不能在城市安居樂業, 這樣的城市化就是泡沫。  改革開放以來, 雖然我國的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 但國民文化素質總體上仍然不高。2000 年我國 25~64 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7.97 年, 與美國和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別達到 12.75 年和 12.55 年相比, 整整低了近 5 年, 于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 11.48 年相比也要低 3 年多。人口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過程不僅是城市人口數量的增長, 即用城市化率來表征的城市化水平, 更應是城市文明在全社會的推廣并作為城市化的標志。當前我國的人口素質的現狀決定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艱巨性。 
      
      (三)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風險因素分析 
      
      1、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幾種風險因素
      
      (1)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指城市化過程中利益主體所遭受的經濟損失發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利益主體包括國家政府部門個人集中城市的人口和城市所在地的人口及其它利益參與部門經濟風險包括農民失地農產品價格上升房地產泡沫基礎設施落后等問題。  農民失地是城市化所產生的主要問題之一,也是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根源,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根源在于現行的征地制度。城市過程中的建設工業交通及采礦的發展,需要征用大量原農業用地,在征地過程中,征地方付給農民一定量的征地費用,由于有些征地款沒有得到集體的有效利用,征地補償又不能一次到位,除此之外,農民享受不到任何利益保障,如土地的增值收益。失去土地的農民就失去了生產生活最可靠的保證,容易陷入失業困境,生活失去出路,根本無法享受到城市化帶來的經濟效益,還會進一步加劇其它社會問題的產生。  農產品價格上升。城市人口的暴漲和規模的擴大,必然占用大量的耕地,一方面增加了糧食及農產品的需要,同時卻減少了糧食及農產品的生產,從而導致價格上升。糧食及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同時也增加進程農民在失業狀況下的生活負擔。 
      
      房地產泡沫。人口向城市聚集以后,除了就業以外,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居住問題,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轉移量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這一部分人口的需求對房產市場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需求源。根據經濟界的估計,我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和我國的工業化水平相比是滯后的。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嚴重脫離,相當一部分進城農民對房產市場中房價缺乏購買力,即使市場提供相當數量的房子,也不能實現有效需求,預期會有需求的投資無法回收成為無效投資,導致資本流動性的困難,產生泡沫經濟。  基礎設施落后。墓礎設施作為城市的載體功能決定了城市的發展要有相應的墓礎設施與之相配套,在絕大多數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后,空前巨大的城市墓礎設施建設將是一項耗資極為巨大的工程,缺乏籌資渠道或者不合理都將會到時墓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的脫節,甚至阻礙經濟發展。
      
      (2)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影響社會進步與發展,影響社會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的公眾問題。城市化過程中社會風險是社會結構本身的缺陷或者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結構內出現的功能障礙。關系失調和整合錯位等原因造成的,為社會多數人所公認,需要動員整個社會力量才能解決和消除。  失業率增大。在當前整個社會就業壓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尤其是現有經濟發展水平無法在二三產業中解決如此眾多的勞動力就業的情況下,轉移城市中的勞動力必須與城市居民平等競爭,由于處于劣勢無法獲得平等的機會,有些農民本來可以得到的就業機會卻由于政策的限制而五大獲得。再者由于缺乏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失地農民缺乏就業信息,造成就業困難。如城市中許多臟、累、差的崗位,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而渴望得到這些崗位的農民卻又難以獲得,造成城市空余崗位需要進城農民,而企業卻無法的得到這些價格低廉勞動力的現象。  
      
      社保體系的不健全。城市里原有居民即使在失業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享受社保,而失地農民一旦失業就生活在城市的邊緣,生活、養老、醫療缺乏保障。社會保障體系和城市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如果二者的關系處理得好,就回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反之,就會相互牽制,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就我國現狀和歷史遺留問題而言,把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到整個農村是不現實的,但必須顧及由于城市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利益,使其成為城鄉社會保障的過度,實現城市社會保障與農村接軌,否則會引起社會的動蕩。  貧富差距增大。進程農民面對失地。失業、糧食及農產品價格上升,由于有些征地款沒有得到集體的有效利用,征地補償又不能一次到位,使得啟動資金匱乏直接導致了失地農民總體收入水平下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據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02年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比率為3.1,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要達到5倍以上,而據專家保守估計,到2030年將有5000萬以上的農民處于失地又失業的狀態,一個龐大的可預見的收入惡化群體,勢必加劇城鄉收入差距,不能不引起警惕。  城市公共安全失穩。城市的社會公共安全包括衛生、交通、通訊、環境、日常生活、商品供應、社會抗爭活動、破壞社會秩序等多方面,以及環境的惡化,對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產生影響,比如青少年犯罪、嫖娼、吸毒、酗酒、自殺。心理障礙等,形成了快速城市化社會屢見不鮮的城市痼疾。這些都可能會威脅到城市公共安全,進而加大城市化社會風險。
      
