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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社會學學科建設的困境分析

    時間:2014-07-01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895字
    論文摘要

      城市社會學誕生于工業社會快速城市化所產生的各種問題。 城市進入社會學研究者的視野,是因為城市是工業社會運行的主要載體, 亦是社會矛盾和問題最為突出的地方。 那么在現實中,城市是否是社會的典型體現? 我們通過城市可否把握社會? 如果可以通過研究城市揭示社會的運作過程, 這是否意味著研究城市社會就是構建社會理論的核心?
      這同時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城市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一個二級學科, 必須確定城市生活所特有的社會關系或社會過程,以區別開社會學的研究,而城市社會的專屬性是否存在? 城市與社會的關系是城市社會學建立和發展的核心問題, 以此為切入點分析城市社會學的興起與困境, 將使我們從根源層次認識城市社會學科學的建設和發展。

      一、 工業社會“城市化”引發城市社會學的興起

      工業革命促使商品的制造方式、 制造地點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城市里的工廠、倉庫、商店、辦公室、交通網絡、大型勞動力市場和消費者市場等成為工業經濟的基礎。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推動了城市的快速增長, 也帶來了整個歐洲社會的擴展性重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了擺脫封建農奴制和中世紀行會限制的在城鎮中建立新興工業。 城市行會和社團的發展壯大破壞了家庭或宗族權威的延續。 在這些城市行會和社團中,個人是作為法律和政治組織單位的成員, 從而成為被賦予法律權力和義務的公民。
      古典社會學家們敏銳地意識到這種自 17 世紀以來社會階級結構、社會生活與社會秩序劇變與城市的關系。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馬克思指出,城市是資本主義生產必須的資本和勞動力聚集地。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將社會生活組織形式劃分為“禮俗社會”的鄉村和“法理社會”
      的城市,禮俗社會(鄉村)是個有機的整體,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法理社會(城市)是機械的集合體,其基礎是物品的交易和個人利益。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認為,城市化引發的單位空間人口的增長促使勞動分工細化,功能分化使異質性的成員相互合作、相互依賴產生了有機團結。 這也是城市社會區別于農村社會的重要特征。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指出, 城市中的貨幣經濟和勞動分工使城市人冷漠、工于算計。 雖然他們的研究未將現代城市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理論聯系起來,但卻使人們注意到城市在研究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到 19 世紀,城市化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重要特征。 19世紀 40 年代,美國從貿易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大量移民涌入美國。 1840 年,芝加哥還是個僅有四千多人的小鎮,1930 年人口就超過了三百萬。 城市人口的劇增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并帶來嚴重的城市社會問題,當時的情況迫切需要社會學者對此做出回應,為此,美國社會學家帕克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建立了第一個城市研究中心,這標志著城市社會學的成立。 芝加哥學派以城市社區為分析對象,提出了著名的生態學理論,至此,城市社會學有了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成為一門獨立、完整的學科。
      在隨后的 20 世紀,隨著世界范圍內工業社會向都市社會的轉變, 城市和大都市區成為宏觀社會運行的戰略性場所,城市社會學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化,分支不斷增多,新流派與新理論不斷涌現。

      二、 城市社會學學科建設的困境

      城市社會學在研究對象的確定、學科范圍的界定、以及理論建構方面都存在著困境。 這三種困境前者為后者的直接原因,層層遞進,制約著城市社會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一)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專屬問題難以確認

