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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都市農民工的生存貧困問題的實證分析

    時間:2014-05-29 來源:未知 作者:7號編輯 本文字數:7557字
    論文摘要

      一、引言

      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中催生出的產業工人群體。這一群體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助推力。一方面,他們為謀求生計從農村流動到城鎮,通過獲取各種資源和技能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為中國的城鎮發展輸入了大量的勞動力,為我國的城鎮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了中國城鎮建設和服務的主要群體。據國家統計局檢測結果顯小:截止2010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24億人。其中外出就業1.53億人,本地非農就業人口0.89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數不斷的激增。

      然而,農民工問題口益成為現代社會的焦點問題,他們并沒有得到與之付出成正比的收益,且受城市社區的排斥和隔離。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反而生活越來越貧困,生存處境越來越受到威脅,農民工直接與三農、城市化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相關,對于他們的關切就成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議題。本文試圖對都市農民工的生存貧困問題做實證分析,并形成解決農民工貧困問題的多元機制。

      二、概念界定及研究回顧

      (一)乖既念的界定

      “農民工”屬于中國大陸特有詞匯,它產生的大背景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在急劇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城鄉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大量的農民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由鄉村流動到城鎮謀求新的發展。這種大范圍、跨區域的人口流動,也被稱之為“民工潮”。

      從其背景來看,“農民工”被定義為離開農村聚居地到城鎮的外來務工人員,這一概念隱含著兩層意思。從農民工流動的范圍來看,一些農民工離土不離鄉,也就是就近在鄉鎮務工,具有種地和做工的雙重身份;而大量的農民工則背井離鄉,涌入到城市中常年務工,成為完全的產業工人。從本研究的對象來看,主要針對后一種農民工群體,因為相比前者,后者則更具有貧困的特征。

      本文不再對貧困概念作具體的解釋,從宏觀的概念視角來說,這里的貧困概念內涵豐富,主要有經濟貧困、權利貧困、能力貧困等等,這里不準備從個人能力的因素考察其貧困問題,主要從社會結構方面來進行說明,加入了農民工精神貧困的考察。對農民工群體的貧困地位作整體的判斷。

      (二)國內研究回顧

      國內對于農民工問題的研究文獻非常可觀,主要集中在農民工的勞動力就業與城市化、社會保障、子女教育問題以及住房、市民化問題的研究。在勞動力與城市化方面,學者主要是以農民工的勞務輸入為特征展開研究的,在這些方面的努力主要是經濟學家做出的,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農民工對于城市化建設的“正功能”。而社會學家對此研究則主要關注在勞動力的輸入過程中,農民工所受的社會歧視、社會排斥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研究是社會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主要關注點在于農民工在城市融入時遭遇到的社會保障問題,與普通市民享有不同的社會分層地位,由此形成的“勞務吸收、身份排斥”局面,使得農民工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權益。

      另外,對于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學者項繼權的研究具有典型性,他通過對湖北及其它省的實證調查認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現行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化政策的產物。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必須立足城鄉平等和城鄉統籌的原則,消除對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歧視,建立城鄉一體和公平的義務教育體制。另有學者對于農民工住房及市民化問題的研究,基于社會身份認同視角,認為在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中,缺乏對自身身份的認同,被邊緣化、疏離化,對城市社區沒有歸屬感。比如蔡禾經過實證調查發現,農民工的城市認同不僅受個體自身市場能力和相關制度設置的影響,同時還關系到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具體實踐,即他們能否弱化對原有鄉土網絡的依賴,更多地利用新生社會網絡來開拓城市生活。

      以上諸方面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比較全面,但是對于農民工貧困問題的研究尚少。雖然對城市貧困問題的研究文獻很多,但大都是以城市低收入群體的本地市民為研究對象,而農民工群體貧困問題的研究則比較少,而且缺乏多視角分析。已有的文獻大多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農民工的貧困問題,比如學者李實的部分研究都是從經濟體制、工資以及福利性收入和個人的人力資本方面來說明城市農民工的貧困問題的。但是,農民工貧困問題僅僅從經濟學上是難以解決的,需要多元分析視角,尤其需要從社會學視角進行電有成效的分析,這也是本文所要做出的努力。

