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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對空間不平衡的塑造

    時間:2014-07-08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7918字
    論文摘要

      如果沒有內在的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不平衡地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資本很早以前就不能發揮其政治經濟系統的功能了。
                                                            ---大衛·哈維
      
       引言
      
      “城市化和空間的生產是交織在一起的”,雖然空間生產理論并非只著重于城市問題,但城市( 化)問題在其中處于核心地位( 哈維,2006) .正因如此,用空間生產理論來論述分析城市( 化) 發展成為空間生產理論的重點,研究城市、城市化問題和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文獻迅速增長,在國際和國內都形成了一套以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生產理論為指導的空間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范式。但是,由于空間生產理論源于哲學層面的思考,內容豐富,體系龐雜,理論著作中也往往包含了大量哲學、社會學等其他問題論述,使得該理論雖然經由眾多研究學者的拓展和充實,但在實踐的分析運用上仍然較難操作.不同的是,地理學家哈維,已經將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所引起的城市化、全球化等有關空間問題進行了實證,巴黎、巴爾的摩、圣心大教堂等城市和建筑都成為他批判研究的實踐對象,與其他理論研究學者不同,哈維和其追隨者①更多關注空間中實踐問題的理解.其中關于資本積累的不平衡發展理論更是作為其經典代表理論用于解釋城市的士紳化、更新改造和新自由主義發展傾向等。它不僅是馬克思理論中用來解釋資本創造利潤本質的經典論述,更揭示了當代空間生產的源動力。

      在國內學界,資本的不平衡發展則是空間生產理論中較少涉及的一個視角,雖然在諸多綜述中有其簡影,但很少詳細描述及論證其理論的適用性。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資本作為其中的重要推動力功不可沒,因此文章將選取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特有產物城中村作為研究對象,從資本的不平衡發展角度分析它是怎樣由一個傳統的農村住區一步步被資本改造成為城中村和最終成為中產階層社區,資本在其中是如何發揮作用以制造出不平衡的空間供其繼續生產,以期透視我國城市化發展中資本不平衡所具有的特殊屬性,檢驗和反饋既有理論,同時也為城中村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1 資本的不平衡發展
      
      1. 1 馬克思對資本不平衡發展的闡述
      馬克思指出不平等交換、不平衡發展以及人口在占有生產資料上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的歷史前提。資本主義制度是通過原始積累確立起來的,這種原始積累同時發生在國內和國際兩種不平衡的規模上,在國際上通過商業資本主義的不平衡交換暴力掠奪等手段攫取了資本的第一桶金;在國內通過動員暴力、國家權力、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手段形成階級間的不平等; 以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衡來剝奪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這些都成為資本主義確立的歷史性條件。

      其次,從資本生產的角度看來,利潤是每個個體資本家生產的基本動機。正是利用資源、勞動力、以及生產技術等在不同的地區、部門和行業之間存在著先進和落后、發達與不發達、高生產率與低生產率之分,這即是一種資本的不平衡發展。如果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都處于同一水平,整個生產方式都處在一種同質性時空中就不存在利潤了。換言之,同質性和平均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馬克思由此指出了資本主義的自我再生產是一個不平衡發展的等級結構。

      1. 2 從外部的地理擴張到空間的內部分化
      哈維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確立了資本積累和社會時空構造過程是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不平衡地理發展,創建了“資本積累的三種循環回路”( 圖 1) ,資本投資經歷工業-城市建成空間-城市福利( 教育醫療等) 的過程和歷史性發展,三種循環回路成為資本積累和擺脫危機的規律性運動軌跡。他指出,在回路中工業資本的主要空間生產行為是地理空間擴張,如殖民地的開發。此時的城市,是以自然資源條件差異或占有物質生產資料差異為區分的地理空間生產,可以說傳統的城市空間生產是建立在自然區位不同基礎上: 煤炭鋼鐵城市在煤鐵原料地、城鎮在港口。但到 19 世紀晚期,特別是資本由工業領域進入城市空間( 空間生產初始) ,資本已經表現出在地理空間,以及在空間體系內部等各種規模上同時發生。其實現積累首要手段不再是通過地理空間擴張,而是全球空間的內部分化,通過空間生產出來的更大范圍的差異化絕對空間來實現的.這種空間的內部分化包括通過市場選擇在地理景觀中植入形形色色的階級、性別、種族等社會劃分來創造內部不平衡性。由此,不平衡的空間發展已經包含了橫向的地理環境不平衡和縱向的生產關系,即人群的分層,從生產關系內部主動尋求不平衡以實現資本積累的前提要件。【圖1】
    論文摘要
      
