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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農民工在角色轉換過程中面臨的困境

    時間:2014-09-28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6281字
    論文摘要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以來,大量農民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在地理位置上,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 在身份上,從農民成為農民工。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農民工數量逐年增加并維持在一定數量水平上,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力量之一。如今,出生于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的農民工作為一個現實的群體正大量地流入城市,并且成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或“第二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到工人的角色轉換,也是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其城市社會適應面臨巨大的挑戰。群體成員以“80 后”、“90 后”為主體,大多缺乏務農經歷; 相比一代農民工,文化水平較高,普遍具有初中及以上學歷; 模仿學習能力強,能較容易地掌握工作技能; 喜愛城市并樂于接受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以上群體特征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有強烈的融入意愿和更強的城市適應能力,但不能說明他們就能很快地適應城市。他們工作耐受力低,不愿承擔重體力低薪資的勞動,但因文化水平和技術的限制,又無法勝任要求更高的工作; 生活工作中也面臨著諸如基本生活條件差、就業難、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因此,新生代農民工所面臨的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解決他們的適應障礙也是國家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運用社會角色理論,以 20位新生代農民工的訪談資料和實地觀察為基礎,從角色理論視角解釋新生代農民工如何通過角色扮演實現角色轉換并進行角色互動以適應城市,深入探討新生代農民工在角色轉換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本文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年齡 16 周歲以上,28 周歲以下外出務工一年以上的農村流動人口。

      1 新生代農民工的角色扮演

      農村和城市是兩個差異很大的社會形態。農村中生活的人們有很強的同質性,其背景相同、經歷相似,有共同的語言、信念、價值觀及行為方式,表現出一種有機的統一。現代化工業城市則是大量背景、行為迥異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種新型社會關系。個人主義盛行,人們之間的交往主要是出于經濟利益的交換,注重以手段達到某種目的,功利性很強,本質是一種理智的算計。新生代農民工之前對城市都有所了解或接觸,但真正置身于城市時,大城市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圖像變化多端、對比鮮明而強烈,對人的感官進而心理造成了大量的“刺激”。他們采取措施應對全新生活環境和角色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規范要求造成的“不適”感,最終達到角色轉換和適應城市的目的。
      
      1. 1 角色轉換

      1. 1. 1 職業社會化

      城市適應分為經濟適應、文化適應和心理適應三個層次,新生代農民工首先通過工作實現經濟適應。他們多是離開學校就直接進入城市,務工經歷是其繼續社會化的過程,是另一種形式的“成人禮”。他們在工作過程中學習并掌握生存技能、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獲得經濟和人格的獨立。與此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及自身發展逐漸有了清晰認識和明確定位。第一,他們不滿足于“有錢賺就行”,追求有發展前景的工作。大多強調他們不愿從事建筑業,原因在于它主要以體力活為主,沒前途。第二,重視文憑和技術的重要性。新生代農民工重視積累人力資本,不少人表示他們能熟練地使用電腦,掌握文檔處理等基本的電腦知識,有的還通過自考、函授等方式獲得了大專文憑。第三,對未來有較清晰的職業規劃和明確的職業目標。對新角色的領悟程度反映了對角色實踐程度,正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中越來越明確工作的責任和規則,他們才能更加適應新角色。

      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中不僅越來越職業化,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和嚴密的工廠組織管理體系也使其培養起了諸如競爭意識、紀律意識和契約意識等現代觀念,并內化于自己的價值觀中。這標志著新生代農民工掌握城市規則和現代性的獲得,對其城市適應有著重要意義。