      (三)研究對象及調查方法

      本次的研究對象是農民工,主要是在學校所在地的洪山區范圍內進行個案訪談,這也是基于筆者的實際狀況和洪山區的獨特地位。為了克服大范圍數據收集的困難,研究主要借助于筆者對農民工的訪談所獲得的資料來分析。之所以選擇洪山區作為調查的區域,主要在于洪山區城鄉結合特征比較明顯,農民工較為集中,且流動頻繁。另外筆者經過觀察發現,這一地區的農民工大多生活在廉租房、棚戶區,適合調查對象的大體特征。這次調查由于條件限制,訪談數量較少,對于農民工貧困問題只能做前期的探索性研究,有待以后條件具備,做更深入、范圍更大的區域研究。

      三、都市農民工貧困原因的社會學分析

      (一)社會排斤視角下的農民工貧困問題分析

      “社會排斥”概念由法國學者勒內·勒努瓦首次提出,這一理論強調個人或者群體被部分的或全部的排斥在社會系統之外,形成某種斷裂的趨勢。由于社會群體差異的存在,或者說帕克意義上“種族關系圈”,這種差異會不斷的被強化與認同,最終形成群體間明顯的界限,處于優勢地位的競爭群體就會占據有利地位或主流地位,對其他群體進行歧視、排斥以鞏固本群體的優越感和利益。

      社會排斥理論主要被用于對弱勢群體的研究。就目前中國農民工地位而言,他們屬于流動性進城務工人員,在城市中不具有與城市市民的競爭優勢,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處于弱勢地位,他們是受到明顯排斥的。這些排斥的最終結果加劇了農民工在城市的貧困趨勢。據筆者調查,城市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排斥主要表現在:市場排斥,在農民工就業的過程中,由于他們缺乏各種“合法”條件,包括市民身份、高等教育程度等,因而他們缺少正規就業的資格,被排除在高收入的行業范圍之外,他們的就業權利與勞動報酬的獲取也被剝奪或受到威脅;社會權利排斥,這包括他們的社會保障、權利訴求以及技能培訓等,他們享受不到與市民一樣的社會保障權利,他們在權益受到侵害時,更多的只是忍耐以求平息。

      身份認同排斥,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工由于缺少城市戶口而受到的種種責難,更多的是對他們心理上的壓力,使他們只能與相同的群體交往,而無法融入到城市這個現代化工廠中去。

      “我們在找工作的過程中都基本上在固定的幾個行業,也不敢想會有什么好工作,我們在農村的時候的就聽說在城市打工只限于建筑工人、餐飲業等,所以我們來到城市以后就想著這幾個方面,而且在找工作的時候感覺比較自卑,都是大批大批的招。

      (二)社會分層視角下的農民工貧困問題分析

      社會分層理論在社會學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這個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預小著一種社會的不平等,但是它對分析社會問題卻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西方社會分層理論主要以馬克思的階級分層理論和韋伯的多元分層理論為主,前者主要以財富的多寡來劃分社會階層,后者強調的多元分層模式,主要從聲望、權利、財富三方面進行分層,韋伯的社會分層對于分析中國社會現實顯然更為合適。

      社會分層理論主要強調階層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形成不同階層的劃分依據。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將中國社會人口分為十個階層,其中作為農民的流動人口屬于第九階層,幾近于社會最底層。這就決定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無法享有同等的社會權利和資源。這種基于財富、聲望以及權力的社會分層結構導致農民工在社會階層中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在訪談的過程中,被訪談對象也普遍這樣認為。他們在城市的結構分層乃至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中都處于社會底層,就其境況來說甚至比留守在家鄉的人更為困難。他們處在城市的底層,鄉土關系斷裂以后隨之而來的無助感與孤獨感使他們在城市融入過程中舉步維艱。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沒有什么分層優勢資源來為其創造收益,受訪者普遍認為他們來到這個所追尋的城市夢,由于他們在城市社區的邊緣地位以及他們所固有的農民身份而破碎,對這種社會分層地位持悲觀的態度,以及對無法改變既有的社會結構的被動適應,這樣他們只能靠出賣自己廉價的勞動力去獲得微薄的收入以維持生存,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變故,更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社會分層中實現向上流動,同時隨著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他們的生活會更加的貧困。

      來到這里打工只是養家糊口,我們在城市中沒想著能在這里長期待著,也不敢多想,這么微薄的工資,又沒有什么技能,只能靠自己的一點勞力,與城里人差距太大,我們最后還是要回到家鄉。

      (三)社會空間視角下的農民工貧困問題分析

      很長時間,社會學理論只是關注空間中社會關系與社會過程中的橫向維度,而忽視了“地理學的想象力”,馬克思、齊美爾和芝加哥學派某種程度上為空間的闡述起了思路引導作用,而列斐伏爾則更全面的闡述了空間的生產。社會空間理論加入了地理學的維度而具有)、一泛的解釋力,特別是對于城市空間結構的洞悉。在列斐伏爾的觀念里,空間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它不是靜態的,它產生于有目的的社會實踐,這種社會實踐反而會進一步強化這種社會關系。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的類型學以及對社會空間的功能闡述都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他的社會空間理論是以資本主義的社會為背景闡發的,比如他認為空間的再生產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空間是一種生產資料、消費對象以及政治工具等。那么他的社會空間理論對于中國城市空間的解釋,特別是對于所要討論的農民工問題又具有什么樣的解釋力呢?