      1. 3 城鄉的不平衡發展
      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考察了城鄉的不平衡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形塑了現代城市的空間樣態,摧毀了農村的傳統生產關系,改變了農村的地理面貌,形成農村對城市的依附,最終導致包括資本、人口、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方面的城鄉對立和分離。列斐伏爾在 20 世紀 60 年代強調資本主義城市的內部殖民也是指類似的問題: 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農村日益城市化使得城鄉分離的社會基礎逐步瓦解,造成農業的生產方式及其性質日趨具有工業生產特征,工業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地理面貌和使農業在地理上被消滅,然而城市依然維持一種不平衡結構( 我國的城中村是典型表現形式之一) .傳統社會的城鄉分離已經轉變為具有新的不平衡發展特征的城鄉分離和城市內部不平衡的制造,即城鄉地理和物質空間的不平衡轉向為以勞動力結構的不平衡制造.資本生產在地理上和人口上同時必須生產出異質性和不平衡以維持資本的幸存。

      就中國而言,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已經到了一個極致,世界的城鄉收入差距為 1. 5 倍,我國為 3. 3 倍,位列世界第一②.因此我國的城市空間生產積累是建立在城鄉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基礎上。在高度壓縮的城市化③背景下,我國城市化是以嚴重的城鄉發展不平衡,和對農村的資源掠奪而實現的。從原有的掠奪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轉化為以社會勞動結構分工為基礎的社會空間剝奪。這也是城中村中的農民以及外來務工人員即使從農業農村解脫出來,但依然無法成為“城市人”的原因。在城中村,資本生產似乎在地理環境的異質性和內部不平衡層面找到了最佳的契合點: 城中村的發展既包含了與外圍城市空間的橫向地理差異,又包含以勞動分工不平衡為劃分的內部人群分層( 市民和村民,村民和外來人口等) ,同時又交織了土地資源、制度差異等異質于城市空間的準則。其復雜和多元共存的空間狀態是資本不平衡發展的最好詮釋。下文將以南京市江東村為例,從資本的空間不平衡發展理論說明城中村不再僅僅是單純的城市化發展產物,其本質是為了制造發展的不平衡來維系資本生產的空間。

      2 南京市江東村的空間生產過程
      
      2. 1 傳統村落到工業村落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前,江東村本是屬于南京市郊區雨花區的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村,1992 年改為江東鎮,全鎮被分成了 13 個生產隊,后又改為 13個村民小組,村民以農業為生。根據訪談,江東村開始出現了外來人口是在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多數是南京市域范圍江北地區以及溧水、高淳縣的打工人員,以做小生意和小買賣為主,也是在這一時期,多數的當地村民住宅進行了修整或翻蓋。

      自1995 年起,江東村部分村民的土地開始被大量征用,用來開辦小型的私人企業和區屬企業,主要是涂料廠、制鋁廠、毛紡廠等。政府對失去農地的農民實行了“征地帶資進廠”、“征地帶人進城就業”④的就業安置方式,按照土地征用數量不同,每戶江東村農民家庭有 1 -2 人進入工廠成為產業工人。其中,少數就業于南京市屬國有企業,大多數就業于區屬企業。因“征地進廠”的政策,就業于工廠的農民戶口進入工廠,轉變為城市戶口,但是依舊擁有集體土地制上的農村住房。這一時期江東村的村落物質空間由農業空間轉變為工業生產空間; 從以勞動分工來衡量,村民在“征地進廠”后,農民身份轉變為工人身份,傳統村落走向了工業村落( 表1) .【表1】
    論文摘要
      