      (3)生態風險 
      
      隨著城市化不斷發展,人類在生產。生活需求不斷增長的壓力下,大規模進行自然資源開發和工業生產,這些給人類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引起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尤其是對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破壞,是生態風險的主要問題之一。生態風險是指由于上述問題發生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生命、資源、環境及經濟損失。生態風險主要包括城市資源問題、環境問超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危害和資深短缺。  資源問題。城市是一個巨大的實體,聚集了大部分人口和大部分生產力,其消耗的資源是巨大的,只不過其密集而高速的物質流動是建立在城市與城市外區域的大工業原料和農副產品的輸入和工業產品與度棄物的輸出而形成的新陳代謝基礎之上的。城市人口集中和工業化擴大,引起在市內和城市周圍住房用地工業用地墓礎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之間有很大的競爭,很多肥沃的農田會在這種競爭中喪失從而引起土地的葵縮。由于城市的水體污染嚴重,用水浪費和盲目開采造成水資源不足,加上城市人口與工業的集中發展造成水資源短缺和水資源浪費并存,用水效率不高,水污染加劇,水環境惡化,城市發展規模與經濟結構與水資源條件錯位以及水資源難以實現統一規劃和調配等問題。礦產能源等資源的過度開采不僅僅引起三廢,造成對土地森林草地資源的破壞,更會產生如地面沉降、地面裂縫、地面塌陷、邊坡失穩、邊坡形態變異以及地下水位下降等一系列產重環境地質問題。這些問趣的產生不僅給市生產帶來不便,也會給人們的生活造成威脅。 
      
      環境問題。環境問題指由于人類活動影響周圍環境,周圍環境又反作用于人類,危害人體健康,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形響人類生活和生產,甚至影響人類生存的種種問題。城市有現代化的工 業建筑一交通運搶通訊文化娛樂設施及其他服務業,為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創造了優越條件,但也因人口密集工廠林立交通繁忙等而使環境遭受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從而成脅人們安全寧靜而健康的工作生活。城市開發和規模的擴大所產生的環境問題不僅包括各種自然災害,還包括人類不合理開發是自然受到破壞.工業及其他經濟活動產生的三廢對城市環境的污染.由于城市規劃與建設而導致城市布局上不合理而引起的城市環境問題,由于城市管理不善使城市市容環境衛生臟亂差而導致的城市環境問題。近年來城市特別是大型城市出現的主要環境問題有酸雨污染、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臭氧層遭到破壞、有毒化學品污染、物種減少、土壤流失,將使水庫的壽命縮短,洪水危害加劇、森林銳減、垃圾成災等。
      
       (4)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主要源于人口的集中,人口集中過程中相關的政策不到位、制度的變遷、原有政策法規所造成的后遺癥、管理實施部門貪污和瀆職可能性,都是政治風險。近年來,由于舊城改造和新城開發,在土地規劃方面地方政府官員的濫用職權現象為數不少,造成國有土地資源的大流失。還有在我們所感受到的周邊城市房屋拆遷問題上,受影響到城市居民的利益遭受損害時所引起的訴訟、上訪、靜坐、集會等政治問理都是快速城市化相應的機制不完善所帶來的風險。  除上述風險外,還有戰略風險,合理把握城市化速度,并非越快超好。城市化的速度應該與經濟增長、就業崗位增長、城市化用地增長、生態容量等要素保持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況,以確保快速城市化質的提高。 
      
      2、風臉產生的原因。 
      
      快速城市化風險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中都會遇到的,不同的是防范化解的途徑、程度不一,對于我們國家來講,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長期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戰略導致了快速城市化發展只注重量的提高,對質的提高重視不夠,城市作為人工環境,本身有很強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隱患,與可持續發展戰略脫節,忽略了環境與生態的經濟成本,教育水平的發展相對滯后與經濟的發展,城市規模迅速擴大與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管理水平之間的差距很大。經濟力和行政力共同推動了城市發展,但是,城市管理與規劃部門對于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準備不足。 
      
      (四)防范快速城市化風險的對策 
      
      世界銀行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未來的二十年中,就中國繼續發展而言,中國的城市發展將是最為主要的政策之一”。城市既是一個有組織、高效率的社會,也是一個很脆弱的社會。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賴而共同生活在一起,使各個部門相互緊密聯系,哪個環節有問題就會導致每個城市的癱疾。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社會學家洪大用說,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時期,城市社會內部發展、失衡和社會分裂,以及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俠得城市發展面臨整體性風險。這給城市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加強對撼市化風險的研究,給政府府及行政規劃提供真正化解、緩解風險的可行方案,使之實現良性循環發展。  既然是風險,就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可能今天發生,也可能明天發生;可能現在醞釀,   突然某天集中爆發。因此,對于風險的防范,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安全主義慣性,風險意識淡漠,總認為沒發生就是安全的,不注意防患于未然;二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怪圈,分工職責不明確,遇事互相推諉,往往只顧眼前利益,逃避“潛在政績”。 
      