      中國城市空間架構的形成受到社會分層的影響,整個城市的布局是按照這樣的意識導向所形成的:即主體社會關系以及社會資源對城市結構的形成具有重要主導力。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城市結構現象,‘富裕者住的是高級公寓,或者說富裕者形成了聚集區,而普通市民則其次,形成次級條件的居住區,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群體則大量的聚集在廉租房、棚戶區以及某些樓盤的地下室。筆者在本科學習的實習中親身感受過這種情況。這樣的空間結構布局只會形成某種“馬太效應”,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由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源所構建的這種空間結構反過來強化了農民工對于自身的身份認同,“他們就是暫時性的租客,這個城市對他們來說沒有歸屬感”。空間的隔離使他們的社會資本只能限制在同一群體之間而無法擴展,限制了不同資源的交換。“不同的社會群體幾乎是處于完全不同的發展水平,他們之間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有機社會,整個社會是斷裂的”。這些都加劇了農民工在都市里的貧困趨勢。

      “我們當初來到這里的時候都是結伴,有時也是老鄉介紹的,一般也是住在一塊的,就現在我們住得地方基本上都是我們這種人租的,環境比較差,也比較亂,通常我們下班以后在一起出去玩玩,范圍也比較狹窄,更不敢和城里人打交道,感覺人家瞧不起我們。”

      四、都市農民工貧困的影響

      都市農民工是城市產業工人的中堅力量,在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現代經濟建設中起著重要的助推力。但是他們的貧困處境對于工業化、城市化以及現代經濟建設卻起著負面效應,必須對這種負面效應有所認識與考察。

      (一)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農村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出務工人員資金、技能及各種資源的輸入,這個龐大的群體每年為農村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客觀,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支撐力量。這一部分人的貧困問題不僅影響到其自身家庭的貧困,也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他們本來就是離開自己土地外出漂泊的群體,抽調農村的超過剩余勞動力的大部分勞動力,給農村社區的建設自身帶來了許多問題。比如勞動力缺失問題、留守幾童問題、孤寡老人問題等等。如果他們在城市社區處于貧困的地位,這個農村建設的支撐體將會給農村的經濟發展帶來難以想象的損失。當下,其貧困處境也給我國“三農問題”問題的解決雪上加霜,不利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總之,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況直接關系到農村的經濟發展狀況。

      (二)對城市化的影響

      工業化、城市化的實踐表明:產業工人的勞動力對于城市化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吸引了大批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他們是城市建設中產業工人的主體,成為我國工人群體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農民工群體為城市化的進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付出撐起了城市林立的高樓;而另一方面,他們卻越來越陷入到貧困的境地,包括他們的權利貧困、物質貧困、精神貧困等。這種貧困地位對城市建設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當初建設城市的動力被這種窘迫地位所消磨。當這種貧困的地位逐漸的演化成各種社會失范行為,就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比如犯罪、偷竊、吸毒等等。另外,當農民工群體意識到自己的貧困以至于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時,就會產生持續的流動性,或者返回家務農。這樣就造成了城市勞動力的缺失,這幾年新出現的“民工荒”就是典型的例證。

      (三)對農民工心理的影響

      “現在的農民工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越來越多的人具有追求城市生活的動機,市場競爭能力更強”。但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征使他們對于市民化望而止步。長期的戶籍制,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歧視把他們壓制在城市生活的邊緣與底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疏離化”及“邊緣化”,使他們的自身生存處境更加貧困。這種貧困對他們的心理上的沖擊非常大。學者王雨林把這種壓制的心理總結為三種心理類型:仇恨心理,這是源于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和微薄的工資產生的相對剝奪感以及情感上的缺失;過客心理,這是因為他們長期游離于城市體制之外,是由其生活、職業、社會網絡的邊緣化引起的,他們長期處于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雙重邊緣人”地位;自卑與封閉心理,這種心理來自于兩方面的刺激強化:其一,對自身身份的認同與強化;其二,城市人對于他們的歧視與偏見。