      2. 2 工業村落到城中村
      在 2000 年前后,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使得大批“征地進廠”的江東村村民成為了首批離崗待業或下崗人員。但是城市發展似乎無意拋棄這個小村落。南京市于 2001 年提出“一城三區”的空間發展布局⑤,將當時秦淮河以西的大面積農村地區納入主城的發展范圍,包括江東村。對于河西新城區,南京市的定位為“古都金陵看老城,現代化新城看河西”.顯然從一開始,河西新城就被定位為現代化新南京的標志區,試圖將一片農村的河西地區通過“跨越式”發展成為現代新城。

      在 2002 年南京市被確立為第十屆城市運動會( 下稱“十運會”) 的主辦城市,河西新城遠離城市建成區并且地塊完整,因此成為首選。市政府有意借“十運會”集中資金,短時間內完成河西新城的建設,將河西新城建設成為新一輪經濟發展增長點。伴隨著道路、地鐵等基礎設施建設,五洲裝飾城、金盛家居、沃爾瑪以及萬達廣場等商業設施的引入,周圍環境的“跨越”發展使江東村成為典型的城中村。這一時期的外來人口成倍數增長,與本地村民比約為 5∶ 1,并且蘇北、安徽、湖南、四川的外來人口超過南京市域范圍內的其他外來人口。無論是村中待業的下崗工人還是村民成為以住房出租為生的房東,村民成為受益者。

      2. 3 即將終結的城中村
      “十運會”之后,南京提出了對繞城公路內 71個城中村進行更新改造的行動計劃( 表 2) .2007年,江東村周邊陸續興起的中產階層社區和商務CBD 的建成,河西新城已經成為南京現代化城區的標志,江東村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市政府有意出讓這一地區的城中村土地進行商業及住宅開發。【表2】
    論文摘要

      于是市政府將原屬于建鄴區興隆街道辦事處江東村整體劃歸鼓樓區江東街道辦事處管理,并于 2008年底,將劃并的 40hm2江東村合并原鼓樓區的清江村土地出讓給了蘇寧集團建設國際型社區和商業服務業配套。此時,江東村的絕大多數村民早已遷出,僅偶爾回村收房租,城中村已經完全演變為外來人口的居住地。
      
      3 資本對空間不平衡的塑造
      
      3. 1 資本對空間的選擇: 最易流入的地區
      南京市借“十運會”的城市建設作為刺激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舉措與 1998 年金融危機后的經濟低迷關系密切。哈維在 20 世紀 80 年代指出資本生產與空間和城市發展相互依賴,城市房地產等空間危機和金融危機互為條件。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空間修補,即資本積累中遭遇的金融危機或過度積累等問題通過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和全球范圍的資本轉移,使得資本積累不致中斷。但是為了維持和保證基本運行,最容易和最廉價的空間必然成為資本流動和投資的首要選擇。從“十運會”選址開始,相對于內城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去摧毀來講,資本的易流入性決定了還是一片農地的江東村附近的河西新城成為最佳投資地。

      然而,資本的不斷流入,讓流入地與周邊形成此起彼伏的環境差距。先是由于農地相較于住宅用地更易入,于是江東村的農地被征用于工業生產; 而后周邊農業地區成為“十運會”建設首選; 后是由于周邊環境的“跨越發展”導致江東村村民住宅和工業時代建造的廠房轉而成為資本改造的對象,江東村與周邊地區之間不斷被資本塑造的不平衡空間關系反映出的是資本不斷尋找最易流入地區的本性。由此造成了地區內此起彼伏的地理景觀,其 本 質 是 資 本 呈 現 的 創 造 性 破 壞 過 程( Harvey,1978) ,即在某一特定時刻建設適宜于生產的空間,在城市發展出現轉向之時,又值得破壞。