      1. 1. 2 前臺表現

      角色表演最重要的是“前臺”表演,前臺包括舞臺設置、多種表達工具( 情感、能量和其他表達能力) 、表現( 告訴他人個體的社會位置和地位以及個體在社會、工作或娛樂活動中的“禮儀情態”的符號) 以及風格( 告知他人個體所愿扮演角色的符號)等原則。角色直接的表現是其儀表和風度,它是角色內在品質的體現,在角色表現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服飾打扮則是個人儀表風度的重要體現,就如同演員利用戲服來表現角色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將穿著打扮看作個人外在的身份標簽,憑借外在穿著就能容易地區分“城里人”和“鄉下人”。新生代農民工認為生活在城市就必須打扮得像“城里人”,這被學者稱為“身體城市化”。他們以城市人為參照群體,揣摩城里人的審美標準并模仿其穿著打扮。他們討厭缺乏個性的工作服,女生偏愛高跟鞋和裙子,有的甚至學會了化妝,男生則更加注重發型和鞋子。并且,他們在意體型變化,認為敦實的身形是農村人或者體力勞動者的標志,城里人喜歡苗條纖瘦的身材。新生代農民工適應城市是一個由表及里的過程,他們注重外在形象的裝飾,通過外表塑造城市人的姿態。一方面,這有助于他們增加外貌資本,符合表演要求,提升表演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借此掩蓋身份,獲得城里人的認同,更好地適應城市。

      1. 1. 3 表演語言

      語言是溝通的重要媒介和符號,也是傳達個人形象的重要載體。社會世界和個體被語言實踐不斷建構,語言是建構的積極媒介,具有行動的力量。語言分為后臺語言和表演語言,表演語言是和觀眾互動的語言。普通話和打工地的當地方言是新生代農民工推崇的表演語言。筆者一次在火車上遇到一對約莫十八九歲在蘇州打工的姐弟,開始都使用普通話聊天,后來發現我們是老鄉,于是我改用方言,但他們依然使用普通話,彼此交談時則是使用方言,甚至也用普通話。像這對姐弟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習慣使用普通話,模仿能力強的甚至學會了當地方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為了工作和交流的方便。新生代農民工從事服務行業居多,工作生活中都要和當地人打交道,使用普通話或者方言便于溝通順暢; 第二,避免上當受騙。老一代的農民工告訴他們的經驗是城里人狡詐,欺負農村人。所以使用普通話或者當地方言可以遮掩身份,防止被人欺負; 第三,他們認為語言是幫助自己融入城市的重要工具。語言和穿著一樣具有標識作用,普通話是文化和身份的象征,使用普通話意味著被城里人接納的可能性越大。

      新生代農民工使用表演語言的另一個表現是敬語的使用。城里人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眼中是有素質的代表,這種素質表現為注重禮貌,講究衛生,重視秩序和規則等,有別于農村人的散漫、隨便和邋遢,也和他們以往在書本上學到的“素質”的表現契合。通過觀察,筆者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公共場合使用“謝謝”、“不客氣”、“請”“麻煩”等一類敬語的頻率很高,同時說話時有意放輕聲調和注意語氣。當談到隨地吐痰、大吵大嚷等一類不文明行為時,他們表現出輕蔑的態度,認為是很丟臉的表現。普通話是新生代農民工為適應城市而利用的語言工具,敬語的使用則表明他們對城市文化的認可和內化,是他們適應城市的重要一步。

      “個體角色執行的適當性極大地影響了角色、相伴隨的特權以及互補行為被承認的程度。當個體進行可見的、口頭的互動時,他們傾向于利用姿態來表演節目,這種演出的成功有賴于連貫一致的展現前臺現象,融匯并展示一般文化價值以及浸透某一情景。

      ”新生代農民工通過服裝和語言策略控制自己的前臺表演,展示他們為適應城市所作的努力,并且表明自己對城市規則的習得和內化。

      1. 2 城市中的角色互動

      人們通過社會互動,能動地創造社會現實的過程,表達了我們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來建造社會世界的理念。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互動是研究其城市適應的重要內容,可以將其分為三大類型。

      1. 2. 1 與內群體的互動

      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最初建立的是以血緣、姻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初級交往圈,即“內群體”。內群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起著關鍵的作用。