      城市社會學具體研究城市內部特定的社會關系或社會過程。 英國城市社會學家桑德斯指出,自城市社會學科學建立伊始,確定這一研究對象的嘗試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作為生態社群的城市, 第二次是作為文化形式的城市,第三次是作為資源分配系統的城市,第四次是作為集體消費單位的城市。四次嘗試雖然不能說是失敗,但均遭到批判,顯示出問題與漏洞。
      人類生態學派認為城市是人們適應環境的產物,城市(社區)其中的人們自發地進行生物性的生存斗爭,具有相同經濟地位、社會價值的人們分化聚集于不同區位,這種非預期效應的功能性適應就形成了城市社區的結構和形態。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生物性斗爭幾乎存于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和地方, 人類的生態適應過程顯然不是城市獨有的。
      齊美爾以及帕克的學生沃斯都認為城市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文化形式。 齊美爾試圖確定一種與眾不同的“大都市人格類型”,他的研究將大都市人格解釋為聚落規模效應與發達分工和貨幣經濟的共同產物, 沃斯也持類似看法,他認為城市生活方式是大規模、人口密集且混合的聚落的結果。 他們的觀點混淆了城市文化與城市規模,因為城市規模所引發的特殊性并不是城市文化。 城市和鄉村的不同,主要是質的不同,而不是量不同的結果,當然,數量的增長,會促使城市的形態和結構發生改變,但只著重對城市人口數量、規模的研究,是無法深入探討城市本質的。 由于城市本身生活方式的確認非常難,城市是一種文化形式的論斷也遭到韋伯觀點的反對,“一個地方之所以被視為城市,不應以生活空間的范疇來理解,更多的是要從經濟的立場來觀察。 ”
      伴隨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地位的上升, 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介入改變了傳統的治理模式, 地方科層體制中的官僚和技術專家成為影響城市的主要力量。 英國新城市社會學者帕爾認為城市社會學的具體任務就是研究城市管理者在資源分配中的行為如何導致不平等,這又如何成為城市階級斗爭的主題。 這一觀點遭到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質疑,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指出,城市管理者并不具備獨立性, 他們的行為實際上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央政府的限制。 帕爾回應了這種批評,他把城市管理者視為中介變量, 并將城市經理人的行為放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宏觀背景中去考察。 這樣,帕爾研究的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城市的獨特性被淡化了。 英國新城市社會學者雷克斯則研究了城市住房與種族的關系,提出了住房階級理論。 這一理論也遭到了其他學者的批評和質疑,桑德斯指出,雷克斯的住房階級實際上是社會群體不平等,這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學問題,但不是專屬城市的問題。
      關于城市研究專屬問題的確認, 美國新城市社會學者卡斯特的計劃是實現空間單位與社會單位的統一。 城市是一個空間單位, 有什么社會功能是在特定空間內組織和運行的呢? 卡斯特認為是消費。 消費是在特定的空間中供給的, 消費可以滿足空間單位與社會單位的一致性要求,因此,專屬城市系統的過程就是消費。但隨著人口的流動性,以及互聯網消費方式的出現,消費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地域的限制, 而且任何根據城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功能建立城市理論的嘗試都不能忽視生產問題。 因此,消費也不能作為城市獨有的社會過程。

      (二)城市社會學研究有擴展為社會學研究的趨勢

      城市特殊社會過程的難以確定使城市社會學研究面臨著一種困境:“創立城市社會學的任何嘗試都必定會被擴展為研究社會整體的社會學。 ”這在城市社會兩個主流范式中都得到清晰的體現。人類生態學派通過研究城市發展出社會理論。 人類生態學派以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來分析人類社區, 提出了人類生態學理論。 人類生態學理論關注人類如何適應環境,這為研究經濟、政治和道德現象提供了分析框架,因此,人類生態學理論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的基礎。 正如沃斯所言,“人類生態學并不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而是一種觀點和視角、一種方法,從本質上講是科學研究社會生活的知識載體, 像社會心理一樣, 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學科基礎。 ”
      新城市社會學在研究城市時關注社會整體政治經濟因素。 新城市社會學關注城市背后的社會過程,將城市作為社會內部的過程。美國社會學家甘斯指出,“新城市社會學的視角難以為分析提供邊界, 并很快由城市轉向國家層次,如果分析一旦轉向國家和實際經濟,那么再回到城市就很困難。 ”