      在人造環境中,資本不斷制造時間上和地理上不平衡的潮起潮落。

      3. 2 資本的界限: 調整的行政區劃與資本的自我劃界
      江東村不斷被調整的行政區劃是資本打破邊界限制又重新進行自我劃界的過程。原屬于雨花區的江東村,先是在工業生產時代分別劃為鼓樓區江東街道和建鄴區江東村。2003 年在建鄴區江東村土地上割出“萬達廣場”,2007 年后為了更好地迎合資本對空間的需要,又將建鄴區剩余的江東村土地連同鼓樓區江東街道的清江村并入鼓樓區,并將其出讓給蘇寧集團建設蘇寧睿城 .【圖2.圖3】
    論文摘要

      
      在空間生產的過程中,資本首先打破因為行政區劃而造成的界限障礙( 江東村由兩區分別管轄到劃歸鼓樓區管轄) ,然后又給自己設立了以不同資本屬性為標準的空間界限( 蘇寧、萬達各自的用地邊界) ,以此昭示與外界的隔離,使得城市的空間破碎化、私有化并產生排斥性。但是,這種空間的斷裂性是不穩定的,它會隨著空間不斷被“創造性破壞”而可能發生轉變。在規劃中,蘇寧將在“萬達廣場”旁邊繼續建立為中產階層服務的國際社區和商業空間“蘇寧廣場”,從而將分屬鼓樓區和建鄴區的蘇寧、萬達兩個原本被不同行政邊界和不同資本劃分的界限,因為服務對象和商業空間的一致性而變得模糊,空間的固有界限隨時都有可能在資本的空間生產和流動中而崩潰.

      3. 3 資本對社會關系不平衡的制造【圖4】
    論文摘要
      3. 3. 1 村民社會關系: 被制造出的核心-邊緣結構
      江東村由傳統村落向工業村落轉變時,當地村民的土地資源作為工業的生產資料被征用,就將村民與原本屬于其的農業土地資料相分離,同時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生產關系,將村民的農民身份轉變成為產業工人以適應新的工業生產方式的需要。然而他們在國有企業中同樣因為“知識”和“身份”的差異而被分層,被稱為“農民工勞動合同”或是“國有企業的非正式員工( 集體工) ”,往往勞動相同工資待遇卻不同。這正是根據資本積累的需要,在勞動力分工中制造出的核心-邊緣的不平衡結構,他們成為勞動力結構中的邊緣。于是在新一輪資本積累危機來臨之際,即國有企業改制的大潮中首當其沖,成為了第一批被削減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被削減卻不是按照勞動力質量來的,而是依據資本生產利潤的需要創造的社會不平衡.但這一時期由于城市空間并沒有成為生產的資料,使得住房即空間的生產資料性并不明顯,村民并沒有以對住房空間的占有而獲得多少利潤 .當空間生產成為城市發展的主題,住房商品化使住房空間成為一種生產資料,村民們重新獲得生產資料住房,并將其投入到空間創造價值的生產當中,租住給在勞動力結構中更為邊緣的外來人口直至再次拆遷安置,不平衡的社會關系不斷因資本積累的需要而被改造。

      3. 3. 2 外來農村剩余勞動力: 新的邊緣人群
      外來人口進入江東村是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的,他們成為了城市中新的邊緣人群。江東村中大量安徽( 淮安、阜陽為主) 和蘇北( 江陰為主) 的外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的服務行業,依靠同鄉關系和朋友介紹而居住工作在此。通過社會關系空間獲得對城市空間生產的介入。他們的就業無法通過正規渠道來實現,絕大部分都在城市中從事“非正規”的行業: 保潔、保安、服務員、裝修工等,并且大多沒有勞動合同,一直以來缺少必要的福利、養老、保險等就業制度。相比較城中村的外來人口,本地村民作為工業剩余勞動力重新獲得生產資料轉變為住宅生產資料的擁有者,不愿再從事城市低端勞動力,而城市的空間生產更多是通過外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補給。外來人口成為新的邊緣人群,這使得空間生產對社會勞動力的盤剝總是可以得到最大利潤。