      一方面,它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領路人”。一代農民工向新生代農民工傳遞最直觀的城市印象,開啟了他們對城市的美好想象和向往。新生代農民工通常是投奔在外打工的父母、親戚或者老鄉,并向他們模仿學習城市生活的經驗。另一方面,它是新生代農民工最初建立的城市社會關系網的核心,是他們初到城市時最信任的群體。調查發現,20 位受訪者的第一份工作均是打工所在地的熟人介紹。

      當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遇到棘手問題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們首先是向內群體尋求幫助。“表演要求表演者必須嚴格保持內群體和外群體的區分,內群體被看做是他們表演的‘后臺’,只有后臺與前臺表現趨于一致才能成功地扮演角色。一個人的地位金字塔越高,能與之親密交往的人就越少,在后臺待的時間就越少,這就越有可能要求他既得體又禮貌。”表演者要嚴格控制好前臺和后臺的表現,使兩者保持距離。內群體給初來乍到的新生代農民工極大的支持,但在內群體中易于保持原有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失去了轉變角色的動力,不利于其角色轉變。社會關系復雜的城市要求他們必須淡化傳統鄉村社會倫理導向和差序原則,適應和掌握現代都市社會的契約導向和普遍主義原則。新生代農民工將內群體看作是他們與農村保持聯系的紐帶,是適應城市的阻礙和束縛。只有割斷這種聯系,才能真正意義上的擺脫農民身份。

      1. 2. 2 與同事的互動

      同事是建立在業緣基礎上的互動關系,業緣關系的建立標志著新生代農民工的交往圈擴大,適應城市的程度加深。在某一環境中,個體排演節目的同時,也在接受他人的演出,他們會傾向于發展共同的情景定義。當共同的情景定義出現后,互動就會變得更為容易。新生代農民工多是進入工廠工作。調查中,他們表示喜歡這種工作方式,原因在于工資穩定、生活規律,最主要的是可以多認識一些朋友。在此,本文將“朋友”定義為與表演者有共同興趣并對其工作生活有幫助的一群人,是表演者的可利用的人際資源。與一代農民工的短期交往不同,新生代農民工與同事趨于建立長期聯系,并將其發展為自身可控制的資源。手頭掌握的資源越多,在舞臺上的表演也越趨于主動,這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扎根。

      1. 2. 3 與城里人的互動

      “城里人”是在城市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的表演者,是新生代農民工表演模仿和參考的目標; 同時也是他們的“觀眾”,其態度對新生代農民工適應城市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和城里人的互動是適應城市的重要內容。和第一代農民工的敵視態度不同,新生代農民工欣賞城里人,將和城里人“交朋友”視為可炫耀的資本。但新生代農民工和城里人的交往仍然是短暫且表面的,建立長期穩定聯系的幾率很低。一般來說,只有以下三種可能: 一是和當地人聯姻; 二是在當地購置房產定居; 三是因為某些特殊原因( 比如對城里人有所幫助) 。而在社會互動中,人們總是先要了解對方即他人的角色,在互動中識別、理解、揣度他人在角色行為中隱含的意義,想象互動對方是如何理解同自己的交往與互動的,然后才能恰當地扮演好自己所擔當的角色。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人的互動時間短,且城市人處于互動的強勢地位,這種互動的不對稱使雙方認知偏差,不利于雙方關系的發展。

      2 新生代農民工適應城市的角色困境

      由于主客觀原因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角色轉換和城市適應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2. 1 先賦角色和自致角色的沖突

      社會角色按獲得角色的方式分為先賦角色與自致角色。先賦角色是建立在血緣、遺傳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礎上的社會角色; 自致角色主要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與努力而獲得的社會角色。在農村,孩子們被預先設想為可能的和在有些正常的情況下是肯定的、未來的主人,即設想為“他們自己的繼承人”,是滕尼斯所稱的“天然的或確立的財產繼承人”。他們從出生就被父輩當作土地的繼承人來對待,充分享受財產繼承的優先權。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民也在追求角色的轉變,求學、進城務工經商以及與城里人聯姻成為農民轉換角色的三大渠道。