      五、對都市農民工貧困問題的對策建議

      都市農民工的貧困處境不僅關系到他們自身的生存問題,也關系到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及現代化進程。

      對農民工群體貧困境況的關注,切實解決他們的生存貧困問題對于以上諸方面都意義深遠。通過前文對農民工群體貧困的原因及其對各方面影響分析,筆者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對策建議:

      (一)消除社會排斤機制,提高社會認同度

      社會排斥對于農民工群體的貧困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包括市場排斥、身份排斥、社會權利排斥等。就具體的實踐操作而言,要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系統中降低他們的市場進出門檻,使他們的職業定位更加的多樣化。滿足于不同層次的農民工的工作需求,提高農民工的待遇,特別是對于社會保障的訴求要切實落實;國家要逐步改變對農民工的體制性排斥。比如開放戶籍制、住房體制、農民工子女受教育體制等等,認識到戶籍制是一切體制性排斥的根源,改善農民工的住房質量,興建針對農民工的廉價保障房、低價商品房以及出租房。在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上,不僅增加其學校數量,更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歧視問題。政府要向人們灌輸社會公平的觀念,對受教育的城鄉子女一視同仁;政府及社會組織還要在農民工權益保障方面提高其維權訴求,在其工作的權利保護方面要加大支持力度,疏通權益訴求渠道,各級政府也要健全這種權益保護的相關政策法規制度,使之落到實處。

      (二)化解社會分層機制,促進社會平等觀念

      社會分層機制對于農民工群體而言預小的是更多的不平等。如果按照資源的多寡來分,這一群體就會長期被壓制城市社區的底層,并固化他們的貧困地位。化解社會分層體制的重點在于這種分層體制是按照什么樣的指標進行的。具體來說,就中國的實踐而言,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社會對經濟收入的重視。這種社會分層主要以經濟指標和體制結構指標及文化指標為主。對于經濟指標,政府要做的就是弱化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地位,增加農民工群體的經濟收入,平衡不同群體間的經濟收入差距,努力促進社會平等觀念;對于體制指標,這是社會分層的剛性指標。對此,國家要制定縮小城鄉差距的切實可行的長期發展戰略,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的體制性隔離,疏通流動渠道。雖然在物質形態上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在關鍵措施上卻遲遲未動,各種體制性隔離還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層層障礙;對于教育指標,不僅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強對農民工群體的各項技能培訓,使他們在就業選擇上更加多元化,增加他們的擇業競爭力。

      (三)打破社會空間布局,促進各群體交流與融合

      社會空間布局對于農民工群體的貧困地位也是剛性的區隔,是他們在城市中群體身份的標識,限制了其社會網絡的延展,這也是政府長期忽視的領域。這種空空間區隔對于農民工群體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僅限于同一群體的交流會弱化自我的社會認同感、歸屬感,也常常是社會問題最容易爆發的空間,這也就使他們更加貧困。對此,政府要合理的規劃城市布局,打破傳統的、固化的城市空間結構,使城市社區改變原有的富裕者與貧窮者、城市人與農民工區別明顯的地理布局,促進他們的融合與交融。這樣以來,通過他們與其他群體的信息、技能、勞力資源的交換,群體文化的交流與認同以及社會網絡的擴展,對他們的市民化進程和改變自身的貧困地位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對于整個社會結構都形成了革命性的沖擊,使整個社會更加的和諧。

      六、小結

      本文通過以上對都市農民工貧困處境的考察,并通過對武漢市洪山區農民工的個案訪談的求證,認為農民工群體自身的處于貧困境地,并不斷呈現貧困化趨勢。

      從社會學視角分析認為社會排斥機制、社會分層機制以及社會空間機制對于造成農民工自身貧困地位,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工業化以及農民工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要想改變這種貧困地位就要從這三方面的入手。本文并提出多種解決措施與途徑,雖然比較宏觀,缺乏具體的操作性,但希望對于政府以及社會的整體心態的調整有所裨益。

      當農民工群體傾盡他們所有的血汗與力量撐起城市的一片天空時,當他們在這個受盡社會歧視的城市社區辛勤的勞作時,我們卻發現他們自身的生存狀況不斷的貧困、惡化。那么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觀念存在的意義如何,這個社會怎樣才能達到理想中的社會和諧呢?

      我們真切的希望農民工群體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逐漸實現市民化,實現他們的城市夢,并最終有利于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現代化建設進程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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