      3. 3. 3 新社會空間的誕生: 重塑的邊界
      新的空間生產,也就生產了新的社會關系.寬闊大道、購物廣場等標志性的建筑,它們一旦被生產出來,就立即重新塑造了新的階層區分和新的社會關聯。江東村最終將由蘇寧集團更新成為中產階層社區和為中產階層服務的商業綜合體,建立在地緣、親緣關系上的村民和外來人口分化解體,入主的“中產階層”其實是以其經濟價值所命名的空間改造的產物,經濟利益共同體取代了地緣、親緣聯系的紐帶,也塑造了空間的界限。土地利用類型的不同被印刻的是投資、階層和社會關系的差異( Smith,2008) ,空間的不平衡發展最終呈現出基于社會勞動力結構差異的空間分化。

      4 中國城市資本不平衡發展的特有屬性
      
      在中國,城中村發展的復雜性和內部的多樣性使其成為獨立于傳統農村和城市二元結構之間的,并與之并存的“第三空間”.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一個由血緣、親緣、地緣、宗族、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深層社會網絡聯結的城中村社會,在外來人口日漸增多的情況下發生裂變,成為村民、外來人口和城市居民( 部分大學生和城市拆遷的租住居民) 的混合住區,它不僅充滿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交流、沖突、融合而且伴隨著環境巨變帶來的社會變化。里面既包含外來人口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有城中村居民既想融入城市又想保存現有居住狀態的愿望,并存形成各類亞群體的空間。城中村所形成的差異結構,即城中村與外部環境、城中村自身內部的人群分層并非是單純的城市化自發展,它本身是資本城市空間布展的向外擴散,通過不斷制造、生產差異以實現積累的手段。換句話話說,即使是全球都實現城市化,資本也會在城市內部重新制造差異以獲得自身發展的條件,這正是依照資本不平衡發展規則的創造。城中村內部無論是外來人口還是本地村民,從勞動的社會分工來講,他們儼然已是非農業人口。然而,身份的差異、制度的差異、社會生產關系的差異、勞動分工的再組織等社會關系使得他們分異于“城市人”.

      而城中村的現實狀況與中國兩個特色要素密切相關,也構成了中國資本空間生產的特有屬性:

      一是在城市化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大量而充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地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在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的狀況下不斷緩解城市結構性失業,外來人口彌補了本地村民的勞動力缺口,增加的就業人口迫使對勞動力價值分配和福利分配等再分配體系趨緩,使得資本總是可以盤剝到最大利潤,這也成為中國城市資本生產價值利潤創造的優勢。

      二是全球資本和行政制度的共同推動。城市空間的商品化,促使空間被劃分為各個碎塊,并且通過預期的房地產市場進行塊狀賣出造成空間的割裂和碎化.但是,與以往計劃經濟時代土地分塊劃撥所不同的是,城市空間的生產不再是行政權力駕馭經濟權力,而是行政權力合并經濟權力,為了迎合資本市場的需要,通過行政權力對空間進行調整,愈發促進了資本利用城市內部經濟形式的差異、社會勞動力結構的不平衡進行生產積累,行政制度成為資本生產的助推器。

      5 結論與討論
      
      “城市空間的本質是一種人造建成環境( builtenvironment) ,城市人造環境的生產和創建過程是資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結果,是資本依照本身的發展需要創建的一種適應其生產目的的人文物質景觀后果”.哈維指出,現代資本則把不斷突破空間壁壘、征服和占有空間作為實現價值增值的重要方式和克服內在積累危機的重要途徑。資本正是不斷通過對空間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才將各種危機擺脫掉。但是資本的空間生產又是具有矛盾性的: 一是利用空間的差異性,二試圖通過生產改造讓這種差異性變得均質、平滑.表面看來,資本貌似創造了均質、均勻的空間,而其內在是深深的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和不平衡。資本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過程中,印刻不僅僅是以 CBD 和商業綜合體為標志的均質彌漫、裹脅的創富浪潮,在城中村中居住的低收入邊緣勞動力人群,如打字員、清潔工、速遞工、高檔設施的服務員,他們似乎是被排斥在資本空間生產的價值光芒之外,卻恰恰是早已置身其中,這正是資本積累的嚴酷現實和創造的極端不平衡。為了發揮其政治經濟系統功能,資本將繼續不斷尋求各種內在的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不平衡地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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