      新生代農民工獲得新角色不能說明角色轉換的徹底完成,角色間的沖突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一方面,角色間的沖突使表演者對現角色的扮演模糊不清。初到城市,他們不斷將城市和農村對比,將新角色和舊角色對比,然后將農村的生活經驗“篩選”并復制到城市生活中。但農村和城市間的巨大反差使其發現已有的生活經驗無法應付現在的角色扮演,便出現了“不適”的反應。另一方面,農民身份很大程度上困擾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新生代農民工起初將大城市定義為忽略出身背景的“舞臺”。他們在城市中可以憑借努力擺脫先賦角色,獲得市民身份。事實上,他們在城市中也很難擺脫“農民”的標簽,新生代農民工在受訪中頻繁地使用“如果”的條件或者假設句式,“如果我有錢”、“如果我家不是在農村的話,我會”等一類句子在訪談中頻繁出現。顯然,新生代農民工意識到了出身、背景和資源在大城市中的重要性,而“農民”身份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上升的可能,他們必須付出比城里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相同的財富、地位和聲望。

      “某一特定表演者過去的生活和目前的活動范圍,至少典型地包含了一些這樣的事實,即: 如果這些事實在表演過程中被暴露出來,就會破壞或者至少是削弱表演者正試圖作為其情景定義一部分表現的自我”。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生活采取“失憶”的態度,借此割斷與農民身份的聯系。調查中,談及家鄉時,他們不愿過多提及或者用“老家”輕描淡寫略過,甚至有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老家已經沒有印象。

      2. 2 身份認同困境

      身份認同包括他人認同和自我認同的統一以及職業和社會身份的統一,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面臨的身份認同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自我認同和他人認同的不對稱,這主要表現在新生代農民工和市民對“農民工”的認知差異上。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在工廠中除簽訂的合同不一樣以外,其他方面和正式工人無異。筆者聽到最多的是這樣的自我描述———“如果我不說,別人都看不出我是農村的”,“經常有人以為我是大學生”。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自我定義為“有單位的人”或者是“城里人”,自我認同度較高。但筆者在城市街頭的隨訪中發現,市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定義則完全不同,他們使用“邋遢”、“流浪者”、“沒素質”、“小混混”等詞描述新生代農民工,甚至將其視為搶奪“飯碗”的競爭者。

      第二,職業身份和社會身份的分離。本質上講,新生代農民工的角色認同是其所從事的職業和實際身份統一的過程。然而,農民工的職業身份被定義為產業工人,但實際社會身份依然是農民,這種身份的分裂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表現地尤為明顯。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化主要場所是在城市,農村生活經歷是短暫和不深刻的。甚至對于有流動兒童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他們的身上完全看不到農民的痕跡; 新生代農民工的平等意識、權力意識、法律意識以及實現自我價值等意識強烈,希望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城市管理。新生代農民工將離開農村視為告別農民身份的儀式,進城工作則意味著市民身份的獲得。但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結構因素的存在,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很難真正適應城市。

      3 結論與討論

      研究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軌跡是模仿到內化的過程。在工作中,他們通過模仿和學習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奠定城市適應的經濟基礎; 在生活中,通過模仿城市人的穿著打扮、言談舉止以及和城市中不同的角色互動,奠定角色扮演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實現對城市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城市文化從認知到認同的過程,從而轉變角色以適應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單從本文的角度并不能全面地概括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為角色轉換和適應城市所做的努力,也看到了新生代農民工在適應城市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但是,與鄉土性的決裂過程不意味著他們就獲得了完全的現代性,獲得部分現代性特征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完全適應、融入城市。他們依然面臨著角色認同危機、角色轉換困境等問題。因此,如何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角色轉換,解決其在城市適應中面臨的各項問題,需要學術界的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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