      社會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日益置身于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這是時代的必然趨勢和代價。我們的社會尤其是政府,不能總認為風險是不好的東西,習慣性地對風險采取鴕鳥政策。相反,只有勇于直面風險、善于反思和總結,不斷用現代理念和手段去規避風險,才能將發展的風險代價降到最低,進而保護公眾安全、增進公共福祉。  如何預防和化解風險已經成為考驗政府的重要標志。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要求城市政府不能被動地應對各種風險,而必須強化風險管理意識,風險預警便整個風險管理過程的第一個階段。通過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體現了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的風險管理理念,可以針對性地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減少發生災害的可能性,從而降低災害可能帶來的損失。 
      
      (1)控制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確定合理的城市發展規劃.  過快的城市化速度,將帶來城市公共安全很多方面的問題。城市化的進程必須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適應,否則就會埋下安全隱患。中國社會已進入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也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的到來。城市越大,風險越大,很多安全問題的爆發使城市政府無能為力,措手不及。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堅持科學的發展觀,控制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確定合理的城市發展規劃,有序有效地進行城市建設。 
      
      (2)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理念  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使“大城市病”已嚴重地加大了城市風險管理的負荷,因此,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觀念,是構建我國城市風險管理體系的保證。城市是高度集約化的社會,各個組成部分間密切聯系、相互影響。因此,保持資源、經濟、社會同環境的協調,城市公共安全是必需的基本條件。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以經濟可持續發展為前提,以謀求社會的全面進步為目標。因此,只有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理念,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確保城市公共安全,實現城市社會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3)構建全政府型、全社會參與型的風險管理系統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風險事件將更加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政府管理的各個領域,因此城市風險管理是政府管理的一種基本職能,也是政府公共管理活動的一個重要層面。多數發達國家城市以現有政府組織機構為依托,增加風險管理職能,來構建全政府型風險管理系統。產生了如警察局、消防局、救災部門、安全部門等以管理各種風險事件為主要職責的機構。同時,在西方國家的城市風險管理中,形成政府與社會責任共擔的城市風險管理體系。不僅僅是由政府進行風險管理,市民也積極參與管理。城市風險對社會是一種傷害,但由于市民的參與,在風險中培養和鞏固了法治觀念和人文精神,形成團結奉獻精神。構建全政府型、全社會型風險管理系統便實現了政府和社會,也實現了公民、社會和企業在城市風險管理中的高度參與。 
      
      (4)設立強有力的城市風險管理指揮機構 在美國和日本的風險管理體制,都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機構,負責城市風險管理的全過程。因此,建立一個富有權威的、統一的指揮中心,在風險管理過程中進行綜合的、全方位的領導,從而有效地協調政府各部門、各地方的行動就非常關鍵。為了在風險發生后,有效協調各機構之間的行動,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都形成了有效的指揮系統。設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是政府進行風險管理的依托和組織保證。如美國設立了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日本在內閣增加安全保障會議的職能;俄羅斯設立了聯邦安全會議和緊急事務部。而我國的風險管理模式是在風險發生后,成立風險工作組來應對風險,還沒有一個獨立的和常設的風險管理中心,因此不能保證城市風險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因此本文認為只有成立常設的風險管理中心,才能將城市政府的風險管理納入到科學、規范、有序的軌道。 
      
      (5)建立完善的風險預警與反應體系  由于風險的突發性和不確定性,城市風險管理應該加強風險預警體系與風險反應機制的建立。科學的規劃、完備的資源、反復的演習和專業的訓練,都是城市管理者有效應對風險必備的條件和要素。城市管理者和相關社會組織只有在充分準備的前提下,才能危而不亂,臨陣有序,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風險造成的損失,最快地化解風險。在風險的反應體系中應該明確風險的性質和等級,建立分級風險應對系統;其次是要成立應急指揮中心或指揮部,迅速指揮調動各方面力量和資源,投入風險處理之中;另外還要根據風險發生的實際情況,迅速啟動相應的應急預案,調動應急力量應對風險。 
      
      結論 
      
      通過對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風險研究可知,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同時也面臨著許多風險。文章從經濟、社會、生態、政治等幾個方面分析快速城市化的風險,并提出了幾點建議,但是在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還未提出準確有效的解決風險的方法,同時這些風險也不是個人所能控制和避免的,需要靠政府和整個社會共同防范和控制。文本中從城市化的規模控制到課持續發展理念的強化,來加強對快速城市化的風險管理,實現城市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金鵬.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邊緣區發展研究[D]. 西北大學, 2011. 
      [2]陳立俊. 中國城市化發展現狀的探析與思考[J ] . 經濟論壇,2008 (11). 
      [3]國家發展改革委課題組.中國城鎮化的進展問題和政策選擇[J].中國經貿導刊,2004(10).
      [4]劉曉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發展道路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06. 
      [5]朱寶樹. 中國城市化:從控制中發展到發展中控制[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01).  
      [6] 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 中國的快速城市化:收益、挑戰與戰略:評中國城市化[J ] . 世界環境,2008 (4).  
      [7] 孫巧燕,楊曉芳,朱偉剛. 快速城市化地區干道面臨問題及對策研究[J]. 城市道橋與防洪,    2008,(03).   
      [8]陳珍珍. 快速城市化地區城鎮新區空間發展研究[D]. 蘇州科技學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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