      (三)城市社會學理論建構的二元性矛盾

      城市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一個二級學科, 理應發展出“中觀”層面的城市社會理論,但由于不能明確“城市與社會”的分析邊界,城市社會學在研究中最終分為兩派:一是有理論關注點,但卻不再把城市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二是仍然關注城市,但卻沒有研究城市的基本理論。
      人類生態學派的創始人帕克想把物質社區的空間形式與作為生態過程的建構社區二者統一起來。 通過對現實中經驗社區的研究,發展出一般的城市社區理論。 其后的研究并沒有很好的統一這兩個方面。 古典人類生態學派的麥肯齊和伯吉斯希望能發展出一種模型, 揭示出城市運作的過程,受其影響 20 世紀 30、40 年代興起的社區研究將注意力放在了物質社區的空間形式上, 對作為生態過程建構社區這方面則忽略了。 他們雖然積累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資料, 卻發展不出一般的城市理論。 到了 50年代,新正統生態學學者霍利開始扭轉這個發展方向,他將人類生態學理論重新定位為研究人類適應環境的生態過程,“霍利在復活人類生態學理論時放棄了其與城市的特定聯系, 人類生態學理論的發展更多地是一種生態學視角而不是城市理論。 鄧肯進一步將生態學理論與城市理論的關系變成了純粹是偶然關系。 人類生態學本質上不再是一種城市理論, 它不能為特定城市理論的發展提供概念框架。 ”
      新城市社會學中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試圖將城市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他們的研究也注定要分為兩派:一方面,我們會看到不再關注具體城市問題的生產、消費等社會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學者繼續分析城市及其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作用,卻發展不出“任何一致的理論框架來把城市理解為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個具體過程。 ”

      三、 城市在當代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地位

      城市社會學的興起是因為城市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研究中,城市的特殊社會過程卻難以確認,城市究竟是不是研究社會的有效單位?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城市在當代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地位。 通過上文的分析,這一答案已經基本明了。

      (一)城市是社會變化的權變因素

      城市是推動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的力量。 這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城市具有規模效應。無論我們怎么定義城市, 城市顯然都是龐大且復雜的人類集合體。 城市的規模效應確實會對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互動模式產生影響。齊美爾就曾指出,“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群體必定會發展出維持并提高自身的形式和組織, 但一個較小的群體卻不必如此,群體壯大時,小群體會消失一些特征。 包括成員之間的互動。 城市規模決定互動模式。 對社會關系模式具有一定的影響。 ”
      此外,人口的集中還有利于或促進某些社會事物和過程發展, 社會各種力量所導致的某些社會現象會在某些地區或城市比較明顯。 例如,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在城市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激進階級意識的產生, 不過這種階級意識的根源在于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不斷加劇的矛盾———城市化并沒有產生這種階級意識,卻可以成為其充分發展的條件。工業無產階級只有在城市中,才能獲得其完整的階級性。第二,城市是社會運行的重要條件。作為宗教、儀式和商業的中心,城市是所有社會存在的重要場所。 哲學家斯賓格勒曾說:“人類所有的偉大文化都是由城市產生的……世界的歷史就是城市人類的歷史。 民族、國家、政治和宗教,所有的藝術以及所有的科學, 無一不立足于這一人類生存的基本現象:城市。 ”
      進入工業社會后,城市的重要性更加凸現。 城市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形成的前提。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形成的最主要的條件,是城市的存在,因為只有城市才有可能提供,合理的核算,自由市場,合理技術、有法可依、勞動自由、經濟生活合法化。吉登斯則認為城市是一個權力爐或者權力容器,國家通過城市來支配社會。
      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經濟活動的地域分散,跨國和跨地區的動態增強,全球文化多樣性逐漸凸現,城市又成為這三種趨勢的主要場所。 城市可以提供分散的控制力和所有權,持續集中利潤,以及保持社會文化的特殊性。 可以看出,城市是生產和交換的中心,消費的中心。 城市是日常生活、使用價值消費的場所,作為區域性的具體地點,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銳的地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的焦點, 是都市問題與更為隱蔽的文化問題的結合場所。 城市是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主要場所,亦是社會問題和社會沖突集中的場所。

      (二)城市是研究社會的關鍵領域

      經典理論家確實通過探討現代城市, 展示了社會整體的運作過程。 城市社會學家們也通過城市提出了一些不局限于城市但卻極具合理性的社會理論。 這些理論都觸及社會理論的核心。 前文已經提到,人類生態學派的適應性理論成為社會科學的基礎。 此外,消費研究是新城市社會學的重要內容。 消費同生產一樣重要,消費問題的研究使學界注意到一個至關重要卻被忽視的領域。 隨著政府開始在生產和消費領域同時干預, 人們在生產領域獲得的財富不再是階層劃分的唯一標準。 消費也成為影響社會分層和政治團結,形塑人們生活、決定社會關系、引發社會沖突的重要因素。 卡斯特提出的集體消費問題使我們注意到消費作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功能的重要意義,桑德斯肯定消費作為研究城市社會學對象的重要意義,他分析了消費對于社會分化的影響, 并指出城市社會學的發展前途應該成為消費社會學。 卡斯特和桑德斯的消費理論具有廣泛的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基礎,后來者在他們的基礎上不斷完善, 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英國學派消費社會學。

      (三)城市并非社會理論研究的核心

      雖然城市在社會發展中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學者們也確實從城市社會研究中發展出了一些不再關注地域(城市或區域)卻極具價值理論,但城市仍然并非社會理論研究的核心。首先,在理論建構方面,城市社會理論多是以已有的社會理論分析城市得出。 如人類生態學理論是運用生態學理論分析社區所得, 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則是使用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審視城市得來, 從城市社會微觀研究中發展出的創新理論幾乎沒有。 其次,城市問題需要通過“社會”的辦法來解決,這就意味著城市不是社會政策制定、政府干預等關注的根本。 社會失范會在社會生活最緊張,人口最集中的城市表現突出,但這并非是城市的問題,社會問題只是借助城市表達出來而已。 城市問題需到整體社會中去尋找答案。 許多城市現象也不能通過分析城市本身得到解釋,只能通過分析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過程得到了解。 例如,迪爾凱姆注意到城市自殺率居高不下,但他認為這并不能從城市主義理論中得到解釋,這類現象源自于社會異常的分工形式。 最后,當前城市作為社會分析單位的代表性降低。 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城市已經不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單位。 社會分工超過了地域的限制, 城市空間限制對社會生活的意義越來越小。 隨著舊的城鄉關系的瓦解,民族國家作為“權力容器”日漸受到學者的關注。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現今民族國家的地域邊界具有絕對重要的意義, 以至于社會學分析常常把民族國家等同于社會。

      四、 結語

      城市特殊社會過程難以確認, 并不意味著城市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的非合理性,實踐證明,任何當代社會現象的解釋仍然必須關注空間對于社會某些過程產生的阻礙或者推動作用。 桑德斯曾說過,馬克思認為封建社會晚期的城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為一個“歷史主題”。
      這也是為什么在空間(地域)研究中,社會學的貢獻一直沒有地理學的大。 即使現在作為社會學分析空間單位的地位受到民族國家的威脅, 這也并不代表著城市對于社會學解釋不重要。 現在,我們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城市化浪潮,21 世紀中葉,將有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再一次成為理解重構社會秩序的新趨勢的關鍵領域。 城市社會學早期的一些議題對于理解當今社會的某些關鍵性問題也重新顯現出戰略價值。 因此,我們應該堅持城市研究的重要性, 以城市特有的視角分析新時代背景中的社會狀況,并發現社會問題,這也是城市社會學在社會理論研究中的意義所在。
      社會科學與社會緊密相關。 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學者們會提出符合當時社會情況的學科理論, 學科建設也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和挑戰。 隨著世界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城市成為人類主要居住地時,又或者城市在未來社會中出現了特質, 城市社會學的困境或許會自行消解掉,當然,也可能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日益復雜化,嚴格遵循學科界限的體制型學科研究受到批判,針對某一問題展開跨學科協作的學術性研究日漸興起。 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其它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可以為城市社會學帶來分析問題的新視角,解決問題的新思路,學科交叉出現的新研究領域。 城市社會學的困境問題也許會在跨學科研究中找到一些可行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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